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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习近平总书记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思维，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局视野和战略眼光，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提出了“四个全面”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
这“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立足治国理政全局，抓住改革发展稳定关键，统领中国发展总纲，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
每一个“全面”，都是一整套结合实际、继往开来、勇于创新、独具特色的系统思想，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光辉。“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是我们党治国理政方略与时俱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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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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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四个全面”是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创新理论成果、“四个全面”是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四个全面”的时代意义及其目标内涵、“四个全面”的战略举措及其内在逻辑、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必要条件、凝神聚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等方面，系统阐述了“四个全面”的战略意义、深刻内涵和实践路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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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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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第一章 “四个全面”是新时期治国理政的创新理论成果
一、“四个全面”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
二、“四个全面”是新时期党对治国理政实践的科学总结
三、“四个全面”是党对治国理政经验的继承和发展
四、“四个全面”开辟了党对治国理政认识的新境界
第二章 “四个全面”是新时期治国理政的总方略
一、确立由大国向强国发展的总目标
二、开启治国理政新途径的总钥匙
三、打造中国优势新篇章的总方针
四、判定使命担当新标准的总依据
第三章 “四个全面”的时代意义及其目标内涵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内涵
二、“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内涵
三、“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内涵
四、“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内涵
第四章 “四个全面”的战略举措及其内在逻辑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
二、全面深化改革是开拓创新的不竭动力
三、全面依法治国是强国富民的有力保障
四、全面从严治党是巩固执政之基的关键一环
第五章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必要条件
一、需要深刻的思想观念变革
二、需要强烈的责任使命担当
三、需要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
第六章 凝神聚力协调推进“四个全面”
一、坚定不移着力推进深化改革
二、学法尊法全力推进依法治国
三、壮士断腕坚决全面从严治党
四、只争朝夕夺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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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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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四个全面”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
在参加河北省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习近平同志特别指出：“党的十八大报告有一句话，我主持起草工作时就主张要写上去，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这句话涵义是很深的。”
“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蕴含着前进和发展过程中来自国际、国内以及党内的风险和挑战。
“四个全面”，开启了党治国理政的新布局，正是源自对治国理政条件和环境的清醒认识和准确把握。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是一个崭新的起点。由习近平同志担任起草组组长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确定了时间表，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也正是这次大会，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人民接续奋斗的基础上，继续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谋划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续写无上的荣光。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同志的重要讲话，阐明了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核心价值。
时隔两年后，有媒体对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思路做了这样的评述：
外界的关注点大部分被中共反腐的猛烈程度所吸引，然而不少接近中南海的人士却强调，反腐只是习近平所领导的这一届新中央最能直接体现政绩的一个表象。在其背后，一个负载着宏大蓝图的庞大车轮正滚动前行，这个被中国政治分析家们称之为二次改革的宏大蓝图并非“改革”二字所能完全体现，它所包含的范围与深度甚至超出了外界当初的想象。
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军事方面的新政，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切设想与行动，都是在竭力推动中国走向“复兴之路”。
回头看，新一届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壸奥，早在履新之际就已开始。
党的十八大之后不久，习近平同志有四次引人关注的活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到广东考察工作、纪念“八二宪法”颁行30周年、制定“八项规定”。这四次活动，无疑正对应着“四个全面”。
