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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太阳鸟文学年选系列丛书，从1998年开始，已经连续出版了18年，其间经受了图书市场的检验，得到了读者的广泛认同与好评。
今年的选本仍然秉承我们一贯的纯文学主张，将读者喜欢阅读的文学作品中的精品选编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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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2016年1月出版的年度选本，作为年度盘点的最佳文学系列，仍将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各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不负读者厚望，将发表于2015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完整、客观、公正地呈现给读者。
随笔的选本，既关注文学的人性化阵颤，又关注当下触动中国人心灵的时代精神。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靠近民众的阅读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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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主编
王蒙 中国当代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青春万岁》《活动变人形》等近百部小说，其作品反映了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坎坷历程。他乐观向上、激情充沛，成为当代文坛上创作最为丰硕、始终保持创作活力的作家之一，成为各界关注焦点。
分卷主编
潘凯雄 文学评论家，编审，中国出版集团副总裁、党组成员，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当代》《中华文学选刊》杂志主编。198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曾任《文艺报》理论部副主任，《经济日报》副刊部副主任，经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副社长。2008年荣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
王必胜 1975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硕士研究生。1979年到北京广播学院工作，历任人民日报社编辑、文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197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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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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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序 …潘凯雄
王 蒙 斯文济世 天下归仁
余秋雨 中华文化为何长寿？
李鸣生 记住，是为了忘记
李国文 论泼皮
资中筠 教育势利了，会让道德退化
叶廷芳 我们为什么缺少思想大家
铁 凝 幽灵之船
李 零 同一个中国，不同的梦想
王彬彬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公德教训
朱仲南 革命四十年与一个“车位”的关系
徐皓峰 中华无跪礼
贾平凹 我们时代的小说艺术
叶兆言 困学乃足成仁
刘震云 在文学与生活的海洋中
麦 家 作家是那头可怜的“豹子”
黄怒波 企业家的精神与虚无主义
陈徒手 矛盾中的茅盾
刘庆邦 北京作家“终身成就奖”评浩然还是评林斤澜
陈平原 连天烽火中的遍地弦歌
昌 切 人文山水珞珈
杨匡满 那个年代的工农兵作家
陈世旭 客粤信札
黄国荣 中国作家缺什么？
张承志 一瞬的历史与摄影史的一页
施京吾 法国大革命前的畅销禁书
董 强 为什么是莫迪亚诺
刘梦溪 大观园里和大观园外
宗仁发 靖康耻与宋高宗的心思
彭 程 在母语的屋檐下
杨晓升 求解人生幸福之谜
吴 靖 阅读立法的能与不能
