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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世界30年》内容简介:世界已经变了！如果你了解这个变化的世界，你已经被这个世界抛下了。
在这个后危机世界里，全球经济已经变得脆弱不堪，国际政治也正在被改写。
过去，各个国家的关系是双赢；现在，这种关系越来越接近零和了。
过去，那么多的人欢呼雀跃地拥抱全球化；现在，到处可以看到反全球化人士示威的身影。
过去，美、苏之间的核恐怖平衡让世界捏了一把汗；现在，中、美之间的借贷关系也堪称恐怖平衡。
一个理想的世界是，主要经济大国以及金融中心会通力合作，共同解决全球经济问题，规范全球和金融机构；但一个现实世界是，全球经济问题更有可能会让各经济大国“大打出手”，而不是走向合作。
这个世界有太多你无法了解的事情：
中美已经无法做到双赢？为什么中美之间争端不断？
为什么美国在汇率问题上一直要对中国施压？
当代属于美国，未来属于亚洲，而欧洲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中美已经陷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怪圈？
全球化世界为什么会遭到那么多的人反对？
为什么每当经济危机出现，所有的国家都难以独善其身？
不读《世界30年》，你一定不会了解上面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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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作者：美国 吉迪恩?拉赫曼
吉迪恩?拉赫曼，2006年7月成为《金融时报》的首席外交专栏作家，在之前的15年时间里，他作为《经济学人》的通讯记者先后在布鲁塞尔、华盛顿和曼谷工作，此外他还参与该杂志“商业”和“亚洲”部分的编辑工作，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欧盟和全球化尤为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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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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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2009年达沃斯XI
第一部分
变革时代
1978~1991
引言
第一章
1978年，中国：邓小平复出
1978年，为了向党内阐明摒弃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合理性，邓小平说：“恩格斯从没坐过飞机，斯大林从没穿过涤纶。”邓小平也不认为虚伪地接受贫穷有任何好处，因此“贫穷不是共产主义”成了他又一个著名论断。
第二章
1979年，英国：撒切尔主义
撒切尔最著名且最简洁有力的名言就是—“你不能跟市场作对”—这句话再恰当不过地概括了1978年到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这段时期全球意识形态的发展趋向。
第三章
1980年，美国：里根革命
美国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经济繁荣，似乎证明了里根经济观点的重要价值。国内经济政策的成功，也为里根的连任搭建起政治平台。但是，人们将里根奉为保守主义英雄的真正原因，当属里根在冷战中的伟大功绩。
第四章
1986年，欧盟：拥抱市场
作为一个整体来看，20世纪80年代组建的欧盟单一市场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比美国或中国还要大。除此之外，尽管欧元遇到了一些麻烦，但作为欧洲统一货币，欧元是迄今为止有可能取代美元成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唯一选择。
第五章
1985~1991年，苏联：政治开放、经济重建及最后的瓦解
保守派批评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在为整个苏维埃制度播下自我毁灭的种子，而这种担忧确实不无道理。一旦戈尔巴乔夫认定“选择”的思想应当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进而发展到国际关系领域，苏维埃制度就难以为继了。
第六章
1989年，欧洲：革命之年
1989年政治大变革所产生的深层次影响已远远超出欧洲范围。苏联阵营曾经为全世界左翼政治运动提供了道义上、思想上以及资金上的支持。因此，不论是中欧心脏地带国家对苏维埃制度的坚决抵制，还是苏联在道德和经济上的双重破产，都产生了全球性的复杂影响。
第七章
1982~1991年，拉丁美洲：民主和市场的胜利
很显然，不断变化的全球政治形势深深地影响着拉丁美洲的发展进程。但是，正如世界其他地区一样，真正为变革时代经济政策在拉丁美洲的实施扫清障碍的，是发生在那里的经济危机。
第八章
1991年，印度：第二个亚洲巨人的觉醒
在中国已经改革开放13年后，印度成为最后一个加入全球化博弈的世界大国。尽管加入的时间有些晚，但印度的到来最终也许会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对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第九章
1991年，海湾战争：单极世界的到来
老布什总统欢欣鼓舞地表示，海湾战争的轻松取胜使美国“彻底摆脱了越南综合征”。而这场战争的胜利无疑也改变了美国政府对于使用武力的态度。
第二部分
乐观时代
1991~2008
引言
第十章
民主：弗朗西斯?福山和历史的终结
事实上，在乐观时代，对普世民主的信仰从来都不是全球性的信仰，在苏联解体以后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自由国际主义者相信是其他的一些因素真正征服了世界。他们相信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市场经济。
第十一章
繁荣：艾伦?格林斯潘和经济历史的终结
因为一直看起来都很好，金融业正在产生巨大的利润、税收收入和红利，以至于监管似乎是愚蠢的。就像格林斯潘在2008年经济危机前一年出版的回忆录中所说的：“为什么要限制那些辛勤劳作的华尔街蜜蜂呢？”
第十二章
进步：比尔?盖茨与科技胜利