从党的十八大开始的两年多时间里，几次重大会议，正构成“四个全面”形成的路线图：十八大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三中全会部署“全面深化改革”，四中全会要求“全面依法治国”，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宣示“全面从严治党”。到2014年12月，“四个全面”的提法第一次公之于众，这一战略布局已然是“集其大成”。
“四个全面”，是从我国发展的现实需要中得出来的，是从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中得出来的，是为推动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
改革开放以来，从实现“小康”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再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我们党始终把发展列为治国理政的第一要务，并为之孜孜奋斗了30多年。
为进一步鼓舞全国人民的信心，习近平同志发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庄严宣告，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吹响了中国号巨轮驶向新彼岸的新号角。
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中国人信心满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盎然。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人从来没有过如此的自信。而这一切自信，都来自于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生动实践和骄人成就。
有人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比较是最好的老师。
纵向与自己的过去比：想起半个甲子前的拮据、一个甲子前的苦难，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横向与世界比：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步入第七个年头，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还继续困于金融危机、债务危机而不能自拔；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照搬了西方模式，陷入发展陷阱；一些西亚北非国家政治持续动荡、社会混乱。
然而风景这边独好，我们不断书写着精彩的“中国故事”，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中国道路”的巨大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得到充分彰显。
怀揣中国梦，踏上中国路。
这条路，备受瞩目，它有太多热点，有太多问号。
这条路，并不平坦，它有太多险阻，有太多难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前程辉煌，但道路并不平坦。
（一）我们始终面对着“大国治理”的难题
治国难，治大国更难，治理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更是难上加难。相比而言，当年英国开始崛起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只有1000万人，法国进行工业革命的时候也只有2000万人，而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
中国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国”，面临着众多的治理难题：
中国人口众多，占世界总人口约 15，每年还增加800万左右新人口，我们面对着超大型社会的国家治理；
中国底子薄弱，按照联合国贫困标准，目前中国约有1.5亿贫困人口，我们面对着欠发达社会的国家治理；
中国发展很不平衡，城乡、区域、经济社会之间发展失衡，我们面对着非均衡社会的国家治理；
中国正在加速变革，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信息社会转型，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我们面对着转型社会的国家治理。
此外，中国还面对着自然灾害严重、多民族、“一国两制”等特殊国情的国家治理。
超大规模、国情复杂、急剧变革的发展中大国的诸多特征，导致了中国的大国治理极其艰难。
“四个全面”的提出，正是积极应对世所罕见发展难题而作出的新的治国决策。
（二）我们始终面对着“大国复兴”的难题
能否在时代潮流中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历来是大国兴衰的铁律，而中国的复兴又有着独特困难。
20世纪80年代，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就说过“中国既是大国中最穷的，同时可能也是战略地位中最差的”。
改革开放以来，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我们党充分利用有利因素，有效化解不利因素，探索和积累了一些走向“大国复兴”的宝贵经验。
但要看到，每个大国的崛起，都带来国家间的碰撞，甚至是世界范围的剧烈冲撞。
中国梦不是重塑汉代雄风、大唐伟业，也不是再造康乾盛世；中国梦，不是复兴封建帝国的旧梦，也不是食洋不化的他国梦。
中国崛起于世界，虽然秉承了“和谐世界”和“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但有些矛盾和问题仍然无法回避，比如世界的适应和接纳就是一个艰难的过程。
时至今日，中国崛起的条件前所未有，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距离也从未如此接近过，但“难度系数”却陡然上升。
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政治动荡，持续挑战着世界各国执政当局的能力、智慧与勇气，也对中国的发展构成持续的挑战。
作为一个后发现代化的新兴大国，中国的发展会长期面临着先发现代化国家的扼制打压，尤其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更容易遭到西方国家的敌视。
国际霸权主义为了维护其霸主地位，直接或间接地打压中国是必然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虽然目前是一个热议的话题，但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部署，却实实在在地在抓紧实施，使我们面临着日益复杂多变的国际战略环境。
我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围绕着海洋权益问题，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错综复杂，局部热点矛盾日益尖锐。
有时，看似一夜之间冒出来的矛盾与冲突，实际上早已存在。只不过，当今天的中国开始具有保卫权益的实力时，矛盾自然地显露出来。
我国还是一个尚未完全实现统一的国家，台湾问题是我国实现大国复兴的严重阻碍。
应对外部挑战，关键是要把中国自己的事件做好。“四个全面”的提出，正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积极应对中国崛起难题的战略决策。
（三）持续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从“快车道”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新难题新挑战，需要有新的突破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实现了从濒临崩溃、封闭半封闭到蓬勃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巨变。