韩浩月 饥饿是种深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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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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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为何长寿？
余秋雨
二
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可以列出几十项。我看到不少学者也做过这件事，可惜他们引用的大量古文往往只是在说中华文明的优点，而不是在说长寿。而且，他们所说的那些优点，如果从古文翻译成外文，其他文明也大同小异，只是共性，而不是特性。
为此，我要从普通读者都能理解的国际可比性上来论述。仅仅选了八项，而且用最浅显的大白话，说得尽量简单。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一因：体量自觉。
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决定着这种文化的能量。照理，小体量也能滋生出优秀文化的雏形，但当这种雏形要发育长大、伸腿展臂，小体量就会成为束缚。
中华文化的体量足够庞大。与它同时存世的其他古文明，体量就小得多了。即便把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埃及文化、印度文化、希腊文化等所有发祥地的面积加在一起，也远远比不上中华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如果把长江流域、辽河流域、珠江流域的文化领地都标上，那就比其他古文化领地的面积总和大了几十倍。
不仅如此，中华文化的辽阔地域，从地形、地貌到气候、物产，都极为丰富，极多差异。永远山重水复，又永远柳暗花明。一旦踏入不同的领域，就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相比之下，其他古文明的领地，在生态类别上都比较单调。
让人兴奋的是，中华文化的先祖们对于自己生存的环境体量很有感觉，颇为重视。虽然由于当时交通条件的限制，他们每一个个体还不可能抵达很多地方，却一直保持着宏观的视野。两千多年前的地理学著作《禹贡》《山海经》已经表达了对于文化体量的认知，而后来的多数中国文化人，不管置身何等冷僻、狭小的所在，一开口也总是“天下兴亡”“五湖四海”“三山五岳”，可谓气吞万里。这证明，中华文化从起点上就对自己的空间幅度有充分自觉，因此这种空间幅度也就转化成了心理幅度。
于是，一种根本上的强大形成了。
在古代，文化的地理体量由边界来定。中华文化的巨大体量四周，还拥有让人惊惧的围墙和隔离带。一边是地球上最密集、最险峻的高峰和高原，一边是难以穿越的沙漠和针叶林，一边是古代航海技术无法战胜的茫茫大海，这就构成了一种内向的宏伟。
这种内向的宏伟，让各种互补的生态翻腾、流转、冲撞、互融。这边有了灾荒，那边却是丰年。一地有了战乱，可以多方迁徙。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沧海桑田未有穷尽。这种生生不息的运动状态，潜藏着可观的集体能量。
由地域体量转化为集体能量，其间主体当然是人。在古代，缺少可靠的人口统计，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规模巨大的民众群体中。即便在《诗经》中，已经可以从字句间感受到浓郁而丰沛的“人气”。在这个巨大群体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吃苦耐劳、积极谋生、长年不停。加在一起，集体能量无与伦比。
现代的研究条件，使我们已经有可能为先辈追补一些人口数字了。就在这辽阔的土地上，先秦时期，人口就有两千多万；西汉末年，六千万；唐朝，八千万；北宋，破亿；明代万历年间，达到两亿；清代道光年间，达到四亿……这中间，经常也会因战乱而人口锐减，但总的来说，中国一直可称之为“大山大海中的人山人海”。
正是这一层层的地域体量和人群体量，把长寿的希望许给了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因：自守自安。
地域体量、人群体量所转化成的巨大能量，本来极有可能变为睥睨世界的侵略力量。但是，中华文化没有作这种选择，这与文明的类型有关。
世界上各种文明由于地理、气候等宏观原因大体分成三大类型，即游牧文明、航海文明和农耕文明。中国虽然也拥有不小的草原和漫长的海岸线，但是核心部位却是由黄河、长江所灌溉的农耕文明，而且是“精耕细作”型的农耕文明。草原，是农耕文明“篱笆外”的空间，秦始皇还用砖石加固了那道篱笆，那就是万里长城。而海岸，由于缺少像地中海、波罗的海这样的“内海”，中华文化一直与之不亲。
游牧文明和航海文明都非常伟大，却都具有一种天然的侵略性。它们的马蹄，常常忘了起点在何处，又不知终点在哪里。它们的风帆，也许记得解缆于此岸，却不知何方是彼岸。不管是终点还是彼岸，总在远方，总是未知，当然，也总是免不了剑戟血火、占领奴役。与它们相反，农耕文明要完成从春种到秋收的一系列复杂生产程序，必须聚族而居，固守热土。这就是由文明类型沉淀而成的“厚土意识”，成为中华文化的基本素质。因为“厚土”，当然会为了水源、田亩或更大的土地支配权而常常发生战争；但是，也因为“厚土”，他们都不会长离故地，千里远征。
