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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文学界不可逾越的王小波，知识群体必读作品。
近二十年来，他被无数文艺青年青睐，影响了70后、80后，
今天，他的文字将被90后，甚至00后所拥趸，只为那颗自由的灵魂。
这套书适合喜欢王小波的文艺青年、知识群体再读；
适合时时被影响，却从未去翻阅的伪粉丝细读；
值得**次接触王小波的小鲜肉初读。
★王小波早期作品手稿首次曝光
王小波早期作品手稿，保存下来的仅有六篇，分别是《绿毛水怪》《战福》《这是真的》《歌仙》《这辈子》《变形记》, 这些手稿是首次曝光，原汁原味展示出作家早期手稿状态。
★李银河老师亲自校勘、精选
长篇小说（全）、中篇小说（全）、短篇小说（全）、未竟稿（精选）、杂文全集、书信全集。
★李静、朱大可作序推荐
李静是王小波生前采访过他的人，对王小波的作品和思想了解至深，这次是李银河老师推荐她来作序。
★裸书脊精装插图典藏版，**设计师倾情打造
设计理念：
*为平易近人的装帧还原了文学书籍的真实意义，减掉一切不必要的工艺和颜色，简单到只剩下信息和功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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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白银时代”系列是王小波写作生涯中最后的完整作品，叙事的动作性微弱到极点，色调也空前灰暗，这是由作品的主题和题材决定的——关于“写作”或 “创造”本身遭遇阉割的故事。
中篇小说《未来世界》、《白银时代》、《2015》和《2010》，事件都发生在未来时代（虽然2015年和2010年对我们已成往事），主人公都是作家、画家（知识分子艺术家），其行动内容都是写作、画画这种抽象而静态的行为，但它们却衍生出一种根本的戏剧性——主人公想象和创作的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不允许”之间永远的冲突。 “我们总是枪毙一切有趣的东西。这是因为越是有趣的东西，就越是包含着恶毒的寓意。”（《白银时代》）作家将层出不穷的精神阉割和制度禁忌化身为“施虐受虐”的刑罚游戏、“常装易装”的变态嬉玩以及“跟踪反跟踪”的谍战剧码，将权力控制的专断禁锢化为夸张的仪式和黑色的喜剧。
权力的规驯与惩罚，最终由于阳物巨大的受罚者欢天喜地的配合，而成为一场普天同庆的狂欢和事与愿违的捣乱。
权力对智慧的围追堵截最终化为玩笑一场。但这却是玉石俱焚的玩笑。从叙事的沉重而轻快的双重性中，我们听到了创造者凋零的悲歌和自由的梦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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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王小波（1952.5.13—1997.4.11），男，汉族。被誉为中国的乔伊斯兼卡夫卡，也是唯一一位两次获得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的中国大陆作家。其文学创作独特，富于想象力、幻想力之余，却不乏理性精神。代表作有《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黑铁时代》等。
