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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西方那块土:钱乘旦讲西方文化通论

書城自編碼: 2594740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文化世界各国文化
作者: 钱乘旦
國際書號(ISBN): 9787301258910
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5-08-15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52/300000
書度/開本: 16开 釘裝: 平装

售價:HK$ 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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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西方那一块土:钱乘旦讲西方文化通论》:寻人类文明踪迹,知西方社会兴衰,听北大教授讲土生土长的西方本土文明。
《西方那一块土:钱乘旦讲西方文化通论》观点鲜明、脉络清晰、剖析深刻,笔调轻松、信息量大。丰富的插图与生动的文字相得益彰。
內容簡介:
《西方那一块土:钱乘旦讲西方文化通论》主要内容是用历史学、文化学、社会学的方法动态地介绍西方文明的特点、形态、其发展的过程、演变的经历、各时期的不同表征及相互之间的关联等。通过学习,学生可以对西方文明有相对宏观同时又比较深入和系统的了解,懂得西方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变成现在这样,它的价值基础是什么,各时代的特征如何,各时期的文化成就及它们如何反映时代精神,人们应当如何认识当代西方文明和西方社会,等等。
關於作者:
钱乘旦,历史学博士,英国考文垂大学荣誉文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英国史研究会会长,英国皇家历史学会通讯会士。代表作品有:《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第一个工业化社会》《在传统与变革之间》《工业革命与英国工人阶级》《英国通史》《二十世纪英国》《寰球透视:现代化的迷途》《寻找他山的历史》《思考中的历史》等,译著有《剑桥艺术史》《帝国斜阳》《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等。
目錄
前言
第一讲 人的出现,农业的出现
山川湖泊与自然环境
人类的出现
农业的出现
文明的出现
第二讲 西亚、北非和文明的出现
两河文明的出现
苏美尔
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
古埃及文明
第三讲 欧洲文明的起源
欧洲文明的渊源
希腊文化
神话与真实
希腊政治发展
第四讲 古代希腊文化
城邦与战争
马其顿征服
希腊化时期
希腊文化与艺术
第五讲 古罗马政治与社会
罗马共和国
罗马帝国
蛮族入侵
罗马文化
第六讲 基督教的产生
犹太人的故事
一神教
基督教的出现
基督教会
第七讲 中世纪社会文化
民族大迁徙
封建制
国家与社会
思想与文化
第八讲 中世纪盛期到文艺复兴
十字军东征
商业的兴起
城市的壮大
文艺复兴
第九讲 欧洲向近代过渡
文艺复兴--知识和科学的解放
社会变动--农奴制解体
新国家形态--民族国家
新经济思想与国家操作--重商主义
世界成为一体--地理大发现
第十讲 近代早期发展
专制王权
地理大发现
宗教改革
天主教会反改革
第十一讲 思想革命与政治革命
清教与英国革命
启蒙与法国革命
开明专制
新时代
第十二讲 科学、理性、工业
理性主义
科学的兴起
英国工业革命
其他国家的工业革命
第十三讲 西方的扩张
领土扩张与殖民帝国
奴隶贸易与全球贸易体系
美洲的开发
大国争霸
第十四讲 美国的崛起
殖民地的遗产
新民族的缔造
