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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如果你不想错过巴黎暖人的阳光闲适的午后，请看一下这本书；
如果你不想错过一场异国风味的饕餮盛宴，也请看一下这本书；
如果你不想与一位有着鲜活个性的女主角失之交臂，那更要看一下这本书。
□ 相关电影《美味关系---朱莉与茱莉亚》的曝光率极高，梅丽尔凭借此片喜获金球奖和奥斯卡（提名最佳女主角）。作为《美味关系》的系列读物，强力推出。
□ 作品本身小资情调和励志意味很浓。不但讲述了茱莉亚作为一个不会讲法语的美国人在巴黎这座小资城市的美味人生，更透过美食带领读者找到生活之乐。
□ 爱情元素。茱莉亚有个外交官老公，全力支持她的烹饪事业，他们的感情也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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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口香煎鳎鱼的绝美滋味，改变了她的人生……她如何一步步成为绝代厨神茱莉亚？浪漫的法兰西给了她怎样的灵感和启示？先生保罗如何在她身畔相知相携，谱写半个世纪的完美爱情？
在这本茱莉亚献给法兰西的动人情书中，她用快活的笔触描摹出20世纪40年代末的巴黎风貌、诱人的佳肴美馔，还有形形色色的可爱法国人。当然，人生并不总是玫瑰色的。在茱莉亚坦诚的自传中，我们得以窥见她光环背后的诸多艰辛。
好莱坞依据这本传记，结合朱莉·鲍威尔撰写的作品《美味关系》，拍出电影《朱莉与茱莉亚》，于2009年上映。片中梅丽尔·斯特里普饰演茱莉亚，生动传神的表演为她再度赢得金球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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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茱莉亚•查尔德
1912年出生在美国加州的帕萨迪纳。她毕业于史密斯女子学院，二战期间在美国战略服务处任职，并遇到了后来的先生保罗•查尔德。1948年，她随夫君移居法国，为法国精致的美食彻底折服，因此进入著名的蓝带烹饪学校学习厨艺。
名厨就此诞生。37岁才开始学习烹饪的茱莉亚踏入了法国美食这个精妙的天地，也踏入了她精彩纷呈的下半生。1961年，划时代的《掌握法国菜的烹饪艺术》在美国出版，顿时在全美掀起法式料理的热潮。这本厚达734页的洋洋巨著，以前所未见的、详尽而精确的写作风格迅速征服了读者，至今仍在不断再版。1963年，茱莉亚开始主持名为“法国大厨”的电视烹饪节目，热情欢快的爽朗天性和独一无二的颤抖嗓音让她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厨。1966年，她的头像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
四十年间，茱莉亚主持了数十档公共电视节目，撰写了大量烹饪著作。由于成就非凡，她在坎布里奇家里的整间厨房被美国史密森尼博物馆收藏。
2004年，茱莉亚在九十二岁生日的两天前于加州过世。
亚历克斯•普鲁多姆
亚历克斯•普鲁多姆是茱莉亚的先生保罗的侄孙，他是位自由作家，作品常见诸《纽约时报》、《纽约客》、《名利场》、《时代》和《人物》等报章杂志。他出版过《细胞游戏》一书，并与迈克尔•切尔卡斯基合著有《预警》。他与家人现居纽约布鲁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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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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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味”推荐
前言
自序
第1部
第1章 美丽的法兰西
第2章 蓝带烹饪学校
第3章 三个纯真的食客
第4章 马赛鱼汤
第2部
第5章 美国厨房里的法国菜
第6章 掌握法国菜的烹调艺术
第7章 续集诞生
第8章 《法国大厨》在法国
第9章 茱莉亚·查尔德的厨中秘籍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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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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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美丽的法兰西
远渡重洋
清晨五点四十五分，美国号邮轮上，保罗和我从温暖的铺位上醒来，朝舱壁上的小舷窗外望去。前一夜我俩睡得都不踏实，部分是由于天气，部分是由于难抑的激动心情。我们揉揉眼睛，向玻璃外张望。外头雾蒙蒙的，在浮动的迷濛和深蓝色的黎明微光中，依稀看得见岸边闪烁的灯光。1948年11月3日，星期三，我们终于抵达法国的勒阿弗尔（LeHavre）。
我从没来过欧洲，心中对未来一片茫然。船已在海上行驶了一个星期（感觉上可要长得多），我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踏上陆地了。自打亲人们在满城秋色的纽约把我们送上船，这艘美国号邮轮就直挺挺地驶进了北大西洋的狂风中。庞大的船体在楼房高的巨浪中颠簸着，海浪的拍打声、摇撼声、颤抖声、呜咽声……在耳边不停回响。过道里悬挂着救生索。抬高……抬高……抬高……巨大的船身不断上扬着，攀到了波峰，犹豫摇摆一会儿，然后跌落……跌落……跌落……船头不断下滑，一头扎进波谷，溅起大片大片的水沫。我们筋骨酸痛、精神萎顿，地上满是摔得粉碎的碗碟。绝大多数乘客和部分船员都难受得面无人色。保罗和我幸运得很，我俩有当水手的潜质，胃口犹如铁打般坚定：有天早上，只有五个乘客勉力去吃了早餐，我俩就在其中。
我在海上的旅行经验很少，只是在二战期间往返过亚洲，却从没经历过这么厉害的风暴。可保罗见多识广，凡是能想象出的各种天气他都经历过。二十年代初，他付不起大学学费，搭上一艘运油船从美国去了巴拿马；他曾搭乘过小渡船，从马赛港前往非洲；他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Trieste）出发，穿越地中海和大西洋，到达纽约；他也曾在一艘双桅帆船上当过船员，从新斯科舍（NovaScotia）驶向南美；二战期间他还在中国海上的一艘指挥舰上工作过一阵子。他见识过海上的龙卷风、大雷雨，以及诸多“大自然的原始暴力”——他用的就是这个词儿。保罗有时候极有大丈夫气概，有时候又安静而执拗，书卷气十足。他特别恐高，却会强迫自己在狂风巨浪中站上缆索装置的顶端。在这艘颠簸摇晃的美国号上，为我俩的安全问题操心的主要是他，这也蛮符合他的性格。
那年，保罗得到了一个在巴黎美国大使馆的工作机会，负责美国新闻处展览部门的工作，职责是通过视觉艺术的手段，增强法美两国的联系。这算是文化和宣传方面的事务，而他正是不二人选。二十年代初，保罗在巴黎工作生活过，能说一口流利法语，并且极为欣赏法国的醇酒和美食。在这世上，巴黎是保罗最心爱的城市了。因此，美国政府给他这个机会的时候，他立即答应下来。我呢，就算作他额外的一件行李，一道跟过去啦。
我俩一致认为，旅行有如情感关系的试金石：这一路上，我们无可避免地会碰见乱子，也会惊喜连连，如果我们能对付得了这个，那后半辈子必定能和谐相处。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得还不赖。
1944年夏天，我俩被战略服务处（OfficeofStrategicService,OSS）（即美国中情局的前身）派往锡兰，在那儿我们相识了。保罗是个艺术家，政府雇他是为了建立军情室，方便蒙巴顿将军（GeneralMountbatten）研究情报人员发回的情报。我是登记处的头儿，负责处理情报人员发回的实地报告和其他最高机密文档。战争后期，保罗和我被派往中国昆明，在那里我们为魏德迈将军（GeneralWedemeyer）工作，一边继续谈恋爱，一边大啖鲜香美味的中国菜。
尽管我们是在异国他乡认识的，可我们从没觉得在亚洲的那段日子像是“出国”：我们每周工作七天，睡在军营里，时不时地要听从军队派遣。
可现在战争结束了。我俩在1946年结了婚，在华盛顿住了两年，如今又要搬往巴黎。自打1946年9月1日的婚礼以来，我们两人都一直忙个不停，连个像样的蜜月都没享受过。或许在巴黎待上几年会弥补这个缺憾，找回蜜月的感觉。唔，这计划听上去挺不错。
当我透过舷窗，望着勒阿弗尔的闪烁灯火时，我发现自己对眼前的景象一无所知。对我来说，法兰西是个模模糊糊的抽象概念，是个一直存在于想象中，却从未真正触碰过的国度。我迫不及待地想上岸去，可同时心里充满了疑惑。
