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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朴槿惠以最平实的笔触，娓娓道出她的过往人生，处处可见她对父母的追慕与怀念之情、对韩国人民怀抱的使命感，以及历经大起大落后的省思与坚韧。
《绝望锻炼了我：朴槿惠自传》全书自朴槿惠的少女时代始，描述了总统府青瓦台中的“第一家庭”如何过着寻常的生活。母亲遇刺后，朴槿惠担当起“第一夫人”的角色，其间得以了解政治的基本议题和国家的基本状况。父亲也遭暗杀后，她与弟妹黯然离开青瓦台。面对种种不堪现实与外界批判，她对人性和权力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决心远离政治。
1997年韩国陷入经济萧条，朴槿惠眼见民生多艰、国家危殆，毅然重返政坛。书中详细描写了在加入大国家党之后，朴槿惠如何以原则和信念立身，带领大国家党踏上破除陈年积弊、夺取国会议席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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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著者：[韩国] 朴槿惠（1952－）
生于1952年，韩国首位女总统，前总统朴正熙长女，大国家党前任党总裁。毕业于韩国西江大学电子工程学系，并曾短暂留学于法国。母亲遭到杀暗后，年仅二十二岁肩负起代理“第一夫人”的角色。父亲也遭枪杀后，退隐长达二十年，从事社会事业，帮助底层人民。1997年韩国经济危机时重返政坛。2012年12月，在韩国总统大选中获胜，成为韩国有史以来首位女性国家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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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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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重新开始的第二段人生
第一部 住在有大庭院房子里的孩子
青瓦台，庭院宽广的家
军绿色裤子的回忆
从孩子王到青春期少女
父亲是浪漫诗人
母亲的朴实教育
身为总统的女儿
首次登上外交舞台
毫无联谊经验的理工科生
短暂的法国留学
第二部 二十二岁的第一夫人
啊，母亲
面对狂风巨浪
父亲对外婆的爱
父亲的政治课
令人痛心的贫穷
就算沉重的责任感压着我
国民健康第一优先
不知不觉间累积的外交训练
温柔的领袖风范
第三部 孤单又漫长的航海
再次面临的悲剧
离开青瓦台
转身离去的人
与眼前巨大的高墙奋战
沉默的时间，一切都会事过境迁
年龄送给我的珍贵礼物
第四部 大国家党代表朴槿惠
从现在开始
选择了大国家党
达城大胜——“4.2”再补选
拒绝担任指名副总裁
即使被排挤也要坚守信念
来自朝鲜的邀请函
无条件的心
成为汪洋中掌舵的船长
帐篷党舍，摒除腐败
“4.15”国会总选，国民给我宝贵的一百二十一席
朴槿惠的革新将继续向前迈进
对社交网站 Cyworld着迷
四次再补选，四次胜利
感谢民众的心意
“女人不得进入”
笔记本公主，制作《大国民约定实践白皮书》
为遵守约定而做的选择
权力是国民赋予的
五十三天的《私立学校法》之争
阿姨心爱的侄儿们
我的未来伙伴，大韩民国的年轻人们
第五部 我的信念将在世界舞台持续
我的第一个外交原则
解决朝鲜核武器的“饭桌论”
中国最高领导人胡锦涛主席
带来幸运的莱斯长官
再次相遇的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长官
给重庆市民们的感谢牌
小泉首相的“无信不立”
与梅克尔总理的相同梦想
西部大开发的前哨基地——成都
想从“新农村开发”中学习经验的中国
以铁路渡轮行驶世界
慈父慈母般的情感——李光耀总理夫妇
与世界知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共同“升级”
韩国与美国，一同分享的未来
遇见未来中国的领导者们
继续走向世界舞台
后记 为我们的将来，许下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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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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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中国读者的信
朴槿惠
中国的各位读者：
大家好。很高兴这一本承载着我一生经历的自传能与中国的读者朋友们相遇，这对我来说也是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中韩两国不仅在地理位置上毗邻，还拥有共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一直以来都是友好邻邦。尤其是在1992年正式建交以后，两国间的交流取得了惊人的飞速发展。我认为，现在是为两国的共同飞跃发展做出新一阶段规划的时候了。同时，还希望通过这本自传使中国人民更加了解韩国。
在我年轻的时候，父母先后死于枪杀，那段时间我陷入了无限的绝望中，深不见底。每天都在痛苦的煎熬中度日，使我能默默熬过这一切并最终站起来的正是在乡村中、在集市上遇到的那些质朴的人们，他们用温暖的双手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正是这份无名的爱让我度过了那段黑暗时光。
从政以来，我一刻也没忘记过要将这份恩情回报给国民。现在，作为大韩民国的总统，我的最终目标就是努力让全国人民实现自己的梦想，步入一个人人幸福和谐的全新时代。
中韩两国作为互信互助的同伴，两国间友好协助关系的强化不仅可以促进各自的发展，还可以对全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一份贡献。国家的未来有赖于青少年，中韩两国友好关系的维持与发展也有赖于新时代的青少年。真心祝愿两国间的青少年能够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为打造美好的未来而共同努力。同时，也希望这本自传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与启示。
2013年2月
序言
重新开始的第二段人生
正当主持人介绍完，我准备登台演讲时，右脸颊突然感到一阵锐利的刺痛。似乎有人向我靠过来并伸出手，而那只手刚好划过了我的脸颊。还来不及察觉那阵刺痛感来自刀片，痛感已渗透到脸颊和颈部之间。那一瞬间我用手掌捂住了伤口，心想“至少要将演讲讲完”，就上了讲台。讲台上的首尔市长候选人吴世勋看到我脸上的伤口后，开始惊慌地大喊“要立刻就医”，周围瞬间变得非常混乱。
有人喊着“抓住他！”、“快叫救护车……送医院！”记者们不停咔嚓咔嚓地按下相机快门，混乱声中，映入我眼帘的是刚刚还在大声欢呼等着听演讲的人们被混乱场面吓得惊慌失措的神情。
2006 年5月20
日，这天是我重生的日子。“5?31”地方选举的前十天，我在新村十字路帮首尔市长候选人进行拉票演说时遭到突袭。虽然现在可以如此若无其事地回想当时的情况，但那次事件是我这辈子最接近“死亡”的一次。
