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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继《也说李白与杜甫》后，又一部打通古今的中国文化专著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作协主席、著名作家张炜继《也说李白与杜甫》之后，以当代作家的敏锐触角探索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的重要成果。针对当代人孤独、冷漠、精神空虚等问题，向传统文化中探索力量和答案。作家透过陶渊明的生平和作品，展开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对现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为读者在传统和现代间搭起一座桥梁。
☆还原一个有智慧的真实的陶渊明，在动荡历史中突显“人”的尊严
陶渊明作为中国隐士文化的象征，在漫长的历史中已被刻板化、符号化，被人们记住的同时也失去了原本为人的生动性、丰富性。张炜老师以当代作家的敏锐和沉郁纤细的笔法，还原一个真实的陶渊明，在动荡黑暗的时代和穷困悲苦的人生中，描写他的抉择和无奈，突显他作为一个“人”的伟大之处。身处当下这个喧嚣浮躁的时代，要么追名逐利片刻不得安宁，要么陷于诱惑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如何能像陶渊明一样过得心里平静，内外和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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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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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的遗产》是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的随笔体文化专著。张炜的作品一向以对人性的深入思考、对现代和物质主义的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为核心问题，受到读者和文学评论界的持续关注。本书是他对传统文化发掘和反思的成果。在他看来，陶渊明不仅是中国文化上的独特精神符号，在此之下更隐藏着可以医治“现代病”的巨大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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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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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炜，1956年11月出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栖霞县。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专业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作品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境外出版，海内外获奖七十余项。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你在高原》；散文《融入野地》、《夜思》、《芳心似火》；文论《精神的背景》、《当代文学的精神走向》、《午夜来獾》；诗《松林》、《归旅记》等。已出版古典文化随笔《楚辞笔记》、《也说李白与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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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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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讲 魏晋这片丛林
魏晋这片丛林3
乱世的挣扎5
不“入伙”8
弯曲的激烈12
愤怒和恐惧16
在逃离中完成18
个人空间22
同与不同25
完整的人29
发明个人生活33
大自然的抚慰36
最大一笔遗产39
创作的四个时期43
为梦想命名的人46
挺住49
种子依旧活着53
何为风度56
第二讲 无眠的尊严
无眠的尊严61
精神洁癖64
不是同一个圆心69