在美国加州的帕萨迪纳，我长大的地方，法国的声誉可不怎么样。尽管我那位身量高挑、不苟言笑的爸爸（“大个子约翰”•麦克威廉斯）从没去过欧洲，一个法国人也不认识，可他喜欢说欧洲人——尤其是法国人——全都“性格阴沉”，“举止卑鄙”。我倒是认识几个法国人，可她们几个都是老师，全是怪里怪气的老处女。死记硬背地“学”了几年法语之后，我一个法语词儿也不会说，也听不懂。更有甚者，拜《时尚》（Vogue）杂志和好莱坞大片所赐，我怀疑法国人尽是些甜腻腻嗲兮兮吹毛求疵的主儿——女人们过分讲究，梳着精巧的发型，都是招人讨厌的娇滴滴小东西，男人们全是阿道夫•门吉欧（AdolpheMenjou，1890.2-1963.10，美国男演员。——译者注）那种类型的，喜欢捻着小胡子，调戏女孩子，整天思谋着怎么欺负美国乡下人。
而我是个加州人，身高六英尺两英寸，“芳龄”三十六，大嗓门儿，嘻嘻哈哈，大大咧咧。从眼前舷窗看到的法国，就像个巨大的问号横亘在我面前。
美国号慢慢地驶进了勒阿弗尔港。战后的残迹随处可见：巨大的起重机、成堆成堆的砖头、炸毁的断壁残垣，还有锈迹斑斑、半沉没的废弃船只。拖船把我们推向码头，我倚着栏杆，朝船坞上聚集的人群里看去。一个魁梧粗鲁的男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有张饱经风霜的面孔，嘴角斜叼着一支燃着的纸烟。他正在冲某人大叫大嚷，一双大巴掌在脑袋顶上挥舞着。这个搬运工像头快活的大熊，大笑着往周围抛着行李，完全没注意到我在看他。他凸凸的肚皮和宽厚的肩膀包裹在深蓝色的工作服中，多有魅力的色泽啊；他身上有种率真质朴的气质，看了真教人开心，我的焦虑慢慢缓释开来。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法国人，我对自己说。他可不像阿道夫•门吉欧。感谢老天爷，这个国家里也有有血有肉的人！
清晨七点，保罗和我上了岸，我们的行李也过了海关。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干坐在一边，抽烟打哈欠，把衣领竖起来，抵御毛毛雨的微寒。终于，一架起重机把我们天蓝色的大别克旅行车（我们亲昵地叫它“蓝光”）提出了船。别克车挂在吊索上，在高空中晃悠了几下，然后被放落在码头上，触地的时候车身跳了两跳。一群技师立刻围了上来——他们头戴黑色的贝雷帽，身穿白色的屠夫式围裙，脚踏着巨大的橡胶靴。他们给“蓝光”加上机油、汽油和水，挂上外交牌照，然后把我们的十四件行李和半打箱子毯子胡乱堆在车上。保罗给了他们小费，然后去重新摆行李，免得挡住后车窗。他对行李摆放要求高着呢，而且特别擅长干这个，跟个拼图高手似的。
待保罗收拾完，雨渐渐停了，大块大块的蓝天从灰色云层中露出脸来。我们挤进车子前座，把宽宽的、隆隆作响的车头对准东南方，朝向巴黎。
香煎鳎鱼
说不上为什么，诺曼底乡间那纯粹的法国风情深深打动了我。比起电影里的场面，或是杂志里对“法兰西”的描述，这里真实的景色、声音、气息要独特有趣得多。尽管有些地方（比如伊沃托[Yvetot]）仍然留有战争的伤痕，地上还有炸弹留下的坑洞和成团的铁丝网，但每一个小镇子都有独特的风味。路上几乎没有汽车，但自行车却成百上千，还有赶着马车的老人、穿着黑衣的妇女，和脚踩木鞋的小男孩。电话亭的大小和形状跟美国的不一样；田野里的作物密密麻麻；路旁没有广告牌；偶尔可以见到粉白相间的灰泥外墙小别墅，坐落在一本正经的林荫道尽头，那模样笨笨的，可又很漂亮。没想到的是，乡间那混合着泥土芳香和炊烟味道的气息，山野间起伏的线条，还有种满卷心菜的碧绿菜地，让我俩想起了中国。
哦，美丽的法兰西！我还未曾了解你，却已经爱上了你！
中午十二点半，我们飞驰到了鲁昂（Rouen）。车子经过古老美丽的钟楼，然后是著名的大教堂。教堂身上还留有战争的瘢痕，可彩色玻璃的花窗依然宏伟庄严。我们在“老市场广场”（laPlaceduVieuxMarche）上逗留了一会儿，当年圣女贞德就是在这里遭受火刑的。《米其林指南》（GuideMichelin）建议我们去王冠餐厅（RestaurantLaCouronne），它修建于1345年，是座中世纪的木结构房子。保罗满怀期待地大踏步往那儿走去，可我心里犹豫得很，一会儿担心自己穿得不够时髦，一会儿又怕自己不会说法语。那些服务生八成会耸耸他们的法国尖鼻子，瞧不起我们这些美国观光客吧。
餐馆里很暖和，装饰着棕白相间的色调，一副舒适的老派风格，既不谦卑也不奢华。屋子那头有个大大的壁炉，里头有个旋转的烤肉叉，上头正在烤着什么，散发出的香气让人如同置身天堂。餐厅领班上前来招呼我们，这是个瘦瘦的中年男子，一头黑发，一副温文又认真的作派。保罗和他说了句什么，领班微笑着，熟稔地答着话，好像他俩是多年老友似的。随后，他把我们领到一张舒服的桌子前头，离壁炉不远。其他食客们都是法国人，我发觉他们得到的是同样殷勤的招待。没人对我们翻白眼，或是显出一副傲慢的神色。实际上，服务生们看上去很欢迎我们。
落座的时候，我听见邻桌两个穿着灰西装的男人正在向侍者询问着什么，那位年长些的侍者显得十分高贵，正拿着菜单比划着，详尽地解答他们的问题。
“他们说什么呢？”我悄声问保罗。
“那服务员正给他们解释刚点的鸡肉，”他悄声回答我。“那鸡是怎么养的，怎么个煮法，该点什么配菜，还有配哪种葡萄酒最合适。”
“葡萄酒？”我说。“大中午的就喝酒啊？”除了售价1.19美金的加州红酒，我没喝过其它葡萄酒；当然，更不会在中午的时候喝。
保罗解释道，在法国，美食被视作国粹，也是高尚的艺术，人们在午餐和晚餐时都会喝葡萄酒。“秘笈在于适可而止，”他说。
忽然间，餐馆里充满诱人的复杂香气，那味道很熟悉，可又叫不上来。第一阵气味很像洋葱——“红葱头”，保罗“鉴定”道，“在新鲜黄油里爆香的。”（“红葱头是什么东西？”我怯怯地问。“待会儿你就知道了，”他说。）这时候，厨房里传来一阵温暖又带有酒香的气息，像是厨子正在炉子上收浓美味汤汁。接着又是一阵清酸：大陶碗里正在拌沙拉，柠檬汁，红酒醋，橄榄油，再洒一点儿盐和胡椒。
我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
我没法不注意到，侍者们个个都怀着含蓄的喜悦之情，好似他们毕生的使命就是为了把客人照顾得舒适自在。其中一个翩然而至，在我肘畔站住。保罗看着菜单，连珠炮似的用法语问他问题。这位侍者看上去很享受着来来回回的讨论过程。噢，我是多么心痒难耐啊，多想跟他们一块讨论啊！可相反，我只能微笑着，稀里糊涂地点着头——尽管我已经在拼命吸收周围发生的一切了。
我们的午餐以六只牡蛎拉开了序幕，贝壳已经撬开，蚝肉摆在单片的壳上。我早已习惯了华盛顿到麻省一带淡而无味的牡蛎，从没觉得这东西有多好吃。可这一盘子牡蛎有着浓厚的海水味道，口感之柔滑是我从不曾体会过的，真让人又惊又喜。配牡蛎吃的是几片paindeseigle，也就是裸麦面包，上头涂着无盐黄油。保罗向我解释道，像红酒一样，法国的黄油也是有“产区”的，不同的产区出产不同风味的黄油。夏朗德黄油（BuerredeCharentes）味道浓郁，一般是做酥皮面团的时候用，或用来做菜；伊西尼黄油（beurred’Isigny）则是更为精致、清淡的餐桌用黄油。抹在这几片裸麦面包上的正是这种“伊西尼”。
鲁昂的鸭肉料理远近闻名，但是咨询过侍者后，保罗决定点香煎鳎鱼。菜来了：一整条又大又平的多佛（Dover）鳎鱼，煎成完美的金黄色，浸在黄油酱汁里，鱼身上星星点点地撒着欧芹碎。侍者小心地把平盘放在我俩面前，后退一步，然后说了句：“Bonappétit!”（法语，意为“祝您好胃口！”——译者注）
我闭上眼睛，深深呼吸着氤氲升腾的香气。然后，我叉了一块鱼肉送到嘴边，咬了一口，慢慢地咽下去。鳎鱼肉鲜甜清淡，带着一丝轻微却一清二楚的海鲜味，而且和黑黄油酱汁的味道出奇地融合。我细细地咀嚼着，慢慢地吞咽着。完美的滋味啊。
在帕萨迪纳，我们一般会在星期五晚上吃烤鲭鱼，七月四号国庆的时候吃鸡蛋酱汁鳕鱼丸和水煮鲑鱼，去山里露营时，偶尔吃吃平锅煎的鳟鱼。可这回在王冠餐厅，我尝到了真正的鱼的滋味，真切地体验到了美食的感觉——这是我之前从未体会过的。
享受美餐的同时，我们开开心心地喝光了一整瓶普伊芙莫干白（Pouilly-Fumé），这款酒产自卢瓦尔河谷（LoireValley），有种清新明快的味道。又是一次觉醒！
然后上来的是绿蔬沙拉（saladeverte），用微酸的油醋汁调味。我还尝到了人生第一口真正的法棍面包——金黄松脆的外皮，松软却很有咬劲的淡黄色内瓤，带着一丝淡淡的麦香和酵母香。太好吃了！
饭后，我们惬意地吃了些法国白芝士当甜点，并以浓醇的滴滤咖啡结束了这顿午餐。侍者把一套装置摆在我们面前：一个杯子，上头架着一个金属的过滤器，里面盛着咖啡粉和滚开的水。在我们两个心急饕客的催促下，热水终于渗流到下头的杯子里。这过程真有意思，而且有滋味独特的黑咖啡喝。
保罗付了账，跟领班聊了几句，十八年来第一次重回巴黎，他是多么心急啊！餐厅领班一边微笑，一边在一张卡片背后草草地写着什么。“喏，”他把卡片递给我。在保罗的翻译下我搞明白了。原来，王冠餐厅的拥有者多杭家族（Dorin）在巴黎也有生意，那家馆子名叫“鳟鱼”（LaTruite），领班刚在在卡片背后为我们写了几句推荐词儿。
“鞋鞋您，闲剩，”我突来一阵勇气，操起法语对他说道，可那蹩脚发音连我自己听了都难受。侍者毫不介意地点点头，转身去迎候新来的客人了。
