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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潜心研究 在多国原始档案中寻求历史真相
以史为鉴 了解冷战时代大国关系案例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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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共产主义革命的口号“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是跨越国界的,但当共产主义国家成立后,却不可避免的有了自身的利益,从而与上述观念产生了矛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中,自然也不例外。本书精选沈志华各个时期发表的论文,从中国与苏联、朝鲜及东欧的外交关系三个方面,探讨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复杂性与两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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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沈志华,1950年4月出生。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高级研究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冷战史,苏联史,特别是中苏关系史和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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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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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基本情况——来自中国和俄国的档案材料
一、提供低息贷款
二、援建重点项目
三、发展双边贸易
四、开办合股公司
五、提供技术资料
六、派遣苏联专家
七、培养中国专家
八、协助编制经济计划
赫鲁晓夫与苏联归还旅顺海军基地
一、斯大林得以继续使用旅顺基地
二、赫鲁晓夫主动提出归还旅顺口
三、苏联军队撤退及旅顺基地的交接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基本状况及政策变化
一、为了满足中国的政权和经济需要
二、专家派遣和管理工作的混乱局面
三、苏联专家来华的高潮时期
四、苏联的谨慎政策和中国的少而精原则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作用和影响
一、倡导“全面学习苏联”的方针
二、苏联专家的作用得到充分体现
三、提出“以苏为鉴”的口号
四、“大跃进”和中苏分歧的影响
对在华苏联专家问题的历史考察:生活及工作条件
一、关于苏联专家来华工作条件的谈判
二、苏联专家的待遇和中国的实际支出
三、对苏联专家日常生活的关心和照顾
四、苏联专家的工作环境及其变化
苏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对中苏关系的影响——根据俄国最近披露的档案文献
一、苏共二十大路线的实质
二、非斯大林化现象的由来
三、苏共二十大对中苏关系的影响
援助和限制: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1949-1960
一、赫鲁晓夫开启了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
二、苏联对中国核援助的方针出现突破性转变
三、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帮助及其限度
四、赫鲁晓夫决心撕毁合同终止对中国的核援助
试论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关系
一、关于军队的指挥权问题
二、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三、关于朝鲜铁路的管理权问题
四、关于停战谈判和结束战争的问题
左右逢源:朝鲜战后经济重建与外来援助(1954-1960)
一、准备时期(1953–1954)
二、三年计划期间(1954–1956)
三、五年计划期间(1957–1959)
四、“缓冲”时期(1960)
朝鲜劳动党内权力斗争与中朝苏三角关系
一、起因:苏共二十大引起的风波
二、经过:八月全会前后朝鲜党内斗争和中苏的干预
三、结局: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
朝鲜族居民跨境流动:中国的对策及其结果(1950-1962)
一、朝鲜族居民的国籍问题及其解决
二、中朝政府对边民流动的政策和措施
三、非法越境问题及中国的处理方针
1956 年十月危机:中国的角色和影响——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一
一、前提:苏联、东欧、中国三角关系
二、处理波兰危机:苏联未遂的军事干涉
三、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一次出兵
四、处理匈牙利危机:苏联第二次出兵
