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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红墙女作家”顾保孜的代表作，既是一本政坛风云人物传记，又是一部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始末的纪实经典。
★详尽记述了十年“文革”期间中国政坛风云人物的悲欢命运，重点刻画了包括五十多位政坛高层的人生经历。基本按照人物职务高低编排，显示了作者的独到之处。
★著名摄影家杜修贤、侯波、吕相友等拍摄的珍贵历史照片，精彩重现了那些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的历史命运，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和场景展现在眼前。
★对于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读这本书，是对历史的很好学习；对于经历过“文革”的人来说，读这本书，是对历史的很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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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一部可以被完整“看”到的历史现场，数百个珍贵瞬间“说”出的悲欢际遇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令人难以忘却的特殊时期。在那个特殊时期，党、国家和人民遭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与损失。本书以生动而又详尽的笔触，记录了那个特殊时期，记录了那个时期政坛风云人物沉沉浮浮的史实，讴歌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刘少奇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鞭挞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王洪文等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丑恶行径。
十年生死、十年沉浮，前事不忘，后世之师。本书公开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真实再现了政坛人物悲欢离合的命运结局，既是一本政坛风云人物传记，又是一部披露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始末的纪实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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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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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保孜，1957年生，祖籍江苏兴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学学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现为第二炮兵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剧。从事专业创作近20年，被出版界誉为“红墙女作家”。著有《红墙里的瞬间》《铁血N4A》《红镜头》《中南海人物春秋》《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毛泽东正值神州有事时》等数十部纪实文学著作。多次获“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图书奖、解放军图书奖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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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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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