美国精神与"美国梦"
美国崛起
第十五讲 19-20世纪:国家、战争和社会
民族主义与国家
战争与社会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现代文明的悖论
参考书目
后记
內容試閱
第三讲
欧洲文明的起源
欧洲文明的渊源
神话与真实
希腊的政治发展
城邦与战争
大家会觉得奇怪,讲了两次课,还没有讲到“西方” !我们介绍 “西方”文化,可是直到现在还在讲“东方”,连西方的边都没有碰上。这堂课终于要讲西方了,“西方文明”现在就出现。
欧洲文明的渊源
大家会问:既然讲西方文明,为什么先从东方讲起?当然这里的“东方”指中东,而不是远东,不是中国、日本,或南亚、印度。在古代欧洲人的脑子里,东方是指中东。但为什么从中东开始讲呢?那是因为西方人都这么说,西方人认为中东的早期历史属于他们的文明历史。大家觉得奇怪,西方人总是不讲理;但如果他们不这么说,西方的文明就有点短,充其量只有3000多年历史,于是他们就把古代的两河文明也包括进去了。不过这个地方现在却很穷,西方人就不认它了。他们说,这个地方不是西方,而是东方,他们的文明不是我们的文明。古代的文明是他们的,现在的文明不是他们的,西方人总是很有道理。
但是,中东地区和西方文明有没有关系?确实有,说西方文明的源头在东方,的确不算错。先讲一个故事:
希腊这个地方有一座山,叫奥林匹斯山,山上住着的不是人而是神,众神有一个首领叫宙斯,他负责管理这些神,也负责维护人间的秩序。为此,他在空中走来走去,巡游视察,看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乘职务之便,他也顺便看看地面上有没有漂亮的小姑娘。有一天,他确实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正和一群女孩子玩耍,那些女孩都是她的侍女,这个姑娘是腓尼基国王的女儿,叫“欧罗巴”。腓尼基在今天地中海的东岸,差不多就是黎巴嫩这个地方。大神宙斯看到欧美丽又可爱,就变身为一头公牛。小姑娘看它光泽铮亮,而且温文尔雅,于是就走过去,用手抚摸它。公牛显得很温顺,舔一舔她,还跪下来,让小姑娘骑上去。不过等她爬上公牛的背,牛就猛地站起来,狂奔到海边,海水分成两半,每边都巨浪滔天,中间劈开了一条路。公牛狂奔了两天一夜来到一块陆地,登陆之后现出原形,原来就是宙斯。小姑娘没有办法,只好接受宙斯的求婚做他的妻子;其实宙斯有很多妻子,现在只是又多了一个。小姑娘登陆的地方后来就以她的名字命名叫“欧罗巴”,中国人把它翻译成“欧洲”。不过,这个地方应该是今天的克里特岛,当然它属于欧洲。
大家觉得很奇怪,我们只是说了一个神话,而神话有点胡编乱造;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说欧罗巴在克里特岛登陆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还要再讲一个故事:
古代,希腊以南的地方有个米诺斯王国,国王是宙斯与欧罗巴的儿子。这个国王非常能干,对老百姓很善良,米诺斯王国繁荣富庶,国泰民安,大家都高高兴兴,没有战争,是一个非常安宁与和平的国度。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头怪牛,是半人半牛怪。它脾气暴躁,动不动就发火,还要吃人,国家被扰得不得安宁。米诺斯国王想出一个办法,他建造了一座迷宫,把牛关到迷宫里,这以后它就出不来了,国家又恢复了平静。但什么是迷宫呢?有同学去过圆明园,那里有一个皇帝和妃子做游戏的地方,一圈墙套着一圈墙,每圈墙上都有一些缺口,人一旦进去以后就很不容易出来,那就是迷宫——当然米诺斯的迷宫是根本出不来的。怪牛关进去以后,天下就太平了。
