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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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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概论》《国学略说》两部作品均为太炎先生晚年讲授国学的成熟之论。全书文字浅显易懂，旁征博引，堪称国学入门的首选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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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本书由“国学概论”和“国学略说”两部分构成，均为太炎先生晚年讲授国学的成熟之论。全书文字浅显易懂，旁征博引，堪称国学入门的首选读物。
“国学概论”主要论述中国经学、哲学、文学的发展演变及其阶段性特点、代表人物和主要著作，可谓是中国经学、哲学、文学的一部综论。
“国学略说”主要讲述了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和文学五个国学门类的基本知识，见解独到，鞭辟入里，是登堂入室的最佳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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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章太炎
（1869—1936）
初名学乘，字枚叔；曾改名炳麟；后改名绛，号太炎，世人常称之为“太炎先生”。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思想家、革命家、史学家、小学大师、朴学大师。
先生早年师从经学大师俞樾，专攻经、子之学，晚年偏重理学。他一生研究颇广，除经、子、理学外，在史学、文学、佛学、医学、政治学、书法等领域也修养深厚，多有建树。先生一生著作颇多，约有４００余万字。著述除刊入《章氏丛书》、《续编》外，遗稿又刊入《章氏丛书三编》。
太炎先生一生致力于“阐扬国故，复兴国学”，高徒遍及天下，最有名的有黄侃、朱希祖、钱玄同、鲁迅、沈兼士、刘师培、马幼渔等，个个才学出众，皆为民国时期的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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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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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国学概论 001
第一章 概 论 003
第二章 国学之派别（一） 经学之派别 017
第三章 国学之派别（二） 哲学之派别 029
第四章 国学之派别（三） 文学之派别 045
第五章 结论 国学之进步 061
国学略说 065
第一章 小学略说 067
第二章 经学略说 095
第三章 史学略说 145
第四章 诸子略说 171
第五章 文学略说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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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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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之进步
中国学术，除文学不能有绝对的完成外，其余的到了清代，已渐渐告成，告一结束。清末诸儒，若曾国藩、张之洞辈都以为一切学问已被前人说尽，到了清代，可说是登峰造极，后人只好追随其后，绝不再能超过了。我以为后人仅欲得国学中的普通学识，则能够研究前人所已发明的，可算已足，假使要求真正学问，怕还不足吧！即以“考据”而论，清代成就虽多，我们依着他们的成规，引而伸之，也还可以求得许多的知识。在他们的成规以外，未始没有别的途径可寻；那蕴蓄着未开辟的精金正多呢！总之，我们若不故步自封，欲自成一家言，非但守着古人所发明的于我未足，即依律引伸，也非我愿，必须别创新律，高出古人才满足心愿—这便是进步之机。我对于国学求进步之点有三：
（一）经学，以比类知原求进步；
（二）哲学，以直观自得求进步；
（三）文学，以发情止义求进步。—毕竟讲来，文学要求进步，恐怕难能呢？
