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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说不尽的外交》是一本空前的坦白史，也许再没有一个外交官能够如此开诚公布了
《说不尽的外交》是一本劲爆的八卦集，也许再没有一本书能够爆料这么多大人物了
《说不尽的外交》是一本真诚的回忆录，李肇星首次全面细数多年的外交经历与心得
《说不尽的外交》是一本权威的指导书，作者基于丰富的阅历传授如何做好外交工作
《说不尽的外交》是一本写给老百姓的书，让每个人都能看懂中国外交到底在做什么
《说不尽的外交》记录了各国首脑政要的趣事：
尼克松扮演店小二，给李肇星端茶倒水
希拉克写剧本：张艺谋演李白，巩俐演李白的妻子
基辛格和李肇星同时被忽悠
法国总统模仿中非帝国皇帝吃蜗牛
与朝鲜外长“同床共枕”
……
《说不尽的外交》述说了外交上不能说的秘密：
与日本外相麻生“厕所外交”的真相是什么？
在索莱托的酒店碰见送上门的女人?！
为何偷偷前往咖啡馆与外国大使对暗号？
国宴的标准到底是什么？
……
李肇星自爆工作中的亮点与尴尬：
与赖斯吵架：你们加州的葡萄酒不如我们山东的张裕葡萄酒好喝
戏谑外国记者：你能保密，我也能！
联合国的会场专设 “李氏铃”
把美元缝在裤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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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说不尽的外交》是中国第九任外交部长李肇星的首部外事回忆录。作者全面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外交经历，记录了自己与各国政要的私人交往、应对各种外交问题的丰富经验，并首次披露美国炸馆事件、“911”恐怖袭击、中美汇率问题博弈等重大外交事件背后的内幕。
《说不尽的外交》拨开外交的神秘面纱，展现给读者一份真实的外交工作，比如，在联合国开会乐趣多：日本大使睡着了，美国外交官愤然离场，古巴领导人戏弄大家……《说不尽的外交》让你看到一个真实、朴实的李肇星：作者首度坦承自己童年差点儿被日本兵残害、曾多次留学未遂，李肇星爆料在工作上为了向领导显示谈判难度，“故意”拖长谈判时间。
通过追忆中美“炸馆事件”、中俄边界谈判、中日围绕历史问题的外交斗争、在联合国的涉台外交斗争等幕后细节，《说不尽的外交》披露了近十年来中国重大外交事件的决策和谈判过程，揭示了历史事件背后的真相，并且系统阐释了中国外交的布局、本质、原则及新内涵。
李肇星首次在《说不尽的外交》中透露了自己如何从一个使馆随员，经过历练和考验，一步步担当重任，成为外交部长的历程。在他的笔下，外交官工作和生活的真相一览无余，读报、发文、回信、交税、帮厨、买菜、被劫持、通宵加班等等，在风光背后的痛苦与艰辛，孤独与寂寞，格外令人感慨。
《说不尽的外交》给读者呈现出一个褪去光环的外交工作者
，李肇星用平实而幽默的语言，总结自己的点滴心得，给予后辈们宝贵的实践指导：如何在国与国之间做人情，饭桌上有哪些学问，如何当好发言人，为何要避免说“无可奉告”，如果不知道答案、忘记答案或者答错了该怎么办，如何巧妙地回答各种刁钻问题、做到以理服人、让对方无话可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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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李肇星，1940年10月20日生于山东。
个人履历：1949年～1953年 胶南瓦屋小学、王戈庄小学学习； 1953年～1959年 胶南中学、胶南一中学习；
1959年～1964年 北京大学学习； 1964年～1967年 北京外国语学院研究生班进修； 1967年～1968年
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科员； 1968年～1970年 在山西离石、江西上高等地的干校和广州军区汕头牛田洋农场锻炼； 1970年～1977年
中国驻肯尼亚共和国大使馆职员、随员； 1977年～1983年 外交部新闻司科员、副处长； 1983年～1985年
中国驻莱索托王国大使馆一秘； 1985年～1990年 外交部新闻司副司长、司长、外交部发言人； 1990年～1993年
外交部部长助理； 1993年～1995年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1995年～1998年 外交部副部长；
1998年～2001年 中国驻美利坚合众国特命全权大使； 2001年～2003年 外交部副部长兼部党委书记； 2003年～2007年
