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劫案
第一节 广州暴动
刘学询（清末“赌王”）承包的是第二期“闱姓”博彩，承包期从1890年到1896年，就在即将到期的1895年，一桩轰动全国的大案发生了。
作案的是一个横跨境内外的严密组织，名为“兴中会”。广东警方在重阳节次日抓获了40多名案犯，并缴获了枪支**等多种武器。据案犯供称，其抢劫的目标，就是广东官方博彩“闱姓”的赌款。
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写给中央的案情报告中说，据被捕案犯陆皓东等供称，他们“因闻闱姓厂在省城西关收武会试闱姓费数百万,该处为殷富聚居之区,欲谋抢劫,令杨衢云在港招五百人,乘轮来省。孙文在城赁屋三处分住;陆皓东等经理分给红带、洋枪等事……本定初九（即重阳节当天）动手,因招人未齐,改为十二,不料初十日被巡勇访拿破案”。
这成功逃脱了的孙文，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孙中山，刚刚成立不久的“兴中会”领袖，本年29岁。上一年，孙文还在以谦卑的口气给李鸿章上书，而现在“兴中会”的入会誓词已经成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这当然绝非一起“劫款案”，而是武装暴动，国民党党史中所称的第一次广州起义。
孙文筹划这次暴动，已有段时间。年初，中日战事（甲午战争）正酣，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日军的凌厉兵锋直指北京，大清国朝野震动。3月份，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中川恒次郎领事，就迎来了不速之客，请求日本政府提供经济资助和军事支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孙文。
多次洽谈后，中川认为这个不愿意透露自己究竟有多少实力的年轻人，其计划“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中川致外务省报告），予以婉拒。孙文无奈，只能求助于帮他牵线搭桥的日本商人、刚认识不久的、27岁的照相馆老板梅屋庄吉。梅屋从此开始了其漫长的革命资助人的生涯。日后，当孙文成了“革命之父”后，送给了这位日本哥们一件衣服，上写“贤母”二字，意为“革命之母”。
这对“父母”当然没想到，计划在九九重阳节（公历10月26日）举行的广州暴动，却因军械未能及时运到，加上情报泄露，而彻底失败。陆皓东等被捕处决，留下了其亲手设计的青天白日旗，成为日后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国旗。
不只是两广总督谭钟麟认为这一暴动更像一场未遂劫案，国民党元老、党史专家冯自由也称，这次暴动的目标就是这笔赌款。更蹊跷的是，冯自由透露，正是刘学询本人事先“告总理（孙文），谓是时正值官厅收解闱姓饷银，为数甚巨，大可取作军用。”
“监守自盗”的刘学询，从头就知道孙文筹划广州暴动之事。
年初，孙文设立了一个公开组织“农学会”，其章程“亟言中国非研究农学振兴农业,决不足以致富强之理,语极动听”，实际上就是“兴中会”的分支。而刘学询与潘宝璜、潘宝琳等富商成为主要的资助人。
根据冯自由透露，孙文“因知刘平素蓄志非常,遂与商榷起义大计,刘大悦,引总理为同调。”而既然引为同调，提供点情报，让孙文去劫了赌款，也就并不奇怪。何况，这是已经上缴的赌款，并非刘的私款，押运责任在于政府。
刘学询的回忆录也证实了他对广州暴动早已知情，但似乎并不赞成，并非冯自由所说的“大悦”。刘学询向来低调，导致如今史料极少。而1931年“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派人到杭州，采访刘学询，其记录稿称为《总理史实访问记》。或许是这份口述历史对国民党的形象不利，一直束之高阁，并未正式出版。
在这份回忆录中，刘学询提到，他是在《马关条约》签订（1895年4月17日）之后，孙文到香港拜访他，知道了暴动的计划。
两人进入卧室，“扃门密谈”。刘先问：“久不见究何之?”
