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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索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以汪丁丁教授于北京大学开设“新政治经济学”课程的讲义为基础,汇集多年来从经济学视角出发求解中国社会基本问题及制度改革前景的思想成果。在本书中,作者首先界定了新政治经济学及其基本问题,进而深入探讨其核心议题——正义,具体包括正义理论中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纠缠、正义观念的发展史与社会实践,以及社会正义与公共理性、政治民主的关系等主题,并重点关注艾智仁、奈特与布坎南等经济学家的作品和贡献。同时,作者以跨学科的视域、思想史的方法,梳理了“正义”的实践智慧,最终将全部的理论探讨应用于对中国社会现状的剖析与未来变革方向的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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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汪丁丁
,中国著名经济学家。1953年生于沈阳,成长于北京,祖籍浙江淳安。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理学学士(1981)。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理学硕士(1984)。美国夏威夷大学经济系经济学博士(1990)。
曾任教于香港大学和德国杜伊斯堡大学。现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及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并担任《财经》《新世纪周刊》及“财新传媒”学术顾问。
著作包括《经济学思想史讲义》《制度分析基础讲义》《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的视角》《市场经济与道德基础》《串联的叙事》《盘旋的思想》等20多种。教学研究广泛涉及经济学思想史、制度分析基础、行为经济学、新政治经济学、演化社会科学等重要的前沿学科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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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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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第一讲 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一、政治社会学三维理解框架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基本问题
三、核心议题:正义
附录逝者:艾智仁
第二讲 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想与艾智仁和休谟的产权学说
一、布坎南的公共选择思想
二、新政治经济学的界定方式:前五种
三、艾智仁:UCLA视角下的经济学定义
四、休谟的产权学说
附录一论政治家的品格
附录二民主的条件
第三讲 正义理论“两条路线”的纠缠
一、两条道路:诉诸情感与诉诸理性
二、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的纠缠
三、功利主义的核心困境
附录涌现秩序的表达困境
第四讲 正义:观念与社会实践
一、“社会正义”观念史
二、正义观念的社会实践
三、中国的正义实践
四、斯蒂格勒:奈特的阐释者
五、奈特:“科学、哲学与社会过程”(一)
第五讲 从奈特到布坎南
一、奈特:“科学、哲学与社会过程”(二)
二、布坎南品味
附录一关于“常识”的思想史考察
附录二逝者:赫希曼
第六讲 公共理性、政治民主、社会正义
一、公共理性
二、政治民主与社会正义
附录一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研究报告及相关评论
附录二关于政治民主的实证研究
第七讲 实践智慧
一、政治经济学的三种语言风格
二、哈贝马斯:恢复实践智慧
三、余英时:绝地天通与天人合一
四、梁漱溟:静心求仁
五、克里希那穆提:神与努斯分离
附录语言、符号、族群与文化
第八讲 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一、文化与道统
二、制度:探求“合理稳态”的转型期中国
三、中国人的幸福三维空间
附录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心智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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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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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中国社会基本问题
三、中国人的幸福三维空间
……著名的经济史家麦迪森(AngusMaddison,1926—2010),他的《世界经济千年史》和《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在中国经济学界影响非常大。他去世之前曾访问中国,也被媒体广泛报道过。我从上列他的第一部作品的“中文版前言”截取了一页,在页边补写了一些人类几千年演化的经济史数据。这一页纸,足够我们讨论几小时甚至几十小时,它的上半页和下半页分别是图8.3和图8.4。
从右上角开始读图,央视在2012年10月假期时沿街询问这样一个十足愚蠢的问题:“你幸福吗?”说它愚蠢,是因为它不符合最肤浅的社会调查常识。当然,这是从西方类似的愚蠢问题抄袭到中国来的。图8.3左侧几乎都是这一问题的可能解答的展开,借助了我们熟悉的三维理解框架,留给你们自己研读。不过,在探讨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时,我要回到这里。