●毛泽东写出了令人震惊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周恩来这才知道“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指什么。
●江青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谢富治虚情假意的关心，激怒了周恩来。
●国务院副秘书长被迫害致死，总理值班室被撤销，周恩来表面平静，内心却汹涌如海。
第二章 风中劲竹看小平
●革命的一生，传奇的一生。他三次被打倒，又三次顽强地站了起来。
●毛泽东对邓小平不满，是因为他“不听话”；林彪忌恨邓小平，是因为他拒绝高岗的拉拢。“文化大革命”之初，邓小平处在各种矛盾的焦点上，理所当然成为“第二号靶子”。
第三章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之死
●八届十二中全会，在人数不足半数的情况下，却宣判了刘少奇政治生命的死刑。
●毛泽东说，他在1962年就看出刘少奇“有问题”，解决的办法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
●对刘少奇的批斗逐步升级，他写信给毛泽东：“我已失去自由！”
第四章 朱德被迫搬出中南海
●康克清一个电话，让朱德从玉泉山回到大字报铺墙的中南海，面对剜目的标语，朱德淡然一笑。
●中南海红墙变成了难以逾越的万重高山，传达室成为父女见面的温暖“山口”。
●一把“抄家”大火，父亲的信化为灰烬，如今女儿手中唯一的亲笔信，竟然是从别处征集来的。
第五章 陈云拍案而起
●康生向陈云发难，谢富治赤膊上阵：“陈云搞些什么？他一贯反毛主席，休息也不干好事。”
●林彪葬身大漠，陈云感慨万分：“这个人竟然干出了这样没良心的事……”
●陈云重返经济管理工作岗位，针对“四人帮”抛来的“洋奴哲学”大帽子，他拍案而起！
第六章 为民鼓与呼的彭德怀
●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达八万字的信，没有等来平反，却招来了一个“彭德怀问题专案委员会”。
●江青下达了批斗彭德怀的动员令。韩爱晶走到彭德怀跟前，当胸就是一拳，其他人也蜂拥而上……
●他所在病房不过10平方米。手术之后，彭德怀的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他疼得用牙咬着被单或大叫大骂。
第七章 倒在暗箭下的贺龙
●毛泽东把吴法宪的诬告信拿给贺龙看，并风趣地说：“我当你的保皇派。”
●贺龙怒吼道：“撞他妈的鬼！栽赃，完全是栽赃！”
●年逾古稀的贺龙睡在光光的床板上。连续45天断水，他为端一盆雨水而摔倒在地。
第八章 不惧淫威的陈毅
●周总理严厉警告造反派：“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
●陈毅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竟被“概括”成一句话：“陈毅同志拥护陈伯达意见。”陈伯达被毛泽东严厉批评，陈毅也因此被冷落。
第九章 康生罪恶的政治生涯
●康生依附权势，投其所好，用“理论”敲门砖，终于敲开了最高权力之门。
●“文化大革命”初期，康生使出看家本领，煽阴风、点鬼火，唯恐天下不乱。
●老帅们义正严词指责林、康、江：“你们把天下搞乱，到底想干什么？”
第十章 玩政治游戏而翻船的陈伯达
●陈伯达隐瞒历史劣迹，混入延安，成为所谓的“理论家”。
●许多无辜的人经陈伯达不动声色的暗算，莫名其妙地大祸临头。
●跟在林彪后头鼓吹“天才论”，陈伯达一个跟头从庐山顶栽到了山脚下。
第十一章 挺过寒冬的彭真
●北京拒绝刊登评《海瑞罢官》文章，彭真由此惹下“大祸”。毛泽东批评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
●批斗会上，彭真眼中露出不屈的光芒。彭真有吃夜饭的习惯，好心的战士每次分饭都要多给他一个馒头或窝窝头。
●“造反派”去部队驻地抢人，总理立即命令傅崇碧：尽一切努力把彭真抢回来。
第十二章 坐“直升飞机”上来的王洪文
●上海滩的痞子，摇身一变成了“总司令”；“安亭事件”后，张春桥发现王洪文是个“人才”。
●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王洪文豪情满怀：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毛泽东开始对王洪文发生兴趣，但王洪文却浑然不觉；做了副主席，王洪文开始显山露水。
第十四章 文坛“杀手”姚文元
●姚文元发表了13篇批判胡风的文章，毛泽东发现后，他便成为一颗文坛新“星”，名噪一时。
●姚文元连升数级，成为政治局委员，兼国家舆论总管。他开始以退为进，退到幕后却导演着幕前的一切。
●清明节，百万群众涌向天安门。姚文元在大会堂的窗内向外窥视，手中的冷汗将望远镜弄得湿漉漉的。
第十五章 江青十年“女皇”梦
●江青来到延安，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任军委档案秘书，她如愿以偿地摘走了本不属于她的果实。