这又是一个神话!不过这个神话中的人物与第一个神话中的人物有关系——希腊神话的特点就是这样,所有神话故事都可以串到一起,最终编织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尽管如此,神话终究是神话。可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发现其中很多传说有事实的依据。有一个英国考古学家坚信克里特岛上曾经存在过米诺斯王国,他带着一批人去发掘,果然找到了迷宫,这就证明至少关于迷宫的说法是确凿的。他继续发掘,又发现了米诺斯王宫,而王宫的式样和规模都很了不起,证明在这个地方确实存在过繁荣的国家。再挖掘,结果把城市挖出来了,于是就充分证明了一个古代国家的存在。经过多年的考古,人们逐渐知道了这个国家是怎么建立的,这个地方的人是从哪里来的,这里的文明大概发生在什么时候。现在人们知道,这里的人来自地中海东岸,大概是现在的黎巴嫩和叙利亚。可是这样一来就很有趣了:欧罗巴是腓尼基国王的女儿,腓尼基在哪里?差不多就在黎巴嫩!看来,传说中确实隐含着真实的成分,传说是古代人类的记忆,用神话的形式记录下来,留传给后代,成为后代的神奇想象。神话和人类的史前史有关系,这是现代神话学的一个共识。
因此,希腊神话中关于欧罗巴和公牛的故事里隐藏着某些古代的事实。现代考古学已经证明,克里特岛确实是欧洲最早出现文明的地方,但克里特人从哪里来?恰恰来自地中海东岸,是古代腓尼基人的地方;欧罗巴这位古代腓尼基王的女儿,她的神话中一定浓缩了某些远古的真实。可以相信,克里特岛的文明来自地中海沿岸,至少是受到那个地区的实质性影响;克里特文明早于希腊文明,而欧洲最早的文明确实出现在克里特——这样,关于欧洲文明起源的问题,被隐隐约约地连成了一条线。
神话与真实
欧洲人长期相信希腊文明出现在公元前800年左右,相当于中国的西周晚期。那时确实出现了文字的记载,说希腊已经有国家,产生了文明。希腊国家叫“城邦”,是城市国家,每个国家都以城市为中心,连同周边的农村,形成独立的政权。但这种信念后来被人们打破了,人们发现希腊文明要早得多。早到什么时候?又要说到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了。根据希腊神话,海的女神忒提斯与地上的英雄帕琉斯结婚(“英雄”是半人半神,不是普通的人),为此大摆宴席,宴请所有的神。但她忘记了厄里斯——“纷争女神”,厄里斯专门掌管制造矛盾,也就是“是非之神”,这样就惹出麻烦来了。厄里斯不请自到,在婚宴桌上放了一个金苹果,上面写着“献给最美丽的女神”。但谁是“最美丽的女神”呢?女神中出现三位竞争者。第一位是天后赫拉,宙斯的正妻;第二位是雅典娜,智慧之神与雅典城的守护人;第三位是美的女神阿芙洛狄忒,也就是爱神,罗马人把她叫作维纳斯。三女神争执不下,就去找宙斯评判。宙斯说:这不归我管,你们去找一个人,他住在特洛伊城,是特洛伊国王的儿子也就是王子,他一眼就能看出你们当中谁最漂亮。
三女神于是去找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她们都想当上最美丽的女神,于是就去贿赂他——神也会贿赂啊,而且是在古希腊呢,可见不正之风盛行已久!赫拉说:你让我当上最美丽的女神,我就给你权势——赫拉是天后、宙斯的妻子,所以她说这样的话。雅典娜说:我给你智慧,让你当最聪明的人。最后阿芙洛狄忒对帕里斯说:我给你天底下最美的女人,只要你说我是最美丽的女神。帕里斯很喜欢,就说:好,我要她。于是,阿芙洛狄忒成了最美的女神。但最美的女人在哪里呢?在斯巴达,斯巴达是一个希腊城邦,斯巴达国王的妻子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她叫海伦。阿芙洛狄忒履行诺言,她把海伦拐骗到特洛伊,交给帕里斯,帕里斯于是得到了海伦。但希腊人却无比愤怒,所有的希腊人团结起来,要血洗这个奇耻大辱。在迈锡尼国王阿喀琉斯的带领下,希腊所有城邦组建联军,浩浩荡荡前往特洛伊,把城围起来打了十年仗,还是没能打下来。最后,有人献了一个木马计,木马里藏着的希腊勇士在半夜里冲出来,里应外合,攻下了特洛伊城。