自己的远方74
表达方式77
纯粹理性82
何为尊严84
饮酒与食散87
豪气大发91
一杆老枪93
人是目的97
与古人比尊严101
与生俱来之物106
不顺从109
女田园112
蔑视和轻淡114
第三讲 徘徊在边缘
徘徊在边缘119
选择的全部后果122
显赫的曾祖124
两个榜样127
雅人趣事131
人生的品级133
地平线139
浑身并不静穆143
强烈的诱惑147
壮士惊149
性本爱丘山152
终归是虚构156
缓慢而致命的磨损159
没有猫狗163
丈夫志四海166
心之一角169
两杯酒172
“隐”和“显”175
第四讲 农事与健康
农事与健康181
明亮感183
止酒187
草盛豆苗稀190
孤云194
田园与悯农197
“劳心”和“劳力”200
身与心203
这三个人207
固定的根性212
孤独和闲暇215
所谓和谐218
遥远的时空222
桃源之梦224
大地的厚礼227
自然天成229
巨大的引力231
第五讲 切近之终点
切近之终点237
人生掩体240
形影神243
攒眉而去245
感叹和抚摸248
得益于“民间”251
身后名254
大化中257
比邻而居259
升到高处的灵魂262
“高旻”和“大块”265
练习死亡267
物质大于精神270
为当下负责272
个的悲苦276
亘古不变的元素280
积极的生命282
万能的启示285
生命的标本288
最大的后事291
第六讲 双重简朴
双重简朴295
不遇298
平易简单300
对潮流的偏离303
伸手可及的邻居307
一枝野菊310
不可复制313
屈陶之别315
赞赏319
对等的生命323
日常蔬粮326
海拔高度330
合榫配套333
微妙不言中336
一味药339
用减法生活342
知者纷来346
大节349
自然之花352
第七讲 最近和最远
最近和最远359
“大隐”和“小隐”362
偏僻难觅364
失败之美367
人生的伟业370
合流当中373
第三主题375
理性之弦378
徐徐打开382
苦乐384
诗人的恒心387
放大的闲适389
精神单间392
物质的腐蚀力394
如芒在背397
墙内的生命400
一个人的大多数403
天文台407
物理角度和地理方位410
菊花从不教条412
附 录 听课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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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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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逃离中完成
自古至今，只要人类未能达到高度文明的程度，“丛林法则”就会是社会生活的主旋律，只不过在魏晋等乱世表现得更强烈更外露而已。社会生活里存在这样的“法则”，究其原因，即因为人是“不完全”的，人性是掺进了许多杂质的。有人说人性中有三分之一的动物性，在某个时段某个空间，人性里所包含的动物性可能还要更多一些，所占比重还要更大一些。
在战争中，在一些特别的事件中，关于人的兽性记录多到了不忍复述的地步，每逢这样的时刻就令我们绝望，彻底悲观起来，甚至相信人类已经处于万劫不复的绝境。人类在许多时候已经没有理由向上苍索要幸福，只得认命： 等待我们的只有一片黑颜色。
从历史上看，魏晋这样的混乱时期，对人性更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其实每个人自诞生之日起，即开始面临怎样运用“文明法则”，去抵抗无所不在的“丛林法则”的残酷现实，领受了极其艰巨的任务。可悲的是每个人几乎都没有什么胜利可言。这种抵抗既是对外又是对内，就是说还要与自身的动物性对抗一生。抵抗的决心与方法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具体表现，选择不同，效果和结局也就不同。
陶渊明尽可能地运用文明这个柔弱而持久的武器来进行斗争，是他身上最了不起的部分，也是人之为人最了不起的部分。生命在混沌中形成的时候，就带着良知和良能，它并非完全由后天赋予。文明就在这种先天的基础上得以滋生、衔接和强化，这种顽强成长的力量不容小觑。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力量，人类才有了延续下去的理由、可能和希望。人类的历史就是运用这种文明来抵抗“丛林法则”，由失败到胜利或由胜利到失败的循环往复的过程。
如果说这是一场战争，那么从古到今，每一个人都不能逃离这个战场。这场战争就个体来讲会纠缠一生，对群体来讲则会呈现出一种普遍的无所不在的状态。陶渊明洞若观火，他熟悉人性的秘密。整个魏晋时期乃至这之前的春秋战国、原始社会等等，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丛林法则”演绎的悲喜剧、苦难史和流血史，对诗人来讲都不陌生，甚至并不遥远。切近的“法则”活生生地强加到一些人身上，那种痛苦是不难设想的，陶渊明旁观近看，体会一定是极深的。