●秘密会见维多克，醉心编织“女皇”梦。她将攻击的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
●毛泽东震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分道扬镳。”江青遭到批评后，将满腔仇恨泼向了邓小平。
第十六章 李富春与蔡畅的风雨路
●对“文化大革命”李富春始终不能理解，“二月抗争”中，他第一次在党的高层会议上说了话。
●邓小平出访法国，带回一份特殊礼物给李富春夫妇，他们重温在法国的留学时光，百感交集。
●蔡畅跑到李富春病床前突然急刹住脚步，定定地立在床前，泪水“哗”地涌出眼窝……
第十七章 陶铸大起大落中南海
●在对待造反派的态度上，陶铸与江青发生争执。江青等人想借助毛泽东打倒陶铸，没有成功，便煽动造反派围攻他。
●已经失去自由，监禁在中南海的陶铸看到姚文元的文章，两眼发直，悲愤地说：“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啊！”
●在合肥解放军某医院，陶铸走完了人生最痛苦的43天。告别人世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火葬场火化遗体，他是一个叫“王河”的烈性传染病人。
第十八章 乔冠华的坎坷政治生涯
●别人叫他“乔老爷”，他不生气。家人也不时地称他几声“乔老爷”，后来索性叫“老爷”，他全都认了。
●乔冠华虽然是批评人尖锐、眼中不容半点砂粒的人，但他也是非常重情义的人。
●在“批邓”整风中，他开始了坎坷的政治生涯；主席的一句话，使他的笑容重新绽现。
第十九章 李立三在悲剧中闪光
●李立三分别在苏联和国内坐过牢，两场举世震惊的政治大灾难，他均是受害者。
●他被专案组列入了重点迫害对象，第二次走进了牢狱。
●不堪折磨，李立三吞下了安眠药。当看管人员走进牢房时，李立三已离开了人世。他们把李立三的遗体以“服毒者李明”的名字送往火葬场。
第二十章 “开明君主”张闻天
●毛泽东说张闻天是个“开明君主”，张闻天感到十分满意：这是对我最好的评价！庐山会议吐真言，由此失去毛泽东的信任。
●戴着政治帽子进入“文化大革命”自然是难逃厄运。一个通知打发张闻天到广东，夫妇俩终于团聚。
●林彪倒台后，张闻天想回北京，但毛泽东拒绝了他，夫妇俩只好定居无锡。
第二十一章 “铁骨”立地罗瑞卿
●罗瑞卿开展全军大练兵，林彪妒火中烧，对他地位和权力威胁最大的人，莫过于罗瑞卿。
●江青要一套军装，罗瑞卿明确交代：军衣可以发，但不给领章、帽徽。
●历史也许有意让他等待，他保住了性命，却失去了左腿。
第二十二章 “乐天派”廖承志
●廖承志是个乐天派，脸上总是“天气晴朗”。有一次赶走记者，他得罪江青。他怒火满腔地表示：“那个戴眼镜的死了，我们戴红花！”
●周总理一道命令，廖承志走进中南海接受“文化大革命”政策教育。
●他指着江青的画像坚定地说：“他们坏事做得太多，要不了多久就会垮台的，一定会垮台的！”
第二十三章 伍修权的“三八”传奇
●中联部贴出了一张大字报，署名伍修权。这张大字报不但不解决问题，反而使他成了“跳出来的敌人”。
●伍修权终于结束了八年的“牛棚”生活！他的获释是毛主席直接干预和周总理努力的结果。他风趣地说：“我现在也是‘三八式’干部了！”
第二十四章 陈再道盼来平反的曙光
●林彪、江青的黑手伸向武汉，目的只有一个—搞乱武汉，乱中夺权。陈再道所在的武汉终于爆发两派群众的大规模武斗。
●造反派四处播放谢富治、王力在水电学院的讲话录音及王力的“四点指示”。被激怒的“百万雄师”抓走了王力。
●吴法宪等人气急败坏地窜到陈再道跟前，撕掉他的帽徽、领章，拳打脚踢。江青称道：“吴法宪有造反精神！”
第二十五章 杨勇保卫北京军区
●林彪终于伸手北京军区。杨勇报告主席：这伙人强行冲击军区司令部，我采取了适当防卫措施。毛泽东幽默地说了一句：“我们就把它当作一次防突袭演习吧。”
●身为北京军区司令员的杨勇，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造反派抓走了。
●造反派千方百计诱逼杨勇自杀，桌上摆着绳子和整瓶的安眠药。有人暗示说：“受不了，你可以死嘛。”
第二十六章 陆定一因何被称为“阎王”
●毛泽东对陆定一领导的中宣部提出严肃批评：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是个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叶群收到了有关部门转来的信件，打开一看，先是愤恨，继而大哭起来……
●政治局扩大会议前，每个座位上竟放了一张林彪证明叶群是处女的亲笔复印件，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留下了一大笑柄。
第二十七章 邓拓栽倒在“三家村”
●邓拓慧眼识宝，收藏了散失在民间的苏东坡名画，在康生的挑动下一时谣言四起，满城风雨。
●邓拓读了两遍姚文元的文章，感到里面潜伏着一派杀机。
●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终于降到了邓拓一家头上，邓拓成了“三家村黑掌柜”。
