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梁庄（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调查，中国农民生存状况实录，2010年度“十大好书'之一）（温铁军、阎连科、李敬泽倾情推荐）》 - 梁鸿著 - 中信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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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中国在梁庄（当代中国乡村社会调查，中国农民生存状况实录，2010年度“十大好书'之一）（温铁军、阎连科、李敬泽倾情推荐）

書城自編碼： 2188351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社會科學→社會學
作者：梁鸿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08643571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4-02-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75/215000
書度/開本：大32开釘裝：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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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比《活着》真实的非虚构文本
一部唤醒中国人集体乡愁记忆的读本
一部获得十几项文学大奖的书
一部引发300多家国内外媒体争先报道的书
有些中国在北京
有些中国在上海
有些中国在广州
有些中国在沿海
但，更多的中国在梁庄！
希望通过这本书，通过这些照片，读者们能和作者梁鸿一起走进穰县梁庄，去看看后工业时代的中国乡村有着怎样的生命、情感和命运。大家一块儿站在村头，走到田埂上，坐在乡亲们的家里，和他们聊天，看他们的神情、动作和眼睛里那储积了几千年的从未释放过的悲哀。去倾听、感受他们每一个人的悲欢离合：慈祥的五奶奶一提起他的孙子就掉泪，十年前，她的孙子宝儿下河洗澡被挖沙形成的大漩涡给激死了，儿子儿媳出去打工，她在家带着孙子生活，结果却把孙子给弄丢了；一个五岁的孩子对他的奶奶说，“奶，你别再说了，再说我就跳坑（坑，北方的村中池塘）”，他想念远在新疆打工的父亲；春梅因为想念长年在外打工的丈夫而得了花痴最终自杀；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了墓地里；得了精神狂躁症的清立总是刀不离身；二伯父即使火化也要让人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这是真实而又残酷的当代乡土中国生活史和生命史，在光鲜、亮丽、

內容簡介：

村庄的溃散使乡村人成为没有故乡的人，没有根、没有回忆、没有精神的指引和归宿。它意味着，孩童失去了最初的文化启蒙，失去了被言传身教的机会和体会温暖健康人生的机会；它也意味着，那些已经成为民族性格的独特品质正在消失，因为它们失去了最基本的存在地。
村庄，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民族的子宫，它的温暖、营养的多少，它的整体机能的健康，决定着一个孩子将来身体的健康度、情感的丰富度与智慧的高度。
作者多年深入乡村，用自己的脚步丈量家乡的每一寸土地，用自己的眼睛记录了一个乡村的变迁史。在平静的讲述下，乡村中国正在惊心动魄地沦陷。