很多年前，我为了研究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曾经调查过历史上全国演得最多的是哪一出戏。结论是，《孟姜女》。为了反抗侵略，丈夫被拉去筑长城。但是，一个农民家的丈夫怎么可以离家远行呢？妻子不惜千里步行，前去寻找。找到一看，丈夫已死，她号啕大哭，竟把长城哭倒。这出戏，把“反侵略”和“反远行”合成一体，每场演出，上下齐哭。我知道，这触及了民族的深层心理。
2005年我在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上作主旨演讲时，还曾经说到了中国航海家郑和。我说，他先于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到达世界上那么多地方，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占取当地土地的念头。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都没有，而且在心底里都没有。这就最雄辩地证明，中国文化没有外侵和远征的基因。
在古代世界，不外侵，不远征，也就避免了别人的毁灭性报复。纵观当时世界别处，多少辉煌的文明就在互相征战中逐一毁灭，而且各方都害怕对方死灰复燃，毁灭得非常残忍。反过来说，哪种文明即便一时战胜了，也只是军事上的战胜，而多数军事战胜恰恰是文明自杀。我曾经仔细分析过古希腊文明的代表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远征的史迹，证明他的军事胜利带来了希腊文明的式微。文明被绑上了战车，成了武器，那还是文明吗？文明的传承者全都成了战士和将军，一批又一批地流血捐躯在异国他乡，文明还能延续吗？
因此，正是中华文化不外侵、不远征的基因，成了它不被毁灭的保证。当然，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内战，但那些内战打来打去都是为了争夺中华文化的主宰权，而不是为了毁灭中华文化。例如，“三国鏖兵”中的曹操、孔明、周瑜他们，对中华文化同样忠诚。即便是那位历来被视为“乱世奸雄”的曹操，若从诗作着眼，他肯定是中华文化在那个时代最重要的传承者。因此，不管在内战中谁败谁胜，对文化都不必过于担心。
把中华文化放到国际对比之中，我们看到了一种难能可贵的“自守自安”精神。沿着对比，我们可以遥想一下被希腊艺术家多次描写过的“希波战争”。波斯即现在的伊朗，与希腊实在不近。再想想那个时期埃及、巴比伦、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耶路撒冷和巴格达的任何文化遗址，都被远方的入侵者用水冲，用火烧，用犁翻，试图不留任何印痕。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三因：力求统一。
大体量，最容易分裂。如果长期分裂，大体量所产生的大能量不仅无法构成合力，而且还会成为互相毁损的暴力。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不少分裂的集团和分裂的时期，但总会有一股强劲的伟力把江山拉回统一的版图。相比之下，统一的伟力是历史的主调，远远超过分裂的暴力。中华文化的长寿，正与此有关。
照理，统一有统一的理由，分裂有分裂的理由，很难互相说服。真正说服我的，不是中国人，而是德国学者麦克斯·韦伯。他没有来过中国，却对中国有特别深入的研究。他说，中华文明的生态基础是黄河和长江，但是，这两条大河都流经很多省份，任何一个省份如果要坑害上游的省份或下游的省份，都轻而易举。因此，仅仅为了治河、管河，所有的省份都必须统一在同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他不懂中文，但是来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告诉他，在中文中，统治的“治”和治水的“治”，是同一个字。这样，他也就为政治生态学找到了地理生态学上的理由，而且是难以反驳的理由。
其实，从秦始皇、韩非子、李斯这些古代政治家开始，已经订立种种规范，把统一当作一种无法改变的政治生态。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统一文字。文字统一了，这个方言林立的庞大国家也就具有了拒绝在文化上分裂的技术性可能。
在一般情况下，文字只是语言的纪录，而识字的人在古代只占人口的极小比例，因此，各个方言系统的自立就十分自然。但是，当文字统一了，一切官方文告、重要书契就让各个方言系统后退到附属的地位。更重要的是，当中华文化的“奠基性元典”《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等著作都凭着统一的文字树立了文明准则，中华文化也就有了统一的终极法令。
文化是一个大概念，远不仅仅是文字。因此，秦始皇他们在统一文字的同时，还实行了一整套与统一相关的系统工程，例如统一度量衡，统一车轨道路，甚至统一很多民风民俗。尤其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又以九州一统的郡县制，取代了山头易立的分封制。这一切，看起来是一朝一帝的施政行为，其实是一种全方位的生态包围，让一切社会行为都很难脱离统一的安排，被韩非子称为“一匡天下”。