清代治经学较历代为尤精，我在讲经学之派别时已经讲过；我们就旧有成规再加讲讨，原也是个方法。不过“温故知新”仅“足以为师”，不足语于进步。我们治经必须比类知原，才有进步。因前人治经，若宋、明的讲大体，未免流于臆测妄断；若清代的订训诂，又仅求一字的妥当，一句的讲明，一制的考
第五章 结论 国学之进步
063
明，“襞绩补苴”，不甚得大体。我们生在清后，那经典上的疑难，已由前人剖析明白，可让我们融会贯通再讲大体了。
从根本上讲，经史是绝不可以分的。经是古代的历史，也可以说是断代史。我们治史，当然要先看通史，再治断代的史，才有效果，若专治断代史，效果是很微细的。治经，不先治通史，治经不和通史融通，其弊与专治断代史等，如何能得利益？前人正犯此病。所以我主张比类求原，以求经史的融会，以谋经学的进步。如何是比类求原？待我说来！经典中的《尚书》《春秋》，是后代“编年”“纪传”两体之先源。刘知几曾说“纪传”是源于《尚书》，“编年”是源于《春秋》，章学诚也曾说后代诸史皆本于《春秋》。这二人主张虽不同，我们考诸事实，诸史也不尽同于《尚书》《春秋》，而诸史滥觞于彼，是毫无疑义的。所以治经：对于制度，下则求诸《六典》《会典》诸书，上以归之于《周礼》《仪礼》；对于地理，下则考诸史及地舆志，上以归之于《禹贡》及《周礼·职方志》；即风俗道德，亦从后代记载上求源于经典。总之，把经看作古代的历史，用以参考后世种种的变迁，于其中看明古今变迁的中心。那么，经学家最忌的武断、琐屑二病，都可免除了。未来所新见的，也非今日所可限量呢！
中国哲学在晋代为清谈，只有口说，讲来讲去，总无证据。在宋、明为理学，有道学问、尊德性之分，自己却渐有所证。在清代专在文字上求，以此无专长者，若戴东原著《孟子字义疏证》，阮芸台讲性命，陈兰甫（陈澧）著《汉儒通义》，也仅在文字上求、训诂上求，有何可取！要知哲理非但求之训诂为无用，即一理为人人所共明而未证之于心，也还没有用处的，必须直观自得，才是真正的功夫。王阳明辈内证于心，功夫深浅各有不同，所得见解，也彼此歧异，这也是事实上必有的。理，仿佛是目的地，各人所由的路，既不能尽同，所见的理，也必不能尽同；不尽同和根源上并无不合呢！佛家内证功夫最精深，那些堕落的就专在语言文字上讲了。西洋哲学，文字虽精，仍是想象如此，未能证之于心，一无根据，还不能到宋学的地步，所以彼此立论，竟可各走极端的。这有理论无事实的学问，讲习而外，一无可用了！近代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渐注重直觉，和直观自得有些相近了。总之，讲哲理绝不可像天文家讲日与地球的距离一样，测成某距离为已精确了。因为日的距离，是事实上绝不能量，只能用理论推测的；那心象是在吾人的精神界，自己应该觉得的。所以，不能直观自得，并非真正的哲理；治哲学不能直观自得便不能进步。
064 国学概论
文学如何能求进步？我以为要发情止义。何为发情止义？如下述：“发情止义”一语，出于《诗序》。彼所谓“情”是喜怒哀乐的“情”，所谓“义”是礼义的“义”。我引这语是把彼的意义再推广之：“情”是“心所欲言，不得不言”的意思，“义”就是“作文的法度”。桐城派的文章，并非没有法度，但我们细读一过，总觉得无味，这便因他们的文，虽止乎义，却非发乎情。他们所作游记、论文，也不过试试自己的笔墨罢了。王渔洋（王士祯）的诗，法度非不合，但不能引人兴趣，也因他偶到一处，即作一诗，仿佛日记一般，并非有所为而作的。清初侯方域、魏叔子（魏禧）以明代遗民，心有不平，发于文章，非无感情，但又绝无法度。明末大儒黄梨洲、王船山（王夫之），学问虽博，虽有兴亡感慨，但黄文既不类白话，又不类语录，又不类讲章，只可说是像批语；王船山非常生硬，又非故意如此；都可说是不上轨道的。所以文学非但要“止乎义”，还要“发乎情”。那初作文，仅有法度，并无情，用以练习则可，用以传世则不可，仿佛习字用九宫格临帖，是不可以留后的。韩昌黎自以为因文生道，顾亭林对于这话有所批评。实在昌黎之文，并非无情无义，若《书张中丞传后》，自是千古必传的，可惜他所作碑志太多，就多止于义、不发于情的了。苏东坡的史论，有故意翻案的、有不必作的，和场屋文一般，也非发于情之作。古文中非无此流，比较地少一些。诗关于情更深，因为诗专以写性情为主的。若过一处风景，即写一诗，诗如何能佳？宋代苏、黄的诗，就犯此病。苏境遇不佳，诗中写抑郁不平的还多，而随便应酬的诗也很多，就损失他的价值了。唐代杜工部身遇乱世，又很穷困，诗中有情之作，可居半数，其他也不免到一处写一首的。杜以前诸诗家，很少无情之作，即王、孟也首首有情的。至古代诗若《大风歌》《扶风歌》全是真性情流出，一首便可传了！
诗文二项中：文有有法无情的，也有无法有情的；诗却有情无法少，有法无情多；近代诗虽浅鄙，但非出乎轨外。我们学文学诗，初步当然要从法上走，然后从情创出；那初步即欲文学太史公，诗学李太白的，可称狂妄之人呢！我们还要知文学作品忌多，太多必有无情之作，不足贵了。
二三十年前，讲文学，只怕无情，不怕无义。梁任公（梁启超）说我是正统派，这正统派便能不背规则的。在现在有情既少，益以无义，文学衰堕极了。我们若要求进步，在今日非从“发情止义”下手不可；能发情止义，虽不必有超过古人之望，但诗或可超过宋以下诸诗家，文或可超过清以下诸文家！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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