农村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教育、医疗的缺失，农村自然环境的破坏，农村家庭的裂变，农民“性福”的危机，新农村建设的留于“形式”……当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现状在作者的笔下一一显现出来：王家少年强奸了八十二岁的老太；昆生把自己的家安在了墓地里；二伯父死后即使火化了，也要把骨灰在棺材里撒成人形……通过这些真实的“个人史”，村庄的过去与现在、村庄所经历的欢乐与痛苦、村庄所承受的悲伤，都将慢慢地浮出历史的地表，我们会由此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揭开社会温情的面纱，让你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乡村！
在附录“艰难的‘重返’”中，作者梁鸿首度追寻当年重返梁庄的原因、意义和当时写作中的困顿。在这篇文章中，梁鸿反思“梁庄”里描述的荒凉而又倔强的生命个体：“不管乡村的生存条件如何恶劣，没有哪一个生命和场景完全绝望，即使被侵犯的天真而又迟钝的小黑女儿，在经历过那样的黑暗之后，她依然在成长，生命仍然在蓬勃。活下去，就是一种对抗。” 梁鸿探寻“梁庄”写作中的真实限度：“我冒险塑造一种‘真实’氛围把读者带入梁庄，是因为我想让读者感知到‘梁庄’是活生生的人和活生生的现实，它不是与你无关，而是与你息息相关，在同一时空之中。” 梁鸿追问“我”是谁？“我”是一个旁观者？一个行动者？还是一个写作者、一个思考者？……
也许最终所有的叩问都没有答案，但是，有真切的怀疑、思考和问题意识，对于任何一个妄图寻找精神存在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幸福。
附赠精美小册子《我们能否理解故乡？》，编者选摘了部分重点知名媒体的评论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学术文章，以便读者更加全面透彻地了解“梁庄”。
不曾认识梁庄，或许我们就不曾认识乡村；不曾认识乡村，何以认识中国？乡土中国如中国的缩影，乡土中国“病”了，城市中国的繁荣最终只能是幻影。

關於作者：

梁鸿，1973年出生。文学博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乡土文学与乡土中国关系研究。非虚构文学作品有：《出梁庄记》《中国在梁庄》；学术著作有《黄花苔与皂角树中原五作家论》《新启蒙话语建构：〈受活〉与1990年代的文学与社会》《外省笔记：20世纪河南文学》《灵光的消逝：当代文学叙事美学的嬗变》；学术对话有《巫婆的红筷子作家与文学博士对话录》。曾在《南方文坛》《当代作家评论》等核心学术期刊杂志发表论文四十余篇，数篇论文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民大学复印资料中国现当代文学》转载。曾获“《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2011、2009）”、“《当代作家评论》奖（2008）”。
《中国在梁庄》获“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书”、“新京报2010年度文学类好书”、“《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第七届文津图书奖”、“第二届朱自清散文奖”等。
因《出梁庄记》获第十一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首届青年作家、批评家主题峰会“年度作家”、“首届非虚构大奖文学奖”。《南方人物周刊》2013年度“中国娇子青年领袖”。
2012年，入选中国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再版说明
前言从梁庄出发
第一章梁庄在哪儿
回到穰县
迷失
往事
生存境像
第二章废墟里的村庄
废墟
平地掘三丈
黑色淤流
河岸
河的终结
第三章留守儿童的成长之痛
梁庄小学
王家少年
芝婶
五奶奶
第四章离乡出走的追梦青年
毅志
菊秀
春梅
义哥
生命之后
第五章守在土地上的成年闰土
清立
昆生
姜疙瘩
清道哥
第六章乡村政治的困境与希望
政治
老支书
现任村支书
县委书记
第七章传统的断裂与衰退
明太爷
灵兰
老道义
焕嫂子
巧玉
赵嫂
第八章何处是故乡
泥淖
被遗忘的人
新生
文化茶馆
再见，故乡！
后记
附录1：艰难的“重返”
附录2：《中国在梁庄》获奖情况