被割伤的时候根本来不及去想伤势有多严重，直到上了车后才惊觉从指缝渗出的鲜血汩汩不止，伤口比想象中深很多，甚至连按压伤口的手指都陷进肉中。我和魂飞魄散的随扈们一起抵达医院接受急诊，脸色惨白的刘正福秘书室长进了门，他的脸上满是没能保护好我的愧疚，以及对近日即将到来的选举的担扰，可想而知他当时的心情有多复杂。看到他那焦急的表情我反而过意不去，于是先开口问道：“您吓坏了吧？”没想到他像马上就要落泪似的，双眼微微地颤抖着。
上了手术台，我想起了遭遇枪击而受苦的父母，他们的脸庞在我脑海中不断浮现。想到父母当初的心情应该也像我现在一样，心不禁揪了起来。虽然我的人生中经历过无数次别人未曾经历过的痛苦，却万万没料到会再次经历这种肉体上的劫难。
当时帮我治疗的医生都说，我能像现在这样自由活动几乎是奇迹。因为事发当时伤口长达十一厘米，深度也很深，不幸中的大幸是刚好避开了颜面神经。幸好被美工刀割下的瞬间刀片有偏斜，要是直线割下去的话，颜面神经绝对会受损，甚至必须过着一辈子都无法合眼或张嘴的生活。加上伤口不偏不倚，刚好停在再多五毫米就会割到颈动脉的地方，说真的，要是再长那么一点点，我就很有可能在三分钟内立即身亡。
发生在我身上的奇迹还不止于此。当时非常幸运的是事发地点就在医院附近，且刚好那个时间点手术室也有空位，再加上这一领域的韩国权威医师卓官哲博士也及时赶回医院亲自指导手术，只能说一切都非常凑巧。
面对生死关头的那天，距离现在不知不觉也有一年的时间了。经历过那件突袭事件之后，我开始认为接下来的人生是上天赐给我的人生，既然他没有将我的生命夺走，想必一定还有我未完成的事情，自然而然地也就看淡了人世间的得失。
这样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人生，在2006
年5月落下了第一幕。在那次捡回一命之后，我动起想要整理过去人生的念头，站在新人生的出发点上，将过去的回忆通过文字留存下来。
从那时起，一个个亲笔记录下来的故事，如今已累积成一本书的分量。其间在我身上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在地方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也交出了由我带领了两年三个月的大国家党党代表职位，现在则朝着另一个新的目标努力迈进。
在经历过这么多变化之后，自始至终从未变过的只有当初决定从政时，决定未来人生不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民的决心，以及未来只专注于国民与国家的初衷。
带着这个初衷以及不变的约定，我终于完成本书。这本书是我的过去也是现在，更是我对未来不变的承诺。
2007年初夏 朴槿惠
第一部
住在有大庭院房子里的孩子
青瓦台，庭院宽广的家
还记得从奖忠体育馆对面山顶上的议长官邸搬到青瓦台的那天，天气非常寒冷。母亲从几天前就开始忙着收拾勋章、钢盔、旧军靴、地图等满载着父亲的回忆的物品以及家里人都用顺手了的一些东西。家里全部清空并打扫干净后，母亲又叫人买了一些米和煤炭，将米缸和煤炭库填满。
“您都要搬走了，还买这些做什么？”旁人问道。
母亲回答：“这些是要留给接下来住进来的人的。”
自从父亲当上国家再建最高会议议长之后，住在议长官邸里的那段时期里母亲终日繁忙。官邸总是有很多客人来访，虽然我和弟弟妹妹的生活与过去住在新堂洞时并没有太大改变，但母亲却每天从早忙到晚，一刻也不得空闲。
当时还年幼的我们，常常会因为和母亲的相处时间被剥夺而哭闹，但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却从未对任何人显露过疲惫或不耐烦的神色。现在回想起来，当初从新堂洞搬到议长官邸，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再加上母亲还要照顾我们这三个儿女，她应该处于身心疲惫的状态才是，但她却可以一直保持笑脸迎人。
搬家那天，天气冷到双脚发麻无法站直，却丝毫不影响我和槿令、志晚三剑客满心期待要搬进青瓦台的兴奋之情。
“会是什么样的房子呢？”
“那里也会有很多客人吗？”
我们不停地叽叽喳喳着讨论，尽情发挥想象力。就在抵达青瓦台的那一瞬间，我们三个人都被那巨大的庭院征服了。看到那么宽广的庭院，志晚马上兴奋地表演起踢球动作。
“哇！这里可以带朋友来赛跑呢！”
下车后弟弟和妹妹迅速奔进屋子里，四处探寻张望。
“哇，好大，真的好大。好适合玩捉迷藏！”
看着他们跑上跑下的样子，连我也忍不住兴奋地跟着跑到二楼去。
然而，不久之后，因为上学走读的问题，我和槿令被送回新堂洞的外婆家。当时我就读的是奖忠小学，距离青瓦台太远，若走读的话，就需要开车接送。
当时汽车还不是那么普及，母亲担心小孩乘车上学会招人说闲话，也担心我们从此以后会有特权意识。父母总是希望我们健康平凡地长大，而不是成为备受瞩目的特殊存在。
当时公交车也很少，在没有合适的交通工具的情况下，母亲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决定把我和槿令送到外婆家住。志晚哭闹着不要跟姐姐们分开，但仍改变不了父母的决定。所以一直到我上中学前，我和槿令都是与父母分开，住在外婆家的。
在我进圣心女中那一年，槿令转学到青云小学就读四年级。一个人在青瓦台没有朋友，整天抱怨很无聊的志晚，也进了附近的幼儿园。因此，我们一家人终于又可以团聚了。
我是属于睡觉时对声音特别敏感的人。还记得小时候，每天早晨都会听到母亲叫弟弟妹妹起床的声音。叫醒他们后，母亲会小心翼翼地探头进我的房间。
“槿惠已经醒啦？梳洗好到饭厅吃饭哦。”
开关房门的时候，早间新闻的声音会传到安静的房间里来。每天早上收听早间新闻和时事节目是母亲长久以来的习惯，就连搬进青瓦台后，她依然还是以打开半导体收音机作为一天的开始。
其实青瓦台的生活和以往没有太大差异，最大的不同就是青瓦台的房间非常多，所以我们都能拥有自己的房间，而父母也有了他们的办公室。
穿过玄关和走廊爬上阶梯到二楼后首先是客厅，这里通常是父亲用餐或家人聚会的场所。客厅的左边是母亲的办公室，右边是父亲用来写作或阅读的书房，再往里走则是我们三姐弟的房间。
虽然每个房间都有“客厅”、“办公室”或“儿童房”等专属室名，感觉好像很华丽，但其实我们所使用的物品都很简朴实用，如同母亲质朴的性格，找不到任何华丽贵重的家具摆设。
对我们孩子而言，青瓦台是个无趣的地方。当时我已过了和同侪一起去漫画书店看漫画的年纪，但槿令和志晚正值喜欢尽情穿梭在小巷玩到太阳下山的年纪，所以他们总是会嚷嚷着要和朋友一起玩耍。
军绿色裤子的回忆
“你爸爸不会很可怕吗？听说军人都用门牙拔钉子。”
有一天朋友看到穿军装的父亲问道。记得当时我茫然地与朋友四目相望了好一阵子，接着扑哧笑了出来。
“你听谁说的？我爸爸从来没有用牙齿拔过钉子！”
当时战争刚结束，南北分裂，对峙特别强烈。在我的眼里，父亲是保卫国家的正义使者。穿着军装的父亲对年幼的我来说，比电视上任何一位明星都要帅气，也和其他穿西装上班的爸爸不同，所以相当引以为傲。每当看到母亲把用心擦得雪亮的军靴放在槿令或我的鞋子旁边时，就会有一种被军舰守护着的安全感。
但拥有一位身为军人的父亲，也有不好的地方。我对绿色军裤的记忆尤其深刻。从前母亲总会把父亲的旧军裤改小后给我穿，短短的西瓜皮发型加上军绿色裤子，看上去相当老土。我非常讨厌穿那条裤子，有时候还会闹脾气不穿，但这样闹脾气对向来勤俭的母亲来说一点也不管用。
忙碌的父亲经常不在家，这也是我的一大不满。虽然父亲在家短短的那一两天，都会对我们很好，但我还是会因为无法经常见到父亲而感到难过。其实我在三姐弟中和父亲相处时间已最长，但连我都会感到寂寞，弟弟妹妹会哭闹也是很正常的事。母亲总是努力弥补父亲的空缺，她一有空就会告诉我们父亲为何无法常常陪伴我们，提醒我们他其实有多爱我们，也会提起谈恋爱时的父亲有多么温柔体贴。每当我们想念父亲的时候，母亲总会让我们写信给他，并在睡前将父亲的回信念给我们听，让我们感觉父亲好似就在一旁陪伴我们入睡。