保罗和我飘飘然地走出餐馆，步入灿烂的阳光和清凉的空气中。我们在法国共进的第一餐绝对完美。这是我这一生中享受过的最激动人心的美餐。
回到“蓝光”里，我们继续朝着巴黎开去。这条高速公路是美国陆军工程兵团（U.S.ArmyCorpsofEngineers）修建的，双向双车道，路中央以草坪隔离带分开，还有设计过硬的天桥和地下通道，这副情景让我们想起纽约城外的哈琴森河公园大道（HutchinsonRiverParkway）。不过，随着暮色降临，这感觉消失了，远处渐渐出现了一个不可能错认的剪影——埃菲尔铁塔。红色的灯光一闪一闪地勾勒出它的轮廓。
巴黎！
晚上，我们由圣克鲁门（PortedeSaint-Cloud）进入巴黎。在这座城市里开车感觉真奇怪，而且很危险。街灯被调暗了，出于某些原因（战时的习惯吗？），巴黎人开车的时候只打开停车灯。几乎看不见行人或路标，而且交通拥堵，车子走得慢极了。和中国或印度不一样的是（那儿的人们开车也只打停车灯），巴黎人觉得路前方有东西的时候，会不停地闪动大灯。
穿过皇家大桥（PontRoyal），沿着巴克路（RueduBac）上行，快到圣日耳曼大道（BoulevardSaint-Germain）的时候，我们停在了蒙塔龙贝路（RueMontalembert）7号，皇家大桥酒店（HtelPontRoyal）的门口。我俩都筋疲力尽，可心情激动极了。
保罗把行李从车子上卸下来，然后驾车驶入了雾蒙蒙的暗夜。他要去找个停车场，据说离得不远，只有五分钟路程。听人说，晚上把车停在街边不安全。我们的别克车——法国汽修工管它叫“美国大家伙”——比当地的雪铁龙或标致车子都大得多，保罗急切地要给它找个安全的地方。我带着行李进了房间，却发现脚下的酒店像美国号邮轮一样，左右摇晃。我还没找回脚踏陆地的感觉呐。
一小时过去了，保罗依旧不见踪影。我饿了，而且越来越心焦。终于，他气急败坏地回来了，说道：“真见鬼，我开错了方向——本该沿着拉斯佩尔大道（BoulevardRaspail）往回开的，结果我往前走了，然后又沿着圣日耳曼大道兜了回来，还以为那就是拉斯佩尔，结果开进了一条单行道。所以我把车子停下，走路去找。等到我终于找到了车库，又找不到车子了！我以为我把车停在了拉斯佩尔，可实际上停在了圣日耳曼！谁都不知道那车库在哪儿，也不知道酒店的方向。最后总算把车子开到了车库……咱们去吃饭吧！”
我们去了圣日耳曼大道上的一家小馆子，尽管没有一样菜比得上王冠餐厅（它成了我的味觉标杆，每吃一顿饭我都会跟王冠的那一顿比较一番），可味道也不错，只是馆子里挤满了观光客，让人失望。我才刚到巴黎几小时，却已自认为是本地人了。
保罗在美国新闻处的工作职责是“通过平面艺术的手段，把美国政府认为重要的美国生活方式展现给法国人民。”它的用意是在两国间建立友好关系，让法国相信美国是个强大又靠得住的同盟军，马歇尔计划（即TheMarshall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是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对欧洲国家的发展和世界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译者注）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法国进行重建（同时不会对法国政府指手划脚，干涉法国人处理国家事务），并且暗示贪婪的俄罗斯可不值得信任。这任务听上去十分清楚明白。
第一天上班，保罗就发现，美国新闻处的展览部门已经数月来无人领导，一片混乱。他要管理八个人，而且都是法国人：五个摄影师、两个设计师、一个秘书。这些人士气低落，工作量超过了负荷，可薪水过低，心里头还颇有些妒忌。办公室里缺乏最基本的用品，几乎没有胶卷、相纸、显影剂、闪光灯；甚至连必备的办公用品都没有，比如剪刀、墨水、椅子——还有预算。他办公室里的灯一天要坏三四次。由于没有文件夹或文件架，部门里的五万张照片和底片大多数都塞在破烂的牛皮纸信封或旧包装盒里，堆在地板上。
与此同时，美国的经济合作署（EconomicCooperationAdministration），也就是负责管理马歇尔计划的组织，却不断发来轻率的、海量的工作指令：为里昂（Lyon）的商品交易会准备几百件参展材料！结识当地所有的政治人物和记者！把海报发到马赛、波尔多（Bordeaux）和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在大使为三百名贵客举办的香槟酒会上保持翩翩风度！为一家美国妇女俱乐部举办一场艺术展！等等等等。战争期间保罗经历过更糟的境况，可他生气地说，这种工作条件简直是“荒谬透顶、天真幼稚、蠢得没法说！”
我在巴黎城里随意闲逛，迷路、找路；跟修车师傅开展长篇大论、半懂不懂的谈话，探讨修理火花塞的问题，免得发动机“砰砰”抖动；我去逛了一家大商场，买了双拖鞋，又去了服饰精品店，买了一顶漂亮入时的帽子，上头装饰着绿色羽毛。我这日子过得“assezbien”——还不赖嘛。
在美国大使馆，我领到了物资配给簿、工资条、供给券、旅行优惠券、请假单、身份证件，还有名片。卡弗里大使夫人认为如今使馆内的礼仪有日渐松懈之势，于是坚持我们这种人——外交图腾柱底层的小人物——应当给每一位同级或更高级别的人递交名片：这意味着我要为保罗交出200张名片，为自己交出100张来，呸！
11月5日，《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的头版头条刊登出一条消息：哈里•S•杜鲁门（HarryS.Truman）在最后一刻击败托马斯•杜威（ThomasDewey），当选美国总统。保罗和我投了民主党的票，自然欢欣雀跃。而我爸爸“大个子约翰”•麦克威廉斯是个忠实的保守派共和党，他对此大为惊骇。
从很多方面来说，家父都是个好男人，可我们迥异的世界观让家庭气氛十分紧张，回家探亲对我来说很不自在，更是让保罗如坐针毡。我妈妈卡罗已经因为高血压过世，继母费拉德尔菲亚•麦克威廉斯（PhiladelphiaMcWilliams），也就是费拉，并不关心政治，可她出于家庭和睦的考虑，都顺着我爸爸。我弟弟约翰是个温和派的共和党，妹妹多萝西则站在我这边。对女儿们的自由倾向，父亲生气得很。他本打算让我嫁个共和党的银行家，把家安在帕萨迪纳，安安稳稳地过传统生活。可要是我真这么干了，八成会变成个酗酒婆娘——我很多朋友都是这样。相反，我嫁给了保罗•查尔德，一个画家、摄影师、诗人、中层外交官，还把我带到了脏兮兮阴沉沉的法国，真是再开心也没有啦！
看到杜鲁门竞选胜出的消息，我能想象得出帕萨迪纳阴郁的气氛：大个子约翰肯定觉得世界末日就要来了。就像我们巴黎人常说的那样，Ehbien,tantpis！（意为“哎，算你倒霉！”——译者注）
巴黎满城都是烟雾的味道，好似着了火。打喷嚏的时候，手绢上会留下泥巴一样的脏东西。部分原因是历史上最为浓重的雾霭。报纸上说，雾气实在太浓重了，飞机无法起飞，横渡大西洋的汽船无法离港。每个人都有“雾事”可讲。有的人实在太担心迷路，以至于整晚待在汽车里；有的人就差一厘米没看清楚，结果掉进了塞纳河；不少人朝着错误的方向开了好几个小时的车，结果开到了郊区的地铁站；他们把车子留在那儿，搭火车回家，可从车站里出来走路回去的时候，又摸不着方向了。雾气弥漫得到处都是，甚至飘进了屋。看见家里云雾密布，真让人惊惶失措，觉得快要被闷死了似的。
可是，到了我们在巴黎的第一个星期六，我俩在灿烂的阳光中醒来。那一片晴空让人心旌摇荡，好似帘幕被一把扯开，大堆大堆的珠宝显露了出来。保罗迫不及待地要带我去看看他的巴黎了。
我们从双偶咖啡馆（DeuxMagotscafé）开始，点了份欧式早餐（cafécomplet，相对于丰盛的英式早餐，这种早餐较为简单，一般只有面包、咖啡、茶或其它饮料。——译者注）。保罗很开心地看到，自从他上次造访（1928年）以来，店里的场景没有丝毫变化。屋里的座椅依旧蒙着橙色的长毛绒，黄铜灯具依然未经抛光，还有侍者——八成还有墙角里的尘土球球——都跟以前一模一样。我们坐在屋外的柳条椅子上，嚼着牛角面包（即Croissant，也称羊角面包、可颂面包，是法国人的传统早餐。——译者注），看着清晨的早阳慢慢照亮烟囱的管帽。突然间，大队人马涌进了咖啡馆：摄像师、音响师、道具小工、演员，其中有伯吉斯•“巴兹”•梅雷迪思（Burgess[Buzz]Meredith）和弗朗肖•托恩（FranchotTone）。他俩脸上化着油彩妆，扮演潦倒的“左岸艺术家”。保罗曾在好莱坞做过杂工和布景师，上前跟梅雷迪思聊了聊他的电影，还跟他谈起，无论是在巴黎、伦敦还是洛杉矶，电影行业的人都是多么和蔼可亲啊。
我们沿着街道漫步。保罗——中等个头、谢顶、留着小胡子、戴着眼镜、身穿风衣、头戴贝雷帽、脚踏厚底鞋——大步流星地在前头走着，眼光敏锐，留意着周边的一切，忠诚可靠的格拉菲（Graflex）相机跨在肩头。我跟在他身后，双眼大睁，紧闭嘴巴，心里激动得怦怦直跳。
圣叙尔皮斯广场（PlaceSaint-Sulpice）上，身穿黑色套装的婚礼宾客正在喷泉旁边互吻双颊，保罗的母亲在二十年前住过的大楼依旧如昔。他往阳台上张望了一下，发现当年母亲做的花箱还挂在那儿，里头种满了金盏花。但是，在街角处，一幢他最爱的老楼荡然无存了。不远处就是保罗的双胞胎弟弟查理和太太弗蕾德里卡（Fredericka），也就是弗蕾迪（Freddie）曾住过的地方，如今已是一片狼藉（炸弹造的孽吗？）。在奥德翁广场（Placedel’Odéon）的剧院旁，我们发现一块小小的大理石牌匾，上面写着：“谨以此纪念让•巴贺（JeanBares），1944年6月10日，他在此处为国捐躯。”这座城里，像这样肃穆的纪念物随处可见。