內容試閱：

泥淖
清晨起来，有一种沉重和乏力之感，乡村生活就像一个大泥淖。回来不过月余，总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想沉下去的感觉，不是有什么外力、强力推你，而是你不由自主地往下落，整个精神越来越散，越来越沉，朝着不知道多深的地方坠落下去。这是一种周而复始的感觉。年年回家之前，总是下定决心多呆些时候，但每次都逃跑似的匆匆走了。
我对调查的可能性和有效性产生某种担忧。该怎么说呢？虽然至到二十岁才离开家乡，离开真正的乡村，而这段时间，在村庄里，也一直和老支书、会计，村庄的人们在一起，但是，却深深感到乡村深层结构的难以进入，似乎无法进入他们的话语系统。支书、会计隐约透露的东西，还有那狡黠的眼神，让你很感兴趣，一追问下去，却又是总是王顾左右而言它。乡村犹如一张大网，纲和目太多，无从下手。
面对芝婶，五奶奶以及村庄的一些留守老人，也觉得她们的内心是一座深厚的城堡，难以进入。或许，面对我，这样一个外来者和有某种目的的人，她们自然地处于沉默，既没有情感的交融，也不处于同一立场。面对这种情况，我也不知道该如何重新回到话题之中，几乎处于失语状态，对于她们，对于我本人来说，我已经是乡村外部的人。自己的思维和他们的思绪总是处于错位之中。那一天，在芝婶家门口，芝婶五岁的小孙子在浮满垃圾和绿色水藻的坑塘边玩，儿子哭闹着也要去，我严厉地喝斥儿子，不能让他去。在拉扯孩子的瞬间，我看到芝婶脸上“明了”的笑容，这使我突然间很羞愧。即使你抱着“重回大地”、“重回村庄”的目的，即使你想回到他们中间，做他们的一分子，但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无法摒弃自己的优越感和城乡生活的差异而带来的某种嫌弃感。
国家也在做许多努力，有许多政策的确是在关注农村，关心农村，譬如义务教育，譬如种地免税，譬如各种补贴。国家在做努力。但也正因为如此，这里面的危机与黑洞也更清晰的显露出来。
义务教育终于得以实施，农民再不用为教书杂费而发愁。像我的童年少年时代，经常因为没能及时交费而被赶出教室。每到开学的时候，就可以看见父亲走门串户的身影，他是在四处为我们借钱交学费。但是，当真正可以轻松上学的时候，孩子上学的热情，农民让孩子上学的执着却没有那么高了。中小学教育在不停地缩小，这固然有人口减少的因素，但另一方面也与乡村文化氛围的淡薄有很大关系。小孩无心上学，觉得到十几岁出去打工就可以了。这形成一种矛盾状态，农民拼命打工挣钱，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条件接受更好的教育，但孩子却往往不想上学，更早地走进了打工的队伍。
这同时也导致了另一个现象，农村年轻人结婚越来越低龄化。许多家庭，害怕孩子出事，也害怕子女在外面自己谈恋爱，谈一个外地的男孩或女孩，将来走亲戚麻烦不说，万一有个矛盾，很难调解，极其容易离婚。村里几对离婚的年青夫妇都是这种远距离婚姻，夫妻吵架，说离就离，各回各家，很少回旋商量的余地。面对这样的情况，家长通常是在孩子出门打工之前，托四乡八邻的亲戚朋友，为孩子找好对象，订婚，很快结婚，然后两人结伴出去打工。至于感情合不合，性格对不对，根本考虑不到。邻村我表姐家的儿子，在江西校油泵的时候，和一个江西的女孩子谈恋爱。传到表姐那里，表姐亲自赶到江西，把儿子拎了回来。一定在家里订好亲，结完婚再让他走。春节见到我这位表侄，打扮很时髦，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他的那个女孩，他很喜欢她，但母亲犟得很，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过他对母亲的决定也很理解，毕竟都是现实的问题。表姐已经为他订好了亲，是河对岸的一个女孩，表侄说那女孩性格挺好，长得也不错。他决定忘掉江西那个女孩，春节结婚后，带着妻子另找地方，继续校油泵。
种地虽然免税了，但是，父亲就算了一笔帐，即使种地不交钱，肥料、种子、人工，在不停涨价。种一年地下来，也只是落个“原地转”，没有什么赚头。因此，打工者回来种地的热情并不很高，只是高兴一阵子。