我记忆中的母亲，总是早晚不得闲地忙碌着。放学一回家，她总会将预先准备好的地瓜或炸海带塞进我们手里作点心；冬天会织毛帽、围巾和手套给我们。我几乎没有看过母亲睡觉的样子。偶尔深夜起床喝水时，会看到母亲专心地在记账，或写信给远在军队的父亲。有时清晨醒来，看到的也总是母亲已经折叠整齐的被子以及她在厨房昏黄的灯光中忙碌的身影，耳边传来轻快的切菜声，我回头确认墙上的时钟，一如往常又是清晨五点钟。
冬天来临时，母亲会将我们觉得味道好臭的大酱块放在靠近厨房的角落；秋日的阳光下则晒着辣椒与白菜帮，家中也种植着豆芽菜，还在装苹果的纸箱里加些土壤，种植葱或辣椒来吃。
父亲常常不在家，家里的维修工作都是由母亲一手包办。她会亲手修理嘎嘎作响的衣柜门，拉门拉起来不顺时就在门框涂上蜡烛油润滑。任何问题只要经过母亲的巧手就能解决，破旧的东西也能整理得焕然一新。看着那样的母亲，我感到神奇。“我的母亲什么都会”的想法，让我觉得无比自豪。
记得在某次访谈中，对方问起：“家里需要男人时该怎么办？”那一瞬间我不自觉地反问：“什么事情需要男人帮忙？”我想或许就是因为从小看着母亲什么事都能一手包办的缘故吧。现在的我也和母亲一样，几乎所有家事都是自己一手包办。像换灯泡、用螺丝起子修理松脱的门把，只要有工具箱，家里的任何东西都能轻易被我修好。看来是传承了母亲自己动手修理东西的手艺，现在那些技巧也都派上了用场。
比起小孩子都喜欢的生日，我们三姐弟反而更期待父亲休假。除了可以吊在父亲手臂上撒娇外，还能去三四个月才去一次的烤肉店吃晚餐，对我们而言父亲的休假日是非常特别的日子。
像这样难得一次的外食，是父亲为了犒劳母亲一人扛起家事所准备的贴心礼物。但记忆中，因为久违的肉食，我和弟弟妹妹总是争先恐后地吃肉，母亲却只是忙于烤肉给我们吃。看不下去的父亲会对母亲说：“别只顾着烤肉，你自己也要吃啊。”母亲则回答：“我早上好像吃撑着了，消化不良。”边说边把肉又推向父亲。小时候不懂事的我，在外用餐时看母亲总是不碰肉，还以为她不喜欢吃肉或不喜欢外食，竟然天真地自顾自地开怀享受在外用餐的机会。
不久前在广播节目中听到一首歌的歌词：“母亲说她不喜欢吃炸酱面……”不禁让我想起嘴上一边说着“消化不良”一边把肉放到我碗里的母亲，一阵心酸油然而生。
从孩子王到青春期少女
小学时期我特别爱读战争题材的历史小说，每次读大仲马的《三个火枪手》总是既紧张又兴奋，读过的次数数都数不清。剑客们所展现出的义气，尤其是为了正义不惜性命的三剑客与充满勇气的达达尼昂，他们的故事让我满怀兴奋，至今记忆犹新。
父亲似乎很喜欢我的阅读品位，某天他递了一本《三国志》给我并对我说：“这本书可能有点难，但我想槿惠你会喜欢。”自从收到父亲送我的《三国志》之后，我仿佛遇见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就连上课时也想赶快奔回家看这本书。随着对书越发沉迷，自然也开始喜欢起了几个角色。我尤其欣赏赵云，现在回想起来，甚至怀疑自己的初恋对象会不会就是赵云，因为每次只要他一出现，心中就会不自觉地小鹿乱撞。
“槿惠你最喜欢《三国志》里的哪个角色啊？”
某天父亲问我这个问题时，我毫不犹豫地答道：“赵云。”
像这样的阅读偏好，在玩耍时也直接体现出来。当我沉迷于《三国志》的时候，经常和朋友们调皮地以树枝当剑来玩。
住在新堂洞的时候，我常和小区的朋友们玩丢沙包、捡石子、跳橡皮筋、捉迷藏等游戏，当时因为好胜心强，每次我都全力以赴。为了当上捡石子冠军，还会和槿令在家里事先练习，甚至为了跳橡皮筋时能撑到最后，会一鼓作气跳到整个脸颊涨得通红为止。在那个时候，只要擅长玩丢沙包、捡石子、跳橡皮筋这三种游戏，就可以成为小区里的孩子王，而当时的我绝对具备了这样的资格。
如此好动调皮的性格是在搬进青瓦台后才开始变得安分的。就读圣心女中一年级时，我在学校宿舍住了一年，自然而然地学会了遵守纪律及与人和睦相处。通过与朋友们一起分享好书的方式，也改掉了以往阅读偏食的习惯，进而接触到各类书籍，思想的深度也变得有所不同。但是让我从一个调皮鬼蜕变成稳重少女的关键因素，是在父亲当上总统之后，母亲对我们言行举止格外严格的要求和教育。
平时的母亲虽然很慈祥，但孩子们一旦犯错就会毫不留情。她总是强调责任感和谨慎，装病和撒娇对她一点也没有用，哪怕是非常小的错误，只要我们不真心认错，她就会严厉地责骂我们。
现在回想起来，母亲真是个了不起的老师，我、槿令和志晚即使心有不满，也很容易被她说服。母亲那公平且没有丝毫动摇的一贯性原则，使我们对是非黑白有着很清楚的认识和区分。
“成绩好坏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每时每刻都要心术正直。”
母亲对品格教育的意志和信念非常坚定，小时候多亏她对我们的教育，让我们得到了人生中最珍贵的财产——关怀。对人的关怀，其实也是对人的礼仪。
别人送的贵重文具用品，母亲也不轻易允许我们使用。有一天，槿令发现一个可以拿来当鞋袋用的漂亮彩色袋子，她非常高兴，想要在第二天上学时使用，但母亲坚持要她带平常用的鞋袋。
“你现在用的那个也很好了，有必要用其他同学没有的东西吗？”
母亲的言语暗示有些同学甚至连普通鞋袋都买不起，要我们懂得自爱知足。她时时刻刻都在叮嘱我们：
“就算父亲是总统，我们也不会有任何改变。总有一天还是得回到新堂洞，不可以因为住在青瓦台就有优越意识，别忘了这里只是暂时借住的地方。”
住在青瓦台的时期，母亲的教诲深深刻印在我心里。善待他人却自律甚严的母亲，希望我们三姐弟也要像她一样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从住在新堂洞时起，早上母亲会让我们尽情玩耍，但到了晚上，总会要求我们写日记，进行一天的自我反省。
我依照母亲的教导，从小学开始培养出每天写日记的习惯。每天记录当天做得好与没做好的事情，并将需要改进的缺点不仅写在日记里，也会另外记在其他的笔记本上。这个方法有助于改掉不好的习惯。虽然得花一些时间才能改掉，但就像咬指甲的坏习惯无意间被自己戒掉一样，我会将已经戒掉的坏习惯用红笔划掉，并在这样的过程中得到成就感。
之所以能养成这些好习惯，要归功于母亲对我的影响。我很尊敬父母，母亲尤其是我的偶像。对每件事情都思虑深远，和善又带有自信的母亲，是我从小崇拜的对象，我的青春期就这样在仿效母亲的生活中度过。
母亲的朴实教育
不同于给一般人的刚硬的军人印象，父亲对待家人特别温柔，有空就会写诗作画送给母亲。某个夏天和家人度假时，父亲在车上画了志晚的素描，当时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这是志晚的后脑勺，怎么样？是不是挺像的？”
全家人看了那幅画后哈哈大笑。虽然父亲没有流露，但他对志晚尤其钟爱。年纪最小的志晚是我们全家的宝贝，我和槿令从小对志晚也疼爱有加，两姐妹还会彼此吵着要照顾志晚，暗暗把对方当成竞争对手。志晚从小聪明又乖巧，很喜欢笑，经常赢得周遭人的喜爱。在青瓦台拘束沉闷的生活中，小志晚扮演了为我们带来活力的角色。
槿令艺术天分出众，从小就具有独到的审美观。我则因为身为长女的义务和责任感，成了典型的模范生。槿令是个有创意的女孩，相对地也较渴望自由，在三姐弟当中，尤其槿令最受不了青瓦台充满制约与限制的沉闷生活。
打从搬进青瓦台前住在议长官邸时，我们三姐弟就几乎没有什么玩具，父母也很少送玩具给我们，原因是即使没有玩具，也有足够的空间供我们跑跳玩耍。年幼的志晚，唯一的玩具就是一只足球。有一回亲戚在美国买了一只上发条就会自动走路的小狗玩具送给我们，我们三人好奇地聚在一起拿着它玩了一整天，母亲却忧心忡忡地看着这样的我们。那时在她身边的秘书说：
“何必为了小朋友拿一两个玩具玩而担心呢？”
但母亲坚持：
“那并不是随手可得的玩具。拥有别人没有的贵重东西，对孩子的教育并无益处，即使没有那种玩具，我们家的孩子也已经有了一大片可以尽情玩耍的院子啊。”
接着她又补了一句：“要是大家听到议长家没有玩具的传闻，一定会有很多玩具送上门，但要是他们听到穷困的家庭没饭吃也会这样热心吗？很多人都爱趋炎附势，所以请您千万不要跟别人提我们家缺玩具这件事。我并非舍不得花钱买玩具给他们，而是比起新堂洞的家，这里已有更宽敞的院子可供他们玩耍，所以贵重的玩具对他们而言只是不必要的奢侈品。”