王小波写给未来的遗嘱是：即便无处可逃，也要永不屈服。听到遗嘱的后来者，则会记起亚里士多德的两句话：“优秀的会成为永恒的。”“个人是可以被信赖的。”正如拉伯雷、但丁之于文艺复兴，狄德罗、伏尔泰之于启蒙运动，鲁迅、胡适之于中国新文化运动，王小波的精神意义之于当代中国，性质与之相似。他的创造铺就了一条美丽的牵牛花之路，他的启示则成为反智时代清新的解毒剂。在备受激励的新蒙昧主义卷土重来之际，这位理性与自由之子的作品，将继续给拒绝愚弄的人们以智、美、爱的滋养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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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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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_ 白银时代
045_ 未来世界
127_ 2015
169_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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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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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时代》经典语录】
我说过，生活这个词有很古怪的用法：在公司内部，我们有组织生活、集体生活。在公司以外，我们有家庭生活、夫妻生活。除此之外，你还可以去体验生活。实际上，生活就是你不乐意发生但却发生了的事……和真实不真实没有关系。
你知道什么是天才的诀窍吗？那就是永远只做一件事。
历史就是对已知史料的最简无矛盾解释。从定义上说似乎只能用一部历史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该失业了。史料就是文献，考古学的发现，历史学家的陈述。治史的两种态度：科学态度是什么就说什么，二是党性态度，是什么就偏不说什么。
这个世界终究会是银子的。
人想要干点什么或者写点什么，最重要的是不必为后果操心，只要你有了这个条件，干什么，写什么都成，完全不必长得漂亮或者写的好
我认为失恋就像出麻疹，如果你不失上几次，就不会有免疫力。
历史就是对已知史料的最简无矛盾解释。从定义上说似乎只能用一部历史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该失业了。史料就是文献，考古学的发现，历史学家的陈述。治史的两种态度：科学态度是什么就说什么，二是党性态度，是什么就偏不说什么。
【精彩书摘】
一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节热力学课，老师在讲台上说道：“将来的世界是银子的。”我坐在第一排，左手支在桌面上托着下巴，眼睛看着窗外。那一天天色灰暗，空气里布满了水气。窗外的山坡上，有一棵很粗的白皮松，树下铺满了枯黄的松针，在干裂的松塔之间，有两只松鼠在嬉戏、做爱。松鼠背上有金色的条纹。教室里很黑，山坡则笼罩在青白色的光里。松鼠跳跳蹦蹦，忽然又凝神不动。天好像是要下雨，但始终没有下来。教室里点着三盏荧光灯，有一盏总是一明一灭。透过这一明一暗的快门，看到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
老师说，世界是银子的。然后是一片意味深长的沉默。这句话没头没尾，所以是一个谜。我把左手从腮下拿下来，平摊在桌子上。这只手非常大，有人叫它厄瓜多尔香蕉——当然，它不是一根，而是一排厄瓜多尔香蕉。这个谜好像是为我而出的，但我很不想进入这个谜底。在我身后，黑板像被水洗过，一片漆黑地印在墙上。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这位老师皮肤白皙，个子不高，留了一个娃娃头，穿着一件墨绿色的绸衫。那一天不热，但异常的闷，这间教室因此像一间地下室。老师向我走来时，我的脸上也感到一阵逐渐逼近的热力。据说，沙漠上的响尾蛇夜里用脸来看东西——这种爬虫天黑以后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但它的脸却可以感受到红外线，假如有只耗子在冰冷的沙地上出现，它马上就能发现。我把头从窗口转回来，面对着走近来的老师。她身上墨绿的绸衫印着众多的热带水果，就如钞票上的水印隐约可见。据她说，这件衣服看上去感觉很凉快，我的感觉却是相反。绸衫质地紧密，就像一座不透风的黑牢，被关在里面一定是很热的；所以，从里面伸出来的裸露手臂带有一股渴望之意……老师在一片静止的沉默里等待着我的答案。
