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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现代中国思想研究》是著名学者、复旦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张汝伦，以进化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三大思潮为主要描述对象，揭示在现代性的条件下，中国思想的种种基本问题和特征，破解中国人思考公共问题的基本思想预设。
以思想史的写法，重回现代中国之初的思想语境，通过追其源头，张汝伦老师认为，三大思潮，标着着现代中国知识精英，在面对现代问题之时所进行的最初探索，这三大思潮，虽表面看是舶来品，中国知识精英对它们的理解，却并非外烁，而是内生，融入了传统的因素，进行了本土化的阐释。正是这些后来已经不太容易辨认的本土和传统因素，构成了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只有理解了这一层面，才能理解今天的中国。
中国的现代性，不是西方理论能看清的，中国的现代性来自中国人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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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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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汝伦，复旦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1981 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8 年赴德，先后就读于图宾根大学和弗莱堡大学。张汝伦教授治学跨越中西，在致力于西学的同时，也长期耕耘在现代中国思想领域，其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发生、发展，有着由内而发的关注和深刻体悟，并将这种热情和冲动融入细致的历史研究和分析之中。发表论文百余篇。主要著作包括：《历史与实践》《现代中国思想研究》《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德国哲学十论》《二十世纪德国哲学》《 存在与时间释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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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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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订版序言
自 序
上卷 思潮研究
一、 从进化论到历史主义
1. 康有为与进化论
2. 重读严复
3. 梁启超的进化论信仰
4. 俱分进化：章太炎的质疑与批判
5. 进化与革命
6. 进化史观与传统
7. 进化论的历史主义转折
8. 历史主义与现代性
二、 救国与建国—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
1. 从天下到世界
2. 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3. 奠基者（1）：梁启超
4. 奠基者（2）：章太炎
5. 文化民族主义与现代性
6. 孙中山与民族主义
7. 爱国主义及其超越
8.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
9. 民族主义的两个面相
三、 在现实与理想之间—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
1. 现代与社会主义
2. 康有为和《大同书》
3. 发展资本，还是平均地权？
4. 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5. 在马克思的旗帜下
6. 社会主义：可能与现实
7. 胡适与社会主义
8. 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
下卷 思想家研究
一、 胡适与杜威——一个比较思想史的研究
二、 熊十力与冯友兰——现代中国形而上学的困境
三、 梁漱溟思想研究
四、 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蔡元培
五、 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张东荪
六、 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张君劢
七、 严复研究的几个问题
八、 现代中国哲学之身份认同和自我批判——以熊十力为个案的研究
九、 张君劢与哲学
附录
一、 以今度古的诠释——余英时清代思想史研究献疑
二、 存异与求同——以余英时的章学诚和柯林伍德的比较研究为例
831 征引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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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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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现代中国思想研究》上卷“思潮研究”的三个个案研究，即对进化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研究，基本也是这种现代性话语主导下的观念史研究（虽然当时也已经看到了这种叙事的种种问题），其基本目的，在“自序”中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为了研究中国的现代性，从而加深我们对一般现代性的理解和反思。下卷“思想家研究”，其实也是在现代性背景下对一些重要思想家的个案研究，基本上是从现代性问题取向出发对他们进行研究，关注点在他们对现代性问题的不同回应。毫无疑问，这种研究取向和研究目的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今天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所塑造的世界，现代性不但形成人类世界，也决定着人类的命运。
我研究中国现代思想史，从一开始就不是为了证明现代性在中国的合法性和现代性进程的必然性。我是一个哲学研究者，哲学的一个主要功能是批判我们思想未经言明的预设。所以我在自序中写道：“我想探索一下，一个世纪以来，制约着中国人关于国家前途、历史、世界和社会理想这些公共问题的思想预设，或基本意识形态是什么。”这些基本思想预设或意识形态（并非一定是狭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不但在过去和现在清晰可见，而且一直会延伸到未来。
毋庸讳言，这些思想预设与意识形态构成了中国政治现代性的核心成分。我研究它们，不是为了证明现代性，而是为了批判现代性。即便现代性真是人类的宿命，也不等于人类只能证明它而不能批判它。在现代性种种弊端日渐暴露的今天，在西方，即使是支持现代性者，也不是对它毫无批判，如哈贝马斯就是这样。
如果说今天的世界是现代性的世界，那么今天人类面临的危机当然也是现代性的危机。对现代性危机的反思与批判，已有一个多世纪的历史，但在中国，却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原因主要是人们把现代性和现代化等同了起来。现代性主要是一个思想文化概念，“它整体而言是一种观念，或一种文化冲动，是世俗理性的统治。……它代表了对认识结构和道德意识中的新视野的意识”，它代表了近代西方人对他们世界的理解。它当然也有伸向制度性的维度，必然会体现在现代的种种制度中，但它基本上是一种观念性的东西。而现代化基本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它“目的在于把握、描述和评估从16 世纪至今人类社会发生的种种深刻的质变和量变。根据布莱克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看法，这些变化开创了人类历史的一个新时代。……‘现代化’概念力图描绘人类社会的一个过渡时期，经过这个时期，人类进入一个取得技艺的现代理性阶段，达到主宰自然的新水平，从而将自己的社会环境建立在富足和合理的基础之上”。这两个概念当然有一定关系，但也有重要区别，绝不能混为一谈。不加区别地使用它们，使我们对这两个概念的特殊性失去了敏感。
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在中国，绝大多数人是把现代性就理解为现代化，批判现代性，就等于反对现代化，就等于逆潮流而动，就是反动派。近代思想史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叙事”，就是建立在把现代性与现代化混为一谈的基础上（正因为如此，我在此书初版自序中把这种现代性叙事称为“现代化叙事”。现将它改为“现代性叙事”，是因为将现代性和现代化混为一谈本身是中国现代性的一个突出表现）。它以是否主张现代化或是否符合现代性的要求来判断思想家、思潮和各种观念；以后见之明式的目的论来论述中国近现代思想的“逻辑进程”；以思想史研究来证明现代化乃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正因为这种现代性叙事是建立在把现代性和现代化混为一谈的基础上，所以这样的思想史研究，本身是对现代性的肯定，而不可能有批判。它实际上是要用现代化的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来证明现代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反过来又以现代性来解释和勾勒自己的现代化观念。这样的思想史研究不可避免是主题先行和以论带史，以思想史来图解某种意识形态。
这种现代性叙事之所以把现代性和现代化混为一谈，是因为没有注意“现代”不是一个简单的编年史的术语，其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特殊概念。具体而言，“现代这一观念，是自培根和笛卡尔时代以来欧洲思想所特有的自我理解的一部分”
。因此，它不是一个中性的概念，而是集中体现西方（欧洲）近代价值观念的一个概念，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对此，日本学者倒是比我们远为清醒：“所谓近代，乃是欧洲在从封建社会中解放自我的过程里（就生产方面而言是自由资本的发生，就人的方面而言是独立平等的个体人格的成立）获得的自我认识。”
可是，如果把“现代”理解为一个简单的编年史的术语或名词，那么从“现代”这个名词派生而来的现代性和现代化，就有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客观性和历史必然性。殊不知这两个概念都是解释性概念而非描述性术语。然而，诚如詹姆逊所言：“现代性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种叙事类型。”在现代性这种叙事类型描述下，世界历史是一个单线、单向发展的、由野蛮到文明、由黑暗到光明、由落后到进步的历史。西方社会近现代的发展昭示了人类发展的方向，而西方在近现代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也应该是一切人类努力奋斗的目标。非西方人在与西方人交往中一再失败的经历，日益坚定了他们对这种现代性历史叙事的信仰和接受。中国人也不例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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