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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这些年，中国经济到底发生了哪些事情？
聚焦物价、债务、税负、汇率、房产等热点，透过经济运行水面上八分之一表象，深挖水面下被忽略的八分之七，独家解读中国经济这些年关乎百姓财富的内、外“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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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件件都是花钱的事。吃穿住行要花钱，收入不够要借钱，钱没花完要存钱，享受公共服务要缴钱、与老外打交道要兑钱……
本书沿着“钱”这条主线，勾勒出中国经济这些年与百姓财富生活息息相关的八个故事：价事、钱事、债事、税事、汇事、房事、城事和策事。通过对物价变动、货币流通、债务危机、税收改革、人民币国际化、房价上涨、宏观调控的具体分析和独家解读，描述这些年我们的经济发展中所遇到的危机与挑战，为思考未来财富生活新的增长点提供新颖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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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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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涛，笔名简容、中国卒子。毕业于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现就职于中国建设银行总行。金融四十人（CF40）青年论坛成员、sohu财经年度经济学家成员、经济观察报经济学家调查组成员，路透中文网、FT中文网、财新网、财经网、澎湃、搜狐财经、和讯财经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经济观察报》、《21世纪经济报道》、《东方早报》专栏作家和经济评论员。已经公开发表的评论和研究数百余篇，曾出版《思考中国——美元逻辑下的中国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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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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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言
致谢
中国价事
通货膨胀真的远去了吗？
为什么我们的吃穿住行是这样的？
二师兄的肉比师傅的贵
被留下的另一半任务
中国钱事
“不差钱”的中国
“脱媒”下的“不差钱”
不差钱的环境下，钱为什么反而更贵了？
出来混，迟早都要还
事外话:“钱荒”的因果
中国债事
1.中国债务的三个比例关系
2.虱子多了不咬人吗？
3.南橘北枳
4.化债需用混合运算
事外话：债务置换背后的故事
中国税事
税收修补术
水涨船高
中央和地方的草料博弈
鸟笼思维
事外话：减税！全面减税！
中国汇事
正在进行的第三次突围战
人民币汇改的快慢之争
人民币的日元之鉴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线图
事外话：人民币自由化，行百里者半九十
中国房事
上下不得的房子问题
左右摇摆的房政
一生只能参与一次的周期
毒药还是良剂
事外话：人口红利之后，消费能成为主引擎吗？
中国城事
“葫芦难题”逼“流民落脚”
人粮矛盾下的“市民返乡”
人口红利的秘密是“起早贪黑”
两个方式的断裂
事外话：中国经济转型的显微镜观察
中国策事
央行的逻辑
财政和货币的“连裆裤”
没有财政的“四两”，何来货币的“千斤”
结构调整的引导者究竟是谁？
事外话：“珍珑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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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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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的吃穿住行是这样的？
在前文中，笔者曾大致算了一个账：2000年至今，我国涵盖八大类居民消费的整体物价水平累计增长了40%（以CPI数据测算），还摆了4个有意思的数据。接下来，笔者就和大家详细说说，这4个有意思的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CPI的8项分指标中，涉及我们基本生活的主要有4项，笔者将之归纳为“吃穿住行”，这4类消费合计在CPI中的权重接近70%，而这些年来，我们的“吃穿住行”的价格水平累计涨幅分别为110%、-4%、50%和-11%，同期这4项开支在我们消费支出的比重变化分别为：城市食品的支出比重下降了5%，农村食品的支出比重下降了11%，城乡衣着的支出占比基本保持不变，城乡交通的占比提升了7%，城市居住的占比下降了2%，农村居住的占比提高了3%。
两类数据对比下来，出现了两个有意思的地方：这些年，我国居民的穿和行两个方面的福利实实在在地得到了改善，因为支出占比没有下降，而价格水平明显下降；但吃和住的福利可能是恶化了，因为支出占比没有明显提高，价格水平却涨幅惊人。
原因何在？
为了更好地探究这一问题，先来看看美国同期的情况。21世纪以来，美国CPI的累计涨幅为37%，其居民的“吃穿住行”在CPI中的权重为73%，大体上和咱们一样。2000年至今，美国居民的“吃穿住行”的累计涨幅分别为44%、2%、37%和40%，同期4类在消费中的比重变化不大。除了衣着类（由于以中国为首的劳动力密集地区的纺织服装出口这些年带给了美国很多便宜的商品），其他三类消费支出的涨幅大体上与CPI一致。要知道在美国，居民消费占其国民经济的比重约为65%~70%，属于典型的消费主导性国家，而且其消费大量依靠举债。例如，2013年美国家庭名义收入仅较2000年增长25%左右，涨幅低于物价水平的涨幅近10个百分点，但2013年美国家庭的负债余额较2000年增长了60%，2006年增幅曾高达100%以上。
所以美国的情况很简单，一目了然：只要房价涨，居民就可以凭借房屋增值部分获得银行信贷，进而保证其消费持续旺盛（但结构没有太大的改变），所以除了衣着（另外还有电子设备，而此也是中国近年来出口产品的重点）之外，其各项消费物价的涨幅大体一致。而2008年的次贷危机，让美国最难受的地方就是房价不涨了，发动机熄火，消费必然随之不行了，因此美国反危机的重点也很清晰，就是保消费。君不见，危机以来美联储一直担心的不是通货膨胀，而是通货紧缩，印起钞票来一点都不犹豫。反观我们，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印钞机）怕是没有这么洒脱，因为这些年食品价格已经涨得太多了，稍有不慎，老百姓就会很不满意。