第二十八章 廖沫沙控诉“四人帮”
●廖沫沙打开《人民日报》，赫然在目的大标题令他头晕目眩：《请看廖沫沙的反革命面目》！
●廖沫沙得知吴晗、田汉被迫害致死的消息，痛哭失声，几天茶饭不进。
●廖沫沙根据“中央专案审查小组”的要求，写了一份全面的检查材料。它别具一格，幽默风趣，亦庄亦谐。
第二十九章 被“漩涡”吞没的周小舟
●周小舟回到了家乡做省长，把湖南搞得有声有色。毛泽东讲：“你已经不是‘小舟’了，你成了承载几十万人的大船了！”
●彭德怀的一封信受到毛泽东的批判，周小舟实事求是为彭德怀辩护，被罢官撤职。
●罢了官的周小舟时时刻刻想到的还是人民。手术后，发生休克，在昏迷中他还在呼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第三十章 掌握重兵的总长黄永胜
●林彪手下的得力战将，通过出卖他人取得林家的信任，成为掌握重兵的赫赫人物。
●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竟擅自带人跑到香港鬼混。为黄永胜的生活作风问题，平时从不轻易发火的罗荣桓元帅怒不可遏：这么大年纪，这么高职务，还不改，还要不要脸？！
●毛泽东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造反！”
第三十一章 吴法宪——从王牌政委到阶下囚
●投靠林彪，踏着被诬陷者的躯体，吴法宪终于坐上空军司令的宝座。
●逛长城时，年过五旬的吴法宪竟搀扶着只有20多岁的林立果行走。
●庐山会议上吴法宪再一次装错弹药，但这次崩掉的不只是一个手指了，而是后半生的岁月。
第三十二章 李作鹏的沉浮人生
●靠打击罗瑞卿踏上林家战车，李作鹏把海军变成了一所大冤狱。
●林彪甚至声称：“我活着不准反李作鹏，我死后也不准反李作鹏。”
●听了亲信的密报，李作鹏顿感凉水浇头。他不顾后果，私自篡改周恩来指示，放走林彪。
第三十三章 为林家驱驰前后的邱会作
●邱会作生活腐化，林彪多次保他。对林彪的知遇之恩，邱会作感激涕零。
●邱会作一面对林彪无微不至关心，如同他的私人后勤部长，一面置信义、良心于不顾，把攻击矛头指向叶剑英元帅。
●邱会作和其他几个同党一样，在政治舞台上输掉了全部赌注，宣判结束后，邱会作情绪激动，竟然高呼：共产党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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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周恩来砥柱中流
江青一伙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
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谢富治虚情假意
的关心，激怒了周恩来。
“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江青一伙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到处煽风点火，制造混乱，以便为他们浑水摸鱼、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条件。周恩来为了稳定局势，维持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保护一大批老干部过关，就处处为他们“灭火”。这一“放火”与“灭火”的斗争，一直持续到周恩来积劳成疾，因病逝世。
周恩来每次出席较大的群众集会或接见群众代表的时候，都要事先通知“中央文革小组”派人参加，可是每次他们都找借口不来，或者是故意拖延时间，让周恩来等候很久。周恩来每天工作繁重，日理万机，尤其是那个史无前例的年代，有时几乎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挤掉了，时间对他来讲是非常宝贵的，可是江青一伙就是这样百般刁难周恩来。1 9 6 6 年1 2 月2 4 日晚上，总理要到北京体育馆参加国家体委批斗贺龙的大会。在这之前，江青、康生鼓动红卫兵到处揪斗贺龙，连他的家也被冲击了，弄得贺老总无处安身。周恩来多次出面保护，还曾把贺龙夫妇接到中南海西花厅自己的家里保护起来。这次在体育馆召开的批斗贺龙的大会，是要保护贺龙“过关”的。讲好大会是7 点钟召开，可是到8 点多钟，周恩来仍坐在休息室等候“中央文革”的人来，
直到他们来了，才一同进入会场。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天，北航“红旗”一批红卫兵要冲击国防部大楼，叶剑英、陈毅等几位老帅听到这个消息都急了。11月8日，曾经发生过一起外地造反派冲击国防部大楼的事，后来被劝阻了。这次北航“红旗”又要冲击，是江青一伙人在背后煽动的。国防部是国家军机要地，万一被这伙红卫兵冲击进去，来一番打、砸、抢，后果将不堪设想。周恩来知道后非常着急，一面打电话劝告冲击国防部的红卫兵赶快退出去，又以他的名义起草一封信函，指出冲击国防部是要犯严重错误的。经过多方耐心的劝说工作，才平息了这次事件。
