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为什么有的国家（或地区）富裕有的国家（或地区）贫困？为什么当前世界上最富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是最穷国家人均国民收入的几十倍？为什么世界上最富国家的人民能够获得良好的教育、医疗卫生保健及各种公共服务，而最穷国家的人民却几乎什么都没有？为什么有些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且是高速增长保持了很多年而有些国家虽然实现了高速增长却持续时间很短？为什么有些国家的贫富差距较小而有些国家的贫富差距越拉越大？对这些国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甚至文化人类学家等进行了长期广泛的探讨，得出了许多令人振奋的结论或观点。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特别地，大多数解释能够回答其中的一部分问题甚至只是个别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问题的产生？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因素呢？
对这些问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德隆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教授和哈佛大学的詹姆斯A. 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教授在2012年共同出版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Origins of Power, Poverty and Prosperity）一书中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个因素就是制度，是一个国家所采取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绩效进而决定了与其他国家在经济绩效上的差异，他们将不同国家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攫取性（extractive）来刻画，认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虽然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有的国家（或地区）建成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而有的国家（或地区）建成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结果就造成了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世界性的不平等。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有些国家建立的是包容性制度有些国家建立的是攫取性制度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通过像微小差别、制度漂移、偶然事件、政治失势者、创造性毁灭、良性循环、恶性循环、寡头铁律等概念进行了分析。
本文以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制度所做的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二分法”为基础，阐释他们对国家兴衰根源的理论，并将他们的理论与已有的关于国家兴衰问题的讨论进行比较，最后提出他们的理论对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几点启示。
一、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其人、其文
阿西莫格鲁现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伊丽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经济学教授（Elizabeth and James Killian Professor of Economics）。他1967年出生于土耳其，现在拥有美国和土耳其两个国家的国籍。他于1989年在约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于1990年和1992年分别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先是在伦敦经济学院做了1年的讲师，接着从1993年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任职，然后担任助理教授（1993-1997）、副教授（1997-2000）、教授（2000-2004）、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应用经济学教授（Charles P. Kindleberger Professor of Applied Economics，2004-2010），从2010年开始担任伊丽莎白和詹姆士克利安经济学教授。他的研究兴趣和研究领域颇为广泛，几乎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经济增长、经济理论、技术、收入和工资不平等、人类资本和训练、劳动经济学、网络经济学。阿西莫格鲁从1993年开始发表论文，截止到2012年，已经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和《经济学季刊》等国际顶级期刊和论文集中发表论文100多篇，出版著作3部。其中，在《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发表论文13篇，《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发表论文10篇，《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发表论文12篇，《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itrica）发表论文4篇。