我们横穿过塞纳河，在绿草茵茵的杜伊勒里公园（Tuileries）徜徉，走过阴湿的背街，那儿充斥着各式各样的怪味：腐烂的食物、烧着的木头、污水、陈年灰泥，还有人的汗味儿。随后我们登上蒙马特高地（Montmartre），参观圣心堂（Sacré-Coeur），俯瞰城市全貌；下来之后，沿着塞纳河走回，经过波拿巴路（RueBonaparte），在一家很不错的名叫米绍（Michaud）的老馆子吃了午饭。
巴黎的餐馆和美国的相当不一样。走进小小的馆子，你会发现椅上卧着猫咪，贵宾狗从桌子下面或是女客的包里探出头来，角落里还有小鸟在吱吱喳喳，太有意思了。我喜欢餐馆门口展示海鲜的架子，并且开始大胆地点菜。白酒贻贝是个全新的体验，贝壳上的须须被摘掉了，贝肉鲜美得超乎想象。还有别的惊喜，比如巴黎当地的梨子，又大又多汁，软甜得可以用汤匙挖着吃。还有葡萄！美国的葡萄真讨人嫌，可巴黎的葡萄精致可爱，散发着甜蜜、幽微、倏忽不定的果香，真教人难以抗拒。
探寻这座城市的同时，我们尽力尝试各种各样的美食，从时髦小馆到简陋小店，我们都要去尝尝。总体来说，餐厅越是昂贵，对我们就越不热心，大概是感觉到我们在计算花费吧。红皮的《米其林指南》成了我们的美食圣经，我们喜欢那些两星级的餐馆，品质和花费都属中等。两个人在这种餐厅吃顿饭大概要五美元，包括一瓶平价葡萄酒。
米绍一度成了我们最爱的地方。保罗是从大使馆的朋友那里知道它的，它就坐落在巴克路的拐角处，也就是大学路（Ruedel’Universite）和雅各路（RueJacob）交汇的地方。这是个亲切舒适的两星级餐厅。餐厅老板是个女的，大家就叫她“老板娘”。这是个四英尺三英寸高的娇小女人，整洁玲珑，长着一头红发，有种法国人“一点也不能浪费”的节俭脾气。她常待在吧台，侍者把客人点的单子带过去，她瞄上一眼，探进小冰柜里把你点的食材拿出来——肉、鱼、蛋，不多不少地摆在盘子里，然后送进后厨去。她把酒换瓶。她在收银台找零钱。如果糖没了，她就快步跑到楼上公寓里，从一个棕色的厚纸板盒子里把糖拿出来，舀出刚刚好的量倒到罐子里，一粒糖渣也不会浪费。
尽管她脾性节俭，可老板娘有种亲切而微妙的魅力。一般来说，一晚上你有三次跟她握手的机会：刚进门的时候、饭吃到一半的时候（她会到你桌前逗留一会儿）、出门的时候。她很乐意端杯咖啡坐下来跟你聊会儿，但也只是片刻功夫。遇上客人有好事庆祝，她会过来一起喝杯香槟，但不会久留。米绍的侍者都在六十岁上下，待客的态度和老板娘一样，亲切中带着几分矜持。客人们大多是拉丁区的巴黎人，也有少数几个误打误撞找上门来、却没对他人声张的外国人。
那天下午，保罗点的是煎腰子，配水田芥和炸薯条。我挑花了眼，但最后还是点了香煎鳎鱼。我没法抗拒它的美味，那种煎得焦焦脆脆的口感啊！我们还点了酒和香软得完美的布里芝士（Brie），整顿饭加在一起是970法郎，约合3.15美元。
饭钱是多少，全看你用什么汇率算。我们这些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只能以官方汇率换法郎，大约是1美元兑313法郎。可在黑市上，1美元能换来450法郎，几乎高出三分之一。尽管我们可以多换点，可这是违法的，而且我们不敢为了省几个钱，赔上名誉和工作。
下午我们又逛了很久，吃了顿平庸的晚餐，可李普酒馆（BrasserieLipp）的美妙甜点堪称高潮，为当晚画上精彩的句号。我兴高采烈，保罗也是。我们聊起了人常说的“粗鲁的法国人”：保罗说，二十年代的时候，百分之八十的法国人很难搞，百分之二十的人很有魅力，如今这个比例倒过来了——百分之八十的法国人魅力十足，粗鲁的只有百分之二十。他觉得这大概是战争的影响。但也有可能是他的人生观变了。“我不像以前那么刻薄了，”他承认，“这都是你的功劳，茱莉。”我们相互剖析评价了一番，得出个结论：婚姻和日渐成熟的年纪对我们很有好处。最重要的是，巴黎让我俩美得晕乎乎的。
“肚脐上的唇印，空气里的音乐——这就是巴黎啊，老弟，”保罗在给弟弟查理的信中这样写道，“多么可爱的城市！普罗旺斯田鸡腿那么鲜美，教皇新堡（即Chateauneuf-du-Pape，法国著名的红酒产区。——译者注）红酒那样香醇！还有干干净净的白色贵宾狗、干干净净的白烟囱。多么风度翩翩的侍者和领班，多么魅惑冶艳的美女，多么漂亮的花园、街道和小桥！咖啡桌前来来去去的人群是那样迷人，有着水井和雕像的小庭院是那样古雅僻静！带着蒜味的饱嗝！包裹在丝袜里的秀腿！涂着睫毛膏的浓睫！永远不管用的电器开关和马桶拉绳！好哇!瞧啊!马赛鱼汤！再见！”
大学路81号
“点啤酒的时候人家没错听成牡蛎——就因为这个，你就觉得自己会说法语了，”保罗这样说。可看过一场电影之后（说的是一个笑中带泪的小丑，或是泪中带笑，我们没搞清楚），就连保罗也灰心丧气起来。“看来我的法语水平也是吹牛，”他叹息道。
可起码他能跟人沟通啊。我在巴黎待得时间越长，法语好像越差。我已经过了最初的错愕期——以为人人都能听懂我说什么。我开始厌恶自己那笨拙的口音和贫乏的词汇，除了最基本的意思，我没法跟别人沟通，真气人。我的法语发音里，“u”比“o”念的更糟。
这种郁闷心情在感恩节达到了高潮。我们前去参加保罗和哈德莉•莫勒（HadleyMowrer）夫妇俩在家里举办的鸡尾酒会。保罗•莫勒是纽约邮报（NewYorkPost）的专栏作家，也在“美国之音”做广播节目。哈德莉曾是海明威的太太，二十年代的时候在巴黎初遇保罗•莫勒。哈德莉为人热情又感性，她儿子杰克•海明威在战时也在战略服务处工作，大家都叫他邦比（Bumby）。莫勒家的感恩节聚会上，一多半的客人都是法国人，可我根本就没法跟人家闲聊。我可是嘴巴闲不住的人，这沟通问题让我沮丧透顶。当晚回到饭店后，我就宣称：“我要学法语！就算赴汤蹈火也要学会！”
没过几天，我就去贝立兹语言学校（即Berlitz，一个非常老牌的语言学校，由MaximilianBerlitz于1878年在美国创办。——译者注）报了名：私人授课，每周三次，每次两小时，外加作业。酷爱文字游戏的保罗给我编了绕口令，让我翻来覆去地念，帮我练习法语里的r和u的发音：LeserruriersurlaRuedeRivoli（意思是瑞富丽路上的锁匠）。
与此同时，我找到了一个可以租的公寓房子，位置在市中心，面积不小，可格局有点怪异。它在大学路（ruedel''Université）81号的一幢四层大宅里（htelparticulier，类似中文里的“别墅”，但前有花园，中有穿堂。——译者注）里，房间在二层和三层。这幢宅子是巴黎的经典样式，正面是灰色的水泥墙，有一扇八英尺高的宏伟大门，里头有个小小的内部庭院，电梯是敞顶笼式的。大楼的位置很理想，在左岸，第七区，离塞纳河只有一个街区，就在波旁宫（ChambredesDéputés，又名国民议会，是法国政治活动的中心和法律的象征。——译者注）和国防部中间。保罗在美国大使馆的办公室就在河对岸。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能听见附近圣克罗蒂德教堂（ChurchofSainte-Clothilde）报时的钟声，那声音十分甜美，我很爱听。
12月4日，我们从皇家大桥酒店搬进了大学路81号。住在一层的是房东太太，高雅贵气的皮埃尔夫人。她七十八岁了，身材清瘦，一头灰发，一张生动的法国面孔。她穿一身黑，脖子上围着黑围脖。她的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跟她同住，女儿名叫库埃迪夫人（MadameduCouédic），女婿名叫艾维•库埃迪（HervéduCouédic）。地下一层的小公寓里住着门房，是个阴郁的干瘪老太婆。
皮埃尔夫人很有教养，业余从事图书装订和摄影。她的将军丈夫在一战中丧生，又在三个月内连续失去了一双儿女。可她简直像个手工擦亮的旧黄铜防火罩般熠熠生辉。她饱经世事，成熟优美，同时又生气勃勃，看到这样的人真叫人开心。我希望，等我年至耄耋的时候也能像她一样。她的女儿库埃迪夫人看上去是个典型的法国贵族女子，体态瘦削，一头深色秀发，言谈态度里带着几分端庄持重。她先生也是个不错的人，客气有礼，但稍嫌冷淡，经营着一桩很成功的画廊生意。心照不宣地，我们彼此慢慢地熟悉起来，最终成了很好的朋友。
保罗和我租到了二层和三层。搭电梯上到二楼，迎面就是个又大又暗的客厅。皮埃尔夫人的品味停留在上个世纪，客厅的装潢颇为荒谬，整个儿是路易十六的风格：天花板高高的，灰色的墙上镶着四重镀金嵌线和嵌板，挂着难看的挂毯，钉着用电的假烛台；窗户旁边悬着厚厚的窗帘，电门开关不好使，屋里的光线也很微弱。有时候，我不过插了个电熨斗，保险丝就会烧断，气得我喃喃直骂。但房间面积很宽敞，挪走了大部分桌椅之后，屋子看起来好多了。
我俩把隔壁房间用作卧室。这间房子的墙上贴着绿色的壁布，挂着满满当当的装饰盘子、牌匾、雕刻、多宝格之类的东西，把房间弄得活像个刚切开的葡萄干蛋糕。我们把绝大多数挂饰摘掉，也挪走了不少桌椅、坐垫、边桌，把这些统统收到楼上的一间空房里——我们管它叫密室。为了照顾皮埃尔太太的感受，保罗画了一幅图，把每件东西原来的位置都描了下来。等到我们搬走的时候，可以对着图纸把房间复原。