我们当然明白，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其他人，都是“丛林”选择了他们，而不是他们选择了“丛林”。他们降生到世界上不是出于自愿和自觉，而全都是被迫和被动的，这并不是一次自我抉择。这个道理对所有人都是一样。所以今天人们常常说的“体制内外”，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各式各样的争论，其实要说透彻是很难的。严格讲一个人自降生到人世间的那一天，就被“丛林”选择了，而不是他选择了“丛林”。他一定是被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体制所涵盖、笼罩和规定，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没有一个人能够置身于“丛林”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讲，个体的选择也是有限的。
人虽然被规定于自己生存的这个时空，但可以运用自由意志来超越被动进入的这个苦境，运用一个人所拥有的理性以及全部文明所给予的力量，用各种方式无数次地挣扎下去搏斗下去。他可以运用自己的艺术表达、思想表达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倔强地存在下去。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陶渊明之于魏晋，成了一个活生生的标本。陶渊明身上的一些特异色彩，陶渊明式的日常生存，就表现了这种个体选择的超越性和坚毅性。这其中实在具有深刻的思想和哲学意蕴。
陶渊明在逃离中完成了自己，秉持了文明的力量。他既不认可那个“法则”，又不愿做一个颓废之士，最终算是取得了个人主义的胜利。尽管后来陶渊明穷困潦倒，在饥饿中死去，但作为一个生命来讲，他在自觉选择和对抗的意义上还是完整的，仍然是一个胜利者。他在精神与艺术层面上就更是如此。他既没有像孔融、嵇康那样死于尖牙利爪之下，也没有像某些加入统治集团的尾随者那样可悲与可卑。他个人生活着，耕作着，思考着，不停地自吟和记录，从事一种健康的体力和脑力劳动。他侍奉的那片土地，他的整个艺术，就是实际生存的注解和证明。一个人在当时能够这样，已经是足够卓越了。
陶渊明虽然流传下来的作品数量不多，只是李白杜甫的十分之一左右，但力量却同样巨大。这些文字极耐咀嚼，意味深长，力量持久，打动了一代又一代人。如果陶渊明是一个谜，谜底又在哪里？它可能就存在于个体与集体、弱者与强者这两个关系之中，存在于一种特异的生命之中。他无时无刻不在“法则”的笼罩下做出个人的思索、个人的判断；他的幽思，他的行为，他的动作幅度，都显得朴素天然。用现在的话讲，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可操作的”。他的行为不给我们一种突兀感和莽撞感。在大家都能理解和接受的前提下，他表现了生命的不屈、强悍以及抵抗到底的强韧精神。这非常了不起。
在血腥的对手面前，他逃离了；在韧忍的坚持中，他完成了。
精神洁癖
我们通常会在更多道德化、社会化地认识所谓“反抗”的时候，把解决那些切近的现实目标，作为最大和最艰巨的任务来对待。其实一个人争取自由的反抗，最艰难最沉重的任务也许要分散得多、遥远得多和广大得多。一些危害个人自由的因素有时是来自特殊的、不为所察的一些方向和角落，它们更隐蔽也更无迹，所以就更容易失去警惕，更难以捕捉和瞄准。
我们在阅读陶渊明的时候，总觉得他丰腴饱满的个人生活里面，蕴含着对那些未知的、渺远而分散的外力的警醒和反抗。这种反抗更多地出于本能，是无时不在的。所以陶渊明在用一种模糊的、全部的生活，对抗压抑自己生命的那些未知的或不可命名的元素。我们越是从这个角度和层面理解陶渊明的所谓“反抗”，越是有可能接近于一个生命的原态和真实。
当我们越来越感到陶渊明对后世知识人，包括普通人产生的巨大感召力时，常常不由得设问： 这其中的奥秘到底来自哪里？经过不断地追索，会发现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人生来都要面对的尊严（自由），是对这个至大问题的处理方式。每个人面对客观世界受到委屈、压抑和巨大不适的时候，都要寻找一个反抗的榜样，或寻找一个逃匿和隐遁的方向。也就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陶渊明，找到了这位晋代的兄长。
但是作为一种生活方法或榜样的背后，当事人到底付出了什么又找到了什么，一般人或许是难以细究的。大多数人或没有这样的能力，或没有这样的专注心。大家普遍愿意服从一些成说，比如后代知识人对陶渊明一次又一次的诠析和论证，服从那些对诗人最表层最浅显的概括和鉴定，而不愿自己迈步往前，一直走到真实当中。对往昔的人与事，总是苦恼于没有更多的现场记录，所以服从一种社会化的、简单化的诠释常常是便捷和容易的，也会渐渐成为习惯。
陶渊明能够深深撩拨我们的，是全部文字中透出的那种精神洁癖。人一旦有了这种素质和特性，就有了强大的人性力量，这种力量表现在原则与恪守方面，对“尊严”的要求非常强烈也非常敏感。这种“尊严”感时刻存在，不过并非时时具体表现出来，而是藏在了生命皱褶的深处。我们没有能力抻开这些皱褶，只是被吸引，很难准确地说出。
