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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社会逐渐走向多元与开放，社会结构出现新的分化，并形成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与此相应，不同社会和政治处境中的人们，对社会现状及其未来走向，也纷纷给出自己的解释与判断，并各自赢得一批追随者，这种多元下的冲突，最终聚焦为不同社会思潮的交锋或博弈。本书即是对从1977年到2015年上半年，这近四十年中国主要社会思潮的梳理和评析，包括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老左派、新左派、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等。
既坚持学术中立，又坚守自己的价值趋向；气势恢宏、所论者大，但在呈现方式上又能举重若轻、纵横开阖，这是马立诚先生作品的一贯特色，本书是这一特色的最好注脚。在书中，作者没有对各种思潮进行粗线条的罗列或平铺，而是以观察者或亲历者的视角，用生动的笔法，介绍了不同思潮的历史背景、主要主张、前景以及不同思潮之间的博弈和交锋，字里行间又流淌着作者的思考和忧思。
透过本书，可以使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过去和现在，也有助于更加准确、理性地探知中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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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1977年至今的近四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最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最终表现为不同社会思潮的兴起和博弈。作为一位敏锐而深刻的社会政治评论家，马立诚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潮的把握、分析和评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批判性，同时也寄托着他本人的思考和忧虑。本书呈现给广大读者的是最近四十年，深刻影响中国改革决策以及社会启蒙的主要社会思潮。包括占据主导地位的邓小平思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老左派思潮、新左派思潮、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新儒家思想等。
这些社会思潮，既是不同历史背景下具体问题的产物，又是企图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药方，它们在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或隐或显，大小各异。彼此之间，或激烈争辩，或部分重合。在书中，作者不仅呈现了这些社会思潮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发展历程中的较量与博弈，也试图在不同思潮之间，寻求有助于推动改革和社会转型的最基本底线和共识，从而为读者把握未来趋向提供一把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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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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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当代著名政论家、学者。曾任中国青年报评论部副主任，人民日报评论员、凤凰卫视评论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学者。曾被美国《亚洲周刊》评选为“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50人之一”，著有《交锋》、《大突破》、《交锋三十年》、《历史的拐点》、《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等。其中，《交锋》累计发行量突破200万册，《交锋三十年》获2009年第五届中国国家图书馆问津图书奖，《当代中国八种社会思潮》获2012年“深圳十大好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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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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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在思潮交锋中理解中国
第一章 在南方谈话的延长线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无古人的创举
二、邓小平818讲话：政治体制改革的号角
三、政治体制改革放慢脚步
四、关于新权威主义的争议
第二章 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捍卫者——老左派思潮
一、第一波：“两个凡是”与真理标准的交锋
二、第二波：问一问姓社姓资
三、第三波：四份万言书抹黑私营经济
四、第四波：呼唤再来一次“文革”
五、第五波：重庆“唱红打黑”及其余响
第三章 新左派新在哪里
——新左派思潮
一、新老左派有什么区别
二、新左派的主张及相关争论
三、新左派和国家主义
四、重新回到新民主主义？
第四章 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民主社会主义思潮
一、民主社会主义在中国曾遭诅咒
二、民主社会主义是何方神圣
三、李洪林和王若水：民主社会主义最初的啼声
四、胡绳等老一代共产党人质疑斯大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模式
五、王占阳和胡星斗：普遍幸福主义和宪政社会主义
六、“谢韬事件”
七、华炳啸：超越自由主义，走向宪政社会主义
第五章 自由是个新道统——自由主义思潮
一、自由主义浴火重生及第一次失落
二、90年代：自由主义复起
三、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四、1995年：刘东和雷颐率先批评新左派
五、资中筠：自由是个新道统
第六章 压弯的树枝：狂飙突进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思潮
一、一把双刃剑
二、激烈的反西方言论
三、反对中国加入WTO，主张中国在经济上“光荣孤立”
四、战争也是中国发展的机遇？
第七章 民粹主义急流涌动——民粹主义思潮
一、民粹主义的六项内容
二、“火烧赵家楼”和毛泽东的民粹主义
三、当代中国的民粹主义事件
四、民粹主义具有反市场倾向，往往是专制主义的工具
第八章 大陆新儒家的政治诉求——新儒家思潮
一、贬斥海外新儒家，志在建立儒教政权
二、儒家文化特区说
三、由儒士共同体实施仁政
四、儒教与宪政的纠结
五、“郑家栋事件”的冲击
六、易中天、袁伟时vs秋风
附录 最近四十年中国社会思潮的基本脉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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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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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毛泽东晚年思想的捍卫者——老左派思潮