当高端金融业在美国西海岸大放异彩的时候，美国的东海岸也成为科技革命的中心。科技革命在20世纪90年代的蓬勃开展使得美国涌现出一大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微软、苹果、网景、易趣、亚马逊、英特尔、雅虎、谷歌，这些企业给美国带来了新的光荣和动力。
第十三章
和平：比尔?克林顿和双赢世界
这是对美国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态度的精彩总结，这种态度塑造了美国在乐观时代的行为。美国相信经济全球化和自由经济是推动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力量。但是如果市场经济不能带来和平、繁荣和稳定，美国准备用武力加以干涉。
第十四章
乐观的东方：马凯硕和亚洲世纪
中国官员遵循着邓小平的指示，“韬光养晦，善于守拙”，低调行事，让别人去研究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崛起的意义。而且从很多方面来说，要为像亚洲这样地域广阔且国家多样的大洲寻找一个代言人也确实是不现实的。所以当人口仅有500万的城市国家新加坡成为这个代言人的时候，很多人感到非常意外。
第十五章
欧洲：冈特?费尔霍伊根和欧洲梦
很多经济学家怀疑欧元是否能够坚持下去，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他们的担忧看起来很有先见之明。当时，欧元区各国对一些成员国—尤其是希腊的偿还能力产生怀疑，也对欧元本身的稳定性产生了怀疑。
第十六章
反全球化主义者：从亚洲金融危机到美国“9?11”恐怖
袭击事件
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拉里?萨默斯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对那些打着世界正义的旗号抗议全球化运动的人，他无法掩饰自己的蔑视，他犀利而尖刻地说道：“如果在亚洲纺织工厂里工作的那些孩子失去工作的话，她们不会在街边抗议，而是沦为街边的妓女。”
第十七章
查尔斯?克劳萨默和新保守主义
“9?11”事件中对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的袭击没有改变任何事情，相反，这次袭击只是让美国强调了一些世界早已知道的事情—世界上只有一个超级大国，如果美国愿意，那么它可以在几个星期之内推翻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一国政府。
第三部分
焦虑时代
引言
第十八章
西方的危机
但是在华尔街崩盘发生后没多少时间，潘维教授就在思考高盛集团的这份预测报告是否显得过于谨慎，他说：“在我看来，只需20年，中国就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而且那一天可能还会来得更早。美国的体系处于混乱之中，他们需要我们的钱来拯救自己。”
第十九章
麻烦的世界
在2000年以前，中国本质上已经成为一个地区强国，而且也很少在亚洲以外的区域留下显著的“脚印”；但随着中国与非洲大陆日益密切的往来，情况发生了改变，其背后最主要的驱动力就来自中国对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需求。
第二十章
全球政府：像欧洲一样的世界
如果20国集团无法完成使命，那么让中国和美国组成一个2国集团如何？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一方案确实诱人。与其在没完没了的国际会议和让人头疼的多边协议中陷入窘境，还不如让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面对面把问题解决了。
第二十一章
像俄罗斯和中国一样的世界
2007年1月，由美国人和欧洲人组成的访问团参观了中国国防部，期间我们不断听到中国的将军们直率地声明“台独便意味着战争”，中国不会因为美国干涉带来的威胁而有所畏惧。
第二十二章
破碎的世界：像巴基斯坦一样的世界
奥巴马关于继续跟进阿富汗战争的决定或许能够最终实现阿富汗的稳定，但在未来10年内，世界上的无政府和危险区域，即“失败国家”的范围极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
第二十三章
零和世界
美国再强大也无法操纵民族主义情绪。如果美国最终诉诸贸易保护主义，或者以某种方式强迫中国调整人民币汇率，那么将有可能引发中国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应。
第二十四章
拯救世界
2008年金融危机的地缘政治意义在于，它使人们认识到“中国挑战”并不是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情—“中国挑战”就发生在当下。虽然中国经济想要赶超美国还需要15年或者更长时间，但中国在一些重要方面已经成为世界第一。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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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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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978年，中国：
邓小平复出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变革时代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意义非凡。
1978年年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把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重新带入国际主流政治经济体系中。改革开放政策首先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进而改变了全球经济的面貌。在建立新的世界经济大国的同时，邓小平还改变了全球均势格局。对当时的美国和欧洲来说，苏联解体才是变革时代的标志性事件。但实际上，中国在同一时间进行的变革，正在悄悄地为中国崛起、成为美国新的潜在对手打下基础。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绝不仅仅是另一条“亚洲之龙”—现代新加坡建国之父李光耀曾在1993年不无敬畏地表示：“假装中国不过是全球经济的某一位参与者是办不到的，因为中国其实是有史以来最重要的一位参与者。”
