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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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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历史学家顾诚生前第一部作品，《南明史》是其姊妹篇。该书自1984年出版以后，断货多年，除在图书馆查阅之外，早已难觅踪影。此书的出版，为农民战争史研究另辟实证蹊径，广受好评。书中从农民战争爆发的背景写至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的失败，史料极为详实，曾获得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为其题写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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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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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农民战争史》是顾诚先生的第一部专著。顾诚从1977年开始研究明末农民战争史事，1982年冬写成此书，1984年出版发行，广受学界和读书界推崇，初版已脱销多年。本书从明末农民战争爆发，叙至大顺政权和大西政权失败。基于对史料涸泽而渔式的爬梳（仅方志就参阅了近千部），作者屡有不刊之论推出，尤其对几成定论的所谓“流寇主义”、“起义军封建化”，以及“李自成败退北京的真正原因”等重大历史问题，均有精深独到的见解。另对李岩其人的证伪，对“荥阳大会”的解构等，均不独谨严，亦颇具趣味。初版之后，顾诚本人曾对书中错漏之处做过一番校订，对书末所附《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等做了大规模增补。本书再版之际，将上述内容完整呈现；并以代序的形式，收录作者的一篇逸文《我的治学经历》。经家人同意，还精选了数幅照片置于卷首，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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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顾诚（1934.11—2003.6，江西南昌人，有国际声誉的当代明清史专家。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明史学会常务理事。生前仅有两部专著面市：《明末农民战争史》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南明史》获国家图书奖和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顾先生生性耿直，视学术为生命，孤灯长夜，治学谨严，是当代考实之学的杰出代表，在明帝国疆域管理体制（卫所制度）、人口、耕地及明清易代史事（南明史）等领域均有精深独到的研究，学术成果和历史结论在明清史学界具开创和奠基意义。先生还是学界公认的“三好”学者：外语好、学问好，文笔好。翻开一部专著或论文，即开启了一段美好而难忘的史学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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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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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明末农民战争的背景
第一节 明后期政治的腐败
第二节 土地高度集中
第三节 国家财政的破产和赋税的加派
第四节 水利失修和灾荒频仍
第五节 军制的败坏
第六节 裁驿递
第七节 农民大起义的前奏
第二章 明末农民战争的爆发
第一节 陕西农民首建义旗
第二节 勤王兵的哗变
第三节 张献忠、李自成参加起义
第四节 起义早期的特点
第三章 起义初期明政府的对策和义军主力转入山西
第一节 杨鹤主抚政策的失败
第二节 起义军在山西的发展
第三节 陕西起义军的坚持斗争
第四节 起义军的诈降和突破黄河天险
第四章 起义中期的千里转战
第一节 向中原进军
第二节 起义军的汉中突围
第三节 起义军的大举入豫和所谓“荥阳大会”
第四节 起义军攻克凤阳
第五节 崇祯八年起义军在陕西的胜利
第六节 明廷的剿抚并用和高迎祥的牺牲