外交部部长； 2008年至今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名誉会长。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暨南大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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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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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部分 大国小事
第一章 美国：对手还是朋友
我所接触的美国总统
与美国国务卿打交道
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
处理“炸馆事件”
告别“最惠国待遇”
“9?11”事件发生后
大道无遮拦
第二章 俄罗斯：莫斯科不相信眼泪
提意见，可以；欺负人不干
领导人常来常往，老百姓互谅互让
苏联为什么会解体
第三章 法国：埃菲尔铁塔披上“中国红”
我把鹅肝捂坏了
法国人的礼数真是到家了
“抽，现在就抽”
“我的飞机问题就是你的台湾问题”
第四章 英国：走出恩怨
帝国虽死余威犹在
翻译也能化解尴尬
交涉未必那么正式
吵架也是一种谈判
“解禁”只为争取平等
第二部分 远亲不如近邻
第五章 朝鲜：山水相连，友谊天成
北大同学：友情虽无价，公私却分明
六方会谈：劝美国不易，劝朝鲜也难
第六章 巴基斯坦：不只是喜欢，而是热爱
中巴是哥们儿
路过一下就行
第七章 印度：99.9%与0.1%
印度学者：多亏了“当代玄奘”季羡林
邓小平：印度无须担心来自中国的战争威胁
毛泽东：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
第八章 泰国：“我们是亲戚”
“中泰一家亲”
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
海啸无情人有情
第九章 日本：剪不断理还乱
看日本民族一分为二
对广岛市民晓之以理
见小泉首相借古喻今
与麻生外相“厕所外交”
对日本大使严词“训斥”
谈历史问题寸步不让
第三部分 穷朋友?好朋友?真朋友
第十章 肯尼亚7年：我把青春献给了你
“红卫兵”添乱
学做外交官
“秀才”遇上兵
自负出洋相
小事见真情
第十一章 在莱索托当代办：第一次做“一把手”
钱其琛副外长：好好干，没问题
乔纳森首相：选择朋友是我们不容置疑的权利
关宗山二等秘书：我们中国外交官的生活是严肃的
塞科纪亚外交大臣：这里就是你的家
莱齐耶三世：你是莱索托人民的老朋友
第十二章 非洲七国行：心甘情愿苦亦甜
贝宁：找中国大夫看病很容易
赤道几内亚：不能互利的合作难持久
几内亚比绍：动乱导致贫穷
乍得：不能同台湾当局比“送钱”
中非：施援手要量力而行
厄立特里亚：“第三者插足”让兄弟成仇
博茨瓦纳：“小康之国”是怎样炼成的
第十三章 阿尔巴尼亚：关系好过头就容易出问题
此情难忘
倾力相助
反目成仇
回归正常
第十四章 南斯拉夫：一个国家的消亡
欧洲“火药桶”
冷战陪葬品
对华“一条心”
第十五章 古巴：卡斯特罗为什么能行
哈瓦那感人的一幕
“吓不怕、压不垮、打不倒的大胡子”
古巴的几个“为什么”
第四部分 多边舞台过招
第十六章 世妇会：为中国妇女事业做点事儿
顶着压力准备
憋着劲儿开会
静下心来总结
第十七章 人权会：中国不是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为的就是争口气
中国大使好样的
我在一旁敲边鼓
美国成了孤家寡人
第十八章 反恐战：阿富汗战争何时休
“帝国的坟墓”
拉登的基地
中国的邻居
第十九章 联合国：文山会海，明争暗斗
问题不少，作用不小
开会迟到，听会睡觉
既是讲台，也是舞台
会费多少，按规矩办
台湾二字，重如千钧
第五部分 大事、小事、天下事
第二十章 外交“扩容”：从“非典型肺炎”到“非典型外交”
“非典”惊动全球
蝗虫不认国界
事事都有外交
第二十一章 外交为民：有困难，找使（领）馆
领事保护：能管尽量管
解救人质：有勇也有谋
外交为民：再累也心甘
第二十二章 人文外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音乐：用音符缔结友好
熊猫：比大使还受欢迎
体育：我的“乒乓外交”
语言：学说中国话
第二十三章 公共外交：与老百姓面对面
学当发言人
上好“必修课”
倡导“大外宣”
网聊天下事
启动开放日
第六部分 乐在其中
第二十四章 书到用时方恨少
“半瓶醋”也救急
词源学挺管用
“不知者”会露怯
好学者能感人
“小学生”要学习
第二十五章 我的礼仪入门课
饭桌上的学问
外国人的周到
领导人的风范
进行中的改革
第二十六章 多交朋友，善交朋友
送上门的朋友
聊出来的朋友
交出来的朋友
第二十七章 动口不动手
“忽悠”阿根廷外长
“搞定”塞内加尔总统
第二十八章 来而不往非礼也
在不知不觉中宣传
在规定范围内送礼
在意外情况下解围
第二十九章 外交官的基本功
忠于祖国
严守纪律
精通语言
作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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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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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辛格：被“忽悠”去澳门