中国的转变成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重要支柱，这在1978年根本不可想象。1976年，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随之结束，邓小平的复出看起来似乎只是戏剧性的中国政治斗争舞台上出现的又一次变化而已。
邓小平于1904年出生在四川省，在经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艰难困苦之后，直到七十多岁高龄才上台执政，并开创了属于他的时代，而大多数西方政治家在这个年龄早已退休。邓小平身材矮小，身高不足5英尺，青年时期曾在巴黎度过6年的时光，不仅加深了对法国的了解，还对足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法国逗留期间，邓小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自己全部的生命投入到20世纪中国血腥动荡的政治革命斗争中。
20世纪20年代中期回到中国后，邓小平就投身到如火如荼的政治革命和解放战争中。他参加了红军长征和国共战争，直至中国共产党取得最终胜利。在其政治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邓小平都属于党内比较务实的派别。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曾多次在中国革命热情高涨的时期被打倒。1967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邓小平被诬陷为“走资派”，遭到四人帮的排挤和羞辱。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邓小平于1973年得到平反。毛泽东公开表示了对邓小平的肯定，并允许他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继续带领中国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然而到了1975年，邓小平再次被扣上极端实用主义的帽子。1976年，邓小平再次被撤销一切职务。
在遭受政治迫害的同时，邓小平还经受了种种家庭不幸。他的第一任妻子在1930年死于难产。“文革”期间，长子被激进的红卫兵从楼顶推下，腰部以下完全瘫痪。
1978年，邓小平再次复出。正如英国记者、历史学家乔纳森?芬比所说，邓小平在1978年以“最后的幸存者”的姿态复出，“他忠心耿耿，可以在必要的时刻谦卑地作出自我批评，也懂得在困难的时候审时度势、作出正确的决定。没有人能够质疑他的忠诚和才能”。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这给了邓小平及其支持者打开政治局面的机会。由于邓小平赞成实施改革、推动国家实现现代化，并希望尽快结束国内的动荡局面，因此他的支持者们迫切要求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1977年7月，邓小平恢复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重新复出后，在1978年这一整年的时间里，邓小平自始至终在为两件事而努力。一是为其他像他一样在“文革”期间被打倒的党内成员平反，二是加快实施
“现代化建设”战略。在邓小平的积极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在这一年开始走出国门，留学海外。到了这年年底，邓小平对于在意义重大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赢得那场关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争论已经稳操胜券。
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这看似平淡无奇的方针政策背后，暗藏的是给中国带来翻天覆地变化的巨大力量。西方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总结了中国在三个方面的重要转变：首先，“四个现代化”战略被应用到企业层面，这次会议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提出将权力“从领导层下放到地方基层单位”，地方企业的负责人将在企业经营方面获得更大的自主权，这也可以被称做“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自由化”；其次，给予农民更多自由，把农民从集体化模式中解放出来，允许农民在自有土地上种植庄稼的同时兼营一些“副业”，如种植水果、蔬菜，以及饲养家畜等；最后，会议同意今后朝着建设一个更加独立的司法体系的方向前进，确保
“在地方拥有更大经济自主权的新形势下”，司法部门对可能发生的争议作出公正裁决。
仅从文字表述来看，这些措施不过是探索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一个相当保守且带有试探性质的开端。大多数真正将中国带进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经济强国之列的政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陆续出台。为吸引境外投资者设立经济特区的建议在1979年就已经提出，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并没有提及。事实上，这一政策直到80年代初才得以实施，经济特区的成立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南方制造业的发展。其他一些影响深远的改革措施，如住房私有化、国有企业改革等，更是十多年以后才相继出台。
尽管如此，1978年仍然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一年。这一年真正开启了邓小平时代，中国从此走上现代化建设道路，并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