2011年12月23日，萧功秦在重庆参加《探索》杂志和西南政法大学主办的“重庆模式讨论会”。他在这个会上的发言题为《超越左右两翼重新审视重庆模式》。这个发言在共识网等许多网站流传。萧功秦说：“我在上海与南方不少地方，和大家谈到重庆，没有人对它有正面评价，无不对它忧心忡忡，总觉得重庆的那套东西最后是要搞‘文革’复辟。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也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学者，公开对我说，如果薄熙来得了势，中国就是一个‘文革式’的大灾难。”
萧功秦在发言中，举了几个例子说明为何外界人士一致认为重庆代表了“文革”左派。第一个例子是，重庆官方挂出横幅“欢迎乌有之乡莅临重庆市公安局”。这就传递了一个信号，表明重庆是“文革”左派的大本营。第二个例子是2011年上半年，上海召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研讨会，邀请了“在毛泽东生前就名动天下的著名学者”，这是指谁呢？“四人帮”时代的红人戚本禹。这样的标志性人物支持重庆唱红打黑，不就说明了问题吗？
萧功秦在会上批评唱红说，红色传统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革命的，另一方面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分不开。文革中的红海洋、红色恐怖万岁、打倒走资派，都是打着红的旗号，是在红的下面搞的。民众对这些记忆尤深，所以唱红最后不可避免地要落到毛泽东晚年那里去，落到文革那里去。“红”所代表的概念中，有意识形态定向，这就是阶级斗争和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党内走资派。如果不把“红”和毛泽东的“左倾”错误做一个明确切割，社会上反对改革开放的极左势力就会趁势而起，唱红就会变成“唱左打改革”，潘多拉的盒子就会被打开，释放出极左。再有，唱红当中的权力强迫、层层动员加码、形式主义泛滥，也不得人心。萧功秦建议用和谐健康的新文明和发展公民社会取代唱红，促进重庆健康发展。
至于重庆打黑，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则对之进行了专题研究，并于2011年9月完成5万多字的《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这个报告提交给了西北政法大学2011年10月22日举行的中国宪法研究会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报告全文刊登在会议论文集下册（此文在网上通过“百度”搜寻“童之伟”条目可以找到）。值得注意的是，童之伟的报告，完成于薄熙来执掌重庆权力并十分活跃的时候，难能可贵。
童之伟说，重庆的打黑，已经从治安管理手段发展成为社会管理方式。2010年，重庆329个专案组大规模抓捕嫌疑人，先抓人后取证，刑讯逼供，案件侦办透明度极低，很多秘密羁押地点没有律师和检察官进去过，案件审判过程也多不公开。童之伟通过大量实例研究说明，重庆打黑的首要社会目标，是非法剥夺私营经济和私营企业，使那里最大的一批私营企业家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打黑的第二个社会目标，是把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的财产变相收归国有。打黑的第三个社会目标，是使用超越法律的刑事追诉方式，凸显公权力的强制力，强迫实现舆论一律和社会稳定。
童之伟说，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内，要通过打黑实现上述三个目标几乎不可能，所以重庆打黑一定会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在重庆打黑过程中发生的违法办案不是偶然的，而是这一运动的宗旨所决定的必然现象。违法办案的规模非常之大，从这里来看，重庆权力部门是把“不依法办案”作为打黑的方略和经验推广运用的。在打黑中，重庆权力部门对嫌疑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全面打压，对刑辩律师表现出明显的敌视态度。
童之伟指出，重庆打黑对我国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法治造成了巨大破坏，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包括人身自由权、财产权和言论自由权。重庆打黑的教训十分严重。
上文提到萧功秦在演讲中点名的戚本禹，是一个大有来头的老左派。
戚本禹1931年出生于山东威海，1948年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读书时入党，高中毕业后于1950年选入中南海。戚本禹长期在中央办公厅工作，也曾担任《红旗》杂志编辑组长。1964年到1965年，他发表《评李秀成自述》《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等文章，受到毛泽东赞赏。1966年5月，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戚本禹被毛泽东钦点为文革小组重要成员，参与领导“文化大革命”运动，并一度担任中央办公厅代主任，可谓风头甚劲。1967年，《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了他撰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斥责刘少奇说：“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这是在媒体上公开打倒刘少奇的第一枪，从而为毛泽东的“文革”战略立下战功。然而，“文革”中的权力斗争波谲云诡，戚本禹雄踞政治舞台短短一年多就遭遇滑铁卢。1967年7月“武汉事件”之后，戚本禹和中央文革小组另两位重要人物王力、关锋，被指应当为当年夏季出现的过激行为负责，三人一同失势，并失去人身自由。这就是当时的“打倒王关戚”。1968年1月，戚本禹被正式隔离审查。粉碎“四人帮”之后的1983年，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聚众打砸抢”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8年，刑期从1968年算起。1986年出狱后，被安排到上海图书馆做管理员。多年来，戚本禹隐名埋姓，还算安静。自从2011年上半年在上海获邀参加重庆模式研讨会支持薄熙来之后，他逐渐活跃起来，不但在内地和中国香港出版著作，还接受媒体采访，并且出席多种会议发表讲话。迄今，戚本禹是49年前成立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成员中唯一的健在者，是公认的老左派标志性人物。
2014年11月12日，香港《明报》发表了该报对戚本禹的专访。此文集中表达了老左派针对当前形势的一些主张，被中国内地多家网站转载。
……
多数人并不赞同老左派的主张，但老左派的意见，也反映了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情绪和焦虑。特别是近些年来，在国家建设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腐败丛生，黑恶横行，环境恶化，法治不彰，贫富差距加大……种种现象令人扼腕愤慨。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抬头实属必然，因之，老左派的市场反而有所扩大。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说，2011年以来，中国左派的力量上升。这是人们不能不正视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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