五、结论:中国开始介入东欧事务
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
一、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不同声音
二、再次讨论波匈事件和斯大林问题
三、中国社会的反应和“少数人闹事”
四、中共采取的各种让步和安抚措施
五、毛泽东强调要注意思想动向
1956 年的波兰危机与中波关系——来自中国的档案文献和内部报道
一、中波在苏共二十大后开始接近
二、中国对波兹南事件的看法
三、中共八大期间中波领导人的接触
四、中国在阻止苏联武装干涉问题上的作用
五、中共帮助协调苏联与波兰的关系
六、中波之间对匈牙利事件的分歧意见
七、毛泽东对哥穆尔卡的认识和评价
中国“旋风”:周恩来1957 年1 月的穿梭外交及其影响
一、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动乱的余波
二、周恩来三国之行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在新的基础上巩固社会主义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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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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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朝鲜战争期间的中朝同盟关系
二、关于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
还在朝鲜人民军顺利向南方推进时,毛泽东就与金日成的私人代表李相朝做过一次长时间谈话。毛泽东强调,朝鲜人民面对的是非常强大的敌人,对此必须时刻牢记。人民军只顾向前进攻,后方守备薄弱,敌人很可能从后方登陆,切断人民军的交通线。毛泽东警告朝鲜领导人必须认识到这种危险性,应该集中力量,实施战略性后撤。李相朝传达了这一意见后,金日成不仅根本听不进去,而且警告他不得把这一情况告诉任何人。
当志愿军胜利地结束了两次战役,将战线推至三八线附近后,作为战地指挥官,彭德怀考虑到战场的实际情况,要求部队进行休整。彭报告说,由于胜利,朝鲜党政军民情绪高涨起来,但速胜和盲目乐观的情绪也在各方面有所滋长。“苏联大使说:美军将速逃,要我军速进。这不仅是苏联大使的意见,而且是朝鲜党中央多数同志的要求。”彭认为,“朝鲜战争仍是相当长期的,艰苦的。敌人由进攻转入防御,战线缩短,兵力集中,正面狭小,自然加强了纵深,对联合兵种作战有利。”敌军士气虽较前低落,但现在还有26
万左右兵力,不会马上全部撤出朝鲜。所以,“我军应采取稳进方针”。周恩来也持同样意见,提出除非可以在汉城地区寻机歼灭敌军,否则,不论敌固守汉城或放弃汉城,我军均要休整一个时期。但出于国际政治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强令志愿军立即发动第三次战役,越过三八线。不过在军事策略上,毛泽东还是赞成彭德怀提出的长期打算、稳步前进的战役部署,同意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后就收兵,全军主力(包括人民军)退后几十公里进行休整。
1951 年1 月3 日彭德怀电告金日成:敌人在防线被突破后迅速逃跑,故战果不大,只俘虏3000
余人。如敌继续南逃,即跟踪追击至水原待命。此役以占领汉城、仁川、水原、利川等地以后即停止前进,准备休整补充。如敌以重兵防守汉城,则我暂不强攻,因各种条件均不成熟。毛泽东也把这一决定转告了斯大林。战局发展果如彭德怀所料,第三次战役虽然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但联合国军是主动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作战部队造成什么创伤。鉴于此时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且考虑到“敌阴谋诱我深入到洛东江的早已设好的坚固阵地,并诱我攻坚”,彭德怀于1
月8 日命令部队停止进攻,全军休整。此举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不满和反对。
1 月2
日,《劳动新闻》发表了金日成几天前在劳动党中央第三次常委会上的报告。报告指出,朝鲜党和人民对三八线的划分,“不能容忍,不能坐视”。因此,当前的军事任务就是对越过三八线逃窜的敌人“积极展开追击战”,并组织“决定性战斗”。由于前期作战失败的教训和压力,金日成曾表示同意越过三八线后休整两个月的部署,但他内心实际上主张速胜,只是发表意见时比较策略,总把新任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和朝鲜外务相朴宪永推到前台。就在彭德怀下令停止进攻的当天,金日成向柴成文表示,部队休整不宜过长,有一个月足矣;若时间过久,河川及稻田化冰后,将增加部队运动困难,且敌人企图拖长时间,以利补充装备和部队喘息。金还拟赴彭处面谈。彭即将金的意见电告毛泽东,但坚持部队必须休整补充。1
月9
日上午,驻华军事总顾问扎哈罗夫得知在朝部队已经停止前进后也表示反对。他不满地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虽经代总参谋长聂荣臻耐心解释,扎哈罗夫仍然坚持己见。同一天,斯大林来电称,为避免国际上对中国的责难,建议由志愿军控制三八线以北及其两侧海岸,而令人民军继续南进追击。毛泽东随即将此电转发彭德怀。
1 月10
日晚,柴成文陪同金日成来到彭德怀的指挥部。会谈中,彭在分析了敌我实际情况后强调,我军必须休整,经过充分准备以求在下一战役消灭更多敌人。金表示同意休整,但提出时间要尽量缩短,可先出动3