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几乎天天开，会议内容也几乎全是研究解决“中央文革”在社会上和各个单位里挑起的各种事端。当时形成了这样一个局面：江青、张春桥、康生在钓鱼台“放火”，周恩来等中央常委在人民大会堂“灭火”。这个碰头会在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后就由周总理主持，每次会都开得非常艰苦。当时张春桥经常列席常委碰头会。可是每当江青等人暗中鼓动群众闹事，给周恩来和老帅们出难题的时候，张春桥就转入幕后，不来参加碰头会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江青、张春桥、康生等一伙人尽力“放火”，周恩来千方百计地去“灭火”，使这伙野心家不能称心如意地实施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因而他们对周恩来恨得要死。江青在背后多次恶狠狠地讽刺周恩来是“灭火队长”。1967年2月间，一次江青歇斯底里大发作，放肆地当面指着周恩来说：“你一贯地跟‘中央文革’分庭抗礼，长期搞一个政治局碰头会，还有国务院碰头会，把‘中央文革’里的常委拉到你那边去，你成心拆散‘中央文革’。”她还威胁周恩来说：“要知道，我们‘中央文革’不出面保你，你周总理也会被打倒的。”活脱脱一副无赖泼妇的嘴脸，充分流露出了她对周恩来的仇恨。
初期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还比较齐全，被江青一伙视为“异己”的人，尚未被他们排挤和打倒。可是，随着他们的阴谋逐渐暴露，小组内部意见分歧的事就多起来了。从表面上看，“中央文革小组”好像是一致的。但当江青一伙人给周恩来的工作制造种种刁难时，就采取由自己一伙人幕后操纵的手法。1967年1月13日，周恩来针对中南海贴出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一事，召集中央办公厅的同志讲话，明确指出应当保护刘少奇。这个讲话内容戚本禹是知道的，但他就没有告诉后来去看大字报的“文革小组”的其他成员。事实上，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正是在戚本禹指使下贴出的。
有人做过一个不完全的统计，仅从1966 年8月到12月的4个月中，周恩来参加的红卫兵大型汇报会、座谈会在40次以上（未计入无数小型的汇报和个别的约见）；从1966年7月到1967 年1 月的半年多时间内，周恩来亲自接见红卫兵、处理由红卫兵引发的突然事端及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各种文件达230次之多。毛泽东1966年8月18 日到11月26日，在天安门8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和群众组织的代表，总共约1100万人。每次接见，从始至终，都是由周恩来亲自安排。从毛泽东的安全保卫、行车路线，直至红卫兵的食宿、军训等细微琐事都由周恩来亲自过问。就是这样，江青一伙人还要“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处处刁难，给周恩来的正常工作设置许多意想不到的障碍。
1966 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之前，突然发生了蒯大富为首的“三司”带头闹事的“口号事件”。事情的起因是组织这次接见的大会指挥部拟好的一份标语口号，因其中一些口号太长，中央宣传部负责处理此事的同志怕群众呼口号不便，因而删去了一些，由此就引发了这次闹事。蒯大富的“三司”串联北航“红旗”，数万学生上街游行，冲到天安门，高呼要揪出“篡改”口号的“黑手”，高呼“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形势十分严峻。周恩来为了平息这次事件，18日凌晨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商讨处理办法，并指出决不能因闹事干扰当天毛泽东的接见活动。因为周恩来一夜未休息，加上精神极度紧张，神情显得很疲惫。会议开始后，他正要讲话，突然谢富治带着一种明似关心、实则幸灾乐祸的阴暗心理，阴阳怪气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可要爱护身体呀，你又一夜没睡觉了吧，这样可不行呵……”谢富治的话还没有讲完，周恩来带着无法抑制的愤怒，双眼紧盯着谢富治，斥责他：“你这是什么意思，故意刺激人的感情……”当时与会的人都吃惊了，他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周总理发这么大的脾气。谢富治当时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不敢抬头。周恩来对谢富治发火不是偶然的，他早已洞悉了谢富治的心态。谢富治明明知道正是林彪、江青迫使周恩来和老帅们没有片刻安宁，将他们折磨得身心交瘁，却假惺惺地表示“关心”，正是这种虚情假意的“关怀”，激发了周恩来长期压抑着的愤慨。