他于2005年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John Bates Clark Medal）。他在2006年出版的著作《独裁和民主的经济起源》（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先后获得了美国出版协会最佳专业著作奖（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ublishers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Professional Scholarly Publishing）、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威廉赖克政治经济学最佳著作奖（William Riker Prize for Best Book Published in Political Economy）、美国政治学会颁发的伍德罗威尔逊政府、政治或国际事务最佳著作奖（Woodrow Wilson Foundation Award for Best Book Published on Government, Politics 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罗宾逊现为哈佛大学政府系大卫弗洛伦斯政府学教授（David Florence Professor of Government）。他1982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获得学士学位，1986年在英国华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1993年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先后在墨尔本大学担任讲师（1992年9月1日至1995年8月30日），在南加州大学担任助理教授（1995年9月1日至1999年6月30日），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助理教授（1999年7月1日至2001年7月1日）和副教授（2001年7月1日至2004年6月30日），哈佛大学担任政府学教授（2004年7月1日至2009年6月30日），从2009年7月1日开始在哈佛大学担任大卫弗洛伦斯政府学教授至今。罗宾逊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经济和政治发展。他先后在《美国经济评论》、《政治经济学杂志》等国际顶级期刊和重要论文集中发表论文60多篇，出版专著5部。其中，他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论文11篇，在《经济学季刊》发表论文3篇，在《政治经济学杂志》发表论文1篇，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论文2篇。罗宾逊与阿西莫格鲁以及另一个共同的合作者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共同发表了近三十篇对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论文，罗宾逊和阿西莫格鲁共同出版了《独裁和民主的经济起源》、《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等重要著作。
二、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制度二分
为了回答国家兴衰、国富国穷、国家间不平等和经济发展差距等的根源，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对不同国家（或地区）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度是根本原因的观点。这种观点与新制度经济学家诺思（Douglass North）等在《西方世界的兴起》、《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等著作中提出的“制度是重要的”观点一致。但是，他们没有局限于“制度是重要的”这个一般性的说法，而是进一步分析制度为什么是重要的、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理是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差异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等基本问题，特别是他们结合大量的历史事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提供佐证和解释。
（一）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用包容性（inclusive）和攫取性（extractive）、政治和经济两个维度对制度进行刻画，从而提出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包容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等概念。他们没有对这些概念进行界定，而是借用历史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描述性说明。
首先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历史上大部分国家在大部分时期内采取的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比如，光荣革命前的英国、大革命前的法国、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南美及拉美、非洲以及亚洲。所谓攫取性，从政治上说，人民或者说广大公众没有决策权或表决权，既没有选择当权者或统治者的权利，也没有选择政治制度或经济制度的权利，当权者或者统治者要么是世袭的，要么是通过革命由军阀或军人担任的，精英人物或者既得利益者在制度的选择或政策制定中起着重要作用，结果所选择的制度或者制定出来的政策成为一部分人攫取另一部分人的工具；从经济上说，所有的经济制度或者经济政策都是由当权者、统治者或者精英人物制定出来的，他们通过各种垄断权、专卖权、市场控制等掠夺生产者，使得生产者只能够得到所生产产品的一少部分甚至得不到所生产的产品，结果就是生产性激励的不足。比如，历史上欧洲殖民者对南美洲秘鲁、巴西和北美洲墨西哥等的殖民，欧洲殖民者从非洲大量贩运奴隶到美洲、亚洲等国家或地区进行奴役等，殖民地的土著居民被剥夺了所有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被迫为殖民者工作，他们建立起来的是典型的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是对应的，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采取攫取性政治制度，那么其很有可能建立起来的是攫取性经济制度。