第七节 李自成等部进军四川
第五章 明末农民战争一度转入低潮
第一节 明廷十面张网和增兵增饷
第二节 李自成等部连遭挫折
第三节 张献忠、罗汝才部的“受抚”
第四节 谷城、房县“受抚”的透视
第六章 张献忠、罗汝才重举义旗和杨嗣昌督师的惨败
第一节 剿饷延期和加派练饷
第二节 张献忠、罗汝才等部再次起义
第三节 杨嗣昌奉命督师
第四节 玛瑙山之役
第五节 张献忠、罗汝才部转战四川
第六节 张献忠、罗汝才部的出川和攻克襄阳
第七章 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的大发展
第一节 李自成起义军挺进河南
第二节 李自成起义军攻克洛阳
第三节 李自成起义军首攻开封和项城战役
第四节 李自成、罗汝才联军二攻开封
第五节 襄城之役和三攻开封
第六节 侯恂督师和起义军一败孙传庭
第七节 革、左五营同李自成部义军的联合作战和攻克汝宁
第八节 李自成起义军在河南凯歌行进的原因
第八章 李自成起义军南下湖广和襄阳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李自成等部南下湖广
第二节 起义军的走向统一和“罗、贺事件”
第三节 襄阳政权的建立
第九章 张献忠起义军的进军湖广、江西
第一节 张献忠部的转战豫皖
第二节 张献忠部占领武昌
第三节 张献忠部南下湘赣
第四节 大西政权在湘赣的设施
第十章 孙传庭部的覆灭和李自成西安建国
第一节 吴甡督师之议
第二节 孙传庭的出关和覆灭
第三节 李自成起义军占领西安
第四节 李自成起义军的收取三边
第五节 建国大顺
第六节 大顺军的渡河东征和永昌元年诏书
第七节 宁武之战和势如破竹的进军
第八节 大顺军的南线作战
第十一章 明朝在覆灭前的挣扎
第一节 李建泰奉命督师
第二节 调吴三桂部进关之议
第三节 南迁之议
第四节 没顶之际的几根稻草
第十二章 明王朝的覆亡和山海关之战
第一节 大顺军攻克北京
第二节 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的措施
第三节 山海关战役
第四节 大顺军的放弃北京
第十三章 大顺政权的失败
第一节 明朝官绅的叛乱
第二节 李自成返回西安时的部署
第三节 清军占领山西
第四节 怀庆之役和清军占领西安
第五节 西北地区明降官降将的叛乱和该地区大顺政权的崩溃
第六节 李自成的牺牲和大顺政权的失败
第十四章 大西军在四川
第一节 大西军的入川
第二节 张献忠在四川建国
第三节 官绅地主的叛乱和大西政权的加紧镇压
第四节 张献忠的牺牲及大西政权失败的原因
第十五章 弘光政权的覆亡和南方的阶级斗争形势
第一节 弘光朝廷“借虏平寇”政策的破产
第二节 南方农民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的特点
第三节 南方的佃变
第四节 南方的奴变
附录
说明
（一） 大顺政权地方官员表
（二） 大西政权地方官员表
（三） 山海关战役后三个月内官绅叛乱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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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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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治学经历（代自序）
……1977年10月，在我坚持下外研所让我回到历史系。系总支书记景存玉同志要我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去，理由是该室既缺人，我又懂英语（其实我的英语水平只能勉强阅读）。我说：“我的专业是明清史，如果系里一定要我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那我还不如留在外研所。”她见我态度坚决就笑着说：“你就说你的兴趣是明清史，不要说专业。”意思是我并没有专业，只是勉强同意我到中古史教研室工作。为了证明自己在明清史方面有一点基础，立即动手把我在李岩问题上探讨的结果写成文章，这就是《李岩质疑》。77年底把稿子送到《历史研究》编辑部，发表在1978年5月号上。当时刊物不多，研究成果也不多，文章发表后反映颇为强烈，支持的人不少，反对者甚多。因为历来都认为李岩确有其人（只是清初河南文人郑廉在《豫变纪略》中以亲身见闻指出李岩为乌有先生；康熙《杞县志》和康熙《开封府志》里收有《李公子辩》一文坚决否认杞县有李岩。但是即使在清初各种更加著名的相关史籍里还是有多少不等的李岩“事迹”，可以说这是当时人的共识。到乾隆四年钦定《明史》颁布以后，李岩的“事迹”被采入李自成传，遂成定论。1944年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中以大量篇幅叙述李岩，且给以高度评价；这篇文章在延安被定为整风文献，解放区各级干部都得认真学习，李岩的故事得到了空前的传布。
