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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美国著名记者史沫莱特发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之问几年后，她在到达延安后找到了答案。她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条件艰苦、物质贫乏的陕北由弱变强，从小到大，不断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成功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她的力量源自哪里？
作为一部通俗理论读物，本书的特色在于用故事来说理，在文献中找根据，用大白话讲大道理。作者以延安往事为主线，以延安精神的原生形态为重点，回顾了延安时期诸多有哲理、有力量的经典故事、经典文章、经典论断，对党中央在延安13年历史进行了原汁原味的探讨，讲述了延安时期的人、事、理，展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气、神，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密码。
本书又是一部重铸党魂的力作。走过了95个春秋的中国共产党，今天跨入了新的历史关口。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我们从这里找寻力量。习近平总书记也说，“全面从严治党要继续从延安精神中汲取力量”。它不仅是党和国家的历史记忆，也能让每个党员干部提振精气神，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去奉献、去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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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燕楠
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研究员。
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培训中心副主任，曾挂职任中共山东淄博市委副书记。
2009—2015年任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常务副院长。
长期从事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和理论研究，在国内最早开展研究式、体验式等培训方法创新。近年来主要从事党史、党建等领域特别是党性教育的实践与研究，出版多部专著，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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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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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党始终指引着中国的方向001
第二章赢得了民心：党成功的奥秘019
第三章延安的窑洞最革命：党的理论在不断创新039
第四章朋友越多越好：党领导革命胜利的利器068
第五章党的干部就要“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084
第六章中国的希望在延安：党的精神力量103
第七章用“艰苦奋斗”的精神做支撑124
第八章榜样的力量：做一个纯粹的共产党人142
第九章他们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165
第十章党领导人民当家做主180
第十一章打铁还需自身硬：党的纪律就是党的生命199
第十二章我们决不当李自成：党的决心与信心221
第十三章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力量所在243
结语延安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强大动力269
后记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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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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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延安的窑洞最革命：党的理论在不断创新
徜徉在杨家岭，漫步在枣园，徘徊在凤凰山，踟蹰于王家坪。这些来来往往的脚步，缘于这里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磁场，诱惑着每一双思绪绽放的翅膀。
有时候，让人遐想的不只是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也不只是同甘共苦的历史记忆，还有历久弥新的理论光辉。
延安，让人难以割舍，缘于延安的窑洞里存活着中国革命的真理。
一、以马克思主义之矢，射中国革命之的
站在新时期的拐点，我们可以大胆地鞭挞故纸堆上被历史洪流所泯灭的鼠目寸光，可历史却固执地以自身独有的方式投射着先辈们思想的闪光。胡适曾在《旅京杂记》一文中写道：
现今的人，往往拿西洋的学说来做自己议论的护身符……不去研究中国今日的现状应该用什么救济的方法，却去引那些西洋学者的陈言来辩护自己的偏见。
或许他的立场就像他自己所批驳的那样，阐释着杜威的实用主义。站在辩证法的角度，他的方法论何尝不是我们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解读？
1.“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控制下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分共”，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宣告失败，30多万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屠刀之下。随后的“八七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这是中共在遭遇最严峻的生存危机之际，于彻悟中的共同心声。毛泽东后来多次对外国朋友提及：
有了共产党以后，就进行了革命战争。那也不是我们要打，是帝国主义、国民党要打。
他要打，我就打。这个方法就是从反动派那里学来的。我们就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蒋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难道我就不能打他呀？
回到湖南的毛泽东，根据“八七会议”精神，领导并发动了秋收起义。但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起义军屡屡受挫，困顿且迷惘。是继续“进攻”中心城市长沙，还是退却？部队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在毛泽东等人的力主之下，决定“退往湘南”。不容否认，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因为，这与中共中央要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的策略悖逆。当然，该策略并非此时中共中央的独立政见，而是共产国际的影响甚至直接操控下的结果。“退往湘南”是毛泽东从革命实践出发，违背中央意图却最终被时间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决定。
南下退却也并非一帆风顺，疲劳、饥饿和伤病困扰着这支南下的部队。战士的意志几乎被消磨殆尽。逃跑，在这支队伍中是稀松平常之事，对部队改编和整顿势在必行。于是，便有了历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确立了在连队建党支部这一建军思想。更重要的是，此时的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中国革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提出：