基辛格是美国政坛的常青树，著名的战略家。他先后担任过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人。
基辛格对中美关系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他是20世纪70年代初结束中美严重对抗、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关键人物之一。1971年他第一次秘密访华，并于次年陪同尼克松对中国进行历史性的访问，与周恩来总理谈成著名的《上海公报》。
《上海公报》中有这样一段话：“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不挑战这一立场。”这一经典表述是基辛格正式提出的。2009年，一位台湾学者问他：“38年后，您会不会修正这个说法？”基辛格很坚决地说：“不，如果我们现在要重写公报，只会用同样的话表达同样的观点。”
2012年1月，在北京举行的中美二轨高层对话会上，又有人问基辛格当时是怎么想出那句话的。他说：“这不是我的发明，但我是第一个使用者。当年我和周恩来总理谈判很艰难，我讲的意见周不同意，周提的方案我也不同意。我们从北京一直谈到杭州。在西湖时，我想起看过的一份材料，美国国务院两个年轻外交官提出这个表述，但被上级‘枪毙’了。我觉得这个提法也许可行。一经提出，中方就接受了。”对双方来说，有关台湾问题的这个表述是最大公约数。那天我是研讨会有关台湾议题的中方主持人，我对基辛格说：“你看，还是毛主席说得好，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点头称是。
离开政坛之后，基辛格几十年来一直关注并致力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时在两国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充当中美之间沟通的重要非官方渠道。
2009年5月，我和基辛格一起去参加澳门理工大学10周年校庆。我原先得到的消息说，基辛格表示，李肇星去他就去。我到了澳门后才知道，有人对基辛格说：“李肇星已答应去，他希望你也去。”反正我们一起被“忽悠”去了一趟澳门。
演讲前，基辛格抢先向我建议，两人都把演讲费捐给四川汶川地震灾民。基辛格当时虽然已经86岁高龄，却坚持要站着发表演讲。他说：“现在站着演讲是我唯一的体育运动了。如果我坐着演讲，那就表明我的生命力不行了。”
在基辛格的坚持下，我和他各讲半个小时，回答问题一刻钟，一共45分钟都是站着说话。我在开场白中说，当基辛格博士1971年第一次来中国时，我还在遥远的非洲工作，根本没想到会和这位传奇式的人物同台。我曾非常仔细地研读了基辛格参与起草的中美《上海公报》，并且告诉自己，要成为一个好的外交官，就必须从基辛格身上、从大洋彼岸学很多东西。
2009年底，基辛格来北京参加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举办的中美关系研讨会。见到我时，基辛格来了点儿幽默。他说：“李先生，你看我的眼睛。我有只眼睛动过手术，现在看不见了。”我安慰他说：“是吗？我怎么看不出来？说明你手术做得很成功。”他说：“是的，手术的效果很好。我现在只有一只眼睛能看清东西，却得到两个意想不到的收获。一是书法有改进，原来我的字只有我的秘书克里斯能认识，现在大家都能认识了。二是现在精力更集中，看问题更准确了。”我忙笑着说：“那恭喜你了。”
有一次，国内有家电视台拍摄有关基辛格的节目，找到基辛格请他提意见。他友好地拒绝了，很幽默地说：“相信中国朋友说的和演的都会比我本人更好。”
2011年，基辛格带着他的新著《论中国》来北京，当他把这本600多页的新书赠给我时，不无调侃地说：“李，这本书并不伟大，但你要是能看完它，一定会成为伟大的读者。”
美国人大多坦诚、直率。和美国人打交道不能假客气，如果我说一定会读完你的大作之类的客气话，基辛格也不会相信，不如实话实说。我笑着说：“我恐怕难以从头到尾读完，但会仔细阅读我关注的部分，争取当半个或四分之一个‘伟大读者’。”这位“伟大的作者”听了很高兴，说他也是忙里偷闲，有选择地读书。
在聊天中，基辛格还问我：“李，我一辈子与无数人打过交道，你知道我当国务卿的时候与哪个国家的外长打交道吃过亏吗？”我想了想说：“中国外长和苏联外长。”他说：“不是，我只输给越南外长一次。”我说：“真想不到你这么精明的人会在越南外长面前吃亏。”他又说：“高明的外交是让自己得到最大的便宜，同时又让对方能够接受。”
我们之间的友谊一直延续到他80多岁、我70多岁。原因之一可能是，多年前我跟他谈到他很早就提出的一个观点，那就是，不管是否有苏联存在，中美关系都极为重要。我问他：“你怎么这么有远见，那么早就预见到苏联解体？”他说：“感谢你还记得我那句话，我很感动。”