厨房在三层，有个传菜的小升降机和客厅相连，不过这东西经常不管用。厨房面积很大，通风良好，一面墙上开着大扇大扇的窗户。屋里有个巨型的炉子，看上去有十英尺长，半年就能耗掉五吨煤。这个大怪物上头搁着一个新鲜玩意儿，是个两灶头的小煤气灶，带个一英尺见方的小烤炉，只够热盘子和烤土司的。厨房里还有个四英尺见方的皂石浅水槽，没有热水管线。（我们发现这水槽冬天没法用，因为在墙外的那段水管会冻上。）
这幢楼没有中央取暖设施，湿冷得像拉撒路（圣经人物，被耶稣从坟墓中唤醒复活。——译者注）的墓穴。人待在屋里，都能呼出大团大团的白雾。所以，我们像地道巴黎人那样，在客厅里装了个难看的圆肚小暖炉，把门窗关得紧紧的。我俩整天给这小破炉子加煤添料，而它还给我们一丝微弱的暖意和浓重的煤气味。我俩挤在小炉子跟前，还真像一对儿：保罗裹着中式棉袄，坐在炉子和四十五瓦的电灯之间看书；我呢，“风情万种”地套着厚厚的棉大衣，里头穿了数层长内衣，脚上蹬着硕大又难看的红皮鞋，坐在镀金桌子前头，用冻僵的手指勉力打字写信。噢，多么魅惑的巴黎！
跟查理和弗蕾迪•查尔德两口子住在缅因森林中亲手搭建的小屋里，过过条件原始的日子，这我一点也不介意，不过，既然身处“世界文化之都”，再过更为原始的生活，就没任何意义了。所以，我弄了个临时的热水系统（在煤气锅炉上架桶水），开辟出一块洗碗的地方，又弄了个带盖的垃圾桶。我还在厨房的墙上钉了一溜钩子，把厨具挂在上头，包括我的“戴西”牌开罐刀和磁铁刀架，这让我有了家的感觉。
总说“大学路81号”太拗口，我们很快就把新家地址简称为“大学路”，或是只说“81号”。
大学路的租金中包括女佣费用，她叫弗丽达。她二十二岁左右，是个艰难求生活的农村姑娘，有个可爱的九岁私生女，寄养在乡下。弗丽达住在四楼，条件清苦得吓人。她那儿没有浴室和热水，所以我把三层的浴室隔出一角给她用。
让女佣帮我干家务活，我还很不习惯；和弗丽达相处需要我们双方的磨合。她的汤做得很好喝，可算不上是好厨娘，而且她有个很不好的习惯，总是爱把银餐具重重地乱堆在桌子上。有天晚上吃饭前，我叫她坐下来，给她指点指点该怎么干活。我操着结结巴巴的法语，试图跟她讲明白该怎么布置餐桌，怎么从左边上菜，怎么花点心思把活儿干好。可我还没说几句，她就开始抽抽搭搭地哭起来，咕哝着一串法语，冲到楼上去了。我跟她上楼去，试图再跟她解说明白。我用上在伯利兹语言学校学来的虚拟语气，跟她说，我希望她过得开心，好好干活但别太辛苦等等的。结果这导致了更多的抽噎，眼泪，和茫然的对视。终于，经过一番磕磕绊绊后，我们终于摸清了对方的脾气。
在法国，雇主应当给员工付社保费用，大概是每三个月6至9美元；我们也给弗丽达付健康保险。这个是公平合理的制度，我们也很乐意帮助她。但对于帮佣这回事儿，我依然心情复杂。部分原因是，我发现自己真的挺喜欢采买东西、打理家务的。
怀着布置新窝的心情，我去逛市政厅市场（LeBazardel’HteldeVille），也就是大家常说的“leB.H.V.”。这个庞大的市场里满是便宜的货品。光是走上一圈儿就要两个小时。我买了水桶、洗碗盆、扫帚、肥皂搁架、漏斗、插座、电线、灯泡、垃圾桶。我把战利品塞进“蓝光”车子，开回81号的家里，然后再返身回去采买更多的东西。我甚至花了九十美元买了个全新的炉子哩。有一次，我买了个煎锅、三个炖锅，还有一盆花。
巴黎还处在战后的恢复期，配给的咖啡很快就喝完了，化妆品很昂贵，质量好的橄榄油简直像宝石一样珍稀。家里没有冰箱，我们就像绝大多数巴黎人一样，把牛奶瓶子搁在窗户外头。幸运的是，我们从美国带来了碟子、银餐具、亚麻布、毯子，烟灰缸，而且可以在大使馆的福利社里买到美国商品。
我建了个账本儿，可很快就灰心了。保罗的薪水是每周95美元。把固定支出分派到信封里之后——4美元买香烟、9美元付汽油和车子检修费、10美元付保险、杂志、慈善用途等等——就只剩下15美元买衣服、旅行和休闲娱乐了。手头不宽裕啊。我们试图拿政府薪水过上小康生活，可这根本就不可能。幸运的是，我还有一小笔家里给的钱，能为我们带来一点儿微薄收入——尽管我们曾下定决心，要把它存起来。
保罗在美国新闻处做的第一个展览亮相了，那是一组关于“柏林空运”（即BerlinAirlift，1948年6月，苏联切断了通向柏林西部的地面交通，西方国家只能使用空运的方式向柏林运送物资。——译者注）的照片、地图和文字说明。展览布置在香榭丽舍大街上，美国环球航空公司的办公室橱窗里，吸引了众多路人的目光。与此同时，他慢慢地从大使馆的官僚体系里摸索出了应对之道，避免招惹了谁。
他手下的法国员工人数增加到了十个，人人都喜欢这位“希尔德先生”（这是由于法语和英语的发音不同，法国人会把查尔德念成希尔德。——译者注）。可他的美国同事们对他有点摸不着头脑。保罗是个非常优秀的展览设计师，会为精彩的工作成果而自豪，也懂得建立可靠人脉的重要性（“人脉，人脉”，他会这样喃喃低语）。可他完全没有向上爬的野心。对于那些渴望升迁的人来说，和“正确的人”共进午餐或是搞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可保罗经常背着相机，到塞纳河畔去独自吃个三明治，或是回家来跟我吃剩饭——鸡汤、香肠、鲱鱼、热面包——然后歇个小午觉。这种习惯对他的职业发展可能没什么好处，可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巴黎一起享受生活呢。
保罗对自己的画作和摄影作品的确是“野心勃勃”的，他会在晚上或周末干这些事儿，可就算这种野心，也更侧重艺术性，而不是商业化。他喜欢体育运动，是个柔道黑带，喜欢动手打复杂的绳结，或是做木刻。自然，他希望被别人视作重要的艺术家，可他作画和拍照并不是为了追求名利，创作本身给他的乐趣就足够了。
由于办公室人手不够，胶卷短缺，而且国务院的很多承诺都没有履行，保罗只得取消了一次初冬休假，给大使馆里的其他人代班。与此同时，我自告奋勇去给美国新闻处那五万张散乱的照片编号归档。二战期间我做过类似的活儿，可这回真是棘手。要给全部底片编出相互参照的条目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儿，况且，我希望编出个傻瓜式的系统给其他人（法国人）用。为了找出个编目的标准方法来，我去了五家大型的图片图书馆，结果却发现压根就没有标准方法。法国的图片归档都仰赖那些工作了三十年的女职员们——人家嗅嗅底片的气味，或凭借别的什么线索，就能辨认出是哪一张来。
小猫米奈特的到来，让我们这个家变得完整了。这是个狡黠、活泼的小家伙，一身泥巴色和奶油色混合的皮毛。我们猜，它大概是个杂种猫，没准是个驯化了的小街猫。以前，尽管我们在帕萨迪纳养过小狗，可我不算是爱养动物的人。但是保罗和查理很喜欢猫，而且极其钟爱伯瑞犬——一种毛乎乎、爱流口水的法国牧羊犬，他们称之为“最高贵的品种”。（在华盛顿的时候我们养过一只，名叫公爵，可很小就夭折了。惨得很，它是被袜子噎死的。）
小米奈特很快成了我们生活中的重要角色。它喜欢趁吃饭的时候蹲坐在保罗的大腿上，认为保罗没盯着盘子的时候，就用爪子划拉点吃的过来。拿一颗抱子甘蓝拴在线上，它就能玩上好长时间；或是卧在暖炉底下，摇着尾巴往外瞅。有时，它会自豪地叼个老鼠给我们看。它是我的第一只猫，我觉得这小家伙真是妙极了。很快，我开始留意各处的猫儿，它们有的在街巷里悄悄潜行，有的卧在墙头上晒太阳，或是蹲在窗台上俯视着你。这些小东西真是有趣，而且很有主见。渐渐地，我把它们跟巴黎画上了等号。
阿里-巴布
保罗和我一心想结交些法国朋友，可这并没想象中那么容易。原因之一在于，巴黎满是美国人，绝大多数都很年轻，而且喜欢聚在一块儿。这类人我们认识一些，而且也蛮喜欢他们的，可随着时间慢慢过去，我发现他们对我的兴趣减淡了——毫无疑问，我对他们也是一样。例如，有两位洛杉矶来的女士，住在左岸，离我家不远，有一度我觉得她俩“相当不错”，可没过一两个月，这二位就完全从我生活中淡出了。这并不是有意识的疏远，只是自然而然的结果。
离开美国的时候，朋友们给我们写了大把介绍信函，推荐我们去结识一些“务必要见见”的“朋友的朋友”。可我们太忙又太兴奋了，要过很长时间才能顺着名单一个个去见。况且，我们没有电话。
生活中的一些简单物品，只有等到你没得用的时候，才会明白它们有多重要。电话就是个例子。搬进81号之后，我们就提交了一个装电话的申请，然后干等着。先是有个男的过来造访，看我们是不是真的住在这地方。然后又有两个男的过来，“研究研究”我们的情况。最后又有个男的出现了，要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想装个电话。整个过程太“法国”了，真让人发噱，想想在美国装个电话该有多快，就更觉得这情景好笑。等待期间，我得去邮局（也就是PTT，Postes,TélégraphesetTéléphones）打电话。那儿只有两部付费电话，而且一次只能买一个代用币。打三分钟电话要等上好几个小时，可我觉得挺开心，因为可以跟前台值班的两个法国女郎练法语。她们很好奇，想知道在美国是怎么办事的，而且告诉我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和八卦新闻，比如二战的时候谁都干了些啥呀，lagrippe（流感）是如何像野火一样蔓延啦，还有附近哪儿买东西最便宜。