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打垮。
这里多少已有“武装斗争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相结合的思想” 。
这种不成熟但却先进的思想火花，与此时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攻打大城市、以城市为中心的思想水火不容，这成为此后这一思想屡遭指责的重要诱因。
罗霄山脉绵延起伏，井冈山层峦叠嶂，季风气候的湿润梅雨，鄱阳湖畔的水稻蚕桑，造就出吴头楚尾、粤户闽庭的鱼米之乡。从城市转向农村，一路南下的起义军历经艰险，终于到了井冈山。
会师有些日子了，岁月相对复归平静，但人们的心情却显露不出一丝喜色，恰如江南的梅雨，阴郁笼罩。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思考和忧虑，毛泽东似乎比其他领袖表现得更加刚毅果决，更加理性深刻。
1929年4月3日，毛泽东作为湖南省委前委和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离开长汀来到瑞金与彭德怀的红五军会合，收到了中共中央2月7日发出的“二月来信”。对于中共中央不切实际的“瞎指挥”，他发出了自己义正词严的反对之声，并以红四军前委的名义起草了回信。此后一段时间，红四军辗转于赣南闽西，寻机歼敌。
雪上加霜的事发生在5月份。是月，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由中共中央派至红四军工作，被委任为临时军委书记兼军政治部主任。下车伊始，刘安恭即对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一些正确主张横加指责。 为了解决红四军内部的各种问题，1927年，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会上，毛泽东提出的关于“党对红军领导必须集权制”及“反对流寇思想”等正确主张，非但不被理解，反而被冠以“机会主义”的罪名，更从组织上丢掉了前委书记一职，变成了前委委员，并受到了党内严重警告的处分。这是毛泽东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自下而上的落选。会后，被调离红四军中央领导岗位的毛泽东，带着身怀六甲的贺子珍赴闽西蛟洋指导地方工作。本来由于梅雨天气的影响，他的疟疾就比较严重，再加上此时内心的苦闷晦暗，整个人似乎都显出虚脱之状。
红四军的七大结束了，争论暂时告一段落。但红四军的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了，如地火一般，随时可能冲破薄弱地带喷涌而出。
历史就像命运一样多变，时而一帆风顺，时而一波三折。此时的红四军在军事上出击闽中和冒进东江连吃败仗，军心涣散。很多军事干部充满离队情绪，要求到地方去工作，红四军濒临瓦解的境地。而此时的朱德没了毛泽东这位娴于组织工作的左膀右臂，也顿感压力如山。
情急之下，朱德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的八大。但由于红四军内各种错误思想尚未肃清，特别是主观主义、盲动主义、流寇主义和单纯的军事观点，致使红四军在八大召开的整个过程当中都显出无组织性，一个小小的问题就能争论整整两天，前敌委员会的选举结果与七大不差分毫。八大召开的结果其实就是没有结果。
领袖终归是领袖，异于常人的不仅是其非凡的才能、钢铁般的意志，更在于其有流水般包容万物的情怀。经历了红四军七大之后的种种挫折，朱德深感自身组织能力的缺乏。同时，经过反复比较，他也意识到了毛泽东“关于加强军队无产阶级思想和党的组织工作”等主张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同志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方向，恰恰是真正符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身处闽西的毛泽东收到了朱德抛来的橄榄枝，从病榻上翻身而起，重新焕发出革命乐观主义和大无畏的精神。
陈毅来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提交了《关于朱德、毛泽东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五个书面材料，实事求是地报告了红四军各方面的详情，使中共中央正确地认识了毛泽东和红四军。
在接到红四军处于生死关头的消息后，陈毅立即动身奔回福建。他还给毛泽东送去了中共中央的“九月来信”，从路线上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并以诚恳的态度打动了毛泽东，将其请回红四军。1929年11月28日，红四军九大（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胜利召开，这次会议纠正了党内和军队内的种种错误。
在艰苦的行军和残酷的军事斗争中，毛泽东这位“山沟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用自己探索出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折服了几位领袖，在斗争中播撒真理、团结同志、纵横捭阖，坚持用中国人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来建党建军。
《反对本本主义》是毛泽东为反对党内教条主义而撰写的第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清晰地回答了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等问题。20世纪60年代，在回忆创作这篇文章的情形时，毛泽东称：
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的。那时没有用“教条主义”这个名称，我们叫它作“本本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需要学习的，但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我们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就要做实事求是的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魅力所在。
2.“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革命送来了马列主义，但没有送来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丹妙药”。苦闷，纠结，彷徨……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理论工具，为何中国革命依旧乱象丛生？从井冈山到陕北，从长江到黄河，一路走来，毛泽东一直思忖着这个陌生的课题。
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毛泽东称作的“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即从大革命的兴起到北伐战争的失败，从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卵翼下像是个苦命的孩子，而当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时却又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通过对“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毛泽东深化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思考，催生出一个惊天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1937年，王明从莫斯科飞回延安，同行的还有康生、陈云以及带来的斯大林关于中国抗战的指示。毛泽东、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等一行在机场为王明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毛泽东称王明为“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