孙说：“别来所经营者,非个人之事,乃中国之事。今日不能不晤君,此事非君不办。”
刘问：“何事？”
孙“凄然正色”地说：“中国现要瓜分矣。”然后，分析了国家面临的危险，讲了自己上书李鸿章未果，认为“与其希求官僚之振作,不如运动草莽之奋起。故转而与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小刀会、青红帮等相联合,连月奔命,现时机已熟,拟先由粤发难,粤一起事,天下响应,即可以粤为根据,与外人立约,使其承认,则可倒满清而复大汉矣。”
刘问：“以何名义相号召耶?”
孙文说：“余所组织者名兴中会,即兴复中国之意,旗帜为青天白日。最近计划拟俟广州大员万寿拜牌时,以炸药尽歼之,即可乘机据粤。现在省城同志已有数千人,惠州二三万人,广西亦二三万人,其他长江一带之各会党,尤不止此数也。”
刘学询“为之叹服”道：“君诚非常人,相别一年,志气魄力乃如是之大。”
但是，刘似乎并不赞同暴动：“然时机过矣,苟在中日未和之前,则事有可为,亦当先以勤王名义号召,俟兵权在握,方能处置裕如。”
并且，刘担心孙文的这种暴动反而对局势不利：“若徒恃炸药为暗杀之具,联会匪成乌合之众,纵或助一时声势,诚恐借端排外,焚教堂杀教士之惨剧,将重演于各地,香港英政府必先派兵船进省河,俄、德、法闻风续至,仗义执言,则是瓜分未实现而先有瓜分。以愚见所及,假在三年前,日本早已入主中夏,惟以牵于列强均势之局,明言中国为俎上肥肉,而无敢独占。今俄对日已赔五千万,让东三省,因俄有违言,增益赔款四万万以赎东三省,是不啻以己物让与人,复因第三者之要求,而以高价代其购回也”
孙文说：“余政治识力尚浅,今欲推君为领袖何如?”这是孙文第一次明确说拥戴刘学询为领袖，日后他甚至还表示过可拥戴刘为皇帝。
刘谦说：“领袖弗敢当,以君年少有为,幸毋妄自菲薄。”
孙文“深然刘说”，临别时道：“当缓图之。”
这段回忆表明，孙刘之间的关系已经密切到可以探讨这种足以诛九族的“谋逆”大事，但是，刘却并不赞同孙的暴动之举。
而根据清政府方面的记载来看，刘学询甚至可能向政府密报了此次行动。刘的好友、李鸿章的亲家杨崇伊在戊戌政变后的一份奏折中，为刘学询摆功，说在孙文筹划广州暴动时，“炸药已运入省城，绅士刘学询发其奸，遂亡命于东洋。”
有学者据此惋惜孙文实在老实，居然没看出刘学询的反革命两面派。但是，杨崇伊是刘学询的老师，其表功未必就是实情，何况更是孤证。最令人吊诡的是，杨崇伊写这段文字的目的是为了促成刘学询秘密赴日，而刘赴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秘密会见孙文。如果第一次广州暴动刘学询果真告了密，以孙文的敏感和多疑，绝不能毫无知觉，更不可能与刘继续保持密切的关系。
而即使刘学询担心孙文的暴动会带来更大的内忧外患，也并不妨碍他透露点经济情报，鼓动孙文去劫赌款。毕竟，这不仅不是刘的私款，而且还能帮刘把水搅浑——此时的刘正因拖欠承包款，而被官方逼得出逃香港，赌款无论是否被劫，闹点乱子出来无疑是有利于刘学询应付债务的。
也有资料说，告密的其实是刘学询承办闱姓的合伙人之一、香港议政局唯一的华人议员韦玉（韦宝珊）。韦玉担心“战事发生大受损失,甚至将乙未起义密谋电告谭钟麟,请其戒备。”（邓慕韩《乙未广州革命始末记》）。
这倒是更为可信。毕竟，在这么大的一个赌局中，每个人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一场“劫案”就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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