特洛伊的故事在希腊神话里非常著名,这个故事写在荷马的一部史诗中,也就是《伊利亚特》。同学们觉得奇怪,我通篇讲希腊神话,这跟西方文明有什么关系?看起来没有关系——神话是神话,文明是文明,但神话与文明竟可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世纪70年代,德国人谢里曼证明了《伊利亚特》不是“诗”,而是“史”。谢里曼从小喜欢读《伊利亚特》,读得十分入迷,心想以后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去寻找特洛伊城。后来他经商,赚了一大笔钱,便开始寻找特洛伊城。他采用的方法很荒唐:拿一张大地图,对照《伊利亚特》故事里的描写,用一支笔、一把尺,按照故事的叙述在地图上画线,最后把希腊军队的行军路线标出在地图上,最终指向土耳其西北角一个不毛之地——当时那里是一片黄沙,还有一个土堆。谢里曼相信这就是当年的特洛伊所在地。于是他找来一批人挖掘,挖了一个月,什么也没有,再挖几个月,还是什么也没有,继续挖下去,居然挖出东西来了。当时,大家都觉得这个人脑子不对,怎么会相信荷马传说是真事?但结果却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特洛伊城确实是给挖出来了!挖出来的地方,和荷马史诗所描写的城市——其街道、布局等——基本一致,这就有力地证明了特洛伊战争确实曾经发生过,而荷马传说中隐藏着许多历史事实!由此,整个世界为之哗然,对神话的看法也发生了改变。接下来,谢尔曼一不做二不休,又跑到希腊去发掘迈锡尼城。在荷马史诗中,迈锡尼国王是希腊联军的指挥官,他带领联军攻打特洛伊城;迈锡尼如果找到了,就更加证明了荷马史诗的真实性。谢里曼真的非常幸运,这一次,他在希腊一个叫“迈锡尼”的地方挖掘迈锡尼城,结果不仅找到了迈锡尼,而且挖出一个黄金宝库,那里的许多墓葬中藏着大量黄金,而这也让他大大地发了一次财。谢里曼靠着相信荷马而证明了荷马,这在考古学上是一次奇迹!
现在我们知道,特洛伊战争大概发生在公元前1250年,比人们以前认为的希腊文明发生的时间(公元前800年)早了400多年,并且,此前还有更加古老的文明存在。就在迈锡尼文明形成之时,希腊更南部的地方已经有更早的城市存在,它们形成于公元前1600年左右。而迈锡尼文明与克里特文明是什么关系呢?克里特文明比迈锡尼文明还要早,但后来迈锡尼文明消灭了克里特文明,这在荷马史诗里也有记载;克里特文明被南部希腊所接受,我们把这个时期叫作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希腊的这个部分是整个欧洲最早的文明所在地,而这个地方的文明又起源于地中海东岸。于是,中东和现在的欧洲在文明上是有联系的,欧洲出现文明,是受到了中东文明传播的影响。当然,关于欧罗巴和公牛的神话是没有办法证明的,但文明传递的脉络现在大体上知道了。
最后,荷马史诗从哪里来?为什么荷马史诗里隐藏着那么多真实的成分?可以这样设想:特洛伊战争结束后,也就是公元前13世纪,参加过战争的战士们回到家中,那是段光荣的历史,战士们返乡,会把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亲身经历的事讲给乡亲们听,其中还有些胡编瞎造的传说,如海怪、女神之类。有人觉得好玩,就再讲给其他人听,结果故事就越传越离奇了。慢慢传到“行吟诗人”那里,也就是说书、卖唱的那些人耳中,他们是以讲故事为生的,四方游荡说书卖唱,说得好村民就拿面包给他们吃,说得不好就把他们赶走,所以他们就会不断地把故事编得更加离奇、更加丰满,越编越神奇,金苹果和复仇女神都出来了。最后,有人将所有这些故事汇集在一起,就成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再到后来,人们说这个编故事的人是个瞎子,叫“荷马”,他因为双目失明做不了其他事,就专门靠说故事为生,“荷马史诗”由此出现了。但荷马存在过吗?我们的确不知道,也许“荷马”是很多人、是很多瞎子,也许只是人们想象中的一个人。但是从特洛伊战争到荷马史诗的出现间隔了好几百年时间,在荷马史诗出现时,希腊文明已经发生变化,那时是公元前9—前8世纪了。