即使没有玩具，我们也玩得很开心。志晚经常不分场合地用玩具气枪、射箭、摔跤来逗大家笑；到了晚上，就会乖乖待在姐姐们旁边在素描本上画画。我们三姐弟常会比赛谁画得好，并邀请父亲当评审，这时志晚就会先画好父亲的脸硬说自己是第一名。其实他只是把父亲的脸画得大大的，再加上歪歪的眼睛、鼻子、嘴巴而已。看着那幅画，全家人不知该说些什么，笑得前俯后仰、乐不可支。
有一天出门上学时，外头下着倾盆大雨。我撑着伞踏出大门，没想到雨伞竟被风吹翻了，只能无奈地跑回去告诉母亲雨伞坏了，于是母亲帮我拿了一把新的塑料伞。那时站在一旁的事务官跟母亲说：“风雨这么大，塑料伞一下子又会被吹坏的，今天就让槿惠坐车上学吧。”结果，母亲用“槿惠你可以自己去吧？”的眼神看着我，我大声地说了一句“我去上学了”，就抬头挺胸地踏出了大门。
过了不久，身子虽然被雨淋湿了，但穿着雨靴的我开心地用脚踩着地上的水，甚至忘了上学的时间。走到学校附近时，看到越来越多前来上学的同学，大家撑着雨伞在街上排成了一支长长的队伍。一进教室，每个人都手忙脚乱地忙着挤干衣服上的雨水，热闹极了。
要是当时母亲答应让我坐车，或许可以比其他同学更舒服地上学，但我就无法体会与同学打成一片的乐趣了。母亲坚持要我与其他同学一样过平凡的学生生活，而她也确实这么实践了。
虽然我们住在人人羡慕的议长官邸，却没有任何值得让其他小朋友羡慕的特别东西，日子过得非常简朴，就连搬进青瓦台后也不例外。对小时候的我们而言，青瓦台反而是一个处处充满限制的痛苦地方。
身为总统的女儿
住在青瓦台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人人都能有的经历。或许身为总统的女儿，多少可以享受某些优待，但对于当时年纪还小的我来说，青瓦台的生活并不全然美好。在那里的生活反而充满许多禁忌。
从小母亲就对我们耳提面命：“不可以向别人炫耀你所拥有的东西。”在那个生活困苦的时期，总统女儿的身份是一张危险的名片，一个不注意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特权意识。
就读于圣心女中的某一天，几个好朋友到青瓦台来，有个朋友看过客厅和我的房间后，一脸失望地说：
“什么嘛，和我家没什么两样，我还以为会布置得像公主的房间。”
每当午餐时间，朋友们都会以为我的便当菜色应该有所不同，常常会偷瞄我的便当，但其实和同学们没有两样。掺杂着大麦的杂粮饭、蛋卷、蜜黑豆、萝卜泡菜，就只有这些。
我入学的时候，圣心女中是修女经营的学校，校内有学生宿舍。母亲认为我需要集体住宿经验，因此让我离开了青瓦台，在学校宿舍和同学们一起生活了一年，当时的生活过得非常愉快。
那时，好几个人睡在同一间房间里，每一张床都用帘子分隔开来，偶尔我们还会瞒着修女偷偷吃宵夜聊天，也会互相传阅言情小说，很多次修女们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升二年级的时候，学校为了扩大教室规模决定废除宿舍，因此我重新搬回青瓦台，过着搭电车上学的生活，每天一早都要搭乘从青瓦台经过孝子洞到元晓路的电车。
这件事情后来在电车车长间传了开来，有人开始留意每一位圣心女中的学生，猜谁是总统的女儿，非常有趣。
有一天，车长看到我身上别着圣心女中的校徽，靠过来
问道：“听说你们学校有总统的女儿啊？”
“是。”
“听说她都搭电车上学放学，那是真的吗？”
“好像是。”
“她长得漂亮吗？”
“不清楚。”
“那功课好吗？”
“听说好。”
“她多高啊？”
“应该跟我差不多。”
我装作不知情地回答，心里暗自紧张深怕有人会认出我来。
那天回家吃晚餐时提到了早上上学时发生的事情，大家笑成了一团。父亲和母亲虽然在笑，但是从两人的眼神看得出来他们很庆幸大家认不出我，而母亲更是称赞了我机智的回应。
春、夏、秋、冬……季节更迭，住在青瓦台的日子一天天地过去。搬进青瓦台后，家里人最遗憾的就是无法经常吃到母亲亲手做的菜。母亲为了当好称职的青瓦台女主人，工作量几乎和父亲差不多，每天都过得相当忙碌，青瓦台的人们甚至为母亲取了一个“申闻鼓”的绰号，因为她会亲自检查每一封信件，而且还会悄悄地到处走访视察。
母亲必须同时扮演好几个角色，还要负责青瓦台的菜单，所以亲自下厨的时间相对减少了。但只要是全家人聚在一起的假日，她仍会亲自下厨做晚餐。春天就煮艾草汤或荠菜汤，夏天则做凉面，每晚帮我们准备点心也是母亲的重要工作之一。当我读书读到深夜时，她就会亲自榨杯蕃茄汁或准备一两块年糕配上菊花茶之类的传统茶点给我。
在新堂洞时父亲总是以母亲的厨艺为傲。有客人来访时，母亲会去海鲜市场买新鲜的鱼回家亲自切生鱼片，也会做猪血肠或药食分给邻居一起吃。吃过母亲亲手料理的食物的人，都会对其赞不绝口且难以忘怀。每当母亲晚餐端上她亲手制作的水饺火锅时，父亲就会吃得津津有味，让她非常开心。
正因母亲忙得不可开交甚至连饭都无法好好吃，所以家里没有人会再吵着要母亲像以前一样天天做好吃的菜给我们吃。
“丈夫的错误，有一半是妻子的责任。”身为青瓦台的女主人，母亲的使命感非常强。还记得有一天，陪同母亲到海外巡访的一位秘书说道：
“海外巡访时有时要站上一整天，工作到很晚才能回到宿舍，脚会肿得很厉害，当时我们国家的国产皮鞋弹性没那么好，隔天要穿上硬邦邦的皮鞋是一件非常伤脑筋的事。有一天总统夫人的脚肿得非常厉害，我说要找一双舒服的皮鞋给她，结果她一口回绝说：‘万一传出去说韩国产皮鞋质量不好怎么办？’就这样每晚靠着冰敷来消除脚肿，从未将她的辛苦显现出来。”
母亲从不在国外购物，父亲和母亲从国外巡访回来，也从未送过任何礼物给我们。母亲的行李顶多是多了几把汤匙，她唯一的嗜好就是搜集世界各国的汤匙，这些汤匙也成了青瓦台内极佳的展示品。母亲考虑到她的一举一动会影响到国家形象，所以对自己的管理相当严格。
到了高中，母亲成了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要是她的言行与教育我们的内容不一致，在青瓦台度过青春期的我想必会感到非常混乱。当时许多人关注着我们一家人的举动。生活在各种规矩下，随时被别人注视着生活，终究是件让人感到窒息的事情。“总统的女儿”在他人眼中可能是个公主，但对当事人来说，却也有可能是牢笼监狱。
母亲不受周遭的环境影响，尽力让我们能在平凡的环境下成长，也多亏她这样的教育方式，才能让我安然地度过容易彷徨的青春期。
首次登上外交舞台
有一年旱灾非常严重，父亲日夜担心灾情。有一天，晚餐时他提起农作物全部枯萎一事，告知今年将会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还要辛苦。
母亲的脸色也不是很好。我们家早晚餐桌上的话题都与社会现状有关，父亲和母亲会彼此交换关于经济、社会、国防、文化等多方面的意见，要是谈到像达成出口目标或国家队选手在亚运会得了金牌这样的好消息时，大家都会非常开心。
父亲偶尔会问：“如果你们是政府某个部门的长官，会实施什么样的政策？”
年幼的志晚会回答：“我要当科学部长，制造机器人。”引得父亲哈哈大笑。
通过和家人的“饭桌谈话”，我自然而然地学到了很多东西，不但对各方面事物产生兴趣，也会因此去思考、研究，并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培养了爱国之心。不知从何时起，只要父亲担心旱灾，我就会祈祷下雨，变成了一个为国操心的小大人。如今回想起来，要是能有一两个符合当时年纪的鲁莽行为的回忆也不错，这点倒是有点遗憾。
青瓦台经常有各领域的专家前来拜访，我偶尔会坐在一旁听他们与父亲谈话。每次专家回去后，父亲就会问我关于他们所讨论内容的意见。
某天父亲问我关于大学专业的问题，我回答想读电子工程，父亲问我原因，我说：“上次来青瓦台访问的一个博士提到‘小小一个半导体就值二十到三十美金，一个007
皮包的分量就是几万美金，我们韩国应该要拼电子产业’。因此我想成为产业的主力人才为国家做出贡献。”
平日希望我能上历史系的母亲被我这番话吓到了。
“那么难的书要怎么读呢……”