我感激他，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我自常驻联合国代表任上奉调回国前，他专门在纽约华尔道夫饭店设宴为我送行，而且特意安排了“西餐中吃”，就是点西餐，但像中国宴会那样上七八道菜，还上了他不喝、只收藏的中国茅台。我说我不喝白酒，他就把餐厅老板叫来，老板说他别的酒都有。我其实什么酒也不想喝，便说：那我要青岛啤酒。饭店老板耸耸肩，说青岛啤酒没有。不久，这家饭店便有了青岛啤酒。我无意中为家乡特产做了广告，也多亏基辛格博士给我提供了机会。
北大同学：友情虽无价，公私却分明
1963年，我在北京大学读三年级。有一天系主任找我谈话，说有几个朝鲜同志来我们学校，其中有一位同学来我们班学习英语，希望我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帮助他。
到我们班的这位朝鲜同学叫姜锡柱，比我大一两岁，后来担任朝鲜第一副外相、内阁副总理。我们俩一见面，就感觉性情相投。一问才知道，姜锡柱同学是烈士子弟，他爸爸是一位深得朝鲜伟大领袖金日成器重的师级干部，在朝鲜战争期间牺牲了。姜锡柱小的时候还曾在辽宁丹东生活过，这次又被送到北京来留学。
就这样，我承担了帮助姜锡柱学习英语的任务。朝鲜留学生住在北大26斋，两个人一间屋子。我就自己带着被子，搬来和姜锡柱一起住。我们吃饭是分开的，上课在一起，晚上我辅导他一个小时。当时我已经能用英语讲课，给他讲发音、语法。姜锡柱学习很努力，除了关心政治外，一心只学习英语。因为性情相投，我们成了好朋友。学校组织什么活动，我总是拉着他一起参加。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我毕业。他有时对我的辅导表示感谢，我开玩笑说：如果你的英语发音有山东味儿，那全是我的责任。
由于那个年代有严格的纪律，他留学回国之后我们就不能再联系。但我们都表示，毕业后要为加深中朝传统友谊努力工作。无巧不成书，若干年后，我们都成了各自国家的高级外交官，都为推进中朝关系做出了努力。我们的同学关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朝友谊，体现了中朝两国领导人和革命先烈亲手缔造和培育的中朝关系。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并肩浴血奋战，最终赢得胜利。先后有240多万优秀中华儿女前往朝鲜，18万将士长眠在朝鲜的国土，包括毛泽东主席的儿子毛岸英。
我曾不无得意地告诉姜锡柱，我本人也对抗美援朝做过微薄的贡献。朝鲜战争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带来了经济上的困难，党和政府号召全国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当时著名的人民艺术家、豫剧大师常香玉一个人就捐钱购买了一架飞机。那时我还小，能力有限，就利用星期天割了一天的草，卖给养驴的人，得到5分钱，星期一上学的时候交给老师，表示对志愿军的支援。那时，小学老师张敦兰还教了我们一首抗美援朝歌曲——《全世界人民团结紧》：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美国兵呀……姜锡柱听后很感动。
1983年，我到莱索托工作。有一次我碰到朝鲜驻莱使馆的临时代办，就请他向已经是朝鲜副外相的姜锡柱转达我的问候。朝鲜代办简直不敢相信，一个还是一等秘书的中国外交官怎么可能是他们副外相的同学呢？1993年我到纽约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又托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问候这位老同学，还是没有回音。
后来，我先后两次陪同党和国家领导人访问朝鲜，见过朝鲜伟大领袖金日成，但都没有机会与姜锡柱见面。2001年11月，我率外交部代表团访朝，终于见到了姜锡柱。几十年后第一次见面，我们俩都很高兴，并分别代表各自政府签署了《中朝边境口岸及其管理制度协定》。
因为我没有去过板门店、三八线，朝鲜同志就作了特殊安排，派三辆专车送我们去。在从板门店回平壤的路上，朝方陪同人员让我们休息一下，说要代表姜锡柱副外相请老同学喝咖啡。我非常感谢老同学的好意，因为我知道朝鲜目前还不太富裕。下车后一看，我发现只有一杯咖啡，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没有，我明白这是老同学对我一个人的特殊关照。我不好意思搞“特殊化”，就让代表团最年轻的翻译替我喝了咖啡，领下老同学的盛情。
我担任外交部长后，认真贯彻中央对朝方针政策，不断巩固中朝传统友谊，努力推动中朝关系继续向前发展。2004年3月24日，我作为外长正式访问朝鲜。朝鲜同志告诉我们，领导（指姜锡柱）有交代，专门安排代表团住在国宾馆。他还特意关照部下，给我安排住得好一些，特别是把床头灯弄得亮一点儿，因为他知道我睡前爱看书。他还特别指示，把电灯的开关弄成拉线式的，因为我在北大上学时爱用脚指头拉线关灯。
在平壤的时候，朝方还作了特殊安排，让我们参观当地的商店。这是我第一次逛朝鲜商店。商店里很整洁，商品虽然不算丰富，但并不像西方媒体报道的那样商品奇缺。
姜锡柱见到我时，显得非常高兴。他除了热烈欢迎我到访外，还提前打招呼，说有一个好消息，半个小时后就知道。
果然，30多分钟后，朝方礼宾司官员告诉我，“伟大领袖、伟大指导者”金正日同志要见我。