1964—1965年学术界曾就李岩评价问题展开过讨论，一时颇为热烈，发表的文章不少，一派认为李岩是李自成起义军中正确路线的代表，另一派则认为李岩是地主阶级分子，在起义军中起了破坏作用；自然也有些折中的意见。《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都发表了综合报道，后来在香港结集出版，书名就叫《李岩评价问题讨论集》。我的文章基本论点正是根本否定李自成起义军中有过李岩这个人物，所谓的评价自然就毫无意义。我发表这样的惊人之文，决不是耸人听闻，也不是仅据郑廉和《杞县志》的旧说；而是花费了大量时间查阅过有关史料，其中仅地方志就多达千部以上，何况还有时人文集、档案等资料；数量相当庞大，可是就是没有一条能证明李岩存在的确切材料。1984年出版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的附表前面有一段话“过去在一篇关于李岩的拙稿中谈到，我们现在对许多职位很低的大顺政权文武官员都查得了可信的史料，为什么名声仅次于李自成的‘核心人物李岩’却始终未能找到一条真实材料？我愿意借此机会建议对李岩问题关心的同志多做一些史料的发掘和鉴别工作，不要在不分真伪的‘有史料依据’的水平上停滞不前。”现在，又过了十几年，查阅的书更多，仍然没有发现李岩的可靠材料。请同行学者想想，按通常的说法，李岩是崇祯十三年参加起义的，这正是李自成起义大发展时期，起义军先后攻克的大城市就有洛阳、襄阳、西安、太原、大同、北京等地，李岩既是制将军又是主要谋士，当时各方面的人都密切关注李自成起义军的情况，再说李自成军在北京停留了四十三天，在京的明朝官员就有两千多人，其他识字的人还多得很，为什么就没有人见过李岩并留下哪怕一条记载呢？至于野史中出现的大量李岩“事迹”，我在《李岩质疑》一文里已经作了论证，是由小说的虚构情节混入史籍的。明朝后期党争和绅衿纷斗非常激烈，编写小说和传奇作为斗争手段是常见的事，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清初。由“葫芦道人”、“懒道人”编写的《剿闯小史》在1644年秋天就已经在江南书店内发买了，这时弘光帝已经即位，所以书中寄希望于弘光中兴，而且李自成也还在世，小说的编者除了收集一些广为人知的大事外，还杜撰了不少情节以增加趣味并弥补自己见闻的不足，其中就包括了有关李岩的创作。入清以后，《剿闯小史》曾多次改名，如《定鼎奇闻》、《新世宏勋》。康熙十年计六奇编成《明季北略》，其第二十三卷补遗就是以《新世宏勋》为底本删改而成。此后人们以《明季北略》为史书加以引用，并未想到其中竟有小说家之虚构；如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就是大量采用了《明季北略》卷二十三，以至李岩其人其事广为传播。1978年5月《李岩质疑》发表后，7月1日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王赓武教授夫妇和美国耶鲁大学郑培凯先生来我校访问，由何兹全教授和我接待。当时，我很少说话，到上午快结束的时候，郑先生问我：“顾先生发表了什么文章？”我回答：“最近在《历史研究》上有一篇文章。”他突然想起来问道：“是不是《李岩质疑》？”我说：“是的。”他回到美国后立即告诉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Buffalo）分校的戴福士教授Prof.
Des
Forges。戴福士教授研究的重点是河南省（史学界的一种分区研究方法），他阅读过郑廉《豫变纪略》等书后也对李岩的真实性表示怀疑，1977年冬曾来过中国访问，找到上海的杨宽教授等人交换意见，可是这些人谈的都是对李岩的评价，同他的本意不一致。于是，他回国后自己继续研究，正在这时他因郑培凯的推荐读了我的《李岩质疑》，立即来信表示同意。不久，他就寄来了自己的长篇打字文稿The
Puzzle of Li-Yen（李岩之谜），此文后来在美国刊物上发表。
1978年底，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文革”后第一次史学界学术讨论会，即中国农民战争史讨论会，尽管条件较差，到会的各地代表却非常踊跃。正是在这次会上认识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谢国桢、王戎笙、白钢等八位先生，华东师大的谢天佑、王家范，兰州大学的赵俪生，郑州大学的高敏，山东大学的孙祚民，陕西师大的孙达人，河北大学的漆侠，当时在上海师大的王春瑜，还有很多同行，记不清了。会上讨论得非常激烈，主要是围绕着一些观点争论不休，自然是各持己见，得不出什么结论。会议发起单位华东师大还组织与会者在上海参观了党的“一大”会址、豫园，到苏州游览了拙政园、虎丘、寒山寺；会议结束时成立了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选举了第一届理事会，我也当选为理事。在八十年代农民战争史研究还处于高潮，两年一次的年会颇受史学界的重视，由谢天佑、王家范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辑刊》和白钢主编的《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论丛》不仅能顺利出版，而且有相当影响。在这两种刊物上，我发表了一批有关明末农民战争史的专题研究文章，澄清了不少问题。到1982年冬终于写完了专著《明末农民战争史》，1984年该书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印量达一万六千册，早已脱销。