在图8.3的标题栏,我画了一条横线表示时间,从大约1亿年前开始,那时哺乳动物脑开始形成胼胝体,大脑于是分为左右两半球,它们之间开始有分工、专业化和协调。这一时间线段的右端大约结束在5万年以内(参阅第七讲附录),接着这一线段的是右侧页边的时间线段,从50万年前到5万年前“洞穴时代”开始,截止在大约200年前,那时形成了工业都市。从标题栏到右侧的全部时间线段,我称为“群性的扩展”维度,留给你们自己去研读。当然,在讨论中国社会基本问题时,我们需要多次返回这里。
麦迪森在“中文版前言”的开篇,也就是图8.3的正文中,概述中国经济长期发展情况。他从都市的繁荣程度和人均收入资料推测,宋代中国是全世界物质生活最丰裕的社会;又从人口、农业产量和技术进步等方面的资料推测,经历了1300—1820年这一漫长时期的基本停滞之后,也就是我的一位朋友概括的“元、明、清三代的野蛮化时期”之后,尤其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落后于欧洲。注意,这里的“落后”有十分具体的涵义,特别是在物质生活和社会生活这两大维度上考察所得之大致的共识。
在图8.4中,麦迪森提供了经济数据。我们看到,人均GDP这一指标(根据历史资料估测),在1700年间中国略高于美国,而在1820年间美国约为中国之两倍。至于精神生活维度,哪怕是经历了500年的“野蛮化时期”之后,至少在钱穆、梁漱溟和罗素这样的作者的论述里,中国未必落后于欧洲。罗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撰文探讨“中国问题”时宣称:倘若世界上还有因骄傲而不愿与他国交战之国家,惟中国为是。在稍后发表的《中国问题》一书里,他更指出,中国人实在是因为骄傲而不与他人斗争。
在图8.4左侧页边,我画了一条时间线段,从上向下,是人类的“技术进步”维度。技术史视角下,任何技术进步最初都是身体的延伸。此处,人类最初的技术进步是身体的,从四足猿到两足猿的身体进化。请你们检索八卷本《技术史》,自己填补细节。技术进步的时间线段止于农业时代之前,即大约1万年前。在这一页的底部页边,我画出人脑三结构,并示意它们分别是人类生活三维度的脑基础。
最后,在图8.4的右侧页边,我写出了每一个中国人其实都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的最肤浅形式,即基本问题在物质生活维度的表现形式。麦迪森的预测很准确,或者被认为最准确。因为他在2000年(该书发表于2001年)已经指出,中国的GDP将于2015年达到或超过美国。那么,“娜拉出走之后又怎样?”这是鲁迅提出的一个问题,几十年来,它对我而言是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这就意味着它是一个基本问题,或基本问题的一种表达。我们知道,每一个现代人,包括每一个中国人,活着,并不是以国民经济总产值超过美国为人生目标的,因为这样一个目标实在缺乏情感价值。美国人不在乎,中国人也不在乎,英语口语就是“sowhat”,意思是“然后呢?”真正让我们的情感为之波动的,通常不是经济的总量。
为什么我的阐述听起来不同于其他老师?因为我很注意让我的阐述最终或原则上有科学根据,例如脑科学的根据。人生而为何?自从有了“人文”,就有了这一问题。数千年来,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解答,当然,由于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故每一解答都不能令人满意。但大约2000年前人类的体会是,如果完全不解答这一问题,就更不能令人满意。人类也提出过这样一种见解:活着,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活着的意义所在。我的阐述首先不试图求解人生问题,而是要将人生问题置于新发表的脑科学文献基础上,于是就有了上面的阐述。
当我们讨论“意义”的时候,请注意,根据心理学和脑科学的研究,凡有意义的,一定伴随情绪的波动。我们回想康德美学,所谓“壮美”,所谓“高尚”,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这样的名句,无一例外激发我们情感波动。作为对比,我们很少因为看到“1+1=2”这样的真理而有情绪波动。这样,人类的经验,按照是否激发情绪波动,可分为两类:其一是对个人有显著意义的经验,由于与个人密切相关而激发情绪波动;其二是对个人没有显著意义的经验,不激发情绪波动。与个人密切相关的经验,又可按照人性之“个体性”和“群体性”分为两类:其一,因为与个人的个体性密切相关而激发情绪波动;其二,因为与个人的群体性密切相关而激发情绪波动。我请你们每一个人在内心做这样的实验:反复阅读“2015年中国国民经济总产值大于等于美国”,是否激发情绪波动?只要你们不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并且对美国恨之入骨,你们不会有显著的情绪波动。一项事实陈述为真,但不激发我们的任何情感。在这一意义上,它与我们的人生意义问题没有显著的关系。
那么,我们每一个人活着,为了什么?或许你的回答是:活着就是为了活着。好的,就让我们首先考察“活着”之为一生命过程:首先有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的需要;其次有家庭、友谊和社会交往这类社会生活的需要;最后,还有思想和心灵这类精神生活的需要。这三类需要若不能及时得到满足,通常激发我们的情绪波动——情绪、情感、人格,依照稳定性并且依照从物质上升到精神的顺序构成一系列心智状态。所以,马斯洛(AbrahamHaroldMaslow,1908—1970)1940年代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Maslow’shierarchyofneeds)。
在马斯洛创建“人文主义心理学”时期,他的两位精神导师之一是文化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他的灵感据说主要来自观察和记录本尼迪克特的人生和思想。根据马斯洛的研究——他后来修正了自己的研究结论——一个人满足了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之后,有更高层次的需要,直到最高层次“自我实现”之需要。问题是,一个人怎样判定自己在某一层次的需要大致已经满足?马斯洛后来的修正旨在解答这一难题。例如,他指出,较低层次的需要尚未甚至完全没有满足时,人类也可以有欲望去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之满足。经济学家假设每一个人都是“不餍足的”,这当然意味着永不满足,不论在哪一层次上的需要。基于常识,我们明白,任一给定的需要,例如某甲晚餐时需要吃龙虾或对龙虾的需要,有没有足够的时候?当然有,边际效用随消费量的增加而递减,直到为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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