借用周其仁老师的“两个海平面”（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海平面，以中国为代表的低海平面）的比喻，美国的物价样本在理论上可以很好地得到解释——经济增长，消费旺盛，各类物价齐头并进。而我们这个海平面出现不一样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要想解释这个问题，笔者想从21世纪中国经济的拉动因素谈起。
实际上自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出口逐渐成为经济最强的拉动因素（加入WTO至金融危机前，净出口对我们经济增速的拉动作用平均为1.5%），而为了适应外部市场的需求，实际上要求内部经济开展有针对性的调整，相应的，中国经济在微观层面就发生了深刻变化。
以中国进出口产品结构变化为例：1995年，中国出口产品中比重最大的是纺织品，达25%左右，到2013年则降至5%，同期机电产品的比重则由18%升至60%左右；相应1995年机电产品和纺织品占进口总量的比重分别为36%和12%，随后纺织品比重一路下滑，到2013年已经降至2%，而机电产品的比重基本稳定在35%~40%；而石油在内的矿产品的进口比重由1995年的5%升至目前的25%。
上述我国外贸方面的数据表明，针对劳动力的自然禀赋，出口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策略重点，而纺织品、机电产品和能源矿产品等在进出口中的比重变化，则反映出中国经济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劳动双密集型的转变。与之相对，中国政府在资源配置导向上，则采取了前期重点配置纺织行业，后期转到装备制造业（背后需要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由此出现的结果就是，居民“穿”和“行”的需求面对的是供给的快速增加和多样化，所以这两个方面的支出比重虽在增加，但其物价水平却在持续下降。
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居民收入也随之上升，必然会带来居民膳食结构的改善，因为人富裕了，吃的也自然就好了。例如，2000年之前粮食需求在我们的食品总需求中的比重在15%以上，目前已经降至8%，而肉、蛋、奶、禽、在外就餐的比重相应上升，说白了就是我们吃得越来越好了（当然食品质量是否提升，则是另外一个话题）。与膳食结构改善相对应，农业在产出、用地、用水等多方面发生了变化，这本身就会带来食品成本的上升。
另外，在出口导向下，工业产能的扩张，还带来了农业用地和工业用地竞争关系的激化。工业对土地要素需求激增，建厂、铺路都需要土地，而且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也带来土地要素用途的变化。即工业化和城市化用地均对农业用地形成了客观上的侵占，而这一侵占也在客观上带动了土地要素的成本上升，这也是中国房价上涨的一个原因，而房价的上涨必然带来房租的提高。
由此，出现了上面说的“吃”和“住”福利可能反而恶化了，因为支出占比没有明显提高，物价水平却涨幅惊人。
另外笔者还想强调的是，这些年宏观经济确实是在增长，经济增长降速只是2012年之后的事情。逻辑上，随着宏观经济的增长，居民收入本应跟着提升，那么居民抗通胀的能力也应该增强。但是我们的实际情况却是，居民抗通胀能力被多重因素弱化。
例如，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可支配收入由2000年的6295元升至2013年的29547元，增幅为370%，其中消费性支出由2000年的4998元升至2013年的18023元，增幅为260%；同期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由2000年的2253元升至2013年的8896元，增幅为295%。可见居民收入的增幅明显小于同期GDP473%的增幅，即居民微观层面的收入明显滞后于宏观经济的高增长。同期国家年财政收入则由2000年的11913亿元增长至2013年的129143亿元，增长了10倍之多；国家年财政支出由2000年15890亿元增至2013年的139744亿元，增长了近9倍之多，显示政府在高增长蛋糕中所占份额是提升的。而按照统计局公布的收入法收入法也称分配法，是从生产过程创造收入的角度，根据生产要素在生产过程中应得的收入份额以及因从事生产活动向政府支付的份额的角度来反映最终成果的一种计算方法。按照这种计算方法，GDP由全国各行业汇总的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和营业盈余四部分组成。其中，劳动者报酬是雇员对企业提供劳动获得的工资和各种形式的报酬；固定资本折旧是生产中使用的房屋和设备在核算期内磨损的转移价值；生产税净额是企业向政府支付的利润前的税金减政府对企业由于政策性的原因造成的亏损而给予的补贴；营业盈余是企业从事经营活动所获得的利润。口径下的GDP，劳动者报酬在经济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52%下降到2012年的45%，2007年曾一度降至40%以下；企业盈余在经济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9%升至2012年的26%，2007年曾一度升至31%以上。
三组数据均显示，伴随宏观经济的高增长，同政府和企业相比，居民在经济蛋糕中分得的份额是下降的，这样自然就会削弱居民抗通胀的能力。再加之医疗、教育、养老等诸多后顾之忧至今未能得以解决，直接导致中国居民的储蓄率由2000年的37.7%升至目前的50.2%（以每年平均1个百分点的速度在上升），而存款利率的管制以及期间出现的长期实际负利率，又在一定程度上蚕食了居民的真实货币购买力。
除了通胀压力和收入增长乏力之外，收入分配结构的恶化，进一步弱化了低收入阶层居民的抗通胀能力。王小鲁教授2013年的研究显示，按照城镇居民家庭10%分组，最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是最低收入家庭的26倍，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使得本已滞后经济增长的居民收入雪上加霜。
因此，如果从上述吃、穿、住、行四个维度来看我们这些年的物价问题，仅仅指责货币因素（央行印的钞票太多了）是罪魁祸首，肯定是不全面的。笔者认为，这些年我们的宏观管理部门虽然“千方百计”在通货膨胀恶性演变苗头出现前将其捻灭，而这只是在短期内将问题延后。从长期而言，如何提高居民在经济增长蛋糕中所分得的比重，如何尽快扭转已很严重的收入差距局面，才是“千方百计”中的大计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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