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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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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念与历史的际会：朱熹中庸思想研究》的出版对于撇清学术界对朱子思想的误读、错读具有重要意义。2《观念与历史的际会：朱熹中庸思想研究》将为中国现代价值体系的建构提供重要的传统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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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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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晚岁序定《中庸章句》，将人心道心，精一允执确立为吾族文化精神传承之统绪，即所谓道统者。朱子依此对《中庸》所展开的诠释与阐发，形成一经经纬纬之统合系统。然其关切则在回答大公至正的人类社会之如何可能的问题。朱子将天道观念运用于人与历史的解说，在理论上，以人之天赋善性作为合情讲理的社会形态之可能性依据；在实践设计上，则着重指出，握有公权力的主政者必须学为君子，此是实现有道理想的首要前提。朱子道统，与其说是哲学意义上的破天荒之举（陈荣捷语），毋宁说，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伟大的精神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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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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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健，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研究员。著有《明代思想史》（1994年）、《儒学在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命运神体儒用的辨析》（2002年）；译有《日本官僚政治研究》（1990年）、《社会与宗教》（1991年）、《佛法西与东》（1996年），《在现实真实与价值真实之间：朱熹思想研究》（200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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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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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1第一章 精神道如何实现于历史：道统之意涵（上）1第一节 溯源伏羲 中立周子：道统的形上理据3第二节 卓然立人道之尊：宋代儒者面对的历史难题7第三节 致中和：作为历史之体的精神道51第二章精神道如何实现于历史：道统之意涵（下）63第一节 人生而能德：对天命之谓性的理解63第二节 善的历史如何可能：对率性之谓道与修道之谓教的理解68第三节 重回善的历史：以圣人为修教谓教之主词的深意75第四节 人为目的：道理性之意义的互相发明82第五节 天下平必自明德始：致中和语境中的格物致知102第六节 立天地之大义：成就一个见得此理的世界110第三章 中和与中庸：一个观念与历史的普遍性问题（上）119第一节 开出观念范导历史的维度：释庸为平常的意义120第二节 难而易与易而难：对中庸不可能的诠释127第三节 合理与现实：对尊德性而道问学的诠释131第四章 中和与中庸：一个观念与历史的普遍性问题（下）154第一节 自然生存与可能生存：五谷之喻的意义154第二节 中道与天道：中庸是君子的事业162第三节 有道必得见道：价值本体视域内的格物精神168第四节、随自家规模大小做去：人人可为的格物致知176第五节 实现中和理想的现实载体：为政者与学者204第五章 正天下大本：一种可能的历史 以《壬午封事》《庚子封事》《戊申封事》为解读线索230第一节 道统内容的首次提出：关于《壬午应诏封事》233第二节 治道与善生：关于《庚子封事》264第三节 中和理想的治世尝试：关于《戊申封事》284第六章撑天拄地：何以道统观念必须进入社会历史290第一节道为历史之体：朱子与陈亮的根本区别291第二节 发自道体亦或发自智谋功力：朱与陈之不同政治进步观299第三节道之常存，非人能预：作为纯粹观念的道心以《答陈同甫》之书八为例312附录：在观念与历史之间 对余英时分疏道统与道学之意义的思考326后 记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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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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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大主题。朱熹则是中国学术思想史中的大人物，被视为集孔子以下学术思想之大成者，与孔子同样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的伟大哲人。（钱穆语）就传统语汇而言，或许中庸是被应用得最滥泛的概念之一。其不仅成为大众的日常语言，甚至一度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批判的对象。即使在专业学者的语境中，中庸也多被定义为一种思维方式，最典型的表述是适度的艺术。这固然不错，但却极度地缩窄了中庸的广深意涵。在中国思想文化史的长河中，中庸固然有着发生与流演的过程，但至南宋，经由朱子绾经学与理学为一途的整体性的诠释与阐发，最终成就为一精神的大弥纶，亦可曰中国人世代相传、绳绳相系的精神之道，即所谓道统。应该说，作为文化自觉的道统观念，始于孟子；然而，明确提出道统概念者，实为朱子，正如陈荣捷先生说，朱子实为新儒学道统一词之第一人。道统之真实意义，当然不在名词概念，而在其价值理念。朱子以子思《中庸》为诠释文本，于晚岁序定《中庸章句》。其在《序》中，将中庸之道视为由上古圣神（尧、舜、禹）继天立极而创造并承传之道，即所谓道统之传有自来矣；又以《尚书大禹谟》之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规定道之意涵；明确提出道之传就是道心之传；而道心之传实为公平正大精神之传。