特洛伊战争以希腊的胜利而告终,但对于希腊城邦来说,持续了十年的战争依然带来巨大的损耗——试想,如今的超级大国美国在伊拉克打了十年仗也大伤元气,当年的希腊城邦怎能经得起战争的长期折磨!在这个背景下,北方有一批蛮族乘虚而入,他们是多利亚人;希腊无力抵抗,于是,就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约50年,多利亚人消灭了早期希腊城邦,而特洛伊、迈锡尼这些地方也就永久消失了,被深深地埋藏在人们的记忆里。此后,希腊进入大约400年的“黑暗时期”,有文字的记载断裂了,后人无法了解其中的情况。像这种文明中断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不止一次出现,比如印度最古老的文明因为“雅利安人”的到来而消失,新的文明需要重新萌生。印度文明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种姓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社会最底层的人叫“不可接触者”,是贱民,今天被称为“表列种姓”,只是比较好听一点而已——他们就是被消灭的古老文明的后裔,雅利安人征服之后,把他们变成了奴隶。在英国,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后也进入约200年的“黑暗时期”,直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流传下来的只有一个“亚瑟王与四十圆桌骑士”的美好传说。
希腊的政治发展
回到希腊。“黑暗时期”过去了,城邦又重新出现了,不过这时的希腊人已经是带着蛮族血统的新人了,这些人,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希腊人”。公元前800年左右,希腊存在着好多城邦,包括斯巴达、底比斯、雅典等,希腊半岛没有多大,却存在着几百个城邦,每一个城邦都有一个独立的政府,事实上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种国家与后来人们知道的人口众多、行政统一、资源丰富、机构复杂的国王或总统的国家不同,与同时代世界其他地方存在的国家比如埃及、波斯也不同。希腊是一个以城邦为基础的“希腊世界”,它只在和其他地方发生战争的时候才是“希腊”,否则就只是一些城市国家,分别叫“雅典”“斯巴达”等。这些城邦有许多共同之处:第一,大家都讲希腊语,所以走到哪里都能听懂别人的话;第二,相互之间总是在不断打仗,你打我、我打你,不过有一个休战时期,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到了那个时候,所有的希腊人都不打仗,借此来表达共同的身份。不过,体育场上还是有对抗的,只不过是体育对抗,而不是战争对抗,谁比赢了,就等于把其他人打败了;第三,当外来敌人入侵时,所有的城邦都会团结起来,组成共同的希腊联军,希波战争就是这种情况,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希腊”才是一个共同体,才具有“希腊”的真实含义。
城邦中最大的大约有6000平方公里,那是斯巴达;接下来是雅典,2000多平方公里,与香港差不多,所以都不是大地方。其余的就更小了,面积只有数百平方公里,如果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摆满城邦,要摆上好几万个才行,否则960万平方公里怎么填得满?但正因为小才能成为城邦,否则就应该是帝国了。城邦的人口也很少,雅典在人口最多的时候大概有30万人,斯巴达最多时达到35万——这个数字是很小的,现在北大的校园里应该有四五万人了。
城邦的政治制度很有意思,这里介绍两个城邦:雅典与斯巴达。斯巴达三十几万人口中只有8000多公民;这8000多公民应该是从北方南下的多利亚人的后裔,他们征服了当地居民,称这些人为“希洛人”,意思是国家奴隶。希洛人不可以离开自己的土地,没有公民权,也没有国家义务,他们不参加战争,只是为斯巴达人种地,养活那8000多个公民。公民负责管理与保卫城邦,这既是他们的权利,也是他们的义务。他们选举30人组成长老会议,这是国家大政方针及政策制定和裁决的机构,成员只能在6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中挑选,其中包括28个长老、两个国王,但国王没有实权,唯一的职责是在战争爆发时率领军队出征打仗。设立两个国王是为了权力制衡,一个国王就可能大权独揽,变成后来的拿破仑。长老会议之外,所有其他公民组成公民大会,这是斯巴达最高的权力机构,决定城邦的最高事务。此外还设置5个监察官,负责日常行政,逐年改选换届。