此后，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978年到1985年间，中国的出口额从100亿美元增长到250亿美元。随着农民得到更多自主经营权，中国农村变得更加富裕。据称，1978年中国贫困人口达2.7亿，占总人口的28%；到1985年，这一数字已经下降到0.97亿，占人口总数不到10%。由于经济特区的成立，越来越多的制造业活动从亚洲其他地区迁移到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为这一地区成百上千万的农民工带来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的收入。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在90年代初期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增长了4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地成为世界工厂，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并且即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出口国。
回过头看，对于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所进行的改革的重大意义，外国观察家们反应确实迟钝了一些。时任英国驻北京外交人员、后来成为英国驻华大使的克里斯托弗?哈姆曾说，1978年到1979年间，由于北京西单“民主墙”的出现，外交界人士的大部分注意力都被中国在短时间内兴起的政治与言论自由所吸引。紧接着1980
年对四人帮的审判，以及江青的倒台，进一步转移了人们的视线。只有美国杂志《时代周刊》颇具先见之明，评选邓小平为1978年的“年度人物”，并认为邓小平主张的一些改革政策“有时看起来竟像是在走一条资本主义道路”。《时代周刊》还总结道：“北京要想赶上华盛顿和莫斯科，成为世界一流强国的首都，还要花很长
时间。”
作为对外开放政策的一部分，邓小平下决心改变与西方世界的关系，因此与1978年经济改革同时进行的，还有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邓小平于1979年年初访问美国，在到访休斯敦时，邓小平戴上了一顶巨大的牛仔帽，引得当地人们兴奋欢呼。然而让人不那么兴奋的是，1979年年底，中国与越南开战。
比起那些听起来颇为专业的农业改革和吸引外资措施，所有这些中国国内政治与国际关系中发生的大事件显然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夺人眼球。可能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西方领导人对于中国变革的速度之快、范围之广领会得相当缓慢。根据英国首相撒切尔和美国总统里根回忆录的记述，对于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改革，两人立刻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而对于中国经济的巨大飞跃，则几乎没有注意到。撒切尔提到中国的地方，全都与冗长而复杂的香港回归谈判有关。而里根曾在1990年这样写道：1984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唐纳德?里甘“从北京访问归来，提交了这样一份报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朝着自由市场迈进，脚步缓慢而坚定，同时还欢迎外国资本家们对华投资”。但是同撒切尔一样，里根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冷战的结束而不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上。
关于西方世界为什么在领会邓小平改革的重大意义上表现得如此迟钝，还有一个可以接受的解释。一些时事评论员认为，1978年改革的重要意义，后来被急需创造出新的伟大成就的中国共产党夸大、神化，其目的是将人们的注意力从颇为棘手的政治风波中转移开来。
许多人认为邓小平早就为1978年的经济改革勾画出一幅宏伟蓝图，而《中国震撼世界》（China Shakes the
World）的作者詹姆斯?金奇则对这一观点泼了冷水。该书是近年来以中国崛起为主题的畅销书之一，作者在书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最直接的动力来自资金短缺和“支付危机”。金奇认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许多重大的经济改革其实是由地方农民或小型企业发起的。这些改革得到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支持，而这些官员实际上根本不理会北京的指示。他还相信，“邓小平对中国经济改革作出的贡献，并不是他制定的那些为中国经济起飞奠定基础的伟大策略。实际上，不论多么简单朴素的方法，只要能为这个国家带来迫切需要的经济发展，邓小平就愿意去尝试”。事实上，就连邓小平本人私下里可能也会同意这种看法。众所周知，邓小平把自己的改革理论形容为“摸着石头过河”。
然而，正是这种随意却务实的态度为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过去，走共产主义道路的中国曾经上演了充满灾难的一幕，意识形态和政治狂热战胜了最基本的常识和人道，其结果便是“大跃进”时期全中国爆发的大规模饥荒，以及“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的恐慌和破坏。
邓小平把中国从这种政治狂热中解放出来。邓小平几乎所有关于政治和经济的著名论断都是实用主义的表达，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恐怕要属那句“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1978年，为了向党内阐明摒弃马克思主义教条的合理性，邓小平说：“恩格斯从没坐过飞机，斯大林从没穿过涤纶。”邓小平也不认为虚伪地接受贫穷有任何好处，因此“贫穷不是共产主义”成了他又一个著名论断。
邓小平奉行的实用主义使得他非常愿意向外界学习。他既不赞成一些党内成员提出的保持社会主义纯洁性，以避免被资本主义世界玷污，又反对民主主义者的“天朝上国心态”。邓小平最早实施的改革措施之一，便是积极推动更多的中国学生到海外留学。他曾说：“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通过闭关自守来实现国家现代化—不管这个国家采取何种政治制度。”
邓小平为中国打开了通向对外贸易、海外投资、国外先进教育和技术的大门，所有这些决策也意味着，中国经济现代化的发展注定与全球化进程息息相关、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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