当我们终于开始给“朋友的朋友”打电话联络时，最先认识的一对儿就是伊莲和尤吉斯•保楚塞提斯（HélèneandJurgisBaltrusaitis）夫妇。立陶宛人尤吉斯是个沉默内向的艺术史专家，刚刚从耶鲁和纽约大学回来过休假年（即sabbaticalyear，美国大学教授每七年有一次带薪休假年。——译者注）。伊莲是个性格外向的热心肠，是著名艺术史学家亨利•弗西林（HenriFoillon）的继女，而亨利曾是尤吉斯的导师。这对夫妇有个十四岁的儿子，名叫小让，喜欢狂嚼美国泡泡糖，把父母气得够呛。我们两家相当投缘，一见如故，尤其是和伊莲。伊莲是那种喜欢尽情享受人生的人，遇到星期天，尤吉斯会一头扎进书本，而伊莲会迫不及待地跟保罗和我一道去郊外远足。
十二月的一个星期天，我们三人开车去了枫丹白露森林。灰暗的天放晴了，露出大片的湛蓝晴空，空气清冷，阳光灿烂。我们步行了一小时左右，然后从满满的食篮里掏出吃的来：香肠、水煮蛋、法棍面包、甜点，还有一瓶摩泽尔（Moselle）产的白葡萄酒。灰色的岩石上覆满了祖母绿色的青苔，我们靠在上头，享用着野餐。除了山毛榉树上呱呱叫着的乌鸦，这个神奇的地方只有我们三人。回家路上，我们在小镇埃堂普（Etampes）里逗留了一会儿。十二世纪的教堂旁有个小咖啡馆，一群当地人喝酒喝得脸膛红红的，沙哑地颤着嗓子高唱着小曲，正在庆祝着什么。这场面真叫人开心。
我在法国待得越久，就越是为它心醉神迷，对它的感情也越加深厚。当然了，我思念在美国的家人，还有其他一些东西，比如化妆品和好咖啡之类的，可美国好像变成愈来愈远的梦境了。
保楚塞提斯夫妇——简化一点，叫保楚吧——介绍我们加入了弗西林小组，这个团体里有十五至二十位艺术史专家，很多都是伊莲继父的门生。他们每周一次在保楚家里碰头，啜饮红酒，品尝小食，满怀激情地争论某些话题。比如说，某个教堂的假耳堂（falsetransept）（耳堂，也叫袖厅，是罗马和哥特式教堂中的十字形翼部，和主厅成垂直交叉。——译者注），究竟是1133年之前还是之后修造的。聚会的常客有个极为固执的波兰人，名叫路易斯•格罗德茨基（LouisGrodecki），还有机智老练的法国人维迪尔（Verdier），这二位经常就中世纪的秘事相互攻击；让•艾旭（JeanAsche），一个魁梧的战争英雄，曾被纳粹关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他的太太特蕾丝（Thérèse）成了我的挚友；还有大学讲师邦尼（Bony）。这是个活跃的知识分子圈子，而且非常法国化，正是保罗和我想寻找的类型。可单凭我们自己，是无论如何不会结识这些人的。
在这些有所建树的艺术史学家中，保罗是唯一一个实干型的艺术家。他在二十年代学过彩色玻璃铸造——那时候他在巴黎制作美国教堂的窗户。尽管他有严重的恐高症，可还是强逼着自己爬到高高的房檐上，去安装最难弄的几扇窗。因为这个，他还得着了个“教堂人猿”的外号哩。为了表达对弗西林小组的敬意，保罗设计了一个彩色玻璃的大徽章，大约有十英寸大，上头用简笔画勾勒出每个成员的典型姿态。有了这块独一无二的敲门砖，这个非同寻常的小组迅速地接纳了我们。
身边尽是佳肴美馔和精致餐馆，家里又有个厨房，还有个懂吃的先生，我下厨的次数越来越多了。下午晚些时分，我会沿着码头，从波旁宫逛到圣母院，一路寻访店铺，问东问西的。我会买些牡蛎和几瓶蒙路易-图赖讷葡萄酒（Montlouis-PerledelaTouraine），然后钻进三楼的厨房，在炉子跟前吹着口哨，野心勃勃地尝试某些菜式，比如淋上特制酱汁的小牛肉配大头菜。
可我除了厨艺，还有太多东西要学，比如如何采买食材、品尝菜肴，也要去了解所有闻所未闻的美食。我渴望学习更多。
最初的阶段，伊莲成了我的“地陪”兼法语老师。她是个相当渊博的导师，没用多久，我的用词里就带上了她爱用的法国俚语，并且用她的方式看待巴黎了。尽管伊莲对下厨做饭不太感兴趣，可她爱吃，对餐馆相当了解。有天她借给我一本很棒的老式烹饪书，是名厨阿里-巴布（这位名厨原名HenriBabinski，是个工程师，以阿里-巴布，即Ali-Bab的笔名出版了这本食谱。——译者注）写的。这真是个大部头：个头有如大辞典，纸张厚实，恨不得有八磅重。这本用老式法语写成的书已经绝版，里头满是我从没见过的、让人垂涎的好菜式，而且写得风趣诙谐，附有如何在异国他乡做菜的短小“旁白”，附录里解释着为何美食家都很胖之类的话题。即使在大晴天，我也爱窝在床上看这本阿里-巴布。“那劲头，就像个十四岁的男孩子看侦探小说似的，”保罗这话一点不错。
我勤奋地学着法语，如今我能多看懂一些东西，日常会话也更顺溜一些了。起先去市场的时候，我只能指指点点，说些最简单的词儿：“好！这个！好！”。现在我去“橄榄小铺”（瑞富丽路上的一家卖橄榄和橄榄油的小店，里头满是成罐成罐的橄榄和橄榄油）的时候，可以跟乐呵呵的老板聊上相当长时间了。
我的口味也开始大胆起来，比如尝试蜗牛。以前我可从没敢想过吃蜗牛，可现在呢，看着柔嫩的蜗牛在大蒜黄油里煎得噗噗跳，太开心了！还有装在罐头里的松露，味道那么鲜美，带着麝香和泥土的气息，很快就成了我的心头好。
勃艮第路上的市场是我常去的地方，从81号拐个弯就到。我最喜欢里头的一个卖菜妇人，人都叫她“当季玛丽”，因为她的推车上永远堆满了当季最新鲜的菜蔬。玛丽是个胖胖的可爱老妇人，浑身上下充满活力，满是皱褶的脸上长着一双亮闪闪的眼睛，里头满是故事。她无所不知，无所不晓，而且很快就发现了我这个送上门来的学生。每周我都要去她那儿买好几次菜：蘑菇、大头菜、西葫芦；她给我讲解红葱头的一切常识，告诉我如何挑选优质土豆。她乐滋滋地教我哪些蔬菜最好吃、应该在什么时令吃、该用什么方法做着吃。与此同时，她还会给我讲某某人在战时的经历，或是上哪儿去修手表带，明天天气怎么样。这些闲聊对我的法语水平大有裨益，同时也让我感到自己是社区的一份子。
我还在勃艮第路上找到了一家超级好的乳品店。店面非常小，窄窄的，五六个客人一排队就挤满了。这家店的生意好到不行，经常排队都排到了街上。老板娘是个健硕的妇人，玫瑰色的双颊，浓密的金发高高盘到头顶，快活又麻利地在柜台后头招呼客人。她身后有个宽大的木头架子，上头摞着大块淡黄色的新鲜黄油，散发着甜香，等待着切成块卖给顾客。黄油旁边放着一个大罐子，装着新鲜牛奶。一旁的柜台上搁着芝士——成盒的卡芒贝尔（Camembert）、大块大块的康塔尔（Cantal），还有圆饼状的布里，各种熟成程度的都有——有的刚做出来没多久，还是硬的，有的已经软熟得快要融化了。
在这家店里买东西，你需要耐心地排队等候，轮到你的时候，清楚简明地把你要的东西说出来。在判断芝士熟成度方面，老板娘是个奇才。如果你要买卡芒贝尔软芝士，她会眉毛一挑，问你准备什么时候吃：是今天中午就吃掉呢，还是今天晚上？或是想留几天再吃？一旦你给出回答，她就会打开好几盒，用拇指分别按按软硬，再嗅嗅味道——对啦！就是这个！——然后递给你最合适的那一块。她简直神了，对芝士的熟成程度能精确到小时。有时候，即便家里不需要芝士，我也会去买上几块，只为看看她这手绝活。她一回也没错过。
左邻右舍都在这个小店买东西，我慢慢地认识了所有的常客。里头有一个小女佣，经常牵着主人那条活泼又傲气的黑色贵宾狗出来买东西。我总是碰见她，她也总是穿着一身看不出形状的灰色或棕色的衣服。可有一天，我发现她没带着狗来，而且穿了一件簇新的、整整齐齐的黑衣服。看得出来，每个人都在上下打量她。老板娘一看见她这样子，立即把这女佣招呼到队伍最前头，殷勤地接待她。当她唇边带着一丝蒙娜丽莎式的笑意，从我身边走过出门的时候，我问旁边排队的客人，为何这位小女佣得到了如此特殊的对待。
“她有新东家喽，”妇人带着会意的神色。“她去伯爵夫人家干活啦。看见她今天穿的没有？这派头，她自己就像个伯爵夫人！”
我乐了，走到老板娘跟前买东西的时候，我心想：“这法国大革命算是白忙活啦。”
十二月中旬，小雪为街上的鹅卵石洒上了一层糖霜，而街上淡薄的假日气氛让保罗和我大为惊异。偶尔，你能看见个男人拖着棵冷杉横穿过协和广场（PlacedelaConcorde），或是哪家门前悬着一枝冬青，孩子们在商场门口排队观看人偶。可跟华盛顿或洛杉矶那铺天盖地的圣诞气氛比起来，巴黎别有一番冷静的韵味。
我们和莫勒一家一起过了圣诞节。他们夫妇俩的年岁比我大了不少，阅历经验也比我多，我把他们当父母般看待。他们带来个大消息：邦比•海明威要和一个名叫拜拉•帕克•惠特洛克（Byra“Puck”Whitlock）的爱达荷姑娘结婚了。
巴黎太适合漫步了。街面上没几辆汽车，行人只需花上半个小时，就可以轻松地从协和广场走到蒙马特高地。我们喜欢揣一本口袋大小、棕色封面的《巴黎行政区划》地图册，并且有意地不走寻常路线。保罗这个摄影狂，总是肩上斜挎着老相机，兜里装着小速写本。我发觉，当你循着艺术家的眼光看世界，你会在寻常景致里发现出乎意料的珍宝。保罗喜欢拍摄建筑的细部、咖啡馆的风景、挂起晾晒的衣物、市场里的妇人、塞纳河畔的艺术家。我的任务是，当他仔细构图按动快门时，用我的高个子和长胳膊替他挡住镜头前的阳光。
闲逛的时候，我们发现了“鳟鱼餐馆”（LaTruite），这个餐馆的老板正是鲁昂王冠餐厅老板多杭的堂兄。鳟鱼餐馆十分舒适，位置在圣奥诺雷区旁，美国大使馆的后面。大厨名叫马赛尔•多杭（MarcelDorin），是个气质出众的老派人物，他儿子也在餐馆里给他帮忙。这家店里的烤鸡做的妙极了：鸡串在烤叉上，在通红的电烤架前旋转着；每过几分钟，一个服务生就把它转一转，然后把滴落到下方烤盘里的肉汁刷回到鸡身上，而接汁的烤盘里盛满了烤着的土豆和蘑菇。喔，这种布雷斯鸡（法国布雷斯地区出产的著名品种，被誉为法国的“国鸡”。——译者注）太好吃了！那油滋滋香喷喷的味道啊，让我意识到，这么久以来，我已经忘了真正的鸡是什么味儿了。可鳟鱼餐馆的镇店之宝是诺曼底鳎鱼：把腌过的鳎鱼排煮熟，旁边摆上牡蛎和贻贝，浇上用红酒、奶油和黄油做出来的绝妙酱汁，再配上蘑菇。可谓是“香得勾魂儿”。我从没想过，鱼可以做得这么郑重其事，而且会有如此美妙如天堂的滋味。