天气冷时，老师穿一件黑色的皮衣，在校园里走来走去，在黑衣下面露出洁白的腿——这双腿特别吸引别人的注意。有人说，在皮衣下面她什么都没有穿，这是个下流的猜想。据我所知不是这样：虽然没穿别的东西，但内裤是穿了的。老师说，她喜欢用光腿去冰冷的皮衣。一年四季她都穿皮凉鞋，只是在最冷那几天才穿一双短短的皮靴，但从来就不穿袜子。这样她就既省衣服、又省鞋，还省了袜子。我就完全不是这样：我是个骇人听闻的庞然大物，既费衣服又费鞋，更费袜子——我的体重很大，袜子的后跟很快就破了。学校里功课很多，都没什么意思。热力学也没有意思，但我没有缺过课。下课以后，老师回到宿舍里，坐在床上，脱下脚上的靴子，看脚后跟上那块踩出来的红印，此时她只是个皮肤白皙、小腿健壮的小个子女郎。上课时我坐在她面前，穿着压皱的衣服，眼睛睁得很大，但总像刚睡醒的样子；在庞大的脸上，长着两道向下倾斜的八字眉。我的故事开始时，天气还不冷。这门课叫做“热力学二零一”，九月份开始。但还有“热力学二零二”，二月份开始；“热力学二零三”，六月份开始。不管叫二零几，都是同一个课。一年四季都能在课堂上遇到老师。
我猛然想到：假如不是在那节热力学课上，假如我不回答那个问题，又当如何……我总是穿着压皱的土色灯芯绒外衣出现在教室的第一排——但出现只是为了去发愣。假如有条侏罗纪的蛇颈龙爬行到了现代，大概也是这样子。对它来说，现代太吵、太干燥，又吃不到爱吃的蕨类植物，所以会蔫掉。人们会为这个珍稀动物修一个四季恒温的恐龙馆，像个篮球队用的训练馆，或是闲置不用的车间，但也没有什么用处。它还是要蔫掉。从后面看它，会看到一条死气沉沉的灰色尾巴搁在地下。尾巴上肉很多，喜欢吃猪尾巴的人看了，会感到垂涎欲滴的。从前面去看，那条著名的脖子拍在地下，像条冬眠中的蛇，在脖子的顶端，小小的三角脑袋上，眼睛紧闭着——或者说，眼睛罩上了灰色的薄膜。大家都觉得蛇颈龙的脖子该是支着的，但你拿它又有何办法，总不能用吊车把它吊起来吧。用绳子套住它的脖子往上吊，它就要被勒死了。
我就是那条蛇颈龙，摊倒在水泥地上，就如一瓣被拍过的蒜。透过灰色的薄膜，眼前的一切就如在雾里一般。忽然，在空荡荡的房子里响起了脚步声，就如有人在地上倒了一筐乒乓球。有个穿黑色皮衣的女人从我面前走过，灰色的薄膜升起了半边。随着雾气散去，我也从地下升起，摇摇晃晃，直达顶棚——这一瞬间的感觉，好像变成了一个氢气球。这样我和她的距离远了。于是我低下头来，这一瞬的感觉又好似乘飞机在俯冲——目标是老师的脖子。有位俄国诗人写过：上古的恐龙就是这样咀嚼偶尔落在嘴边的紫罗兰。这位诗人的名字叫做马雅可夫斯基。这朵紫罗兰就是老师。假如蛇颈龙爬行到了现代，它也需要受点教育，课程里可能会有热力学……不管怎么说吧，我不喜欢把自己架在蛇颈龙的脖子上，我有恐高症。老师转过身来，睁大了惊恐的双眼，然后笑了起来。蛇颈龙假如眼睛很大的话，其实是不难看的——但这个故事就不再是师生恋，而是人龙恋……上司知道我要这样修改这个故事，肯定要把我拍扁了才算。其实，在上大学时，我确有几分恐龙的模样：我经常把脸拍在课桌面上，一只手臂从课桌前沿垂下去，就如蛇颈龙的脖子。但你拿我也没有办法：绕到侧面一看，我的眼睛是睁着的。既然我醒着，就不用把我叫醒了——我一直在老师的阴影里生活，并且总是要回答那句谜语：世界是银子的。
二