其次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历史上，许多国家通过革命建立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现在大多数发达的民主国家采取的就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如美国、英国、法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所谓包容性，从政治上讲，强调人民或者说广大群众具有政治权利，能够参与政治活动，选举领导人或当权者，选举政策制定者，领导人或当权者是人民或者选民的代理人而不是统治者，任何人都有成为领导人、当权者或政策制定者的机会或可能性；从经济上讲，强调自由进入和竞争，任何人都没有通过垄断、专卖或者市场控制获得超额利润的机会，人们都可以获得生产性收益的绝大部分或者全部，人们具有很高的生产性激励。比如，美国，任何人都可以参加竞选总统或者议员，人民具有投票的权利，众议院和参议院是重要的决策机构，任何人都有成为众议员或者参议员的机会；在经济上，不论是谁都没有垄断权，甚至像世界首富比尔盖茨（Bill Gates）也会受到联邦法院的反垄断调查；光荣革命之后的英国、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大革命之后的法国等也都如此。
再次是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采取攫取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国家是存在的，比如只进行了经济改革而没有进行政治改革的国家，但是这种国家的包容性经济制度难以长期存在，很快就会由于攫取性政治制度而发展成为攫取性经济制度。这种国家往往是为了刺激人们的生产性激励而制定的包容性经济制度，但是不会从根本上触动既得利益者或者当权者的利益，而他们刺激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有更多可以攫取的资源。
最后是包容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如果一个国家采取的是包容性的政治制度，那么它就不会采取攫取性经济制度了，所以这样的国家不可能存在。
（二）包容性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为什么有些国家建立起了包容性制度有些国家建立起了攫取性制度呢？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建立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国家或地区进行历史分析给出了答案。他们认为，在现代有些国家建立包容性制度之前，几乎所有国家采用的都是攫取性制度，比如光荣革命之前的英国、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独立之前的美国以及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等。那么，这些国家为什么能够建立起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而其他国家没有呢？他们认为，这些国家建立起包容性制度并非必然，而是偶然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强调偶然因素、偶然事件的作用。他们采用了“制度漂移（institutions drift）”这个术语。制度的发展变化就像浮在水面上冰块的漂移，两块本来在一起的冰块，可能会越漂越远，原因就在于它们在许多偶然因素的影响下渐行渐远。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制度本来可能一样，但是它们的发展变化可能会在各种偶然因素的影响下渐行渐远，并最终导致了本质的差别。比如，北美洲和南美洲都同为欧洲人的殖民地，在欧洲殖民之前，这些地区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但是，西班牙人最先到达了南美洲，并且开始了掠夺性殖民地的建立过程，到处搜刮黄金、白银以及其他各种贵重物品，西班牙人迅速致富；当英国殖民者到达北美洲的时候，试图学习西班牙人在南美的殖民做法，但是由于资源分布和人口分布的差别，没能够学习西班牙人的殖民模式。结果，北美洲和南美洲走向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在当时的条件下，西班牙发现南美洲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的登陆地点是偶然的，在南美洲登陆后的所作所为也是偶然的。西班牙人能够从南美洲获得大量的黄金、白银等，英国人不能够，结果西班牙人在南美洲的殖民方式就是掠夺性的，而英国人却不得不在北美发展生产，通过生产获得可以攫取的资源。这导致了北美洲能够发展起生产活动、先进的技术等，而南美洲却在资源受到严重掠夺的情况下越变越穷。这还导致了欧洲不同地区之间制度的差异，光荣革命发生在英国而没有发生在西班牙，这是因为面对奢侈的王室生活和战争等威胁，英国王室相对于西班牙面临着更大的财政压力，而不得不跟议会妥协以获得更多的征税许可，但是西班牙王室不需要，因为它从美洲获得的大量金银使其国库充足。由于光荣革命首先发生在英国，使其最早建起了包容性政治制度，进而建立起了包容性经济制度，结果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了英国而不是欧洲其他国家。所以，按照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观点，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具有偶然性。
