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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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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天才学者托克维尔著名的传世之作，书中幽默风趣的语句随处可见，有的地方令人拍案叫绝。忠实而细腻地记录了1848年法国的二月革命：混乱不堪的战斗、沉重的苦难与无奈、千奇百怪的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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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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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法国托克维尔所写的关于1848年法国革命的回忆录。托克维尔不仅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而且是1848年法国革命的当事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外交部长。在书中他回忆法国1848年二月革命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并对这些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当时一些重要的政界人士进行了评论，体现了托克维尔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敏锐目光和真知灼见，所以这本回忆录不仅是珍贵的历史记录，也是珍贵的思想记录，不仅为后人研究1848年法国革命历史和托克维尔本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而且也能为人们对历史和当前阶段的思考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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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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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他生于贵族世家，一生经历了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法兰西第二帝国。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晚年主要从事历史研究，直至1859年病逝。主要代表作有《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是1848年革命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本书是研究当时法国革命乃至整个欧洲革命的权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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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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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第一章 1848年革命之前的概况
第二章 宴会运动
第三章 2月22日的骚乱
第四章 大臣们的抵抗计划
第五章 奥尔良公爵夫人
第二部分
第六章 我对2月24日发生的事件的理解
第七章 新革命的社会主义特征
第八章 关于旧议会成员的犹豫不决
第九章 我在拉芒什省的候选人资格
第十章 国民议会第一次会议
第十一章 我和拉马丁的关系
第十二章 1848年5月15日
第十三章 协和广场的盛会
第十四章 六月起义（上）
第十五章 六月起义（下）
第十六章 立宪委员会
第三部分
第十七章 重返法国
第十八章 内阁在6月13日暴乱发生后的举措
第十九章 内阁的内部纷争
第二十章 外交事务
附 录
附录一
附录二
附录三
附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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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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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1848 年革命之前的概况