“文化大革命”初期，江青、陈伯达就攻击周恩来“和稀泥”、“搞调和”、“折中主义”。1966 年10月3l 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逝世3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桑骂槐地影射攻击周恩来是“那些貌似‘公正’而实际上站在旧势力一边的‘正人君子’们”，叫嚣要“撕掉那些新式的‘正人君子’们折中主义的假面具”。在江青、康生、陈伯达的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纪念我们的文化革命先驱鲁迅》中，更露骨地指责：“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搞折中主义，实际上就是站到敌人一边。”
周恩来在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中，经历了许多惊涛骇浪和极为复杂惊险的政治斗争，都没有像“十年浩劫”中他所面临的这样艰难、这样复杂。当这场风暴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时候，周恩来力挽狂澜，鞠躬尽瘁，委曲求全，苦撑危局，始终坚守岗位，顽强搏斗。他以高超的斗争艺术，和林彪、江青一伙周旋，力排干扰，消除动乱，竭力想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解脱出来。
江青一伙妄想利用“伍豪事件”摆平
周恩来，知情的康生此刻却装聋作哑，一
声不吭。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月中，那些阴谋家、野心家们得出的一条重要“革命”经验是：一个人如因建国后1 7 年内或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而被打倒，往往是“打”而不“倒”或“倒”而不“死”；但如果这个人因有“历史问题”而被定为“特务”、“叛徒”，那将被彻底打倒，永世不得翻身。这正是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打、杀、迫害老干部，实现篡党夺权阴谋的一大伎俩。在康生、江青等人的授意下，从1966年9月起，各地成立了一些“揪叛徒”组织，这些组织去查找一些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报纸，从中找“叛徒”；他们还批准这些组织以“中央特许”和“中央专案组”的名义到各地任意抄家、抓人、审讯和查阅机密档案。他们或把历史上早有正确结论的事件重提出来，把水搅浑，或无中生有，随意栽赃，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刘少奇、薄一波、安子文、陶铸、刘澜涛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被他们用这种卑劣手段打成“叛徒”、“特务”的。
在这场“揪叛徒”的狂潮中，周恩来也没能幸免，江青把“叛徒”的套索甩向了周恩来。
1967年春，天津南开大学的红卫兵组织在查阅1932年的上海旧报纸时，发现一则《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启事》原文称：“敝人等深信中国共产党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谓发展红军牵制现政府者，无异消杀中国抗日之力量，其结果必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国民族于万劫不回之境地，有违本人从事革命之初衷”，“敝人本良心之觉悟，特此退出国际指导之中国共产党”。《启事》的落款是“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当造反派头子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别名后，于5月12日将这一启事的抄件送与江青。本来，这是30多年前由国民党反动派和党的叛徒顾顺章合谋伪造诬蔑我党和周恩来的事件，在党的历史上早已作了澄清。1943 年在延安整风会和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都作过汇报。但是，江青却如获至宝，认为这是打倒周恩来的“绝好材料”。在与“中央文革”一伙密谋一番后，江青采取突然袭击手段，于5月17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阴险地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要求同我面谈。”同时，随信附上红卫兵交来的“材料”。