陶渊明是一个对生活很挑剔的人，同时又是一个很有韧劲和忍耐力的人。这样的人内心世界里波澜很多，却不会经常形成外在的激烈。他已经习惯了自语和自叮，习惯了独自处理内心里的问题。从诗文中看，诗人总的来说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感知这样一个敏感自尊的人是比较困难的，这不光因为他的内向少言，还因为他内心世界的丰富。这样一个人到底是怎样的，在过去了许久许久以后，也只有任人评说了。我们对他这样的人感到好奇，却又觉得抓不到要害。尤其作为一个网络时代和物质主义时代的人，常常处于一种空前被侵犯被骚扰的状态，也就对陶渊明这种恬淡的田园生活，对他拂袖而去的干净利落，对这样一个生活标本倍加向往。这种向往一定是伴随着我们的匆匆忙忙、不求甚解和我们不同程度的误解。时至今日，我们这些“现代人”尤其难以理解一个纠缠、自足、丰腴、活泼，同时又是痛楚犹豫的陶渊明。我们不是把他推到了反抗者的风口浪尖上，就是把他推下了个人闲适的田园洼地里去。
我们最愿意把他推到那片“桃花源”里，极不愿把他拽出桃花掩映的那个出口，只想让他一直待在里面，而完全忘记了这只是诗人的一种假设，一种幻想和向往。这是诗人内心深处的一片灿烂，而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居所。我们现代人羡慕陶渊明，是羡慕那种富足、自由和清闲的生活，却从不愿正视和面对他的万般焦虑和饥肠辘辘。
实际上，是过一种富足生活还是过没有羁绊的生活，二者常常不能兼得。面对实际生活中的陶渊明，面对他在贫困中的挣扎，我们就会觉得他是那样得不自由，那样得没尊严。于是我们也会忘记陶渊明在官场里的那些狼狈，四进四出的艰涩和犹豫。这些犹豫正表现出挣脱之难，因为诗人还抱有现实的希望： 试图缓解经济上的拮据，能够活得“体面”。然而，以前官场上的“体面生活”却给他带来了更大的痛苦，这种痛苦比较后来的乞讨哪个更大？究竟是陶渊明自愿走到了一种苦境中难以回返，还是他实在觉得后者的痛苦比较起来更能够忍受？我们需要对此做出回答。
诗人到了特别困难的时候，还有好几次应召的机会，但他都拒绝了。这一切显然是关乎自由和尊严，关系到生命深层的痛苦记忆。没有这些记忆作为参照，在物质极其匮乏的生活中，陶渊明是不可能打定主意坚持下去的。那种痛苦到底有多深，一个永远在功名利禄中混迹，或从未混迹过的人，大概是无法理解的。
尊严感越强，精神的洁癖越重，越是意味着他在总结自己的时候，将发现更多的瑕疵和污迹。因为他对自己的标准很高。古人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箕山洗耳”的故事了，它讲的是上古尧帝派使者来箕山见许由，想把帝位让给他，许由听后觉得自己受到了玷污，就跑到颖水里洗耳朵。巢父正巧牵牛过来饮水，得知缘由后，就怪许由招摇惹事，把水弄脏了，脏了他的牛嘴。如果把标准提到类似的高度，陶渊明会是很苦的，他在回顾总结自己的时候，一定会发现自己的瑕疵实在是太多了。
陶渊明并不是回来种地就割断了以往，没有那么简单。当他深夜无眠的时候，肯定会想起许多令自己愧疚的关节，很多让自己惊讶不已的事情，为何要忍受那么久那么多？他会后悔没有更早地离开那里，这从《归去来兮辞》和其他诗篇中都能看到。
陶渊明的那些田园诗把个人生活审美化了，这一点特别了不起。这样的一个人，把歉收与劳累，甚至是其他一些坎坷，都能够审美化。一般农民是不会用那种口气谈论“草盛豆苗稀”的，可就因为陶渊明是非同一般的农耕者，他才拥有了这样的审美力与特别心。“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归园田居五首其三》）田间劳作的辛苦在诗中尽是一种恬美、自傲和满足。
把苦难或平凡的生活审美化，主要还不是一种高超的写作能力，而更多是表现了一种人生的境界，也表现出一种人格的尊严。一个人如果在生活中常作戚戚，又怨又怒，无法超越苦难，就会丧失全部审美的趣味。这样的人终究是物质和世俗之人，一旦有了机会就会不停地诉说和渲染自己的苦难，甚至当成莫大的资本去夸耀，断然不会有新鲜的创造力滋生出来。
陶渊明这样一个灵魂和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大多数时候不以世俗利益的得失成败来判断事物，也就不会把官场的成功与否，把物质收获的多寡作为自己的唯一衡量指标。他的内心深处，精神方面的需求更为强烈。当他觉得心中不可忍受，那种懊悔和委屈一旦满涨起来，其他的世俗利益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比那些腰缠万贯、权高位重的得意洋洋之人，陶渊明的尊严感极强也极真实。他无奢望，流汗水，不折腰，躲开危险，心怀藐视。我们会在这种参照下发现，那种物质和世俗层面上的所谓“成功”者，一生要折损多少个人尊严、埋没多少精神觉醒。无数的委屈接受下来，渐渐就让一个人精神麻木起来，让他的尊严长期地睡去，怕是再也拍打不醒。
有的人只是浅睡，所以总有一天还会醒来。醒来的频率和时间也就决定了生命的品质。陶渊明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尊严常常是醒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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