见到金正日，我转达了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及朝鲜劳动党、朝鲜人民的亲切问候。
金正日说：“我很少中断对军队的视察。你是第一次以外长身份来访，我特地从外地赶回来，主要是因为重视中朝两党、两国人民的友谊。见完你后，我还要马上走，去视察朝鲜人民军。”
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主要是按口径说的“标准话”。
金正日最后说：“希望中国同志多理解朝鲜，多相互帮助。我还有很多心里话没有说完。不过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是姜锡柱的老同学，请他代表我请你吃饭。”
会见中，我注意到，姜锡柱与金正日的关系非同一般，在金正日说话的时候多次与他耳语。
金正日走了之后，姜锡柱就和我谈了起来。我问他现在的英语怎么样了。他说：“太忙了，快忘光了，只记得一些英文单词，比如apple（苹果），说不出完整的句子了。”我开玩笑说：“这都是我的过错，当时对你帮助不够。”他说：“你夫人我认识，当年她经常到咱们宿舍玩。她是好同志，漂亮的同志。遗憾的是，我夫人你不认识。”我说：“不管认不认识，她肯定也是位好同志。”姜锡柱说：“我已经有了第三代，当了外公。”我说：“我应该永远向你学习，无论思想觉悟还是其他方面，你都比我进步快。”
闲话一过，马上转入正题。我们就双边关系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朝核问题自然是我与朝方深入交换意见的一个重要议题。姜锡柱说：“中朝关系就是唇亡齿寒的关系。我们朝鲜是唇，你们中国是齿。中国同志在朝鲜核问题上的立场我们不理解。我们不指望你们支持，只要理解就行了。可是，你们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心里想，朝鲜同志在核问题上有他们的逻辑，中方有自己的看法，双方应该秉持开诚布公、求同存异的精神处理好。我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只是希望他们明白这其中的道理，于是尽可能把道理跟朝鲜同志讲清楚、讲透彻。我还恳切地说，“我们是好朋友。即使朋友做错了事，也要提出忠告，这才算真朋友，不是假朋友。如果我们做了错事，也欢迎你们提出来……”
我讲了很长时间，可姜锡柱显然没有被我说服，只是希望中方能够理解朝鲜的处境。
我最后说，“朝鲜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现在又退出了。我们希望朝鲜同志重新考虑，回到原来的立场。我们希望朝鲜同志在六方会谈框架内通过对话解决问题，甚至可以通过接触和对话与美国改善关系。请朝鲜同志放心，对于霸权主义，我们一向是坚决反对的。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从来就没有含糊过。中国将一如既往地与朝鲜真诚合作，共同处理好朝核问题。”
晚上，姜锡柱设晚宴欢迎中方代表团。他先讲了一段话：“我代表金总书记敬老同学——中国外长李肇星和其他中国客人一杯，并借此机会向老同学提点意见。40年前，我和李外长在北京大学同屋，不好意思说，有时还挤一个被窝。李外长也是我的英语辅导员。李外长学习很刻苦，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看书，直到北大规定的熄灯时间的最后一刻。而常常到这最后一刻，老同学也偷懒，不愿意起身到门前拉灯绳关灯，竟把灯绳拴到自己的脚拇指上，用脚关灯。但关灯入睡后，灯绳还经常拴在他的脚上。李外长翻身或伸脚时，灯就时亮时灭，影响了我的睡眠。我的老同学睡得香，学得好；而我学得不如预期好，可能与此有关。大家看，今天我的老同学是外长，我还是副外相。”姜锡柱的话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我在致答辞时说：“老同学所言属实，我深表歉意。但老同学夜里打呼噜的水平也很高，一个呼噜可以持续几十秒，且大呼噜中有小呼噜。我之所以能忍受，主要是出于学习外国呼噜的考虑。”大家又是一阵大笑。
学做外交官
由于那时候两国关系总的状况不好，肯尼亚政府对中国使馆有一些限制，规定外交官和工作人员一共不得超过8人，但家眷不计算在内。外交部干部司就选了我和秦小梅一起去驻肯使馆工作。秦小梅当时在国际司工作。我们俩去，只占一个名额，却可以干两份活儿。
这是我第一次到使馆工作，什么都得从头学起，边干边学，经历了许许多多的第一次，首次见识和亲历了外交谈判、外交交涉，积累了基本的外交知识和技能。不少经验和教训为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肯尼亚，我有生第一次看见空调、出租车、商业停车场、停车计时器、汽车电影院、野生动物园、动物收容站……当时北京的市政建设比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差很多。“内罗毕”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清凉的水”。