江青此举，实际上是逼周恩来作出交代的通牒，是从背后刺向周恩来的暗箭。这些，从康生的一些举动中也可得到印证。当时作为中央特科负责人之一的康生，对国民党伪造这个启事的前前后后是一清二楚的。1962年10月31日和1963年12月27日，康生在两个提到所谓“伍豪脱党启事”的材料上写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然而，此时此刻，当江青欲以这一事件置周恩来于死地时，康生却装聋作哑，一声不吭！
对江青的居心叵测，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然而，周恩来知道，对江青一伙，仅仅进行反驳是不起作用的，江青、康生一伙一手造成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冤案就是前车之鉴。
试想一下，薄一波等人“自首”出狱这样一件中央知道并且在党的两次代表大会上作过结论的事，在那人妖颠倒的年代转眼间就被定性为“叛徒集团”。那么，谁又能保证“伍豪等脱党启事”不会演绎成第二个“叛徒集团”？也许，江青一伙正是基于诬陷“六十一人叛徒集团”的“大获全胜”，才敢明目张胆地以“伍豪启事”来诬陷周恩来。更为要紧的是，周恩来想到，如果他在这个时候被打倒，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事。他深知在当时的情况下，自己负有一种别人无法替代的责任与使命。陶铸被打倒了，几位老帅和几位副总理也因“二月逆流”靠边站了，唯有他能争得毛泽东的支持，和党内的正义力量一起，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相抗衡。而一旦他被打倒，林、江两个集团将更加肆无忌惮，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安危将不堪设想。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周恩来又怎能不慎而又慎、防而又防？
所以在5月19日，接到江青信后的第三天，周恩来断然放下手头各事，亲自调阅了1932年上海各种旧报，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连日因忙于四川和内蒙问题，并同内蒙军区请愿战士分批谈话，直到今天才抽出一天工夫翻阅上海各报。江青同志也于昨日转来各件。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18日的伪造启事，它是先在《新闻报》2月18日登出的，登后同天，上海临时中央方面就向申报馆设法联系，结果，《申报》20日、21日登出伪造的启事，22日登了广告处给伍豪先生另一广告启事的拒登回答。大概这是当时所能做到的公开否认伪造启事的办法。我在记忆中，有通过申报馆设法否认的处置，但结果不明。16日午间已向主席这样说了。不过我原来将伪造的伍豪启事记在通缉杀人凶犯周恩来、赵容（即康生）之前，现在证明我记错了。查遍1931年顾顺章、向忠发相继叛变后的上海各报，并无另一个所谓伍豪启事，而红卫兵也未发现另一启事，可见在我的记忆中的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之后发生的，所以，我只能从电报和来信中知道，也就不全了然了。
现在，把四中全会后与此有关的编为大事记送阅，同时，送上报道最详的上海《时报》1931年11月12日合订本一册，《申报》1932年1月2日合订本两册，请翻阅。
此事需否专写一报告，待主席、林彪、康生、江青各同志传阅送上各件后，请再约谈一次，好作定夺。
周恩来
5月19日夜
毛泽东看了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后批示：“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显然，毛泽东没有搭理江青的企图。1967年底，北京有一学生给毛泽东写信，重提“伍豪等脱党启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周恩来先后将载有伪造启事的报纸和他给毛泽东的信及毛泽东对此事的批示拍照存档。1968年1月，他又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告知她将有关材料存档的事，并说：“此事在1931年、1932年，凡熟悉上海政情和共运的，均知其仿造，我在1943年延安整风、下半年开的中央会上已原原本本谈过，今年有暇，我当在小碰头会上再谈此事，并予录音，记入中央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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