我暂时远离公共舞台也有一段时间了。在我隐退的这段时间里，身体状况一直不太好，在寂寞孤独的时候，我时常自我反思，或者更准确地说，反复思考当时那些我亲自参与或者亲眼见证的事情。
对于我来说，能够利用这段闲暇时间的最好的方式就是重新描绘我亲眼见证参与那些事件的人们。如果可以的话，要抓住这些人物的特征，并且对那些不清晰的人物形象加以刻画，这构成了当时我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骚动不安的景象。
在作此决定的同时，我也作了另外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和第一个不相上下：这些回忆将仅仅是我精神上的放松和休息，回忆录并非是一部文学作品。我只为我自己而撰写这本书。这本书将是自我娱乐、自我消遣时关注我所处的那个时代，以及我自己的一面镜子，而绝非为公众所作的一幅画。
我的大多数密友也不会看到这本书，因为我想像描述我自己一样自由地描述他们，绝无奉承的言辞。我希望真实地表达出他们，还有我以及其他人当时行为的秘密动机，而且，在发现这些动机的时候，把它们揭露出来。总而言之，我希望真诚地叙述我的回忆，为了达到这个效果，我必须对此绝对保密。
我并非有意将我的回忆追溯到1848年革命之前，也无意将它引申到1849年10月30日—我退出政坛之日。因为仅仅只有在这一段有限的时期内我回忆的这些事情才有意义，或者说当时我所处的职位能够让我更好地观察那些发生的事情。
尽管当时的我已经退出政坛，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但我仍然亲身经历了七月王朝最后几年的议会时代。然而，尽管事情从发生到现在时间并不算太长，但要将所有的事情重新回忆对我来说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在我记忆中的印象不算太深刻。
我回忆的线索迷失在一连串细小的事情中、无价值的想法中、少得可怜的激情中、个人的观点中以及互相矛盾的意见中。其实，当时许多公众人物的生活都迷失其中。在我脑海中栩栩如生地存在的就只有这一时期的概况。我时常怀揣着好奇而又恐惧的心情看待这一时期的概况。我能够清晰地识别出这一时期所具有的独有的特征。
如果从远处整体观察，我们可以把1789年到1830年之间的历史看作法国1789年大革命之前的旧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以及它的传统、人们对它的回忆和期待、以贵族阶级为代表的人们和在中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法兰西之间的一场殊死搏斗的画面。
1830年结束了我们所经历过的，或者可以说是我们的第一阶段的革命。因为只有这次革命是在面对财富变化的情况下进行的。我们的父辈见证了这场革命的兴起，我们中的多数人很可能看不到这场革命的完成。
1830年，中产阶级的胜利是确定无疑的，同样也是彻底的，以致所有的政治权力、所有的公民权、所有的特权以及整个政府的一切管理权都受到了限制。可以说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到中产阶级这一狭小的范围之内。所有的权力都处于法律之下而凌驾于事实之上。中产阶级不但统治着整个社会，而且也促使着新社会的形成。他们存在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且以惊人的数量快速增加。他们习惯于花国库中的钱，就像消耗他们自己的资产一样。
1830年的这场革命刚刚取得胜利，跟着发生的就是人们政治热情的消减，期间伴随的是社会公共财富的大幅增加。中产阶级的一些特别的思想已经成为政府的普遍精神。这种普遍的精神统治着政府的内政和外交：这是一种积极向上而又勤奋刻苦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中产阶级经常是不受人尊重的，通常又是冷静严肃的，他们会因为虚荣心和利己主义，在处理事情时胆小怕事、性格温和，除了那些能使他们感到舒服的事情。这一切都是极其平凡的。这种精神与平民大众和贵族的精神结合在一起，虽然可以取得惊人的成就，但它只能创造出无德和没有伟业的政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任何贵族曾经做到过或者说从来没有期望过将所有的事情掌控在自己手中。
中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后，他们将权力看成是一种商业贸易，他们首先要确保自己的权力。不久之后，他们就将自己的利益摆在了首位，他们中的每个成员都认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要比国家的公共利益重要。对他们来说，自己的享受比整个国家的利益要重要得多。
后辈们通常只会看到受人关注的犯罪事件，却看不见政府犯罪的恶行。后辈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知道政府在统治后期将自己的统治看作一家贸易公司以所有股东的利益为目的的交易。这些罪行是由于统治阶级的天性使然，由于政府权力的绝对化，同时也由于当时的时代特征所造成的。也许国王路易菲利普也为这些罪恶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路易菲利普国王是一位拥有各种奇特特质的人。如果想要细致地描绘他，必须要更长时间，更广泛地了解他。