说实话，一个体量如此庞大的种族，一切局部和个人都无法从整体上感知统一天下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也就很可能成为条条裂纹的制造者而不自知。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悲剧，正是从局部的裂纹逐渐扩大，终于导致解体的。因此，不能不佩服中华文化的早期设计者们，居然筹搭得如此周延，以致裂纹即便产生也难以迅速伸展，反而能从多方面获得修补。时间一长，广大民众对于统一的命题，也就从服从走向适应，最后沉淀为文化人类学意义上的“集体无意识”。也就是说，“力求统一”变成了人人心底的深层文化，而正是这种深层文化，反过来保全了中华文化的整体不易溃散，得享长寿。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四因：惯于有序。
这些年，中国的旅游者到了国外，常常被批评为“不守秩序”。这会让一切熟悉历史的人士哑然失笑，因为中国人几千年来最具有“秩序归向”，现在反倒频频在远方“举止脱序”，可能是一种逆反式的自我反拨吧。
早在遥远的古代，当巴比伦人抬头在研究天文学和数学的时候，当埃及人在墓道里刻画生死图景的时候，当印度人在山间洞窟苦修的时候，中国人却花费极大精力在排练维系秩序的礼仪。孔子奔波大半辈子，主要目的也想恢复周礼，重建秩序。结果，多少年下来，从朝廷到家庭，从祭祀到节庆，处处都秩序森然，上下皈服。
秩序，哪一个文明的主宰者不焦渴向往呢？但是，他们之中，只有中国人把秩序的建设当作生涯要务。因此，其他文明一一都因失序而败亡，唯中国，明确让秩序成为社会经纬，结果，中华文化也因为有序而延寿。
所谓秩序，对外，是礼仪分际；对内，是心理程式。内外相加，组成一种明晰有度的生命节奏，一种可视可依的立体结构。有了秩序，不管是社会还是个人，都有了前后左右、上下尊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无序所带来的巨大伤害。
秩序，有时也会让人感到一种必须时时顾盼周际的不自由，一种蜷曲于种种规则中的不舒畅，这就需要修正秩序或修正自己了。因此，长期生活在有序社会的人士，常常要区分什么是老秩序，什么是新秩序，什么是正秩序，什么是负秩序。他们几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完全无序将会如何？
无序，初看是一种解脱，其实是一种恐怖。只要回顾一下很多地方发生过的“群体踩踏事件”，就会明白从无序到恐怖的必然逻辑。
秩序的建立非常艰难，而无序的开始却非常简单。只需一处无序，就会全盘散架。我曾考察过南亚和西亚一些颇有历史的国家，常常看到大量人群站在几十年来未曾清除的垃圾堆上无所事事。当时想，如果有官员组织这些人弯下腰来清除脚下的这些垃圾，种上农作物，情况不就改变了吗？但再一想，农业秩序十分严密，如果垃圾清除了，土地空出来了，那么，种子在何方？农具在何方？水渠在何方？技术在何方？运输在何方？若要着手解决其中任何一个问题，又会连带出无数更多的问题。这层层叠叠的问题的逐一解决，才能建立粗浅的秩序，而这种粗浅的秩序又非常脆弱，只要一个环节不到位，前前后后都会顷刻塌陷。所以，我总是面对那些站满人群的垃圾堆长时间出神，默默感谢我家乡前辈的辛劳和守护。
永远都处理不了的垃圾堆，永远都无所事事的人群，这是所有的文明都会遇到的景象。我猜想，当年中华文化的创建者们也会像我一样站在路边看着，想着解决的办法。
世界上其他文明的思考者，也都会这样看，这样想。但他们，大多把目光从垃圾堆和人群离开了，抬起头来，思考浊世之上的神灵，地域之外的天堂。
中国人比他们实际，但态度也各不相同。道家潇洒，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不必用心整治。墨家却很上心，觉得应该照顾这些无所事事的平民，最好招引他们成为自己的徒众，离开垃圾堆去做几件大事……
儒家最为负责，觉得不能放过眼前的丑陋，也不能放走此地的民众。他们认为，要建立天下的秩序，先建立心中的秩序。但是这些站在垃圾堆上的民众心中，并没有天下，更加无法领略天下的秩序。因此，必须让他们从小处的体验开始。小处的体验就是对家庭的体验，儒家确信这是一切的起点。
家庭秩序由血缘、辈分、长幼、排行、婚嫁逐一设定，非常清晰。从这种秩序所派生的礼仪、规矩，也人所共知。那么，有没有可能把家庭秩序放大、外移、扩散，成为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呢？
这种构想使儒家学者非常兴奋。他们本来已经为家庭的亲情伦理做了太多的文章，如果能够扩而大之，那就把“齐家”的计划直接推向“治国、平天下”的大目标了。
而且，这完全可行。因为打理家庭秩序和血亲秩序的努力，早已深得人心，而且规范现成。
于是，一个以“私人空间秩序”比照“公共空间秩序”的工程启动了。这个工程的预想成果，可称为“家国同构”。
实际成果，显然是大大有利于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这是因为，原来不让人感到亲切的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经由“家国同构”，获得了通俗化的体认，容易被接纳了。而且，由于家庭秩序、血亲秩序是坚韧的，明确的，可长期持续的，这也使社会秩序和国家秩序变得坚韧、明确，可续了。