“在一个历史用千年而不是世纪计算的国家，现在发生的变化必须以年而不是十年为单位计算。从20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中国成为历史上经济发展进程最快的主角。”这是西班牙前驻华大使欧亨尼奥·布雷戈拉特在2013年西班牙《对外政策》双月刊发表题为《难以置信但确凿无疑：改变的速度》的文章中所说的。他认为，这是过去一千年发生的屈指可数的重大历史进程之一，其意义可与欧洲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美国的崛起相提并论。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表的分析报告，从1979年至2014年的34年里，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8%，而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为2.8%。中国经济以接近两位数的速度高增长了30多年，不但刷新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经济起飞阶段创下的高增长纪录，而且对世界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成为带动世界经济复苏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超过20%。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由1978年的3645亿元迅速跃升至2014年的636463亿元，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跻身超10万亿美元经济体俱乐部。
中国GDP从1万亿美元升至10万亿美元花了14年，而美国则用了31年。2010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2年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美国的一半，2014年中国经济总量达到日本的2倍。
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由1978年的190美元上升至2014年的6700美元，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上中等（即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精彩纷呈的“中国奇迹”虽然还在不断创造，但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先例也在向我们发出警示。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口多、底子薄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当前中国经济出现增速下行、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突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环境资源约束增强等一系列新问题新情况，更是不容盲目乐观。
2014年5月习近平同志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及“新常态”。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向包括130多家跨国公司领导人在内的世界工商领袖们，全面阐述了什么是经济新常态、新常态的新机遇、怎么适应新常态等关键点。
有人说，“新常态”是中国领导人治国理政智慧在APEC北京会议上留下的重要思想印记之一。
新常态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经济要摆脱“旧常态”。
所谓旧常态，是指一段时期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因素累积，并带来环境污染加剧、社会矛盾增加以及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也是党的十八大以前长期改革滞后形成的“体制病”和宏观失衡“综合症”。
国际经济危机带来的外部风险，使中国经济发展的旧有模式难以为继。中国领导人将这种挑战形容为“三期叠加”：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
新常态必然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一些潜在风险会渐渐浮出水面。“三期叠加”之下，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中等收入陷阱”必须跨越等新旧问题交织，不容丝毫掉以轻心。比如房地产的“去泡沫”、影子银行与地方债务的“去杠杆”、产能过剩“挤水分”等等，都要对早先累积的失衡因素和矛盾进行调整和化解。
今后转型和改革的过程中，还必然伴随新矛盾、新问题甚至潜在风险。
适应新常态需要平常心，但并不意味着无所作为。新常态下，有“新”有“常”，“新”意味着升华超越、再创格局，“常”则要求绵绵用力、久久为功。
能不能适应新常态，能不能做到“乱云飞渡仍从容”，是当代中国治国理政面临的新的重大挑战。
只有通过强化改革力度，不断化解“成长的烦恼”，主动布局谋篇、出招落子适应新常态，中国经济才会打开更新的局面、收获美好前景。
（四）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大红利
一位国外学者在回顾历史时作出这样一个论断：21世纪始于1978年！
这是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深刻揭示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定，对中国、对世界、对人类历史所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多年来，人们经常感慨：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物质条件还是那些物质条件，但体制改了，生产效率就得到极大提高。因此，没有改革开放，便不可能有今天的社会生活和人们的精神状态。
“让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必须通过改革开放”，这既是历史的经验，也是现实的需求。
改革开放，依然是在新的起点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让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具体措施、重要依靠、根本保障、前行动力。
改革，是革故鼎新、兴利除弊，是革体制的命；但改革的实质是调整利益关系，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说也是革人的命。
当前，改革开放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深层次的改革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
从中国的改革实践看，我国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渐进改革思路，先从一些好改的、容易改的做起，把难改的、风险大的改革留在后面，待时机成熟再改。
改革在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后，各种深层次矛盾纷纷显露，盘根错节，改革的对象大都是一些复杂而敏感的问题或事物，多是些难啃的硬骨头。
不能否认，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确实形成一些固化了的利益格局，一切改革成果并没有实现利益均沾。一些用权力发财致富的人，构成特殊的既得利益群体，成为进一步改革的阻力。
如何打破已有的利益格局，扫除阻碍改革的桎梏，是确保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决不是一句空话”。习近平同志在广东考察时强调，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果断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确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党的建设制度改革等都进行了全面部署。
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已经成为实实在在的行动。
（五）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建设法治中国任重而道远