元旦前的一个寒冷下午，保罗和我逛到了梭蒙丘公园（Buttes-Chaumontpark）。在山丘顶上，小小的希腊寺庙旁边，我们向蒙马特高地望去。落日薄暮中，氤氲起层层雾气，圣心堂的剪影若隐若现。我们进了家小酒馆，喝咖啡取暖，隔着脏乎乎的玻璃凝视着这个城市。保罗脑袋后头，有只白色的肥猫卧在账本堆上呼呼大睡。一只混血种的大狗待在我旁边，大声地“汪”了一声，然后懒懒打起盹来。两只小猴子在折叠椅后大嚼花生，不要命地追打着，尖叫着，弄得周围闹哄哄的。邻桌上，三个男孩子在玩骰子。一个老头正在写信。吧台旁，有个邋遢的金发女郎在和一个戴着贝雷帽、架着玳瑁眼镜的男子闲聊。有只白色的胖狗儿穿了件绿色小衣裳慢慢溜达过去，女郎咕哝道：“唷，那小卷心菜真可爱。”
普罗旺斯
“我觉得，带你去看看法国的其它地方，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有天保罗说。于是乎，1949年2月底，我们俩和伊莲一道，开车离开阴冷的巴黎，向温暖明亮的戛纳驶去。
在离巴黎四小时车程的普伊（Pouilly），一顿丰盛的午餐给这次旅行定下了基调。保罗提前给名厨皮耶哈先生（Pierrat）写了信，请他为我们安排一顿“大餐”。皮耶哈先生果然照办了。我们用了三个小时大快朵颐：陶盘派（即terrine，把鱼、肉、蔬菜等事先调味好，放入模型内填实定型，然后做熟。吃的时候切片就行了。以前用的都是光滑的陶土模子，故有此名。——译者注）、碎肉批、红肠、熏火腿、美式酱汁鱼、鸡血、沙拉、芝士、酒焰可丽饼，搭配一瓶1942年的普伊芙莫干白。甜点是甜醇柔滑的蜜李干。乐呵呵的大厨过来加入了我们，这道甜品为大餐画上了句号，我们也被彻底征服。真是美妙绝伦的一顿饭，温暖明亮的幸福感笼罩着我们。
当晚我们在维埃纳（Vienne）过夜，皮耶哈大厨的那顿丰盛午餐还没消化完呢，所以我们简单地吃了点东西。我们几个浑身上下都洋溢着满足，就连“蓝光”车也在舒服地直哼哼。
“不可思议！太美了！”第二天，一个个美景掠过眼前，我们几个齐声感叹道。每块田地都开满了艳丽的花：九重葛、金雀花、金合欢、雏菊，空气中溢满芬芳。地中海那带着盐味的和煦微风拂面而过。海岸边矗立着料峭的石崖，顶着白雪的阿尔卑斯山隐约可见。天气晴明，空气凉丝丝的。到处都这么美，这么香，我的眼睛鼻子都快不够用了。
伊莲快活得像个小雀儿，而且有一肚子讲不完的艺术史趣事。保罗身上挂着一大一小两个相机，还背着个单筒望远镜，兴高采烈地东拍西拍，活脱一副美国观光客的模样。眼前的美景目不暇给：小山顶上矗立着优美的城堡，山脚下的桃园里飘起薄雾，一束束阳光投射其间；还有十四世纪修建的完美石桥，深涧里的小溪如同水银泻地般喷涌直下。我们大嚼牛轧糖，深深呼吸鼠尾草的清香。车子在阿维尼翁（Avignon）驶过桥下时，我们高唱起“在阿维尼翁的桥上”。我们坐在艾克斯（Aix）郊外的小山坡上，痛饮普伊干白。在米拉马尔（Miramar），我们和莫勒夫妇会合，采撷大捧大捧的金合欢。入夜时分，我们看着黑暗水面那头戛纳的闪烁灯火。
这是我头一回来到著名的“蔚蓝海岸”，而它早已是保罗心中的珍藏。我被这个地方深深吸引了，部分是因为它让我想起南加利福尼亚，部分是因为它蓬勃旺盛的生命力。
回巴黎的路上，我们穿山过岭，眼前的景致戏剧性地变幻着。满是鲜花、温室般的格拉斯（即Gresse，法国南部海岸的小城，被誉为世界香水之都。——译者注）让位给了寸草不生、如太妃硬糖般的巨大石灰岩和飞流直下的河溪，那河水是融化的冰川雪水，呈现出澄澈透明的水蓝色。山坡上的小镇子里，每幢房屋都是用当地上百年历史的石头修造的。我们在卡斯特兰（Castellane）喝了咖啡和开胃酒，从深深的山谷里往上爬去，空气清冷，阳光煦暖。穿过阿尔卑斯山口，我们驶入了一个常绿植物和冰雪的世界，小镇子如同长春花般星星点点散落在山间。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我们遇上了一阵突来的冰雾，后来在来萨布雷（LesAbrets）找了家干净的小旅馆过了夜。
次日早上横穿勃艮第的时候，莫勒夫妇嫌我们这种闲逛速度太慢，于是加速开回了巴黎。我们乐得悠哉游哉地慢慢逛。我们经过了一连串小镇子，名字念起来犹如叮当作响的钟琴：蒙哈谢（Montrachet），珀玛（Pommard），沃格（Vougeot），沃内（Volnay），莫索（Meursault），努圣乔治（Nuits-Saint-Georges），柏恩（Beaune）。修女、红酒、可爱的庭院——有太多赏心悦目的美景值得欣赏了。一天下来，心里头装的满满的。晚上八点半，我们回到了大学路，抱着大捧大捧的金合欢回了家。
春光笼罩了巴黎。西岱岛（ledelaCite）上的公园里，嫩绿的小草冒出头来，婆婆奶奶们带着钟爱的新生婴儿和咋咋呼呼的保姆露面了。河畔，驳船一个挨一个地拴在一起，缆索上晾满了白床单和短袜。妇人们把粉色的内衣拿出来晾晒缝补。渔夫们闲坐着，把脚浸在河水里，拿贻贝当零食。猫儿米奈特开始叫春了。它从窗户跳到屋顶上，嗷嗷乱叫，在楼梯上上窜下跳的，跃到我膝盖上然后又蹦下去，再卧在毯子上继续嚎叫。兽医告诉我，米奈特哪里是什么杂种猫，它是个稀有的西班牙品种，叫做特里克莱（letricolaire），我高兴极了。它狼吞虎咽地大嚼我们摘回来的金合欢的时候，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儿，叫做米奈特•合欢•麦克威廉斯•查尔德。
四月初，我妹妹多萝西到了巴黎。她有六英尺三英寸高（我是六英尺二英寸），在家的小名是多特。她是多特-沃特，或者沃特夏；而我的则是茱莉亚-噗莉娅，嘴下不留情的时候，我就变成了朱克-噗克。（不知为何，我弟弟约翰没有小名。）多特刚刚从本宁顿学院（Bennington）毕业，名花无主，也不知道这辈子自己该干嘛。所以我叫她到巴黎来跟我们同住一阵子，用不着付房钱。不管哪个精力充沛的美国丫头听见这个邀请，心里都会乐开花的，于是她跳上第一班船就来了巴黎。
多特来81号的第一天，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才不管自己法语有多烂，抓起电话就给商店打电话：“腻豪！”她大声说道。“请温，腻们几点馆门？……鞋鞋！”
多特比我小五岁，比保罗小十五岁。说实话，她和我并不算太亲近，刚到巴黎那几天，我觉得我对伊莲的了解恐怕比亲妹妹还多。但多特待得日子越久，我们就越加亲密起来。
巴黎人对这个“高个子美国姑娘”很有好感，喜欢她那不顾一切想要跟人交流的劲头儿。有时候，她的法语会闹笑话。比如，有天她跑到理发店去，想去洗洗头，然后修剪一下头发。于是甜甜地问道：“Monsieur,voulez-vouscoupermeschevauxavantouaprèslechampignon?”发型师一脸不解地看着她，坐在那儿吹头发的姑娘们忍不住大笑起来。原来，多特一本正经想问的是：“先生，是先剪头发再洗呢，还是洗好了再剪？”结果变成了：“先生，是先剪马匹再蘑菇呢，还是蘑菇好了再剪马匹？”
她花了一千一百美元买了辆小巧玲珑的雪特龙车子。车是黑色的，四个座位，装着小小的发动机。她爱极了它，可买回来第二天就出了毛病。那天下午六点钟，车子的电路短路了，当时正赶上高峰时段，而且就坏在协和广场的正中央，在城市的中心位置引起了一场交通阻塞。晚上终于把车子弄回家之后，可怜的多特气得直哭。我们温言安慰她，跟她保证一切都会没事的。常给我们修车的师傅把这小车检查了一遍，很快多萝西就又开着它到处闲逛，去找找工作，和那帮旅法的年轻人出去玩到深夜。
6月25日，邦比•海明威迎娶了帕克•惠特洛克。
邦比时年25岁，身量不高，满是肌肉，一头硬扎扎的金发，一张轮廓鲜明的面孔，浑身有种户外的气质。二战期间，他在战略服务处工作，跳伞降落到敌后，去组织情报人员团队。德国人抓到他好几次，可他每回都成功逃脱了。如今他在柏林，为美国军方的情报机关效力。婚礼之所以选在巴黎举行，是因为他没时间回国去结婚，而且他的母亲和继父在巴黎。而且，这儿是巴黎啊。
帕克是个坚强又漂亮的爱达荷姑娘，皮肤黑黑的，身材高挑纤细。她曾经在联合航空工作。她的前夫惠特洛克中校是个飞行员，在对德战争中牺牲了。1946年，她和邦比在爱达荷的太阳谷（SunValley）相遇，从那时起邦比就开始追求她。他俩在巴黎没有熟人，所以我当了伴娘，保罗和多特负责迎接宾客。
婚礼在贝里路（RuedeBerri）上的美国教堂举行，就是在这儿保罗赢得了“教堂猿人”的外号。主持婚礼的牧师是约瑟夫•威尔逊•科克伦（JosephWilsonCochran）。1926年4月查理和弗蕾迪在同间教堂结婚的时候，也正是他主持的婚礼。这次完美的庆典办得自然质朴，恰如莫勒夫妇的为人。宾客接待处颇有些拥挤，来宾里有作家艾丽斯•B•托克拉斯（AliceB.Toklas，旅居巴黎的著名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的同性爱人兼助手，她自己也是作家。——译者注），这是个身材娇小的怪异妇人，穿着平纹布衣裙，带着一顶软塌塌的帽子；还有西尔维娅•比奇（SylviaBeach），著名的莎士比亚书店的店主。（海明威老爹没有出席。）天公作美，几缕薄云飘在澄澈的蓝天上，杜伊勒里花园里玫瑰盛开，满眼都是碧绿和明黄。下午末了，我已经沉浸在醺醺然的气氛中：草莓、樱桃、香槟、白兰地、蒙巴齐亚克白葡萄酒（Monbazillac）、蒙特拉谢白葡萄酒（Montrachet）、卡尔瓦多斯苹果酒（Calvados），身上也沾染上了星星点点的青草汁。