个军南进,其余休整一个月。彭认为,现在出动可能压迫敌人再放弃几个地方,但过早将敌主力压缩到釜山狭小地区,不利于分割围歼。金争辩说,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彭说,扩大领土不如首先消灭敌人。消灭了敌军,自然就得到了领土。金坚持认为,目前多占领土,增加人口,才有利停战后的选举。彭认为不必多考虑这些,目前的中心任务是多打胜仗,消灭敌人。由于双方争执不下,彭这时拿出毛泽东9日电交给金日成。金则称,他谈的不是个人意见,而是劳动党政治局的集体意见,于是打电话叫朴宪永星夜赶来。
1 月11
日彭德怀收到毛泽东急电。针对金日成主张缩短休整时间的主张,毛依据斯大林来电提出:人民军一、二、三、五军团均可置于汉江以南之第一线,志愿军撤至仁川及汉江以北休整两个月至三个月,仁川及汉城之守备由志愿军担任。人民军应将现在东北训练的新兵加以补充,如金日成认为不必补充休整就可前进,亦可同意人民军前进击敌,并可由朝鲜政府自己直接指挥。志愿军担任仁川、汉城及三八线以北之守备。当日黄昏,彭、金、朴会谈,进行了更加激烈的争论。金日成和朴宪永认为,斯大林所说让人民军单独前进,是指目前形势有利,美军要退出朝鲜。朴宪永列举最近一些新闻和苏方提供的情报,得出结论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但我军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因为美国要找借口。彭德怀反驳说:“我不追击,美国可以自动退出,这对他们是很好的借口。”朴回答:“不追击就不会退出,应该利用美国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彭说,“只有再消灭美军几个师,才会加深这种矛盾,这一因素才会成为有利条件,而志愿军只有休整后才能再战。”这时金日成插话,重提在半个月内志愿军应有3
个军继续南进,其他部队休整一个月后即展开进攻的主张。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提高嗓门激动地说:“你们的看法是错误的,都是从愿望出发的。你们过去说美国一定不会出兵,从不设想如果美国出兵怎么办,现在又说美军一定会退出朝鲜,也不考虑如果美军不退出怎么办。你们指望速胜而又不作具体准备,结果只会延长战争。你们把战争胜利寄托于侥幸,把人民的事业拿来赌博,只会把战争再次引向失败。志愿军休整补充需要两个月,一天也不能少,可能还要三个月,没有相当的准备,一个师也不能南进。我坚决反对你们这种轻敌的错误意见。如果你们认为我彭德怀不称职,可以撤职审判,可以杀头。”彭德怀接着根据毛泽东来电的意见指出:由仁川至襄阳线以北,全部海岸警戒和后方维持交通,由志愿军负责。人民军4
个军团约12
万人已有两个月休息,归你们自己指挥,照你们的愿望继续向南前进。美军果然如你们想象的那样退出朝鲜,我自当庆祝朝鲜解放万岁,如美军不退走,志愿军按预定计划南进作战。在这种情况下,金日成只得表示,人民军还没有准备好,元气也未恢复,不能单独前进,承认确有速胜情绪,并勉强同意志愿军休整两个月。最后,双方决定召开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交流经验,统一思想。
斯大林得知中朝之间在军事指挥上的争论后,曾在一封电报中说,“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毫无疑义,真理在彭德怀同志手里”,称赞彭以那样劣势的装备打败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是当代天才的军事家。斯大林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此时,毛泽东也进一步施加压力,于1
月14 日致电金日成指出:“在最近2–3
个月内,中国志愿军和朝鲜军队要克服严重困难,并完成繁重而艰巨的工作,具体包括:用经过训练的新兵补充部队,使经过训练的新兵学会老兵的经验;加强部队的武器装备;恢复铁路;准备好给养和弹药;改善运输和后勤工作。只有做好这一工作,才能保障取得最后胜利。”毛泽东认为,在敌人准备继续抵抗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才能继续作战。不然,我们就会重犯朝鲜军队1950
年6 月至9 月所犯过的错误”。“中朝两国同志必须耐下心来,进行必要的准备”。第二天毛又将此电转发斯大林。于是,在1 月16-18
日再次与彭德怀会晤时,金日成表示朝鲜人民军单独南进是带有冒险性的,朝鲜劳动党政治局经过讨论,认为中方提出的必须利用两个月时间进行休整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金日成心中的不满是可以想见的。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当美国人已经准备从朝鲜撤出的时候,中国人却离开水原回到三八线地区,他们放弃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经常派出一些没有准备的军队去参加进攻行动,明显地追求在三八线地区停止战争——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尽管朝鲜人也清楚,中国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直到战争结束后很久,在朝鲜党内都流传着一种说法:中国的志愿军似乎不愿意在1951年初武装干涉者遭到失败时彻底解放朝鲜。可见此事对金日成的刺激之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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