雅典的情况有所不同,很长一段时间里它都是一个贵族统治的城邦国家。“贵族”这个词需要做一点说明,它和我们通常理解的不一定相同。希腊城邦起先建立在氏族的基础上,氏族以血缘为纽带,按父系或母系确定成员资格。在氏族制度下,夫妻分属于不同的氏族,家庭是被拆开的,一家人从身份上说不一致,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也不完全一样。但在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日益完善后,家庭会变得越来越重要,逐渐成为社会的基本单元,氏族社会也就慢慢瓦解了,但氏族的观念仍然会存在,任何人出身于哪一个氏族,大家心中都很明白。有一些氏族自古以来就高人一等,它们是“高贵的氏族”。这种氏族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贵族,整个氏族是贵族。这种情况和中国古代不一样,比如《红楼梦》里贾宝玉的祖父为皇帝打仗,立了战功受封荣国公,他这个人成了贵族,一家子也跟着他成了贵族家庭。希腊的“贵族”不是一种个人的身份,而是一种氏族的身份。
在希腊,所有城邦开始时几乎都由贵族掌权,也就是说,由属于贵族的氏族掌权。公元前500年左右,贵族和非贵族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危及城邦的稳定,于是有一个政治家梭伦进行改革,把以血统为基础的政治结构改变成以财产为基础的政治结构,也就是财产决定政治权利。这样,富人的地位就提高了,贵族则受到打击。梭伦改革得罪了许多人,因此在梭伦死后情况又变回去。不过变革的趋势却未能停止,公元前480年左右,公民大会取得雅典的最高权力,公民大会是雅典所有公民都可以出席的一种集会,它取得最高权力,就意味着所有雅典公民都可以参与决定城邦的最重要事务。因此,后来很多人说雅典的制度是民主制度,与斯巴达的制度完全不同。公民大会还选出500人组成长老院,并从这些人中选举执政官,任期一年。从理论上说,每一个雅典公民都具有同样的政治权利,也承担相同的社会职责,
但关键是雅典有多少“公民”?只有4万人。雅典总共有30多万人口,其中4万是公民,占总数的18或19,这样就出现问题了。其中的原因,首先,雅典是奴隶制社会,奴隶占人口的多数,奴隶没有任何权利,和在斯巴达的情况是一样的。其次,人口的一半是女性,在当时希腊人眼里,女人不属于“人”,当然不会有公民权。再次,未成年人也不具备公民资格,所以在30多万人口中,就只有4万多公民了。从理论上说,这4万人具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应当为城邦效劳,可以并且有责任承担公职。
但实际情况却没有那么简单,问题在于任公职者不拿工资、没有俸禄,穷人于是不愿干——整整一年没有收入,穷人的生活如何维持呢?结果愿意承担公职的就只剩下富人了,雅典由此而成为富人掌权的国家。人们从来都把雅典看作西方民主制度的起源,可是在“民主”的源头上,我们就看到了金钱的力量。有钱人不一定是血统上的贵族,但他们是金钱上的贵族。
城邦与战争
另外一个问题是雅典和斯巴达的比较。西方主流话语说斯巴达是寡头政治,雅典是民主政治,至今西方人都赞美雅典、贬抑斯巴达。当然,斯巴达只有8000人享有公民权,而雅典有4万,但就本质而言,它们有什么区别呢?一个城邦的18是公民,另一个城邦的140是公民,我们就说这个城邦好、那个城邦不好,岂不是典型的五十步笑百步或者二十五步笑百步?可是西方人为什么贬低斯巴达、赞扬雅典呢?其实是把雅典的制度概念化、抽象化了,作为意识形态来使用。斯巴达有王,雅典没有,但斯巴达的“王”是打仗的,相当于将军,并不是后来意义上的国王、君主。雅典领兵打仗的是将军,在雅典,所有公职都是一年换一次,只有将军不换,可以连任,比如伯里克利,他一直连任,这种将军和斯巴达的“王”不知道有没有很大区别。伯里克利时代据说是雅典城邦民主制度最辉煌的时代,伯里克利有好多名言被看作民主理论的经典名句。人们指责斯巴达,说它好战,小男孩十一二岁就要接受严酷的军事训练,男子的一生都在准备打仗。但是,伯里克利时代是什么时代?是雅典的战争时代,伯罗奔尼撒战争就发生在此时,伯里克利是战争指挥官。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世界最惨烈的一场战争,其规模超出希波战争,时间也更长。但是为什么打这场战争?是因为雅典要控制其他城邦,想称霸整个希腊世界,它要征服别的城邦,让它们给它交钱纳税,这引起许多城邦的不满,造成斯巴达和雅典各自组织军事同盟,打起了希腊人的内战。伯里克利就是这个时代的雅典将军,他声称雅典为伟大的理想而战,那个理想就是民主。但战争的目的其实是建立雅典帝国,要控制希腊世界的所有财富;如果民主的理想就是如此,那么至少对于其他城邦来说,它们的感觉会是怎样?