哥哥家的诊所一个上午也没见一个看病的，问是不是因为另两间房装修的原因，嫂子笑着说，不是，啥时候都没有人。自从农村实施合作医疗之后，国家能够报销一部分，农民也就很少来这种乡村诊所。有关系的人家，把合作医疗的一些项目弄到自己诊所，还能勉强支撑。其它都处于半停业状态，像哥哥这样的年轻人已经在寻找其它出路。但是，即使是这些直接受影响的群体，也没有过多的埋怨，因为都知道，对于老百姓来说，合作医疗是天大的好事。
中国的农民永远是最满足的，给他一点好处就念念不忘。和几个老人在一起，谈到合作医疗，免税，补贴，都非常兴奋，说是几朝几代没有过的事情。按一位老人的话说，现在早晚穿得都像客人一样，没有破烂现象，说话办事不一样。坐在家里，南京北京，国内国外，都了解。各种知识在电视里都能学到看到。当然高兴。
哥哥家门口还在施工，用的工人也是村里王家那一片的人。看到以前熟悉的面孔，心中非常感叹。几个妇女，其中一个是当年村里最俏的小媳妇，圆脸，黑脸蛋儿，眼睛亮亮的，非常活泼。但因为是嫁给王家，村里也没有多少人去注意她。
翻看美籍华人社会学家阎云翔的《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阎的这部著作避开社会学家对乡村的结构性考察，而是把重点放在乡村的情感问题上，从这一角度考察乡村家庭关系、人际关系的变化，及与传统现代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也是乡土社会学首次“向内转”，把乡村情感生活微妙而丰富的存在给展示出来，非常有启发性。但是，作者是社会学家，所关注的仍是整体性的变迁与结论性的东西，是一个纳入性与体系性的工作。作为一个文学者，我恐怕没有能力做出如此高屋建瓴的结论，我更愿意把目光投向一个个的生命存在，去发现、叙述他们彼此的差异及个体情感的存在，他们在这样的时代所经历的只属于“那一个”的悲欢离合。
被遗忘的人
整个乡村给人一种温暖自在的感觉，虽然有触目惊心的破败。它的确有变化，但也是自在的变化，没有时间与速度，因此，也就没有危机与焦虑。几位妇女在村头树下打牌，有的带着孙子外孙到处闲逛聊天，有的在田地里干活，仅有的青年也在各自忙碌。刚开始的情感预设（悲伤、痛苦、无奈），问题预设（乡村的败落），都慢慢被消解，甚至被否定了，因为在这里，这些都不成为问题，它们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是可以被吸纳，消化掉的。
我好像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的滋味，甚至有点故意找茬的意思。但这样一种明晰的感觉背后又有说不出的困惑。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我所讲述的乡村故事，一个个生命，他们的矛盾、痛苦，所面临的问题究竟反映了什么？是这个社会的不公平赋予他们的苦难，还是其它什么？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轻易把这些人生、这些生命样态归结到社会、政府上，我总以为，这里面蕴含着更为复杂、多义的东西，它不仅仅与政府相关，也与传统、文化、道德，与这块土地，与这片天空、原野相关，它与已经深深扎根于土壤中的几千年的民族生活息息相关，是一种久远的密码，它是一种民族无意识，而时代政治、政策及由此带来的变迁则只是一个横截面，是暂时的影响，一旦这种强大的外力消失，一切又可能恢复到过去。
我的观点是如此犹疑，不确定。从外部看事物与从内部看事物永远是有差别的。而从底层看事情与从上层看事情也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底层问题并非一个简单的压迫与被压迫问题，它是一个文化力量的博弈过程。这也是那个住在墓地的人给我的启示。
或许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都被我们忽视了，即中国农民对政治的冷淡。在农民眼里，社会仍然是别人的，他们不属于其中。所有的好与不好，都只是被动的接受。他们只是“被拯救者”，而不是其中的主人公。乡土中国不仅是地理意义的农村，而且是整个中国社会文化的基本特性。就中国目前的现实而言，政治的、文化的农民仍然被看作是社会的累赘，是一个不得不正视的巨大包袱，而没有把它们作为主体。