依法治国，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选择。从开国大典前夕的《共同纲领》播下法治的“种子”，到民主法制在经历曲折后的艰辛探索；从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到十八届四中全会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法治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和执着追求。
我们欣喜地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法治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截至2014年3月，我国现行有效法律242部。68部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列入了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法治政府建设稳步推进，司法体制不断完善，全社会法治观念明显增强。
同时，必须清醒看到，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众期待相比，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相比，法治建设还存在许多不适应、不符合客观实际要求的问题。一是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突出。二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三是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问题，违背社会主义法治原则，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妨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果断作出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决策，确立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在党的中央全会的历史上，专门研究法治建设问题，这还是第一次。全会通过的《决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原则、任务和布局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180多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形成姊妹篇。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法治保障，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需要深化改革。
从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启全面深化改革的闸门，到十八届四中全会高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旗帜，两次全会、两大主题、两份决定，是党中央治国理政总体战略布局在时间轴上的顺序展开。
（六）追求梦想，离不开正确的方向；团结奋斗，更需要引领的力量
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办好中国事，实现中国梦，关键在党。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
接过历史接力棒，我们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所面临着的挑战和风险也世所罕见。
任何执政党都有一个执政考验问题，所谓执政考验，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实质是如何长期执政的考验。
通览世界执政党兴衰成败的历史，不难看到，日本自民党、苏联共产党、印度国大党、印尼专业集团、墨西哥革命制度党等世界老牌执政党丢权垮台、丧失执政地位的原因，都与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缺失有关。
历史经验证明，先进性并非与生俱来，也不会一劳永逸。党的建设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时刻提醒我们，党执政时间越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越深入、国内外环境变化越深刻，党面临的执政考验就会更深刻。
历史事实说明，一个政党，如果不能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如果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就会失去生命力，更谈不上先进性，党的事业和一切工作就无从谈起，甚至走向失败和垮台。历史事实同样说明，一个曾经先进的政党或政治集团，执政以后就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以权谋私，攫取本集团和执政官员个人的私利，形成一个欺压百姓、侵害人民利益的既得利益集团，终究会被人民抛弃。
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我们党除了面临执政的考验外，还面临着改革开放的考验、市场经济的考验和外部环境考验。同时，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从严管党治党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经验。90多年来，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道路上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就在于始终高度重视加强自身建设。
当前，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与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相比，与党所承担的历史任务相比，与党经受的时代考验相比，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一些干部得过且过，一些基层组织软弱涣散，不能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不仅大案要案时有发生、令人触目惊心，而且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现象仍然存在。一些党员干部作风问题比较突出，解决“四风”问题尤其迫在眉睫。
对一个先进政党来说，有没有一个好的作风至关重要。作风好，则事业兴；作风坏，则事业败。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
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才显治国之道。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党内突出问题得不到解决，那我们党迟早会失去执政资格，不可避免被历史淘汰。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正是在对党内现状有异常清醒的认识，对党员队伍的不足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基础上，习近平同志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路径，要求“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锻造我们事业更加坚强的领导核心。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全面从严治党”。
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更需要“全面从严治党”。
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四个全面”战略思想和战略布局，正是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更加注重发展和治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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