雅典的民主制度从初步形成到基本结束,大约存在了180年,后来西方人说:雅典的制度是永恒的,一直延续到今天;西方民主制度已经有两千多年历史了,延绵不断。但事实并不是这样。伯里克利时期的政治制度很快就中断了,斯巴达打赢了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投降,于是斯巴达的制度在希腊世界占了上风。这以后局面异常混乱,乱到了极点,希腊半岛上战争不断,内讧、政变,乱成一片。天下的乱局引出了新的变化,那就是马其顿南侵。马其顿是希腊北方一个 “专制国家”,也可以说是一个“蛮族国家”,它的最高统治者是“王”,“王”大权在握,是真正的统治者。马其顿国王趁着希腊的混乱举兵南下,控制了希腊世界,但同时也恢复了秩序,在全希腊推行集权统治。到这时,希腊才第一次被统一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不过,真正的“希腊时代”也过去了,地中海进入了“希腊化”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希腊人把自己的文化连同它的军事扩张一同带到地中海东部地域,其影响力一直达到今天的印度边界。
马其顿的第二个统治者是亚历山大,这是个被西方传统称为“大帝”的人。他率领统一的希腊军队冲向东方,一直打到印度河流域。“亚历山大东征”没有留下任何民主的痕迹,希腊人到了东方,就完全推行专制制度:他们征服了埃及,就做埃及的法老,跟法老一样神王合一;征服了波斯,就做波斯的国王,像波斯王那样独断专行。雅典的民主制度在伯里克利前后那60年左右的时间达到鼎盛,但即便在那60年里,公民大会也做出过非常荒唐的决定,比如处死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是个哲学家,他老是喋喋不休地宣讲他那一套,大家听腻了,就把他清除掉。其实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古代希腊哲人并不欣赏雅典那样的直接民主制,他们主张混合政体,认为人间最好的政治制度是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君主代表王就是权威,贵族代表精英就是理智,民主代表全体公民也就是民意。这三种制度,其中任何一种单独起作用都会有问题,三个加在一起才最理想。但是把这三种制度混在一起根本就不可能,因为它们是互相冲突的。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最理想呢?应该是没有,任何一种制度都是有缺陷的,不可能十全十美。其实,一种制度只要符合一个时代的需要,能解决这个时代的问题,它就可以被视为“好”、有它的时代合理性。我希望同学们能认识到这一点。
后来有一个人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是雅典的修昔底德。作为雅典人,他为雅典的失败感到惋惜,不过他认为是雅典的政治制度造成了雅典的失败,这是雅典人应该吸取的教训。他的这个观点影响了后来的一千年,直到文艺复兴以后才慢慢发生变化。但他对伯里克利的赞颂却给后来的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让他们对雅典的“民主”产生了丰富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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