现在是2020年。早上，我驶入公司的停车场时，雾气正浓。清晨雾气稀薄，随着上午的临近，逐渐达到对面不见人的程度——现在正是对面不见人的时刻。停车场上的柏油地湿得好像刚被水洗过，又黑又亮。停车场上到处是参天巨树，叶子黑得像深秋的腐叶，树皮往下淌着水。在浓雾之中，树好像患了病。我停在自己的车位上，把手搭在腮下，就这样不动了。从大学时代开始，我就经常这个模样，有人叫我扬子鳄，有人叫我守宫——总之都是些爬虫。我自己还要补充一句，我像冬天的爬虫，不像夏天的爬虫。大夫说我有抑郁症。他还说，假如我的病治不好，就活不到毕业。他动员我住院，以便用电打我的脑袋，但我坚决不答应。他给我开了不少药，我拿回去喂我养的那只绿毛乌龟。乌龟吃了那些药，变得焦躁起来，在鱼缸里焦急地爬来爬去，听到音乐就人立起来跳迪斯科，一夜之间毛就变了色，变成了一只红毛乌龟——这些药真是厉害。我没吃那些药也活到了大学毕业。但这个诊断是正确的：我是有抑郁症。抑郁症暂时不会让我死去，它使我招人讨厌，在停车场上也是这样。
在黑色的停车场正面，是一片连绵不绝的玻璃楼房。现在没有下雨，但停车场上却是一片雨景。车窗外面站了一个人，穿着橡胶雨衣，雨衣又黑又亮，像鲸鱼的皮——这是保安人员。我把车窗摇了下来，问道：你有什么问题？他愣了一下，脸上泛起了笑容，说道：这话应该是我问你才对。这话的意思是说，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从车上下来，到办公室里去——假如我不走的话，他就会在我面前站下去，站下去的意思也就是说：停车场不是发愣的地方。保安人员像英国绅士一样体面，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微笑。相比之下，我们倒像是些土匪。我狠狠地把车门摔上，背对着他时，偷偷放了个恶毒的臭屁——我猜他是闻到味了，然后他会在例行报告里说，我在停车场上的行为不端正——随他去好了。走进办公室，我在桌后坐下，坐了没一会儿，对面又站了一个人，这个人还是我的顶头上司。她站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办公室也不是发愣的地方。到处都不是发愣的地方。我把手从腮下拿出来，放在桌子上，伸直了脖子，正视着我的上司——早上我来上班时的情形就是这样。
我一直在写作公司里写着一篇名为《师生恋》的小说。这篇小说我已经写了十几遍了，现在还要写新的版本，因为公司付了我薪水，而且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和老师恋爱的，所以这部小说总是有读者，我也总是要写下去。
在黑色的皮衣下，老师是个杰出的性感动物。在椅子上坐久了，她起身时大腿的后面会留下红色的皮衣印迹——好像挨了打，触目惊心。那件衣服并不暖和，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穿这件皮衣。在夏季，老师总在不停地拽那件绸衫——她好像懒得熨衣服，那衣服皱了起来，显得小了。好在她还没懒得拽。拽来拽去，衣服也就够大了。这故事发生的时节，有时是严冬，有时是酷暑。在严冬，玻璃窗上满是霜窗花，教室的水泥地下满是鞋跟带进来的雪块。有些整块地陈列着，有些已经融化成了泥水——其实，我并不喜欢冷。在酷暑时节，从敞开的门到窗口，流动着干热的风。除了老师授课声，还能听到几声脆响。那是构成门框、窗框或者桌椅的木料正在裂开。而这一次则是在潮湿的初秋季节。从本性来说，我讨厌潮湿。但我别无选择——因为这是我唯一能选择的东西。在潮湿的秋季，老师说：未来的世界是银子的……这是一道谜语。我写着的小说和眼前发生的一切，全靠这道谜语联系着。
在班上，我总对着桌上那台单色电脑发愣。办公室里既没有黑板，也没有讲台，上司总是到处巡视着，所以只有这一样可以对之发愣的东西。有时，我双手捧着脸对它发愣，头头在室里时，就会来问上一句：喂！怎么了你？我把一只手拿下来，用一个手指到键盘上敲字，屏幕上慢慢悠悠开始出现一些字。再过一会儿她又来问：你干什么呢？我就把另一只手放下来，用两根手指在键盘上敲字，屏幕上还是在出字，但丝毫也不见快些。假如她再敢来问，我就把两只手全放回下巴底下去，屏幕上还是在出字，好像见了鬼。这台电脑经我改造过。原本它就是老爷货，比我快不了好多，改了以后比我还要慢得多。我住手后五分钟它还要出字，一个接一个地在屏幕上闪现，每个都有核桃大小，显得很多——实际上不多。头头再看到我时，就摇摇头，叹口气，不管我了。所有的字都出完了，屏幕变得乌黑，表面也泛起了白色的反光。它变成了一面镜子，映着我眉毛稀疏，有点虚胖的脸……头头的脸也在这张脸上方出现。她的脸也变得臃肿起来。这个屏幕不是平的，它是一个曲面，像面团里的发酵粉，使人虚胖。她说道：你到底在干些什么……她紧追不舍，终于追进了这个虚胖的世界里。人不该发愣，除非他想招人眼目。但让我不发愣又不可能。