三、包容性制度与长期经济增长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无论是包容性制度还是攫取性制度，都能够产生经济增长，关键是经济增长能否持续，能否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只有包容性制度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一）攫取性制度也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但是不能够持续
攫取性制度也能够实现经济增长，攫取者也有实现经济增长的强烈动机，因为他们需要攫取的资源。无论攫取者要攫取什么，首先必须要有可以供攫取的资源，无论是生产者生产出来的产品还是劳动者本身。这样，在攫取性制度下，统治者或者当权者也有发展生产、促进增长的动力，只不过他们发展生产、促进增长的动力可能不是基于劳动者的自愿而是通过对劳动者的强制进行。比如，农奴制度下的西欧和东欧社会，统治者通过农奴来发展生产；美国南北战争时期的美国南方通过黑奴来发展生产；殖民地时期的美洲、非洲等，殖民者都是通过对殖民地劳动力的强制劳动生产产品然后占有。当生产的物质产品越多越丰富的时候，攫取者能够攫取到的资源越多，能够攫取到的产品越多，所以攫取者有实现或者促进增长的强烈激励或动机。
在攫取性制度下，当局或者统治者能够利用权力在短时间内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实现最大限度的经济增长。比如前苏联在早期的经济增长，当局通过集体农场强制劳动、降低农产品价格并提高工业品价格等强制收购政策，集中资源发展工业，实现了工业的迅速增长。前苏联的经济增长到20世纪60、70年代之后逐渐下降，但是至少实现了50多年的增长，并且曾经一度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并且唯一能够与西方对抗的国家。所以，在攫取性制度下，不仅当局、当权者（即攫取者）有强烈的推进经济增长的动机，而且还具有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只不过攫取性制度下攫取者推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不能够持续而已。
攫取性制度下的增长不可持续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攫取者的任职期限。统治者或者当权者都有生命期限和任职期限，而不可能无限期任职，这会导致其短期行为，也就是在其任职期限内尽可能攫取，而不会有长远打算。
二是生产者的激励不足。生产者或者劳动者虽然被强迫努力劳动或者工作，但不是自愿的劳动激励，结果就是劳动所创造出来的产品越来越少。即便是表面上努力劳动，也会在实际上努力不足。比如前苏联的确在一定时间内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但是工人们的激励越来越小，因为工人们会想出越来越多的办法对付强制他们劳动者，消极怠工等。
三是攫取者之间的竞争或者冲突。攫取者之间会为获得有利的攫取条件展开竞争，使得既得利益者为维护既得利益、非既得利益者为获得攫取机会展开竞争，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竞争、既得利益者与非既得利益者之间的竞争，结果是降低了生产的激励，阻碍长期经济增长的实现。比如垄断者为保持垄断地位、竞争者为获得垄断地位而相互竞争或斗争，必然不利于生产的发展。
（二）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够实现长期经济增长
包容性制度是实现长期经济增长的条件。一个国家或地区要实现长期经济增长，需要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并存。这是因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经济制度能够克服攫取性制度下阻碍增长的条件或因素，并且能够为长期经济增长创造条件。这也有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生产者之间的激励。在包容性制度下，生产者有充分的激励从事生产活动，因为生产者能够占有所生产产品的大部分或者绝大部分，并且对此有稳定的预期，生产者从事生产活动的激励完全是内生的，不需要强制，这种生产具有稳定性和持续性，能够长久进行下去。
二是避免攫取者任职期限约束下的掠夺性攫取。在包容性制度下，没有攫取者，总统或首相等所谓的当权者或统治者不是攫取者，而更大程度上是议会等机构的代理人或议会等机构决策的执行者，这就避免了攫取性制度下统治者、当权者或任职者通过个人权力或权威进行攫取的行为。如果首相或总统等当权者不按照选民的意志行事或者作了违背选民意志的事情，就会受到选民的抵制，或者不能够再次当选。正是通过这种包容性制度，避免了攫取性行为，提高了生产者之间的激励。
三是避免了攫取者之间的非生产性活动，并促进了生产性活动的发展。在包容性制度下，人们更多的是从事生产性活动，通过发明、新技术等的采用获得有利的生产条件，而不是通过从别人那里攫取维护既得利益或者获得额外收益，这样能够鼓励创新、发明和新技术、新的生产条件的采用，进而促进生产。比如，美国的比尔盖茨（Bill Gates）是世界首富，主要是通过技术创新或发明创造来获得超额利润成为世界首富的，在他成为世界首富后还经常受到美国联邦法院等的反垄断调查或诉讼并且时刻面临着微软被分拆的危险，而墨西哥的电信巨子、世界首富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则主要是依靠与总统等当权者的关系垄断了墨西哥的电信产业并将整个电信产业收购为私有财产而致富的。盖茨和斯利姆创造财富或者使个人致富的方式有本质的差别。盖茨是在包容性制度下创造财富并致富的，而斯利姆则是在攫取性制度下通过垄断定价等进行攫取而致富的。
（三）攫取性制度下和包容性制度下经济增长的比较
根据前面的分析，在攫取性制度下，增长虽然能够实现，高速增长也可能实现，但是不能够持续增长或者说不能够实现长期稳定增长。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长期经济增长才能够实现。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可以用图形1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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