我有一次陪魏宝善临时代办去肯尼亚在印度洋沿岸的最大港口城市蒙巴萨出差。“蒙巴萨”在古代当地方言里的意思为“战争之港”，和南边邻国坦桑尼亚的首都达累斯萨拉姆的意思“和平之港”遥相呼应。代办说屋里太热，让我打开空调。空调开到最高挡，我们仍觉得热，便又开了窗户——更热了。
我刚去的时候不是外交官，只是使馆职员，在使馆什么活儿都干，从小事做起，逐渐成了“多面手”。
我每天早晨都为代办（后来给大使）读报，把当地英文报纸上的消息和评论以及每天清晨当地电台广播的主要内容进行归纳总结，用汉语口头汇报。这样，我每天必须早起，先听广播，并将当日报刊细读一遍，星期日也不例外。代办要求严，对我说，外交官怎能有星期天呢？我经常读完报纸后，还要将重要内容写成简报发回外交部。
我也负责回复肯尼亚群众来信，每天需要处理七八封来信，按领导的要求回复。如果实在没有内容可写，就寄一些英文的《北京周报》、《中国建设》等国内外宣杂志。我坚持做到每信必复，因为我觉得，肯尼亚群众给你写信，说明对中国友好、信任，想了解中国的情况。当时没有电视采访，也没有网络，只有靠这点儿手段，介绍中国的发展情况和有关政策，拉近与驻在国老百姓的感情。时至今日，我还保持着早年养成的工作习惯，无论是国内朋友还是国外朋友来信，我都尽可能回信，回送一些学习材料。
我还当签证官。当时中肯两国间人员往来不多，我记得给应邀访华的肯尼亚乒乓球队和长跑运动员发过签证。
我在使馆工作的时候，每个月还负责给打扫卫生的肯尼亚雇员发工资，去当地税务局交税。第一次去交税时，我很认真，仔细核对了交税的项目。我突然发现，使馆还交了不少地皮税，心里一琢磨：在大学里学过，外交地产是不用交税的呀。
我们使馆占地面积大，也很漂亮。肯尼亚刚独立的时候，西方国家纷纷撤离，地皮的价格比较便宜，我们买了5户英国人的大院子，围起来做我们的使馆。我们人数虽少，但却是占地最大的使馆，当地人管中国使馆的围墙叫“长城”。
我向使馆领导汇报后回去对肯尼亚税务官员说：按照国际惯例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交财产是免税的。过去，中国使馆交了，你们收了，我们也不计较，但从现在起，那些不该交的钱我们就不交了。对方说：说实话，我们没有要你们交税，但你们来交，我们也就收了。既然你提出来，那就不交了。
这位肯尼亚税务官特别可爱，也特别诚恳。他好心地帮我查了前几年交税的账单记录，把前些年交的地产税都退给了我。我还是第一次见到那么一大笔钱。
使馆领导为此给了我一点儿表扬。我很激动，想想我一个农村孩子，家庭并不富裕，上初中、高中时每个月拿国家3元钱的助学金，上北京大学时每月拿到8元5角，自己节省一点儿还可以补贴两个妹妹每月上学用。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进修时，拿的是相当于两年制研究生的助学金，每月42元7角5分。我知道，祖国和人民培育我的恩情是没法用金钱来计算的，也是永远没有办法报答完的。祖国和人民供我完成了学业，我要用一生的劳动报答祖国。这是相当朴素的想法。但这次我是用老师教过我的知识，用自己的工作给国家要回来这么多钱，至少相当于把国家给我的助学金给还上了。
想着想着，我觉得特别幸福，高兴得流下了眼泪。这是我第一次在国外流泪。从那以后，我就更加喜欢外交工作，觉得这项工作也是能为人民服务的，是可以为人民、为国家做一点儿实在的、有益的事情的。
在驻肯使馆，我处处想着维护国家利益。为了节约开支，我平时采购货比三家，能省则省。内罗毕大小商店的老板都成了我的朋友，好像任何事都难不倒我。别人买不到的便宜东西我能买回来，别人弄不到的飞机票我能弄到。后来，1993年到常驻联合国代表团、1998年到驻美国使馆当馆长时，我几乎不去商店：一来我不再负责采购工作，二来在肯尼亚时也的确干够了。
我当时工作头绪挺多，还给领导做翻译，当礼宾官、新闻官，对外宴请时帮厨、买菜，联系倒垃圾……我能熟练操作16毫米和32毫米电影放映机，当时的影片总是中国杂技、样板戏和纪录片。招待外宾看电影时，我还做同声翻译。此外，我随时根据国内指示和驻邻近国家使馆的要求去机场接送来肯尼亚或路过的国内同志，包括信使、参与修建坦赞铁路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有时整夜待在机场。退下来以后，有时失眠，夫人会说，没关系，就权当在内罗毕机场等人；有时犯困，夫人会说，信使到了，我立刻就会醒来。
由于当翻译的关系，我认识了肯尼亚总统肯雅塔。一个普通的使馆职员，因为当了几次翻译就认识总统，这在别的国家是不太可能的。我问肯雅塔总统，阁下的名字是什么意思？他说，“肯雅塔”在当地语言中的意思是“武装带”。有意思的是，肯雅塔总统主张和平主义，对中国的武装斗争不大感兴趣。他很喜欢中国文化，曾专门让女儿访华，替他看看3
000年的西安，1 000年的北京，100年的上海。
我注意拜肯尼亚人民为师，包括拜在使馆工作的肯尼亚司机和园丁为师，努力学习肯尼亚的历史和文化，诸如原始人类的进化、反殖民统治的“茅茅”运动、肯尼亚的独立……
由于长期处于白人殖民统治之下，不少肯尼亚青年，特别是女青年，在打扮上以白为美，为此抹上厚粉，甚至花大价钱去整容，不惜弄坏了身体。有一次，我去听肯雅塔总统演讲，他先用斯瓦希里语说，然后自己翻译成英文再讲一遍。肯雅塔说，我们国家只宣布民族独立还不够，还要精神独立，我们要爱自己的祖国、自己的民族文化，要爱自己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留给我们的皮肤颜色。他连喊三声：黑色是美丽的！我受到极大震撼，一辈子都记得这句话，后来写了本非洲游记，就以“黑色是美丽的”命名。
