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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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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通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马克思：为什么说“20世纪的历史”是“马克思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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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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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首先对马克思及其思想体系进行了概述，然后选择性地着重对其“劳动”、“宗教批判”、“资本主义”、“货币和分工”、“历史研究法”、“政治经济学”、“阶级斗争”和“对压迫的批判”等思想进行了深入阐述，帮助读者既能全面理解马克思的思想体系,又能准确把握其富有启发性和包蕴性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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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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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陈文庆，湛江师范学院思政部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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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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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1 人性 类存在物
类存在物
历史性和自由
宗教批判
分工
2 劳动和异化
资本主义商品交换
货币和分工
异化劳动
作为阉割的异化
异化, 消费和家庭
作为卖淫的婚姻
3 作为历史研究法的辩证法
历史研究法
政治经济学
阶级斗争
再论主—奴关系
共产党宣言
4 共产主义革命
国家的消亡
共产党的使命
感性“人” 的诞生
妇女的社会
继续革命
5 马克思主义与对压迫的批判
作为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
性别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批判
种族与革命
性的被放逐者
6 马克思主义和生态学
实践和“自然”
环境和革命
可持续发展 的可能性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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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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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和分工
尽管是一种必要条件，货币的出现本身并不表示资本主义的出现。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决不是仅仅由“货币循环”给予的（鲍特莫尔，1956，176—178），“只有当生产工具和物质资料的拥有者在市场上与出卖他的劳动力的自由劳动者相遇时资本主义才兴起了——这一历史条件包含一个完整的历史阶段”（鲍特莫尔，1956，176—178）。在资本主义的进程中，生产工具，包括生产场所、原材料、设备、劳动以及一个统一的市场，在货币循环之外起了决定作用。因为对这些工具的占有不仅是资本主义企业发展的先决条件，而且还是一种新型社会关系即货币拥有者或资本家与“自由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出现的前提。“自由劳动者”自身的价值来自于他“将自己的劳动能力处理为他自己的商品”的能力，或者是因为“没有其他商品可以出卖——缺乏实现他的劳动能力的任何外在条件”（鲍特莫尔，1956，176—178）。
不再会有（如果曾经有）一种被如此巧妙地设置的所有者的相遇，正是这样一种关系的出现（劳动力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的相遇）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地位。不是因为任何自然的优越性，而毋宁是因为历史的好运——这种好运是由伴随着“整个一系列社会生产的古老形式的绝迹”而出现的早期经济形式促成的（鲍特莫尔，1956，176—178）——资本家获得了生产工具，然后获得了劳动者所没有的相当的经济能力。这种能力不仅来自于物质条件的优越，而且来源于使资本家成为价值的主要决定者的历史条件。这种新型的社会关系就这样被以互相依赖为特征的不平衡所决定：首先，被劳动者作为“资本家的资本存在的生产模型”（鲍特莫尔，1956，136）所代表的东西如利润所决定；其次，被资本家对劳动者来说所代表的东西，即选择劳动机会的“自由”（如此以求生存）所决定。对资本家来说，劳动者代表着财富；对劳动者来说，资本家代表着生存。
显然由于被实现自身生存的需要所限制，“自由”劳动的含义被重新定义了：不仅“自由”被减少了，而且它与把人从其他类存在物中区分出来的实践劳动相对立。以交换为中介的劳动的价值不是变少了，而是增多了，因为它能被直接地转化为工资，即转化为一种中介——其“存在的理由”是它代表了一切商品化了的劳动。劳动者和钻石一样具有被外在地赋予的价值。“自由”劳动在经历了从创造一个“世界”（如历史性）到再生产生存条件的转换之后，现在它要么必然成为一种胡说，即不再是真正自由的劳动；要么根据这种新的社会关系被重新定义。劳动者具有维持生存（如果不是生活的话）的“自由”，资本家具有剥削劳动者的生存条件的“自由”。
按照马克思主义者的论述，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形式，在其具有彻底和永久地改变一个人与劳动、与自我、与他人、与将来的关系的意义上，它还是“划时代的”。例如，请回想一下工厂劳动者的境况。17岁时我去犹他州的德撒瑞制药公司工作，有两年的时间我每天制作婴儿用的静脉注射针包；细小的针经过试针孔的检验被装进塑料注射器之中，然后我再小心翼翼地用塑料盖盖好，轻轻地将30个注射包（每包36根针）抛到传送带上。一周6天，一天8小时，每小时2.56美元。在一周48小时内，我与劳动的关系被机器传动所控制：整个过程需要我的身与手、我的双眼，需要弯着背在岗位上调节明亮的杀菌灯灯光——为了完成工作份额，我必须看清楚试针孔。
如在露天足球场工作的每一个工人一样，我努力完成我的工作份额。我穿着每一个同事都穿的消过毒的蓝色工作服，举手提针，与我的更为熟练的岗位同伴相配合，调笑我们如何互相之间的不认识——除非我们抬起头来看，用同样单调的语调说说工厂里的蜚短流长。我租房子，买便宜食品和公交车票，为我的手买些普通的保护品。我努力不思考任何东西，并且学会了像水手一样骂骂咧咧。
我与他人的关系：由一个紧急情况所促成，我成了工人阶级的一个非常年轻的妻子——当我丈夫在他的货车上时，我在家里为他做饭洗衣。我学会了如何用啤酒忘却我的工作，与我的婆婆一起将花生捣碎，在星期六晚上看“爱之舟”电视节目，等待着星期六的到来以便我可以给在600英里之外的科罗拉多的母亲打电话，然后无缘无故地痛哭一场。我学会了如何围绕着公交车的线路、对婚姻的期待和各种小病小痛将家庭以及工厂生活谱成一首管弦乐曲。我有了一对双胞胎孩子。在我的“私人的”和“公共的”生活中我明白了我可以成为一项任务的职员——任务的实施不需要什么技巧。我设法工作半天，因为需要钱。学会将针头装起来不需要什么技术，我的长长的手指会帮我忙；同样完成我的家务也不需要什么技术，长期受苦锻炼出来的耐心会帮我。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大生产排除了独立的个体人格，而有利于“取代能力”，即有利于一种组织形式——它对劳动力的剥削通过指定性任务对创造性劳动的取代被最大化了。正如马克思所概括的：
将个人与物质因素结合在商品中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就这样成了资本的一个功能，一种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的每一过程同时是一个对劳动力剥削的过程，但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模式是第一次成为划时代的剥削模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通过将它的巨大的技术进步与劳动力组合在一起，这种模式改变了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并远远超过以前的各个时期。（鲍特莫尔，1956，135—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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