在明末农民战争史的研究上，取得的进展主要为：
一、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背景。对明朝末年阶级矛盾的极度激化，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农民除了奋起反抗别无生路，引用的典型史料颇能说明问题，从而论证了起义的正义性。
二、李自成早年当过放羊娃，参加起义前是米脂县银川（银字当写作方框内加言字）驿驿卒马夫。吴伟业《绥寇纪略》和《明史》等书说他同侄儿李过一道投入明朝官军，后来在金县起义的记载完全不可靠（参见《李自成起事考》）。
三、李自成参加起义后是在王左挂部下，编为八队，绰号“闯将”。王左挂投降后，李自成即成为一支独立的队伍，人称“八队”。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错觉，以为“闯将”是“闯王”高迎祥部下的一员将。其实，“闯王”、“闯将”、“八大王”、“闯世王”、“点灯子”、“乡里人”等等都只是参加起义的人为了避免暴露真实姓名以连累家庭和亲属而随口起的绰号，一般不存在从属关系。李自成也从来不是高迎祥的部将。根据明末残档，崇祯五年冬李自成（闯将）已在山西的各支起义军中名列前茅，为明廷所关注。许多书上说，崇祯九年高迎祥被俘牺牲后李自成才“继为闯王”，根本不对。据我的查考，李自成的绰号只有“闯将”，崇祯十五年为各部首领推举为“奉天倡义营文武大将军”，次年在襄阳又被推举为“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他自己并没有称过“闯王”；“闯王”的称呼来自百姓。
四、李岩的问题，已如上述，不赘。
五、荥阳大会的问题。在许多史籍中都记载了所谓“荥阳大会”，据说崇祯八年起义军十三家七十二营会集于河南荥阳，决定“分兵定向”；李自成还在会上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讲话，为许多史著甚至通俗读物所引用。其实，这个重大事件完全不可靠，它出自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却同许多第一手材料相抵触。早在“文革”以前，浙江方福仁先生就撰文首先指出“荥阳大会”纯属虚构（方文大概发表在《光明日报》上）。我完全赞同方福仁先生的论断，并用当时任职兵部尚书张凤翼的《枢政录》、河南巡抚玄默的《剿贼图记》、河南巡按金光晨的《两河封事》以及清初《荥阳县志》等第一手材料加以证实。
六、李自成起义军大发展的经过。
七、李自成建立政权的经过：崇祯十五年冬在河南各地建立地方政权；十六年春建立襄阳政权（开始有中央机构）；十七年（1644，即大顺永昌元年）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同年大顺军占领整个黄河流域（包括北京在内），从西北到山东沿海都派设了各级地方官员。
八、不同意所谓的李闯式“流寇主义”。
九、不同意把大顺军失败归因为进入北京后的“腐化变质，追求享乐”。
十、支持并补充论证了李自成牺牲于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麓，认为李自成出家的说法根本不信。
以上详细论点见《明末农民战争史》及相关论文。
《明末农民战争史》交稿后，立即开始了《南明史》的写作。由于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前言里说明了要续写《南明史》作为“姐妹篇”，出版社也同意，并签订了合同，约定交稿时间。大约写了一半左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史编辑室突然通知我，邓立群指示他们集中力量出版《当代中国》丛书，其他书一律推迟，南明史可以“慢慢写”。正好我早就对明代的卫所问题非常关心，既然《南明史》可以推迟交稿，集中一段时间来探讨卫所问题未尝不是个机会。于是，在教学之余把科研的重点放在卫所的问题上，继续搜集材料进行研究。从1986年起，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了四篇文章，题为《明前期耕地数新探》、《论明帝国的管理机制》、《谈明代的卫籍》、《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在这几篇文章里基本上描绘了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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