我跟使馆的当地司机学习了斯瓦希里语。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中国，我参加了胡锦涛主席为他举行的欢迎晚宴，有机会与奥巴马简短寒暄，就跟他讲了几句斯瓦希里语。他感到奇怪，问我怎么还会这个，而且词汇量比他还大。
我还在使馆当英语老师。我记得曾逐字逐句教炊事员墨守成学习英语，三个月后，他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去买菜了。有一次，他出去买猪蹄，不知道猪蹄该怎么说，就指着自己的脚，可售货员告诉他不卖皮鞋。于是，墨守成脱下鞋，指着自己的脚，不停地说“pig，pig”（猪），售货员马上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还有一次，墨守成学会了“鸡肉”这个单词后，去市场买鸡。对方拿来一只公鸡，他连连摇头：“No，his
wife”（不，要他的妻子）。结果，他成功地把母鸡买了回来。我使劲地表扬了我这个“学生”。
我的“教学”也有不太成功的。当时不少外交官都是老革命，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很高，却不懂外语。我教过一位一等秘书，他学习很刻苦，可能因为我教得不得法，他进步有限。一次他参加外事活动，左右都坐着女士。他想和人家聊天，先问右边的女士：Are
you married? （你结婚了吗？）对方答：No（没有）。可能因为肯尼亚人英语口音的问题，这位同志没听懂，就接着问人家：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have?
（你有几个孩子？）对方一愣，不知怎么答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去问左边的女士，这回他把提问的顺序倒过来，先问人家：How many
children do you have? （你有几个孩子？）对方答：Three（3个）。他又接着问：Are you
married?（你结婚了吗？）对方无语。
开会迟到，听会睡觉
安理会是联合国的主要机构之一，也是联合国唯一有强制性权力的机构，自然是我们工作的重点。
《联合国宪章》规定，为保证联合国行动迅速有效，成员国将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责任授予安理会，并同意安理会在履行此项责任下的职务时，即系代表各会员国。这等于说，《联合国宪章》将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赋予安理会，安理会成了世界大家庭的“掌门人”。
安理会由联合国15个成员国组成（1945年联合国成立时安理会只有11个成员国，当时联合国总共只有51个成员国）。中国、法国、俄罗斯（苏联）、英国及美国为常任理事国。联合国大会定期选举联合国其他10个成员国为非常任理事国，任期两年；选举时考虑成员国对于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及联合国的贡献，并考虑地域（指各大洲）公平分配。安理会会议一般在联合国总部举行，如安理会主席认为必要，或经联合国大会、秘书长或任何理事国的建议和请求，可随时召开会议。
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安理会开会，成天与安理会成员国的代表打交道。像我在的1994年，安理会一共举行了165次正式会议。而安理会每举行一次正式会议事先要举行多次非正式会议来进行磋商，为正式会议准备文件。为了准备这165次正式会议，安理会举行了273次非正式磋商。而为了这273次非正式磋商，5个常任理事国又举行了至少也有270多次五常之间的磋商，这3个数字加在一起说明，一年365天每天至少要开两次会。当然，开会也是有成绩的，安理会在这一年总共通过了77项决议、82份主席声明。
有的会开完后是要投票的。在安理会，投什么票，成员国通常事先打招呼、有沟通，都知道各方要投什么票。
安理会开会有一个多年形成的习惯做法：会议厅的第一排必须坐人，若该成员国的大使不在，坐在第二排的人要替补上来，代表该成员国参加会议和投票表决；若位子空着的话，就被视为弃权或缺席。据说这与朝鲜战争有一定关系。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在美国的推动下，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朝鲜局势，最后通过决议，授权组成16个国家参加的联合国军。当时苏联人不在，没有否决上述决议，让美国人钻了个大空子。