心疼我的母亲接不下话，但父亲跟母亲不同，或许他很早就有心想要把我培养成专业人才。
“这个想法很棒，爸爸相信只要是你，一定可以达成梦想。”
从那天起，父亲开始给我许多机会让我见识更大的世界。在一次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公开访问行程中，父亲没有事先告知就在参加者名单上填了“朴槿惠”的名字，那次经验对我来说，是一场新鲜且震撼的教育。
童话中才会出现的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住宅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每间房子都是白色的屋顶配上大大的窗户，美丽的庭院里种满了花草树木，家家户户的树上结满了诱人的果实，干净的庭院里开满了花，象征着这个国家的富裕。傍晚散步的人们，脸上都带着悠闲的笑容。
看着和我们截然不同的国家过着悠闲又富裕的生活，我彻底体会到为什么我们国家要大力发展经济。看着他们光鲜亮丽的景象，我相当羡慕那些已经摆脱贫困的国家。
“不能一直当井底之蛙”的想法，瞬间燃起了我的斗志，“要赶紧超越他们，让我们国家也能享受富裕的生活”。就这样，我怀抱着自己国家将来也会富庶的希望和理想回国了。
上了大学以后，我突然有了个出国访问的机会。1972 年10
月，西班牙来信邀请我国参加油轮的试航典礼。与我国合作的GULF公司完成油轮制造后邀请了母亲，但因母亲忙碌的行程已排不出空当，所以决定由我来代替她参加。
在还来不及熟悉西班牙这个国家的情况下，我的第一个外交任务就此开始。
我在众多的西班牙人面前登台朗读了五分钟的演讲稿，宣布将这艘油轮命名为“天佑号”。以西班牙文演讲完后，热情的西班牙人吹哨欢呼，现场立刻成了庆典场所。
西班牙人果然和传闻中一样热情，处处都是笑容和煦的俊男美女，丝毫不负节庆国度的美名，让我对他们留下了“人民天性开朗又欢乐”的印象。很早以前，我就很想参加西班牙的节庆“奔牛节”。每年7月6日的奔牛节在潘普洛纳市厅前面的广场举行，人们大声呼叫“奔牛节万岁！”的同时点燃巨大的爆竹，就此展开西班牙最著名的庆典。
我是通过海明威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认识这个节庆的，这个庆典海明威连续参加了十多年，非常吸引人。当时我表示希望今后能有机会参加这个节庆，感受一下西班牙人的热情和自由，活动工作人员立刻表示随时欢迎我来参加。
三十五年前的“奔牛节庆典之梦”至今仍未实现，但我对西班牙自由和热情的渴望还保留在内心深处。每次看到背着背包自由环游世界的年轻人，就会重燃起出发的欲望。
次年，夏威夷举办的“韩国移民七十周年庆祝典礼”寄来了邀请函，那次原先也是邀请母亲，但母亲派我代替她前往。那次拜访夏威夷的目的和意义，与过去拜访西班牙时不同，因为是国家层面的活动，所以责任更加重大。秘书们担心我年纪小、经验不足，恐怕难以胜任，但母亲却充满信心地对他们说：
“你们可以放心地相信她，槿惠会做得很好。”
至今我仍然可以清晰地回忆起当时既紧张又期待的心情。那次的典礼是代表我们全体国民出席，不容许发生丝毫失误，是极为重要的典礼，因此需要充分地准备。我不仅阅读了典礼的相关资料，也研究了当地的风俗人情、经济实力、文化差异、重要人士、政治纠纷等资料。
服装也是个问题。我们按照被邀请参加的典礼及宴会气氛，来挑选并搭配服装。衣服、皮鞋、手表、提包等，需要准备的东西还真不少。当时还是学生的我无法全部都买新的，所以我决定在母亲的衣服和饰品中挑选适当的借来佩戴，当然母亲也很赞成我的想法。
母亲布置了一项作业给我，要我想想什么礼物适合送给邀请方。我花了好几天的时间，列出好几项极具韩国特色并有意义的礼物，做成了礼物清单。我以金弘道的画册这类可以弘扬我国文化的艺术品为主，母亲则在一旁仔细观察整个过程，但所有事项全权交由我来决定，这也意味着我必须独自为所有决定负责。
出发的前一晚，我因为睡不着而看书，母亲静静推开房门进来。当时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了，她那时才结束满满的行程，一脸疲惫。
“怎么还不睡呢？”
“有点紧张。”
“不要紧张，你会做得很好，放心睡吧。只要像平常那样就好了。”
母亲对我的信任给了我莫大的力量。
1973 年1月12 日上午6点10 分，我抵达了夏威夷机场，侨胞们的欢迎非常热烈，夏威夷州政府的态度也相当郑重。
在卡哈拉希尔顿饭店举办的答谢晚会，从太平洋区司令官到夏威夷的掌权人物全都到场参加，场面非常热闹。我被邀请为夏威夷参议院开院式的主宾，那是破例的待遇，也是个突发的状况，因此我与随行人员立即忙碌地做起了准备。
在电视直播的现场，我读起了夏威夷参议院开院式的祝贺词。仪式结束后记者们蜂拥而上，问了一箩筐的问题，我用英文一一作答。当我镇定地回答完最后一个问题后，原先担心着我的随行人员，脸上终于露出安心的笑容。
看着电视转播的侨胞们反应也非常热烈。我被邀请到有将近五百位侨胞参加的聚会，一一和他们握了手，看着握住我的手而哭泣的第一代侨胞，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伤。瞬间，我想通了一件事——若想报答侨胞们在他乡辛苦付出的心血，就必须让我们国家富强。
回住处的车上，看着窗外华丽闪烁的夏威夷风景，我想起了刚才握手时某位老奶奶那双粗糙的手，她悲伤的眼神中透露着对祖国的思念。我心想为了他们，大韩民国也要赶紧跻身发达国家的行列。
结束夏威夷的公开行程后，我搭上飞机，离开了夏威夷。那时的心情并不轻松，虽然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但我却对留在夏威夷的侨胞感到愧疚。
下了飞机后，看到父亲母亲、外婆和弟弟妹妹前来接机，我先走到父亲面前打了招呼，之后再走到母亲身边。回到祖国、回到故乡的安全感油然而生，眼泪就这样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晚餐时父亲和母亲问起我对这次行程的感想：
“什么事最让你印象深刻？”
“夏威夷博物馆内有韩国馆，我参观了一下，但展示的东西没有我想象中的多。我觉得要赶紧在国外弘扬我们国家的文化遗产，那些移民到远方的侨民那么辛苦，若不提升我国的形象，居住在当地的国人也会难以抬头挺胸。”
“我们槿惠还会关心到这些啊，看来这次没有白去。”父亲这句话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鼓励。
不久之后，父亲定制了一套韩服捐赠给夏威夷博物馆，富有我国传统韵味的韩服从此展示在博物馆里，将韩服之美展现于世。
短暂的法国留学
毕业典礼不久后，我前往法国留学。那是一个位于阿尔卑斯山附近，名叫格勒诺布尔的地方。格勒诺布尔是阿尔卑斯地区的中心都市，也是欧洲八大大学之一格勒诺布尔大学的所在地。此处不负文化艺术都市的盛名，随处可见拉小提琴的乐师，还经常举办大大小小的表演。这里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抗德国法西斯运动的著名基地。
这里有许多外国留学生，因此“东方女生”的身份很少会引起他人的好奇眼光。我计划先修完格勒诺布尔的语言课程。在大学期间，我已靠书本和录音带自学了几年的法语，但要想学好专业课程，我认为仍须加强语言能力。
格勒诺布尔的生活整体上还算自由，虽说至少会为我安排一个随扈，但他的行踪相当低调，甚至从未被我发现过。
我和其他留学生一样住在学校附近的寄宿家庭，那家阿姨的丈夫很早就去世了，她以经营寄宿家庭为业，独自养育两个女儿。阿姨个性爽朗、厨艺精湛，看待每件事也都很积极。那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个加拿大学生，大家一起用餐的时候总是有很多话题，他们会问我韩国的事，也会亲切地为我介绍法国与加拿大的风俗。
