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来源和方法马格里布的柏柏尔人与他者：超越部落和国家
第一部分来源和方法第一章异端和救赎的历史：
阿拉伯人、柏柏尔人、共同体和国家詹姆斯麦克道格尔这段历史或许只是异端学……诚然，在整个北非史上，人们可能常常被贴上“清教徒”或“异端”、“游牧民”或“定居农民”、“阿拉伯人”或“柏柏尔人”的标签。引言来自雅克贝却《什么是一个北非‘部落’?》注释，收录在《马格里布：历史与社会》，阿尔及尔，国家出版发行公司，1974年。在大多数关于马格里布历史的叙述中，“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都是逻辑上和年代顺序排列上的主要类别。他们处于历史之前，出现在历史的开端，并穿越了历史；他们是权威维护和权利主张的基础；他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冲突的一个恒定因素和解释机制。“阿拉伯—柏柏尔”对抗常常被视为造成马格里布历史兴衰或周期性停滞的诸多涵盖了他者或与他者相互关联的双重机制之一。关于阿拉伯人—柏柏尔人二分法在19世纪与定居性、乡村性和城市性有关的社会学中的作用，参见，卡迈尔沙考《阿拉伯城市柏柏尔城市：考古学分类》，参见，伊莲克劳德哈瓦德（Hélène Claudot-Hawad），《柏柏尔人还是阿拉伯人？专家们的探戈舞》，普罗旺斯埃克斯，南方出版社，2006年。这本书的其它研究提供了关于柏柏尔社会研究的更普遍的多角度、批判性再思考。族群性因此被作为一个基本的、具有因果关系的类别被写进了马格里布历史，这是基于生物学上的“人种”（归功于科学）、生活方式和住所、语言和文化实践，或是（政治上假定的）血亲、起源、家以及习俗的共同体。法国学者德斯拉纳（de Slane）是这一实践具有影响力的早期代表人物。19世纪中期，他在翻译旨在将遭遇了阿拉伯人的北非人纳入全人类更普遍的历史中的《伊本赫勒敦历史》时，选择了“柏柏尔人历史”（LHistoire des Berberes）作为标题。《柏柏尔人历史》（四卷本），巴黎：古特尔出版社，1927年，（两卷本，阿尔及尔，政府印务出版社，1847年。）1520世纪70年代早期，盖尔纳和米库德在记录“北非从部落到民族”的变迁时也如法炮制。他们认为，这种变迁由国家形成过程的现代化所定义，这一过程面临着“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原始的联系和冲突。厄内斯特盖尔纳、查尔斯A米库德：《北非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从部落到国家》，伦敦：达克沃斯出版社，1973年。20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作为（阿拉伯伊斯兰）主权和自我意识恢复而被写就的民族主义历史，以及对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的阿马齐格复兴运动的叙述，都使用了同样的术语。当时的阿马齐格复兴运动被视为要求恢复阿马齐格人历史地位的少数族群运动。
族群分类的实践——根据文化和语言的共性及差异而进行的社会群体分类——有着自己的历史。由这种实践所产生的分类在个人的自我意识和共同体的自我定义中“归化”，因此获得了社会的组织力量和自身的政治潜力，但它们不能被视为跨越历史的常量。北非族群性的历史被视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之间预先存在的关系，两者之间的关系可能是相互冲突，也可能是相互合作，还可能是一方盖过了另一方。这种北非族群性的历史引发了一些错误的问题。对于历史的改变或延续而言，它作为一种解释性的手段并不比其他永恒的成对概念，例如“定居农民和游牧民”、“清教徒和异端”更有效。此外，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把族群性看作存在于群体间的亲属边界被偶然地连接起来的结果。弗雷德里克巴斯：《族群与边界：具有文化差异的社会组织》，波士顿：利特尔布朗出版社，1969年。更有效的是，我们或许可以不把族群性当作“原始的”，或者不按照弗雷德里克巴斯所建议的那样做，而将它视为处于历史变化中的自我叙事话语和实践，并且发生在社会竞争、为获得承认和地位的斗争以及主张合法主权的归属性命名之中。在这里我赞同安东尼科恩（Anthony Cohen），应当将群体和个人认同的构建描述为“自我意识”，而非仅仅与之相关，尽管相对科恩的“核心自我”，我更欣赏保罗利科（Paul Ricoeur）对认同的叙事构建。安东尼P科恩，《自我意识：另一种认同人类学》（Self Consciousness：An Alternative Anthropology of Identity），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4年；利科：《叙事认同》（Narrative Identity），收录在戴维伍德（David Wood）编，《关于保罗利科：叙事和解读》（On Paul Ricoeur：Narrative and Interpretation），伦敦：劳特利奇出版社，1991年。关于社会斗争和政治竞争中的群体形成，参见，皮埃尔布迪厄，《群体的社会空间及起源》（The Social Space and the Genesis of Groups），载《社会科学信息》24（2），1985年，第195～220页。关于最近的阿马齐格柏柏尔自我叙事调动本地性话语和人权的跨国话语的讨论，参见，苏珊希尔尤姆维克斯（Susan Slyomovics），《自决与自我定义：以摩洛哥为例》（SelfDetermination as SelfDefinition：The Case of Morocco），收录在赫斯特汉纳姆（Hurst Hannum）、艾琳巴比特（Eileen Babbit）编，《自决谈判》（Negotiating SelfDetermination），马里兰州兰哈姆：列克星敦出版社，2005年。本章的论断是，我们应当对作为分析术语的和自我命名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进行重新审视，以寻求对马格里布历史的另一种理解，这种理解比通常机械地将这些术语当作永恒的族群二元论来使用所产生的理解更细致入微。但这并不简单地意味着“修复”一种凝练的柏柏尔认同。自马格里布国家通过阿拉伯穆斯林的“民族认同”实现独立以来，这种认同一直遭到压制。在阿拉伯穆斯林的“民族认同”中，“柏柏尔主义”是一种异端和倒退的宗派主义。阿马齐格文化、语言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官方化、系统化和获得资助并不意味着柏柏尔认同获得了最终的救赎，阿马齐格高级委员会（HCA）于1995年在阿尔及利亚建立。2001年，摩洛哥建立了皇家阿马齐格文化研究所（IRCAM），两者都肩负着在学校开展柏柏尔语塔马齐格特语教学的职责。而是对它作为马格里布社会文化现实的一个合法组成部分的迟到的承认。它更是一个在许多方面存在问题的对文化自我定义、政治共同体构想以及国家主张之间关系的再安排。本章将要指出的是，这种关系使它自己成为研究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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