如果不把他们纳入到这个政治社会的主体中来，不以某种方式使他们能够参与政治生活，我觉得乡土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沿着窄窄的田埂慢走，从远处过来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边走边东张西望的。应该是捡垃圾的，略微近点看，这个人穿得非常破烂，白褂子已经变成灰黑色，黑裤子，脚上穿着八十年代乡村流行的黄胶鞋。这不是军哥吗？怎么变成一个流浪汉了？兴哥，军哥，还有那个弟弟，我已经忘了他的名字，弟兄三个，父母早逝，都没有结婚，从我记事起，他们弟兄三个就住在路边的一个土屋里。兴哥是退伍军人，小弟弟长得非常俊俏，也非常活跃，后来却做了小偷，常年在监狱住着，也死在监狱里了。关于他，他怎么做小偷，怎么从偷东西到偷女人，村里的很多传说。在村庄生活的两兄弟都沉默寡言。即使冬天的夜晚到哪一家去聊天，也只是黑暗角落的旁听者，从来没有听见过他们说话。再后来，随着老屋的倒塌，这三兄弟也就不知所终了。前些日子遇到兴哥，现在又碰到军哥，才知道，他们仍然在村庄。
看见我，军哥的眼睛似乎亮了一下，但又马上移开，回归一种陌生的神情。我站住，说，军哥，起恁早。他的嘴巴嗫嚅了几下，想说话，但最终没有说出来，眼睛也没有朝向我，而是朝着四周转了几转，掩饰自己的尴尬。他的脚步没有停，从我身边走了过去。我很奇怪他何以有如此强的陌生感，好像要把自己屏蔽掉，与我们无关，与熟悉的人无关，与村庄无关。
在一个村庄里，在一个生活的群体中，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我想起了春节在万虎家看到的场景。大年初二的中午，万虎端着一碗面条，没有一根青菜，白惨惨的，上面放着两个肝片，这是新年的饭。厨房乱糟糟的，他的妻子，一个曾经聪慧、秀丽的姑娘，因为夏天用井里的凉水洗澡把脑子洗坏了，坐在灶台后，直直的看着我，碗掉了都不知道。万虎的两个孩子，被寒风吹得脸红肿着，身上的衣服也不知道有多少时间没洗了，他们在院子里的小凳子上吸溜着面条，吃得很香。我问万虎，媳妇的病怎样，他说看了好多地方，后来没钱了，就不治了，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清虎还是有些结巴，憋得脸通红，听了好长时间，才明白，他现在在村里砖厂干活，一个月能挣几百钱，但是，还不够媳妇吃药。我说不是有合作医疗吗？现在农村看病不是可以报销吗？他摇摇头，似乎有些茫然与不解。我这才明白，像万虎媳妇这样的病并不在医疗之内，这是慢性病，不住院，很难报销。连话都说不清楚的万虎是很难去争取一些权利的，我们的政府当然也不会主动来帮助他们。
有多少这样被遗忘的人？小柱、清立、姜疙瘩，昆生……对了，还有万善，一个堂伯家的大儿子，小时候被淹傻了。现在应该已经五十多岁了吧，他常年在外流浪，偶尔回村庄，总是悄悄地沿着墙进到哪一家里，蹲在墙角。给人打招呼，很客气，也很正常，再说几句话，就开始表演，用手把耳朵拧了一下，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广播。然后，大家就会给他几个钱。这几十年来，每天晚上，他到底睡在哪儿，是一个谜。问哥哥，哥说，哪儿？麦秸堆，窑，野地，到处都是他的地儿。
还有那耍把戏的小女孩儿。戏班子带着这样几个女孩子，走乡串户，选一个背风的地方，敲一阵锣，就开场了。“咔嚓”一声，小女孩儿的胳膊被卸了下来，那样垂着，像面条一样，软绵绵的，在风里晃着，一直垂着。她的头也一直低着，仿佛抬不起来。有时候为了表现效果，小女孩儿还被要求抖动胳膊，以表明胳膊与身体的确是两截。那奇异的抖动与无力的胳膊，给人以永远难忘的观感。表演完了，大人会带着小女孩到各家去收点粮食，给多少算多少。
他们都到哪儿去了？
小柱埋在哪里？他四岁的女儿又到了哪里？有谁还记得他的存在？他曾经存在过？那样一个鲜活的、健康的生命。小柱，和我一年生的。小时候，我们俩最好，因为同一年生，似乎格外亲近。七八岁的时候，村里一个人问，你俩谁大，我抢着说，当然我大，我十月份，他四月份，不是我大还能是他大？这成了我的一个笑话，小柱妈、村里人每看见我俩在一块儿，就要笑，都要说起这件事。
我最后一次见小柱大约在十三四年前，过春节。大年初一，早上，我们村庄各家，尤其是一个梁姓家庭都要互相端饭，小柱把饭端到我家的时候，已经九点钟了。我一见是小柱，特别高兴，让他别再跑了，就在我家吃算了。他就留下了。那时候，我们刚二十岁，小柱个子很高大，有一米八左右，长得很洋气，不像农村人，性格本来就开朗，出去几年，又多了一点城市味，显得格外气派。他十六岁就出去打工。在北京干过保安，电焊工，翻砂厂里当过翻砂工，建筑队小工也干过。那一年刚到青岛的一个首饰厂，春节前回来结婚，过完初五就准备走。