有天阿姨介绍了一家人给我认识，他们邀请我参加复活节的派对，派对在他们的山庄里举行，我高兴地接受了邀约。山庄在阿尔卑斯山附近，坐车要几个小时。一路上壮阔的景色渐渐在眼前展开，我沉浸在大自然的美妙中久久无法自拔。
住在那里的几天，我体验了普通法国家庭简朴的生活方式。一早爸爸去镇上买面包，妈妈准备好浓汤、热咖啡、热牛奶和色拉，用完餐后全家人一起收拾碗盘，每个家庭成员都有各自的任务：小孩收拾餐桌、爸爸洗碗、妈妈准备甜点，家庭气氛井然有序又很温馨。分享甜点时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天，全家人配合吉他演奏唱歌，这一切看起来非常和睦。在一旁看着他们其乐融融的样子，我也开始描绘起自己的未来，想着有天若能遇到适合的对象，和他一起组成一个温馨的家庭该有多好……
一起听课的学生来自德国、美国、英国、墨西哥、日本等，因为国别不同，人种不同，所以大家对彼此都非常好奇。我就读的班级由稍有法文功底的学生组成，日常对话大致没有问题。每个班级约莫有十二名学生，上课方式非常自由。大家围坐在圆桌前定好一个主题后开始讨论，讨论的主题有法国历史、文化差异、动物虐待、人权问题等，非常多样化。大家会翻开百科辞典认真地参与课程讨论，一有不懂的内容就马上查，当然课程最主要的部分是向老师提问题。
有一天老师询问我课堂上有什么地方是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我回答是韩国和法国上课方式的不同。
“在法国，不是由老师一人站在讲台上单方面授课，而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自由讨论，这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有别于韩国教室的沉闷，这种积极讨论的学习方式给了我不少感悟。东方学生面对老师的提问，往往会表现得害羞或犹豫不决，但欧洲学生都相当活泼踊跃，从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从小教育方式的不同。
来自欧洲的同学对东西方文化差异也有强烈的好奇心。有一天下课后，几个同学提议举办读书会，邀请我去学校前面的咖啡厅进一步讨论。那间咖啡厅提供非常便宜的咖啡和三明治，深受学生喜爱。财力有限的留学生也会在放学后外带便宜的三明治回家当晚餐，就如同韩国一些没吃早餐就出门的上班族，会在公司前的小店吃烤面包或紫菜饭卷简单填饱肚子一样。
欧洲的朋友常问我很多问题，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金发的德国女生，她对韩国特别好奇，不仅是因为当时韩国的政治状况与德国相似，而且因为她对东方文化有着特别的兴趣，梦想将来要在联合国工作。
“听说你们国家房间地板会发热？”
“听说在路上接吻会被骂？”
有时她的某些问题会让我发笑。有一天我问她从哪里听来这些事情，她回答有亲戚曾在驻韩的德国公司工作过。
“我们的确不会像欧洲人一样在街上接吻，不过这只是文化差异。”
她的法语并不是很好，为了让她了解韩国的地暖文化、礼仪、风俗等，我还费了一番力气；后来发现她的英语比较好，我们马上转换成英语沟通，之后讨论时还会翻开法语词典查较难的单词，平时她也会来我的宿舍一起用晚餐。
二十出头的她有着和年纪相称的活泼和幽默，是一位非常好的朋友。几个月后她因为家中有事先回德国，不久之后我也收到必须紧急回韩国的消息，两人就此失去了联络。
平时，我的原则是尽量早一点回家和阿姨一起共进晚餐。独自一人在外很容易因为孤单而迷失方向，因此我给自己订了一些规定，比如与朋友喝茶聊天只限一周一次。我的计划是修完短期语言课程后，进入格勒诺布尔大学正式学习。
每次用完晚餐，我会帮阿姨洗碗或准备简单的茶点，阿姨年轻时的梦想是过吉卜赛女郎般的生活，也常常问我一些关于韩国的问题。她对韩国料理特别感兴趣，考虑到我会想家，甚至允许我自由使用厨房，偶尔可以自己做韩国菜来吃。有一次我提议做韩国的代表性料理——烤肉派对，她也非常开心。
我经常写信给父母，等待他们的回信也是我的一大乐趣。父亲会亲自拍下青瓦台庭院里盛开的杜鹃花、紫丁香、木莲花，并一一附上说明，也会说很期待收到我的回信。
不过，在法国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很久，六个月后，我又回到了韩国。当我朝着自己的梦想一步步迈进的时候，没想到人生最大的风暴正朝我袭卷而来。
第二部
二十二岁的第一夫人
啊，母亲
某天和朋友出去旅行的路上，突然接到了寄宿阿姨的一通电话，说母亲出事了要我早点回家。一个人坐在回程的火车上，我的心一直挂念着母亲。到家时发现门口站着大使馆派来的官员，大家看起来都非常冷静，但从他们的表情里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们要我赶快整理行李回首尔，在我确定预感没有错的那一瞬间，极大的不安涌上了心头。当我问起家人是否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他们只露出为难的表情，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行李还没有完全收拾好就急忙赶到了机场，在办理登机手续的途中，我终于忍不住走向了角落的新闻区，此时看到了一张报纸上印着父亲和母亲的照片，上面写着斗大的“暗杀”两字。我赶紧拿起报纸，第一页就刊登着母亲的大幅照片。瞬间全身就像被数万伏电流击中一般，心脏则像是被尖锐的利刃深深刺进般疼痛。我的眼前瞬间一片漆黑，泪水就像滂沱大雨般不停流下。搭乘飞机回韩国的途中就这样不停地以泪洗面，那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事实。
出了机场看见父亲前来接机，透过他那紧闭的双唇和隐忍的眼神，我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痛苦。看着我一脸苍白无助的样子，父亲的眼神有短暂动摇，但他马上又恢复平日冷峻的表情。父亲似乎为了要让我安心，只是默默地咬紧双唇不断拍着我的背。我咬紧牙齿，好不容易强忍住想要落下的泪水，感觉全身都麻木了。母亲的遇害让我们全家陷入了恐慌状态，那晚是那么地害怕又混乱。
电视上连日都在播报暗杀当时的情况。在“8?15”光复节庆祝典礼进行的途中，突然连续发出好几声枪响，室内瞬间变得混乱不安，人们也开始四处奔逃，原本在朗读庆祝致词的父亲急忙躲到讲台后方。在第一次的枪声响起大约十五秒后，原本端坐在位子上的母亲突然垂下了头。第一个看到这一幕的人是父亲，他大步走出来用手指向母亲大喊：“送医！”警卫人员赶紧抱起已无意识的母亲离开现场。开枪的罪犯不一会儿就被抓到了，逃离的听众也逐渐回到现场。父亲再次走向讲台，按照原定计划把纪念词念完。庆典结束后他默默地走向母亲刚刚坐过的那个位置，绿色的空椅旁散落着母亲的胶鞋及拎包，父亲弯下腰来，捡起了鞋子与拎包。
通过电视看着那些画面的我，身体一直不由自主地颤抖着。那段日子电视上连续好几天都在反复播放着那些画面，要承受媒体将母亲的死当成连续剧一样不断反复播放，对于我来说更是件残忍的事。嫌犯的身份被证实是持有日本护照的间谍文世光，背后支持势力是朝鲜总联，接受指令进行暗杀计划。
母亲被送往医院后，听说有数百名市民聚集在医院门口。尽管众多市民为她祈祷，母亲还是在8月15 日晚间七点，离开了人世。
日后听秘书室长说，当父亲听到这消息时，突然起身直奔客厅里的洗手间，久久没有出来。听到这番话我能感受到父亲当时的悲痛。想起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下就离开人世的母亲，心中又开始撕裂般地疼痛。身为长女没能陪伴她最后一程，心中的愧疚再次让我泪流不止。
在我紧急坐上飞机赶回韩国的这段时间中，青瓦台前涌现哀悼母亲的大批人潮。从一个穿着司机服的中年男子拿着几朵菊花交给站岗卫兵开始，前来哀悼的人潮就从未间断过。那天下着倾盆大雨，但那些人宁可淋雨也不愿离开哀悼现场。