千年未溃的中国秩序，就是这么存在的。
当然，“家国同构”的工程，也存在很大问题。社会正义不能混同于家庭内规，政治理性不能出自于家长判断。明末清初的启蒙学者指出，广大民众没有理由像体谅自己父亲一样原谅朝廷君主，国家要提防滑到“家天下”的泥潭。我的看法更现代一点，认为“家国同构”中的“国”主要只是指朝廷，而很少考虑辽阔的公共空间，因此也考虑不到那些站在垃圾堆上无所事事的人群。中国儒家由于习惯于把朝廷视为天下，结果，公共空间的问题看似包括了却始终被排除在外。这个问题，反倒是后来的欧洲解决得更好。而直到今天，长寿的中华文化还经常在公共空间的问题上汗颜。本节开头所说的中国旅游者在国外“举止脱序”，也与此有关。
但是总的说来，我们还不能不为先人们在这方面的努力致敬。尽管纰漏多多，中国民众还是在几千年间养成了“惯于有序”的心理沉淀。这种心理沉淀成了多数人的文化本能，成了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
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周易》中有关秩序的构想：
有天地然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
《周易·序卦传》
这种企图把天地万物都纳入秩序的构想，既是中华文化立身的起点，又是中华文化长寿的原因。
有序便有寿，无序便无生。只因时间有序，文化有序，生命有序，一旦无序就会剥蚀时间，剥蚀文化，剥蚀生命。
对比显而易见，教材并不遥远。想想那些永远密布着刀枪和贫困的千里沙原，那些永远交替着激愤和恐怖的拥挤广场，那些再也找不到文化遗迹的文明故地，那些再也找不回现代尊敬的古代圣城，我们会反过来更加读懂自己的文化。
好了，至此，我已经讲述了中华文化长寿的前四个原因，那就是“认知体量”“自守自安”“力求统一”“惯于有序”。这四点，都是中华文化紧贴大地的宏观选择。还有四个原因，更靠近文化本义，且让我逐一道来。
三
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五因：简易思维。
我的这一概括，一定会引起某种争议，因为很多学者喜欢把中国古代的那些奠基典籍说得非常复杂和艰深。正好那些典籍由于年代久远不易被今天的普通读者轻便解读，这种误导也就成立了。
其实，文化就像一个人，过多的营养，过厚的脂肪，过胖的肚腩，都不利于长寿。长寿的中华文化，从来不愿用自己的肩脖去撑起那些特别复杂的学理重担。它一直保持着精瘦瘦、乐呵呵的行者形象，从来未曾脑肥肠满，大腹便便。
为什么能够精瘦？因为中华文化一上来就抓住了命脉，随之也就知道什么东西可以省俭，什么东西可以舍弃了。中华文化的命脉就是“人文”，《周易》说：“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因此，对鬼神传说，敬而远之；对万物珍奇，疏而避之；对高论玄谈，笑而过之。这与其他文明相比，不知省下了多少卷帙和口舌。
典籍之首，该数《周易》了吧？这个“易”字，第一含义就是“简易”，第二含义则是“变易”。连在一起，就是以“简易”的方式研究“变易”和“不易”。但这种研究又不付之于抽象，而只是排列卜筮的概率，形成框架。这与其他文明的开山之作一比，显得非常精简和直接。
诸子百家之首，该数老子了吧。然而且看老子的全部著作，只有那五千字，从内容到形式都在倡导“极简主义”。几年前，我在向北京大学的各系学生讲解中国文化史时曾经指出，老子是中国文化的“清道夫”。他那四个字、四个字如刀斩斧劈的简洁文句，呈示了中国哲学不肯多添一笔、多发一声的极致。由他白发白须又默默寡言地在前面走着，跟在后面的诸子百家，谁也不好意思把话讲多了，把书写长了。
“清道夫”的意义，在于把道路整干净。干净的道路方便走路，于是也可以走远了。走远，就是长寿。
再看最有名的孔子，他的传世著作《论语》，是一段段简短、随兴、通俗的谈话，一点儿也没有端出任何理论架势，呈现什么高深形态。
至于庄子，干脆是在写散文诗了。他以轻便而优美的寓言创作，不小心踏入了经典殿堂，受百世敬仰。
说到散文诗，不能不联想到《诗经》。那是地地道道的诗，而且多数是短诗，带着华北平原的波影和鸟鸣，居然也被尊之为“经”，成为中华文化的起点之一。
连端庄的儒家也反复表明，“艺”和“乐”是一种重要归结。为此，李泽厚先生曾以“实用理性和乐感文化”来阐述中华文化，颇有见地。我以一部《极品美学》来响应。
确实，在根子上，中华文化是简易的，轻快的，朦胧的，优美的。这种特点使它便于接受，便于传诵，便于延续。长寿，显然与此有关。
在学术界，总有一些人士一直在抱怨中华文化缺少像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康德这样的深度和广度，这是以西方的学术标准，骚扰华夏风范。有人还说，唐代没有出现像样的哲学家，因此是一个没有重量的时代。这就更错了，唐代的文化重量举世少有，仅唐诗一项，就足以压坏历史的天平。如果一定要把唐诗和哲学作不伦不类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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