回到延安，王明真的就做起了“钦差大臣”。在随后的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他自恃手握共产国际的“尚方宝剑”，一方面卖力地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为了统一战线”的旨意，另一方面对于抗战以来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给予了尖锐的批评。王明批评张闻天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刘少奇被点名批评，称之“小册子太多”。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张国焘回忆道：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
鉴于王明的特殊身份，特别是中共党内长期“以俄为师”的思维定式，追随王明的人很多。彭德怀回忆道：
当时，我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在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
在这次会议上，“做了实质上抵制王明错误”的只有毛泽东一人。在一边倒的情况下，毛泽东的抵制也只能是一种有限度的抵制。12月11日，他在发言中也承认“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表示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 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愤懑、孤独，从毛泽东下面的文字中可以感知一二：
十二月会议我是孤立的，我只是对持久战、游击战为主，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是坚持到底的。
“钦差大臣”的影响还在“发酵”。一位经济学教授，把《资本论》读得很熟，可被问到陕甘宁边区实际经济问题时，他竟然回答：“这个，《资本论》里没有讲，我不能解答。”一位干部，第一天到洛川工作，第二天就下了一道命令：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毛主席见到他后就问：你把一切苛捐杂税都取消了，究竟有哪几种苛捐，哪几种杂税？这个同志被问得哑口无言。当时的热血青年，迷醉于教条主义的光环。青年们的两个口袋里，只要一个口袋里装的是毛主席的书，另一个口袋里装的书必定是王明的。许多女大的学员把会背马列书、会讲外国话视为找对象的条件。
十二月会议的切肤之痛，边区政治生活中的“微妙”变化，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思和忧虑。王明，这个早就在土地革命时期，因米夫支持“一步登天”而掌舵的留苏学生，就曾因听命于共产国际的“左”，致使中国革命成果几近丧失殆尽。抗战伊始，又领衔“右”的圣命，使抗战伟业濒临危机。王明何以忽“左”忽“右”？错误思想的根源是什么？
在长期的革命中，“对事情总不满足于枝枝节节的解决，而是力求从大本大源上去探索”的思维，早已成为毛泽东显著的思维特点。在他看来，王明的忽“左”忽“右”，最深刻的思想根源依然是教条主义。在此前不久，毛泽东就曾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从方法论的高度上一语道破“左”的错误实质。虽然很多时候，真理只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曲高和寡。这成为抗战初期“右”的错误较难受到抵制的深刻思想根源和历史原因。
中国革命吃教条主义的苦头实在是太多了！如果不从理论上彻底解决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方法，确立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任凭这种来自共产国际的“右”的错误发展，后果不堪设想。出于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忧虑，毛泽东此时再也按捺不住自己的愤懑。
延安的窑洞里灯火通明，毛泽东奋笔疾书，终于赶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前写下了《论新阶段》。他论述道：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
离开中国特点谈论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个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
在毛泽东眼中，马克思主义必须得到发展，必须使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必须探究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使其中国化。这样的主张得到了其他同志的支持和拥护。就连犯教条主义错误最严重的王明，都不能不对这一倡议做出回应：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马列主义民族化，即是将马克思主义具体运用于中国，是完全对的。的确，只有使马列主义深广地中国化，成为中国血肉之亲的东西，成为中国历史发展和社会进化的必然产物，成为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从孔子到孙中山），才能够真正家喻户晓和深入人心。
毋庸置疑，《论新阶段》是中共高层倡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发声。当历史学者习惯于津津乐道《论新阶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之时，我们更情愿将其置于更为广阔和恢宏的中国历史背景之下去考量。一旦以这样的视角来审视这篇文章，便不难发现，它构成了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当然，与《反对本本主义》《矛盾论》《实践论》不同，这次毛泽东成功了。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胜利的路径，赢得了党内其他同志的广泛尊重与认可。
在创立自己的学说伊始，马、恩就反复强调：我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而非教条。毛泽东与王明的不同就在于，毛泽东谙熟于此，倡导并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并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相反，王明却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了万古不变的教条，既窒息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又贻害中国革命不浅。在历史与事实的教育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在党内确立。
真理的光芒透过时空，让人们看到了事实的本相，并从中获得力量与智慧。任何理论都离不开其成立的主客观条件，抽掉了其存在的“土壤”，那就只剩下了一束艳丽的“塑料花”，却往往被夸夸其谈者视为至宝。他们当然也懂得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永远离不开土壤，一旦把它视为永恒不变的真理，就变成了用来装点门面的东西，其实也成为用来吓唬人的道具。可以说，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知之甚少的王明，就是一个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上存在一条真理，却能解决所有现实问题的人。与其说是理论上的不成熟，不如说是一个思想力贫乏的“懒汉”。与之相反的是，被他经常讥讽和轻视的毛泽东，没留过洋，没喝过洋墨水，更没有久居大城市。一个成天在山沟沟里蜗居的人，怎么会有超拔惊天的思想？事实上，关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魅力，毛泽东概括得再简单不过，那就是重在学会其观察事物、分析矛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从他的嘴里，永远听不到经典的口诀，听到的恰恰是最朴实无华的“大白话”，而正是这些“大白话”，一语道出了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因而随着时间和革命实践的推移，其思想的光芒征服了一切教条主义的无知和傲慢。就连外国学者也称毛泽东赢了，岂不知这场胜利，他赢得并不轻松，而是异常艰难。与其说这是毛泽东个人的胜出，毋宁说是真理赢得了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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