国内外记者也相当关注这起暗杀事件，几乎每小时都会报导一次相关新闻。16
日早上十点开始，我们开放一般民众前来参加告别式，还不到九点，外面就拥来一万多名市民，这个消息也被媒体报导到世界各地。被儿子背来的老奶奶、戴着斗笠的老爷爷、流鼻涕的小朋友、穿着整齐麻布衣的中年男女等，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人都来参加告别式。
1974 年8月19
日上午，出殡队伍将经过的那条路上，凌晨起就聚满了人。父亲目送灵车离开青瓦台，直到完全消失在眼前，他悄悄地走进留有母亲遗物的第一夫人办公室，静静关上了房门。
母亲的告别式就设在中央厅正门前广场，父亲则独守青瓦台。葬礼结束后回到青瓦台时，父亲张开了双臂将我们抱在怀里，还记得当时父亲的手不停地颤抖着。
我根本没有时间伤心难过。为了让家人从悲伤中恢复，我必须先打起精神，然而越是故作坚强，越会更强烈感受到母亲的空缺。看着母亲在青瓦台四处留下的痕迹，我的心就像是跌入万丈深渊般。失去主人的物品，孤单地占据着一旁的角落。
母亲总是喜欢在自己的卧室里放一张练习书法用的书桌，一有空闲就会练字，在我看来倒不像是单纯的艺术喜好。每当母亲遇到困难或烦心事时，都会坐在那张书桌前拿起笔来写字，仿佛要努力将自己的心绪重新集中起来。我有时也会在她身旁帮她磨墨，看着写字的母亲那么认真平静，就连在一旁磨墨的我也变得小心翼翼起来。某天，我看见母亲到了深夜还在专心投入地写字，这也意味着那天她可能遇到了极大考验，以至于需要烦恼到深夜。
母亲经常对我说，她很期待以后回新堂洞的家过日子。
“要是能卸下肩上的重担，即便是住在小房子里，我也希望能一家人其乐融融地过日子。”
在整理母亲的遗物时，心头就像是被刀凌迟般痛苦。感觉母亲会随时推开那扇门，穿着白色丝绸韩服走进来叫我的名字。心里就像破了个洞一样，冷风飕飕地吹进来，食而无味，寝而不眠。就这样过了一段行尸走肉般的日子，那种悲伤根本无法言传。或许是因为当时心理压力过大，我出现了停经的现象，身体开始到处疼痛，免疫力下降，甚至变成过敏体质，每天都会打喷嚏。
但是不能继续难过下去了，相信父亲心里一定远比我们三姐弟还要痛上几十倍。于是我决心振作起来，并告诉自己活着的人得好好活下去，因为忙碌的蜜蜂是没有时间悲伤的。
面对狂风巨浪
我被赋予了一项新的使命。二十二岁的我代替母亲，成为韩国的第一夫人。
葬礼结束才不过六天，我以第一夫人的身份，胸口别着白色小花参加了预定的“第一夫人杯母亲排球大赛”。在难过哭泣的人群面前我强忍住泪水，因为那个场合的我不再是以前的朴槿惠，而是“第一次”履行第一夫人职务的朴槿惠。
母亲的离世大大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道，法国留学后要站在讲台上教书的梦想就此离我而去，或许这是我无法逃离的命运吧。大学时期我做过一个奇怪的梦，当时我并没有多想，也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是那个梦却一直让我记忆犹新。
在大风大浪的海岸边，因为浪太大，我与周围的人全部躲到了灯塔下方。就在那瞬间整个场景突然转变，灿烂的阳光下出现了平坦的康庄大道。路尽头的小山丘上升起了耀眼的太阳，是一个既美丽又火红的太阳。
做完这个梦不久，又做了另一个奇怪的梦。我被环绕着璀璨蓝光的宇宙包围，这个光环一边转动一边逐渐向我逼近，散发的灿烂光芒既美丽又神秘。当时我在日记中记下这场梦，它让我有种莫名的不安感，也找不出理由为什么会有那种感觉。毕业后应该就是要踏入社会展开新生活了，但那场梦却让我有种即将遇到严峻考验的预感。虽然无法证明那场梦和我的人生有何关联，但是每当想起母亲的死以及我人生的转变时，不知不觉都会让我回想起这两个梦。
我承接了母亲生前的全部工作。检查寄到青瓦台里的数百封反映民情的信件，还要一一确认负责部门是否在认真处理才能放心。我的主要工作包括改善落后环境、寻访中小型企业、慰问被遗忘的贫苦阶层，进行公益服务。要做的事情堆积如山，总觉得时间过得实在太快，尤其是工作繁忙时，恨不得把时钟的指针固定起来。只觉得一天二十四个小时根本不够用，只好缩短成一天只睡五个小时，晚上十二点就寝、凌晨五点起床。要是有海外贵宾来访的话，为了事前准备，连仅剩五小时的睡眠时间都只好舍弃。嘴唇总会累到起泡，身体也经常发低烧，就连生病也没空理会。
凌晨起床后等待早餐的时间，我会先收听早间新闻，接着检查总统一天的行程后再来查阅我的行程表，光是查看每天的拜访行程和处理重要文件，时间就已快接近上午九点，也就是青瓦台开始作业的时间。
前来上班的人们一声声响亮的招呼，让宁静的早晨整个活跃了起来。我总是坐在办公室里听着这些充满活力的脚步声，感受全新一天的开始。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是母亲对我的教诲。作为第一夫人，我一直以“比别人还要更勤奋”的原则来要求自己，这样才能在最短时间内有效地完成更多事情。我相信只要多处理一件民怨，就能让国民过得更好一些。也因为如此，让我的助手们吃尽了苦头。
母亲是我最好的教科书。极度讨厌坐在桌前办公的母亲，就算再累都要亲自走访民间处理民怨，亲临现场对她来说是最重要的课题。
还记得和母亲一起慰问麻风病患者时的事情。抵达现场时，背着孩子的女人们露出欢欣的微笑迎接我们，她们的手和脸都因为麻风病而溃烂，眼神却是无比地天真明亮。母亲温柔地牵起了年轻女子溃烂的双手，随行人员看到母亲这样的行为立刻阻止了她。
“夫人，拜托请您不要握手。这样会被传染的。”
“没关系，麻风病是不会传染的。你看她在如此不幸中依旧可以笑得这么灿烂，不觉得那位女子笑容很甜美吗？在我眼里只看得到她的美。”
拜访过麻风病患者村之后，母亲花了很多天千方百计地寻找可以帮助他们的方法，最后得出的良策是选出全国三十七个麻风病患者村，配送了四百七十只种猪，为他们能够自力更生奠定了基础。
母亲对国民寄来的每一封信都不曾疏忽，这是我最好的榜样。寄到青瓦台的明信片或信件都确实经过母亲之手，因为她特别交代过辅助官不可以暗藏或漏失任何与民怨相关的文件。
在我接任第一夫人后，和母亲处理民怨时并没有两样。每天都会一一查阅完数百封的民怨信才会回房睡觉，填补母亲的空位确实是件繁重又不简单的事情。那个角色一点也不轻松，是无限的责任连续。母亲在处理完民怨后也需提供建议给父亲，这样的她甚至被称为“青瓦台内的在野党”以及“青瓦台内的申闻鼓”。
对原本一心只想成为学者的我而言，如此繁重的事务，是极大的压力。但是强大的使命感与母亲的实绩成了支撑我的最大力量。这已经是不能推脱、更无法逃避的任务了。对我来说不再有所谓的“逃生口”，只有重责大任而已。想要成为优秀的第一夫人，只能拼死拼活地努力。
为失去母亲后变得冷清的青瓦台注入全新的活力，代替受国民爱戴的母亲执行应尽的职责，这就是当时二十二岁的我必须接受的宿命。
我决心放下过去岁月，彻底以第一夫人的身份活下去。
原以为遥不可及的春天终于来了。对于失去母亲的一家人来说是个凄凉的春天。曾和母亲散过步的路边已长出了绿芽和小花朵，看着这幅景象，心头一阵酸楚，甚至无法好好地站着。
不知不觉间青瓦台的花园里开满了白色的木莲花。有一天我打开窗户享受着春天的微风，还邀请了父亲一起用茶。这天父亲尤其沉默，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突然向我提起了母亲的事。
“木莲花是你们母亲最爱的花，我的心很痛啊……和你们母亲聊过了无数话题，但她从未提起过为了满足自己私欲而私藏财产之类的话题，就算当了总统的妻子，却依旧过得像贫穷军人的妻子一样。她嘴里总念着要是我离开总统职位，希望可以买一栋山坡上的小房子，在那里种些花草树木过平凡日子。只要想到连如此微小的梦想都没能帮她达成，就让她自己一人离开，我心里就会痛苦万分。槿惠呀，要是连你也不在，我恐怕就活不下去了。”父亲说到这里时不禁流下了眼泪。