没有人知道小柱是什么时候发的病，他在那个首饰厂干有十年时间，前年开始吐血。在县医院住有快俩月时间，血一直止不住，始终找不到病因。最后几个月，多器官功能竭衰。不停咯血，最后，从鼻子、嘴里呛血，轻轻一咳，血就喷出来，家里腥臭难闻。兄弟姊妹们刚开始还积极凑钱，花得差不多，眼看没什么指望了，于是为出钱也生了很多矛盾。没挨到小柱死，大家又都各自回到自己打工的城市。小柱死之后，他老婆带着女儿，又嫁了一家。第二年，小柱妈查出来是胃癌，很快也死了。
梁庄村出去打工的人，除了少数在校油泵，少数大专毕业生在公司干些技术活，大部分是建筑工人，首饰厂工人，三轮车夫，塑料高温车间工人，翻砂厂翻砂工。赵嫂的两个儿子就在塑胶高温车间，还带了同村的几个男孩子去。据他姐姐讲，那环境差得很，他们经常头晕，呕吐。但是，并没有人以为这其中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即使知道，只要问题没出在自己头上，都认为很遥远。因为他们干的活，他们的环境，并不是中国最差的。
我少年的伙伴，那一个个少女，清丽、冬香、多子，都到哪儿去了，她们的生活如何？她们是不是也和春梅一样，在家里苦苦撑着，等着那一年中的几天？仅有的幸福的几天，然后又夫妻分离。王家的一个女孩儿，自十几岁出去之后，将近二十年了，就没与家里联系过，她是活着，还是早已葬身于城市的哪一个黑暗角落？
但是，也并非都是绝望或痛心，乡村的痛，乡村的悲，总是同时包含着温暖与坚韧，因此，也还隐约闪现着那永恒存在的希望。就像五奶奶、芝婶、赵嫂和她们的儿女，无论怎样的痛苦、抱怨与争吵，背后还有亲情，还有谅解。
在路上碰到韩家种菜的老俩口。我一直搞不清楚怎么叫，韩家和梁家的辈份到底是怎么排的，父亲说那得从山西洪桐县迁过来那一辈儿说起，太久远了。反正，我和这老俩口是同辈，叫韩哥，虽然他们已经七十多了。七十出头的韩哥用扁担挑着两筐菜颤悠悠地往这边走，腰几乎快弯成九十度了。韩嫂拿着一把菜，跟在后面，也是颤微微的。但很显然，他们还健康。还在田里劳作，依靠自己的劳动赚取生活的费用。
是的，也还是有生机。那天一个堂嫂子来看我，她和丈夫两口子在北京卖有十年的菜，盖了房，还有存款。在和我的交谈中，她用的是普通话，表现欲望很强，凡是谈到大的问题，她都竭力表达自己的观点。言语中对城市人的市民气严重不屑，因为市民总是为几分钱斤斤计较。说起现在房地产的行情，也很有自己的看法。虽然我并不喜欢她那股强势及自鸣得意的劲儿，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常年的城市生活及对自已生活的满意使她有一种自信。那天去嫁到镇上的村里姑娘家吃饭，为她家里摆设的现代及生活方式的都市化而震惊，完全的城市生活模式，让人看到了金钱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巨大影响。
但是，身在城市的打工者，却永远是异乡人。回到家乡，堂嫂自信而活泼，然而，在都市里，她只是无数乡村打工者之一，是菜市场里的一个粗笨的卖菜人而已。我的表哥，在北京的一个建筑工地做小工。每次到我家，都手足无措，那种沉默、无奈的表情，常常让我震惊。实际上，他高中毕业，灵动，健谈，有头脑，在他们村子里是以聪明而著称的。但来到城市，他只是一个讨生活的，他的情感、智力、生命，与城市没有产生任何交叉。
在所谓现代社会中，农民在乡土社会里所形成的思维习惯、语言方式和生活模式完全失效，由“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是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的”。那在城市各个角落成千上万的民工，他们衣衫破旧、神情怪异、动作拘谨，显得非常愚笨，就好像鱼离开了水，半死不活。谁能想到，在乡村，在他们的家，会是怎样的如鱼得水、生动自然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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