虽然我从未参加过他的任何一场会议，但我经常有机会和他接触。我最后一次与他接触是在二月革命爆发之前不久。当时我是法兰西学术院的院长，我需要亲自面见国王，因为学院中有一些问题需要得到国王的重视。在解决完这些问题之后，我准备辞去学术院院长的职务，但国王留住了我，他坐了下来，让我坐在另一把椅子上，之后他友善地对我说：“托克维尔先生，既然你在这儿，我们就多聊聊吧！我想让你简单地聊聊美国。”
我非常了解他，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会就美国谈谈我自己的观点。他也详细而又彻底地谈论了这个问题。我根本没有机会插话，也不想去发表自己的观点。因为我感兴趣的是他本人。他所描绘的地方就好像在他眼前一样。他回忆40年前他见过的那些杰出人物，就好像昨天刚见过一样。他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他们受洗礼时所取的名字，他们的姓，以及当时他们的年龄，与他们相关的历史，他们的家系血统，还有他们的子孙后代，一点儿也感觉不到乏味无聊，这些他都细致地描绘出来了。他从美国回来之后一刻也没有停歇，又前往欧洲。他与我讨论了国内外的所有事情，他的言谈相当无拘无束，没有任何顾忌（事实上我没有权力和资格得到他如此的信任），他说到了沙俄皇帝的种种不好，称他为“尼古拉先生”。偶尔他也提及帕默斯顿爵士，他说帕默斯顿爵士是个流氓无赖。最后他又滔滔不绝地谈论起前不久刚刚与西班牙王室发生的联姻，这给他带来了来自英国方面的麻烦事儿。
他说：“女王对此非常生气，并表现出了极大的愤怒。”他又说道：“但毕竟这些抗议和不满不能够阻止‘我驾驶自己的马车’。”
尽管“我驾驶自己的马车”这句话可以追溯到旧秩序时期，但我认为路易十四想利用此事来确保西班牙王位保留在自己人手中。不过，我认为路易菲利普的话是错的，就像他所说的那样：同西班牙王室联姻并没有弄翻他的“马车”。45分钟之后，国王起身向我致谢，感谢我的谈话给他带来了快乐（其实我没说什么），然后就让我走了。我感觉国王非常高兴，就像一个人通常会因为自己在另一个人面前作了一番精彩的演说一样。那次谈话是我与国王的最后一次谈话。
路易菲利普国王对国家重要机构所作的回复都是即兴的，即使是在一些重要的场合下。他的谈话就像私下聊天一样流利自如，尽管他并不像私下谈话那样开心和巧妙机智。有时，他的谈话会突然变得晦涩，因为他将一些大胆轻率的言辞融入他的长篇大论中。在这些语句中，他不能预测到问题的内容，也无法预测到事情的结局。最后，当他强迫自己从这些晦涩难懂的长句中解脱出来的时候，他既不明白这些句子的意思，也无法清楚完整地表达出自己的思想。
在由他这样管理的政治世界里，最欠缺的，尤其是在路易菲利普国王的统治后期，就是政治生活本身。旧贵族被征服，人民大众被排斥。所有的事情都由统治阶级的成员之间讨论决定。按照他们的利益和精神准则，根本不可能有不同阶级党派之间争论的战场存在。这种立场、利益和因此而产生的观点具有单一的同质性，它统治和支配着基佐先生所谓的法制化国家，剥夺了议会辩论的独创性和现实性，因此也剥夺了所有真实的热情。这种政治生活不会在一个以宪法为准则的法律圈子里产生和发展。
在我的一生中，有十年的时间与统治阶级的这些伟人同行，他们一直处于一种持续的激动状态，但并没有发生更加激烈的讨论。一方面，这些伟人用尽他们所有的睿智，试图找寻使他们产生激烈争执的话题，可最后却发现这一切都只是徒劳。另一方面，国王路易菲利普在公共事务中取得了优势，这种优势不允许其他政客的思想与他的思想产生分歧，否则他们的权力会被剥夺。国王将党派之间不同的色彩减少成为细微的差别，使党派之间的纷争变得毫无意义。
我怀疑是否有哪个议会（不排除制宪议会—我指的是1789年的真实的那个）拥有比七月王朝统治的最后几年里还多的各种不同的杰出的人才。
然而，我敢断言，这些伟大的演说家一定厌烦倾听对方的演说，而且更糟糕的是，整个国家的人民也讨厌听到他们的演说。人们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已经慢慢习惯了把各个议院之间的争论看成是知识分子之间的演练而并非激烈的争论，习惯于将不同议会派别之间的分歧—其中包括多数派、左中派、王朝反对派——看成是家庭内部孩子们之间的恶作剧。
一些偶然被发现的引人注目的腐败事件，使人们不得不想到这些事件背后所隐藏的一些事实，使民众确信整个统治阶级都是腐败堕落的。由此，民众对统治阶级充满着沉默的蔑视，统治阶级则认为这是民众对政府的深信不疑和满意的服从。
那时，国家被分为两个不平等的部分或者说是圈子：上层阶级试图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其实他们什么也没有统治，有的只是疲倦、无能、停滞不前和厌倦；下层阶级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政治生活本身开始显露出狂热的无规律的迹象。对此，一些细心的观察者能够十分轻易地抓住其中的深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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