每当看到这样的父亲，我都会心疼到不知所措，所以必须想尽办法辅佐父亲，填补那极大的空缺。母亲的心愿就是让大韩民国脱离贫穷，让我们的国民能够吃得饱穿得暖，不再有人需要操心下一餐。“6?25”战争让母亲经历过极度贫困的日子，对母亲来说没有比贫穷更可怕的敌人。失去父母的战争孤儿和无止尽的难民行列，到处都是乞丐的战后韩国……为了救国母亲卷起衣袖辅佐父亲。她有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让大家脱离恐怖的贫困日子。当时的韩国粮食短缺，人民生活极度困苦。
有一天在京畿女高读高三的槿令放假回青瓦台，经过光华门教育会馆前的天桥时，发现一个趴在地上乞讨的少年。同情他的槿令回到青瓦台就把这件事情讲给了母亲听。母亲要我们把那个少年带到青瓦台，她亲手帮那孩子脱掉了身上破旧不堪的衣物，带去浴室好好地给他洗了个澡，然后帮他梳理了头发，还帮他细心地剪了指甲。
那孩子津津有味地吃着母亲替他准备的晚餐，仔细一瞧才发现年纪比志晚还小，脸色看起来苍白无血色，嘴唇发青，一看就知道生病了。一直看着那个孩子吃饭的母亲眼角开始泛红，她坐在孩子身边，认真地帮他搛菜。孩子眼里的恐惧消失了，他就像只可爱的小鸟一样，开心地吃着母亲为他搛起的菜。吃到肚子很撑的小朋友说，哥哥会出来找他，所以必须赶快回去。母亲帮他穿上了新衣服后要秘书室长陪他回家，还屡次嘱咐秘书室长要是见到他的哥哥，一定要替他找到合适工作来养家。那天晚上母亲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凌晨才回房休息。
我至今都无法忘记那天看到的母亲的眼神，充满着心痛、怜悯、歉意……
每当工作疲惫时我就会看着母亲的照片，就像以前和她面对面谈心事一样把心里的话说出来，这个时候我就会确信母亲一定在某个地方守护着我。
不知不觉间累积的外交训练
第一夫人的任务中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接待国外贵宾。1979
年为了筹备美国总统吉米?卡特的访韩事宜，青瓦台比任何时候都要忙碌。当时因为驻韩美军撤退一事，韩美关系处于相当敏感的时期，甚至还散发着一股紧张感。
在敏感时刻迎接如此重要的贵宾，更不能疏忽任何一个小细节。卡特总统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像个友善的隔壁大叔，第一夫人罗莎琳女士则温柔婉约，浑身散发着女人味。
父亲和卡特总统的会谈从一开始就因聊起驻韩美军撤退一事而擦出火花。父亲不停地提起驻韩美军除了对韩国之外，对整个东亚和世界和平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卡特总统则拒绝父亲所提出的冻结驻韩美军撤退事宜，同时也强烈质疑我国的人权问题，让整个会谈散发着浓浓的火药味。
在会谈中两位最高领导人谁也不愿退让一步，导致会场没有任何人敢出声。卡特总统甚至回绝国宾礼遇，决定到美八军驻地的宿舍就寝，这已表现出他有多么不悦。
对于身为青瓦台女主人的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尴尬的状况。一句话、一个行为都有可能造成两国反目成仇，因此我如履薄冰般地小心谨慎。父亲和卡特总统正在打冷战的时候，我和罗莎琳女士认真地聊了一下。当时卡特总统和龙山美军部队士兵们慢跑的画面，引发我国国民关注，而我就以慢跑为例，向第一夫人表达了韩国和美国的差异。
“看到卡特总统慢跑的模样，我国的国民们开始对慢跑产生了兴趣。”
“是吗？总统会这么健康，都是因为每天坚持慢跑。他不管去哪个国家，早上一定都会出去慢跑。”
“连我看了都觉得应该会对健康有很大帮助。有一定体力且健康的人，相信一口气跑好几公里都不成问题，但是对刚开完刀身体不适的人来说，过度的运动会不会反而带来负担呢？”
“说得没错，生病的人要是太急着慢跑，反而会对身体造成伤害。”
据说卡特总统在当日的晚宴上，从总统夫人那里听到了我说的那番话。由于整场晚宴中他不停地向我提出问题、回答问题，以至于有人称那次的晚宴为“槿惠—卡特会谈”。之后卡特总统的态度大变，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甚至最重要的驻韩美军撤回事宜，最后也决定取消了。罗莎琳女士在记者的采访当中提到，两位领导人的意见相差甚远，导致对话很难进行下去，但是后来她把和我聊天的内容转达给卡特总统后，就顺利地解开了那些争议点。
父亲比任何时候都要开心地对我说：“槿惠这次立了大功，做得好。”经过这次的契机，我明白了其实国家间的外交也是由人来进行的，为了守护自己国家的利益，一个领导者的外交能力是多么重要。我坚信只要能给对方信赖感，找出适当的说话方式，就有无限可能来创造出令人满意的结果。
我沿用了母亲使用过的接见室——那是一个小而温馨的空间，简单的装潢很适合在里头喝下午茶——并保持母亲使用时所布置的饰品和窗帘。母亲当初选择的点点纹路窗帘就算用久了也不觉得过时，接见室的节俭之美也深受外国贵宾的喜爱。
执行第一夫人任务的时候，在青瓦台里接见的国外贵宾就相当多。有来自德国、美国、瑞典、英国、法国、日本的贵宾，还有新西兰副首相夫人、哥斯达黎加外相、突尼斯总务处长官、澳大利亚和泰国的大使夫人、危地马拉和肯尼亚的外相夫人、以色列和芬兰大使等，数都数不清。他们有时候看到我还会歪头表示不解。
“这位第一夫人怎么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年轻许多。非常感谢您的贴心招待，等我回国，我愿意担任介绍韩国的外交使者。”
每当听到这番话时我都会感到相当有自信。在与外宾的交谈中给对方亲切的感觉，对我们的外交也产生了相当正面的作用。除了聊文化、社会福利、经济发展等政治性的话题外，也会聊一些不为人知的隐秘话题。每个国家的第一夫人其实都有自己的烦恼，我们通过这种聊天方式，也解开过许多不容易解开的政治问题。
爸爸时常露出满意的表情说“托你的福，事情轻松解决了”。在国宾来访时和父亲一起出席会谈的机会变得越来越多。我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用轻松的话题化解僵硬的气氛。为了达成这个任务必须做好万全准备，就连一个小时的会谈，我都得花上更多时间做准备。只要是对外交有帮助的情报，我都会整理得一目了然，这时候代替母亲参加过大型活动所累积的经验，就发挥了它的功效。
偶尔我还会在父亲身旁担任翻译，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的东西也不少。父亲时常会提醒我外交的重要性，他的外交哲学是很坚定的。
“日据时代把国家让给日本，对我们这辈的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恨。眼看着我们的年轻子弟们被抓去日本当兵却无能为力，那种痛苦是无法用言语形容的。发生‘6?25’战争这种悲剧也都是因为我国的国力太弱，现在为了要在这块土地上去除战争的恐惧，让我们的民族可以兴旺，最重要的就是搞好外交，无论如何都得把国家利益摆在优先。比如我在越南派兵的问题上绞尽脑汁思考，甚至熬夜好几天之后下的结论就是：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友邦国家有难，我们的确应该帮助他们，比起我们的牺牲，我们所能带来的益处会更大。”
正如画家父亲的孩子，会比其他小孩更容易启发美术天分一样，我借由总统父亲快速熟悉了外交的敏感度，也学会了和其他国家的政商人士保持良好关系的重要秘诀。
在担任第一夫人期间，我享受了与世界各国的顶尖人物和伟大的人物见面的机会，直到现在依旧和当时见面的人们保持着良好的交流关系。
外交训练并不是短时间内可以练成的，就像需要长时间才能酿出陶醉人心的红酒一样，它需要时间和真诚的磨炼。虽然当时我并没有发现，但现在回想我在第一夫人的位置，不断透过反复地预习和复习，的确培养了外交的敏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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