唯福餐厅
我们那位感情丰富的女佣弗丽达在另一幢大楼里找了个门房的工作，所以“当季玛丽”帮我们又找了个女佣。新来的姑娘名叫库凯特（Coquette），每天早上八点到十一点来我家兼差干活儿，打扫灰尘，擦亮镀金用品。而她真正的东家是住在街角的亲王和王妃夫妇。
库凯特是个挺可人的姑娘，可有点傻乎乎的，私底下我们叫她“库库”。像弗丽达一样，她也出身寒微。自然地，她相当尊崇显赫的亲王夫妇。王妃可不是平常的王妃呀，库库上气不接下气地跟我说，人家是“双料”的王妃呢，而且是英国人！亲王名叫菲利普•毕（PhilippedeB）——这名字的正确念法应该是“波依”。他家里有个城堡，而且是个著名科学家的儿子。库库还说，人家家里养了四只京巴狗，模样儿真招人爱，而且很通人性。“夫人哪！”库库叹息道：亲王夫妇是那么矜贵，那么时髦优雅，那么符合至高无上的巴黎氛围。可家里的狗没人遛，在公寓里到处撒尿。所以，房子闻上去就像个垃圾桶。那王妃碰见这事怎么办？王妃嘛，手边有什么她就抓什么——亲王的衬衫、餐巾纸、睡衣、甚至是她自己的真丝裙子——去擦狗尿。
八月，王妃带着狗儿们去诺曼底度假了，把亲王一个人留在了巴黎。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因为他很难伺候。库库会给他做可口的午餐，可不到下午三点亲王不会露面，因为整个上午他都和一帮狐朋狗友泡在咖啡馆里喝开胃酒。他抱怨土豆的价钱。他欠人家缝外套的老太太400法郎，却不肯付。等到他终于前往城堡去度假的时候，他忘了付库库的社保费，以及两千法郎的工资。库库气死了。可人家是亲王，能拿他怎么办？
没过多久，左邻右舍都风闻了库库这进退两难的遭遇。一个可怕的事实浮出水面：亲王两口子欠整条勃艮第大街的钱！唉，一听见这夫妇俩的名字，上至卖菜妇人，下至卖下水的小贩，都厌恶地摆摆手，一点办法也没有。
亲王夫妇从度假胜地回来之后，情况并没有改善。亲王四处搜寻小钱，然后拿去赌马，或是买酒喝。王妃会到著名精品时装店“买”上一件裙子，穿上去重要场合露个面，然后再退给店里。真不要脸！
终于，库库受够了，发作起来。她告诉亲王，要是没钱买土豆和给她发工资，干脆把亲王的头衔给卖了（或许还有城堡），补贴家用。他没理她。等到王妃更加苛刻地对待她时，库库宣布说要撂挑子不干了。可她没走。毕竟，自己的东家是亲王，这话说出来还是很有力度的——尽管他俩是一对游手好闲的吝啬鬼。而且他们欠她不少薪水，她盼着起码能要回来一部分吧。我觉得这一切真是太有意思了。
有一天，保罗和我正在皇宫花园（PalaisRoyalpark）里闲逛，发现在园子那头、拱形柱廊的转角处，有家古典风格的漂亮餐馆。我们隔着玻璃窗往里瞧。餐室里面光华灿烂，满是镀金装饰，天花板上描着彩绘，壁上装饰着玻璃和镜子，地上铺着华美的地毯。店名叫做唯福餐厅（LeGrandVéfour）。我们无意中闯入了一家最著名的巴黎老餐馆——大约在1750年前后，这家店就开张了。领班发现了我们，招招手请我们进来。此时已快中午时分，尽管我们对这般优雅的风格很不习惯，可我们对视了一下，心想“有何不可？”
店里的客人还不多，我们被安排到墙边一处华美的半圆形长沙发上坐下。领班递来了菜单，随后侍酒师到了。这是一位五十来岁的红酒专家，仪表堂堂，却很亲切。他点头自我介绍一下：“敝姓伊努克（Hénocq）。”渐渐地，餐馆里坐满了人；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们享用了一顿从容又完美的午餐。头道菜是盛在小贝壳里的蘑菇酿扇贝肉，浇着经典又美味的红酒奶油酱汁。然后是一道极妙的鸭肉，还有芝士和香浓的甜品，最后是咖啡。出门的时候，我们浑身上下笼罩在愉悦里，跟人家握手握了个遍，几乎眼含泪光地跟店家保证，下次一定还来。
漫步回去的时候，我心里最鲜活的感受就是：我们受到的款待如此殷勤周到，而且，坐在那么优美的环境里，我心里感到深深的快乐。显然，我们俩只不过是一对境况平常的年轻食客，却得到了最为真挚周到的对待，好像我们是贵宾一样。他们的服务娴熟而适度，菜品堪称绝妙。价格挺贵，可就像保罗说的：“周围的一切让你恍若梦中，以至于付账单的时候，你还觉得感激不尽哩。”
自那以后，我们差不多每个月都要去一次唯福，一旦找到窍门之后——如何获得有钱又懂吃的朋友们的邀请——就更是如此。因为我个子高，又性格外向，保罗在醇酒美食方面又是如此渊博，伊努克先生和店里的侍者们总是给我们最高礼遇。就是在这里，我们第一次瞧见了“国宝级”的科莱特。这位著名的小说家住在皇宫区的公寓里，唯福餐厅在店堂最里头的靠墙位置给她留了一个专座。她是个矮小的女人，长着一张引人注目的、凶巴巴的脸，顶着一头纠结的灰色乱发。像个女王般穿过厅堂的时候，她避开了我们的目光，却把每人盘子里的菜打量了一番，然后撇了撇嘴。
淡季
报纸上说，1949年的夏天是自1909年以来最为干旱的一季。河床上满是石头，田野变成了烤土司般的金黄色，草地踩上去沙沙作响。枝头的叶子都干了，蔬菜毁了，葡萄枯死在藤蔓上。几乎没水可供水力发电，人们开始担忧冬天的食品价格。那个时候，空调这东西还没有问世。
到了周末，每个人都出城去，找个心爱的秘密野餐地点去乘凉。爱侣们骑上双人自行车，男的在前，女的在后。他们打扮得都很相配，比如穿着蓝短裤和红衬衫，戴着白帽子。他们沿着高速公路拼命蹬，有时候车前的篮筐里躺着个婴儿，有时候后车座上卧着个颠来颠去的小狗儿。
7月4日，美国大使馆举办了上千人的聚会活动，好像全巴黎的美国人都来了，一同聊天闲谈。我们惊讶地认出了五个熟人，之前我压根不知道他们也在巴黎。其中包括我们的老友艾丽斯和迪克。他们的举止很奇怪，尤其是艾丽斯，她的态度相当冷落。我不明白为什么。或许她过的不开心吧。可随后，她突然数落起来，说她是多么憎恨巴黎人，巴黎人都是讨厌鬼，卑鄙、贪婪、狡诈、一点儿也不友善。她一天也不想多待啦，她说道，而且再也不会回来。
次日早上，艾丽斯的话还在我耳边回响。与此同时我去了市场，我的车子爆了胎，我打破了牛奶瓶子，还忘了拿刚买的一篮草莓。可我碰见的每个人都和善又热心肠，亲切的卖鱼老太还送了个鱼头给米奈特吃哩。
我对艾丽斯失望又不解。我一度认为她是个善良又有同理心的朋友，可现在我却没法理解她。跟她正相反，每当我朝窗外看去，都能感到纯然的快乐。我已经得出了结论，我必定天生就是个法国人吧，只是没人告诉我这个事实罢了。我热爱这里的人，这里的美食、景致、文化氛围，还有这悠闲的人生步调。
人们都说，巴黎的八月是“淡季”，是个死寂的季节。但凡度得起假的人，都忙不迭地出城去了。满城的人们倾巢而出，如游牧部落一般，朝着海边山上挪去，引发了交通拥堵和各种各样的事故。我们喜欢的餐馆、乳品店和洗衣房都空了，卖肉的、卖花的、卖报纸的全都不见了，三个星期之后才会回来。有天下午我去“尼古拉斯”红酒铺买酒，结果发现除了送货师傅之外，其余的人都走了个精光。他留下来看店，同时练练嗓子，希望在一出歌剧里谋个角色。他身旁坐着的门房老太太，二十五年前曾在一个著名的服装设计师（在旺多姆广场上开店的）手下当过裁缝。她和送货师傅回忆起往昔的辉煌岁月来：拉辛（即Racine，1639～1699，法国剧作家、诗人。——译者注）、莫里哀（Molière，1622～1673，法国喜剧作家、演员、戏剧活动家。——译者注），还有喜剧歌剧（OpéraComique，盛行于法国十九世纪早期，早期具有喜剧性内容，以说白与歌唱并用为特征。——译者注）。看见这幅情景，真叫人高兴。看起来，在巴黎你可以和任何人——从捡垃圾的直到市长——讨论古典文学，或是建筑和伟大的音乐。
8月15日，我满了37岁。保罗送了一本《拉鲁斯美食大百科》（LarousseGastronomique）给我。这本妙书有1087页，讲的全是烹调和美食，书里头有上千幅黑白插图和十六页彩图，满是各种各样的定义、食谱、信息、故事，还有美食烹饪的小窍门。我如饥似渴地读着它，甚至比读阿里-巴布还要快，还要投入。
到这会儿，我已经明白，法国美食正是我的心头大爱。我没法抗拒那纯粹的美妙滋味。可朋友们（法国人美国人都有）觉得我不正常：烹饪远非中产阶级的嗜好。他们就是想不明白，我怎么会喜欢干这些事儿呢，竟然愿意亲自采买、烹煮、上菜。可我就是喜欢！保罗鼓励我，让我不必理会别人的意见，只管追求自己的激情。
在大学路，我一直在热情满满地做菜，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在我看来，对着《拉鲁斯美食大百科》垂涎三尺，或是跟“当季玛丽”闲聊，研读美味馆子的菜单，这些已经不够了。我想要挽起袖子，进入法国美食的世界。可我该怎么做呢？
出于好奇，我去蓝带烹饪学校看了看，这是巴黎最出名的厨艺学校。在那儿，有专业的大厨教授传统法国菜式，认真的学生们来自世界各地。参加了一下午的演示课程之后，我动了心。
下一期课程将在十月份开始。注册了一门为期六周的密集课程之后，我咂咂嘴巴，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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