朱子将此一精神结穴于《中庸》本文，以中和来深化道心之意。中禀赋于大自然之天道，意味着人天生具有某种自我完善的潜在能力（近似康德之人天生具有大自然所禀命的理性能力之意），朱子谓之道之体，意即人之心应以天道为根本之体，故而又可曰道体或心体，皆表人之真理性的主体精神。与中相对应，朱子将和诠释为道之用，以此表达人之主体或曰心体对客体事物的重大影响。其在解释中为大本，和为达道时说：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达道者，循性之谓，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盖天地万物本吾一体，吾之心正，则天地之心正矣，吾之气顺，则天地之气亦顺矣。朱子将人之主体精神的价值提到如此高度，真可谓大气磅礴，惊心动魄矣！依今语，朱子之中庸，实为主客双摄的大主体哲学，或曰精神哲学。朱子语境中的主体之学，始终与行为践履相关联，道之体与道之用统之于人，故曰：是其一体一用虽有动静之殊，然必其体立而后用有以行，则其实亦非有两事也。这里的要切处在于，朱子以道之体用作为中庸思想系统的基础设准，实质上内涵着一价值期待，即经由高上深邃的精神主体而逐步实现有道社会的理想。为此，他在解释《中庸》首章致中和时，便将君子戒惧谨独之德与天地位，万物育之理想通贯为一：自戒惧而约之，以至于至静之中，无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则极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谨独而精之，以至于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则极其和而万物育矣。基于个人主体（君子之德）与大自然最终目的（致中和）之间的张力，朱子不仅把以往语义内的中庸，明确为人之心学或曰精神之学，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拓展了内中的思想空间，即由人之心体或曰道体延展出多向度的学思理脉，进而将中庸深化为多重意蕴的观念丛（而不是将其收窄为某种思维方式），据此为人之主体的全面成长（即所谓成人之道）提供了充分的义理支持。在这个意义上，朱子的中庸之学，又可称为全体大用之学。所以谓之观念丛，是因为在朱子的诠释语境中，心体有其天道之大原，故而他详论天命之性与无极太极；为阐明天道与人生之内在的理思关联，又极言理气、天人、善恶、已发未发等诸说；终以仁通解宇宙之大生命，进而为天道与人道确定了最恰切的贯通点，由此天人两界诚为一体，而成人之道亦有天命之性之义据。朱子之中庸，固然有着多向度理脉，然而，若从行为主体的视角来看，因所指对象不同而意涵也大有殊异。就其对任何人皆可发生思想和实践的指导作用而言，它有着普遍适用的理论意义。而特须注意的是，朱子语境中的君子，首先是指向特定人群的。他要求那些对政治生态及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们，即主政者乃至所有为政者，必得须臾不离道，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公天下之心以观天下之理，能修其身，能治其家，以施之政事之间，治理公共事物及百姓日用，每事理会教尽，教恰好，无一毫过不及，朱子又谓之明德新民，体用之全，而止其至善精微之极，或曰大中至正之极，天理人事之全。就普遍适用而言，中庸可谓之实践学；就主体特指来说，朱子将其深透到政治哲学的论域，使之显豁出更强的历史与现实关切。我们现在的研究，多注意前者，而忽略后者。朱子之所以特别强调为政者们必须学为君子，是因为他们所处的关键位置，关乎民之休戚与国之安危。这亦是朱子一生正本原之地，格君心之非，对政府决策层谏诤不止的深层动因。正如徐梵澄先生在阐发孟子仁政时说，主政者恰如处在圆球中心，一旦角度有些许偏差，球面上的差异就会很大。因此，如果领导者能成为仁义君子，那么，他们所行之政策和原则自然合宜，社会便可进步、繁荣，无论国人知或不知，均可安足。（参阅《孔学古微》之第十五章《孟子》）朱子的中庸思想，无论是作为多重意蕴的观念丛，还是针对特定的行为主体，皆是在观念与历史的大视域中展开的。于此，朱子有着结实的文本依据。一般人们解读《中庸》，不注意中和与中庸的区别。朱子特别指出这一长期被忽略问题，即《中庸》第二章变和言庸（首章谓中和，二章谓中庸），并且进一步诠释，中庸之中，实兼中和之意；而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就中兼中和而言，实意味着道之体用全在人之主体；而庸训为常，则将体道行道之主体与日用常行的经验世界相关联，这又意味着中的实现，只在日用常行的生活之内，而非脱出具体事境的虚无之物，故反复申说，子思言中，而谓之中庸者，庸只训常。日用常行，事事要中 。所谓道，只是如日用底道理。恁地是，恁地不是，事事理会得个是处，便是道也。近时释氏便有个忽然见道底说话。道又不是一件甚物，可扑得入手。依今语，中和可解读为，人之整全的精神能力以及有效的实践能力，即朱子所谓全体大用之人。朱子谓中兼中和而与庸相对，由此便将致中和的深意阐发出来。当身兼道之体用的主体，朝向致中和这一合目的的方向时，原本统合于君子个人的中和，实质上便转升为人类历史应然合乎的道理，即所谓天下之大本，而大本的目标，便是达道理想的实现。大本与达道，回答的正是纯粹观念如何普遍适用于经验历史的根本问题。从心理本体来看，朱子诠释中庸，自有他坚执的价值信念。与那些认为人之历史从恶开始的西方思想家不同，朱子认为人的历史从善开始，即所谓上古圣神，继天立极，因此他确信经由对道统的接续，人类就可能在历史中重现三代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社会理想。以恶为始，必然以某种善的形式为历史的终结；以善为始，则历史就是一个可能向善不断回归的过程。当然不是回到具体的三代形态，而是实现善的目标。可以说，这是两种殊途却同趋向善的历史观。故而，朱子以中庸作为中国历史传承相继的道之统绪，实质上是将精神的进步视为历史进步的根本准的，而历史进步的方向则是有道社会的重建。所谓有道，实是人们懂得道理且践行道理，从而推动和谐而合理社会的形成，即朱子所言，在中之理发形于外，即事即物，无不有个恰好底道理。所谓即事即物恰好底道理绝非相对主义的，尊重道理实是一种源自天道的精神，故而朱子恳切地说，有道讲理的社会，全体是天理流行。用今语言之，是大自然的合目的性的呈现而已。朱子在观念与历史的大视域中所诠释的中庸，若果谓之中国精神史上的大事件，恐不为过。其实，朱子之义理，皆指向担待者，具体来说，一是为政者尤其是主政者，二是有志担负社会责任的学者。他在辞世前一年对弟子有一嘱说：一日之间事变无穷，小而一身有许多事，一家又有许多事，大而一国，又大而天下，事业恁地多，都要人与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谁做？不成我只管自家？若将此样学问去应变，如何通得许多事情，做出许多事业？此语，至今读来，真如朱子深衷传影于前，令人感慨唏嘘不已矣！ 乙未年小暑日 2015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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