我到联合国工作没多久就发现，在安理会，各国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开会常迟到，用中国老师评价一些学生的话说就是“自由散漫”。经常是开会时间已经到了，有的大使还在走廊里聊天。这个时候，安理会主席就用木锤子敲桌子，提醒大家开会了。有一次我举手发言，“建设性”地抱怨说，主席先生这么敲锤子，等于惩罚已经到会的人，没有到会场的人却听不见，这不公平。英国大使戴卫勋爵开玩笑说，应该像中国京戏里那样敲锣。英国同事的话提醒了我，我想起小时候走村串户的卖货郎经常摇着一个拨浪鼓，我说，中国的锣声音太大，安个电铃又得拉一条电线，不如找一个摇铃。于是，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一项专门“预算”，同意购买一个摇铃，命名为“李氏铃”（Li
Bell）。这算是我代表中国人民对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一点儿“贡献”。
多年后，外国朋友还拿这件事开我的玩笑。2005年9月19日上午，我以外长身份在第60届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完毕后，很快赶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经常使用的“不结盟磋商室”会见澳大利亚、荷兰和南非外长，计划每位外长各谈20分钟。我与澳大利亚外长唐纳谈到第19分钟时，房间天花板上突然传来了清脆悦耳的铃声。唐纳外长下意识地看了一下表说：“李外长，我知道还有１分钟，但也用不着把你对安理会的贡献‘李氏铃’搬到这个小屋来吧，何况咱俩已经把所有该谈的事都谈完了。”会客室里响起一阵笑声。这时，荷兰外长在“不结盟磋商室”外已等了１分半钟。当我送唐纳外长走出会议室并迎接荷兰外长时，对方一脸严肃地对我说，看来“李氏铃”对李本人已不起作用，铃声响过两分半钟，中澳外长的谈话才结束。我匆匆与唐纳外长告别，与荷兰外长握手，肩并肩地快步进入“不结盟磋商室”。落座后，荷兰外长仍不依不饶地说：“我有一个请求，请中方派人到安理会大厅将‘李氏铃’往后调两分半钟，因为中国和荷兰在国际上都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
安理会主席由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按国名的英文头一个字母顺序按月轮流担任，任期一个月。常任理事国通常由其常驻联合国代表出任，而非常任理事国，特别是一些中小国家有时由外长来当主席，或由外长当一段时间，主持一两次重要会议。常任理事国外长在遇到重大、热点问题时也参加安理会会议。
我担任安理会主席时，秘书处给我派了一个秘书，专门登记发言的人数和次序。谁要求发言，谁就向这位秘书报名。
安理会开会时总有一些常用的套话。如轮到某位大使发言时，他总会说，感谢主席先生，祝贺某某大使（指前一位发言者）的精彩发言，然后才转入正题，说自己想说的话。
有次开会我按顺序点名，叫各位大使发言。当我叫日本大使发言时，这位代表可能是年龄大，太累，也可能是会议内容单调乏味，竟然睡着了，没有听见我叫他发言。我又叫了一遍，日本大使才被坐在后面的助手叫醒。
很快，日本大使进入另一种状态，有板有眼地开始说：感谢主席先生，祝贺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全场哄堂大笑，因为日本大使祝贺的某某大使还没有发言呢。
日本大使马上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但他久经沙场，临场应变经验丰富，慢悠悠地解释说：“今天安理会的讨论不热烈，气氛很沉闷。我故意说错了话，让大家高兴，会场气氛就能变活跃了，这样我们的讨论可以变得更热烈、更深入。”大家又都笑了。
在安理会，最活跃的角色当属五个常任理事国。五常在重大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往往有不少共识。哪怕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也会高调保持沟通。只要一家有要求，就随时举行五常磋商。磋商通常由其中一国担任协调员，按中、美、俄、英、法的次序轮流“坐庄”。安理会一些重大的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并达成共识之后，才拿到安理会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除了五常大使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五常外长也就重大问题举行不定期磋商，有时还举行五常领导人的会晤。这些都体现了五常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高度责任感。
五常大使谈完正事后也会聊些轻松话题。有一次，奥尔布赖特建议五常大使都学用电脑，在电脑上打自己的发言稿，因为她是教授出身，写过书，有基础。英国代表说他年纪太大了，就不学了。俄罗斯大使说，他有秘书，不用学。法国大使表示，他有空得学打马球，没时间学。我也不会用电脑打字，在五常大使中资历最浅，就对他们说，我们应当发扬民主，我愿意服从多数。奥尔布赖特的建议最后没通过，我至今也没有学会电脑打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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