我的故事另有一种开始。老师说，未来世界是银子的。这位老师的头发编成了高高的发髻，穿着白色的长袍。在她身后没有黑板，是一片粉红色的天幕。虽然时间尚早，但从石柱间吹来的风已经带有干燥的热意。我盘膝坐在大理石地板上，开始打瞌睡，涂蜡的木板和铁笔从膝上跌落……转瞬之间我又清醒过来，把木板和铁笔抓在手里——但是已经晚了，错过了偷偷打瞌睡又不引起注意的时机。在黑色的眼晕下，老师的眼睛睁大了，雪白的鼻梁周围出现了冷酷的傲慢之色。她打了个榧子，两个高大的黑奴就朝我扑来，把我从教室里拖了出去。如你所知，拖我这么个大个子并不容易，他们尽量把我举高，还是不能使我的肚子离开地面——实际上，我自己缩成了一团，吊在他们的手臂上，像小孩子坐滑梯那样，把腿水平地向前伸去。就是这样，脚还是会落在地下。这时我就缩着腿向前跑动，就如京剧的小丑在表演武大郎——这很有几分滑稽。别的学生看了就笑起来。这些学生像我一样，头顶剃得秃光光，只在后脑上有撮头发和一条小辫子，只有一块遮羞布绕在腰上——他们把我拖到高墙背后，四肢摊开，绑在四个铁环上。此后我就呈×形站着，面对着一片沙漠和几只骆驼。
有一片阴影遮着我，随着中午的临近，这块阴影会越来越小，直至不存在，滚烫的阳光会照在我身上。沙漠里的风会把砂粒灌进我的口鼻。我的老师会从这里经过，也许她会带来一瓢水给我解渴，但她多半不会这么仁慈。她会带来一罐蜜糖，刷在我身上。此后蚂蚁会从墙缝里爬出来，云集在我身上——但这都是以后的事了。现在有只骆驼向我走来，把它的嘴伸向我的遮羞布。我想骆驼也缺盐分，它对这条满是汗渍的遮羞布会有兴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它是只母骆驼……它把遮羞布吃掉了，继续饶有兴致地盯着我，于是我赤身裸体地面对着一只母骆驼。字典上说，骆驼是论峰的。所以该写：“我赤身裸体地面对着一峰母骆驼。”我压低了嗓子对它说：去，去！找公骆驼玩去……这个故事发生在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我的老师是个希腊裔的贵人——她甚至可以是克利奥佩屈拉本人。如你所知，克利奥佩屈拉红颜薄命，被一条毒蛇咬死了。写这样一个故事，不能说是不尊重老师。
三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就像在学校里的习题课上。如你所知，学校里有些重大课程设有习题课，把学生圈在教室里做习题——对我来说，这门课叫做“四大力学”，一种不伦不类的大杂烩。老师还没有资格讲这样的重大课程，但她总到习题课上来，坐在门口充当牢头禁子的角色——坐在那里摇头晃脑地打瞌睡。我也来到习题课上，把温热的大手贴在脸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她，发现她摇晃得很有韵律。不时有同学走到她面前交作业，这时她就醒来，微笑着说道：做完了？谢谢你。总得等多数人把习题做完，这节课才能结束。所以她要谢谢每个交作业的人，但我总不在其中。每门课我都不交作业，习题分总是零蛋……老师在习题课上，扮演的正是办公室里头头的角色。
现在头头不在班上，但我手下的职员还要来找我的麻烦。很不幸的是，现在我自己也当了本室的头头，虽然在公司里我还是别人的手下。据说头头该教手下人如何写作，实际上远不是这样。没人能教别人写作，我也不能教别人写作——但我不能拒绝审阅别人的稿子。他们把稿件送到我办公桌上，然后离去。过上半小时，或者一个小时，我把那篇稿子拿起来，把第一页的第一行看上一遍，再把最后一页最后一行看上一遍，就在阅稿笺上签上我的名字。有些人在送稿来时，会带着一定程度的激动，让我特别注意某一页的某一段，这件事我会记住的，虽然他（或者她）说话时，我像一个死人，神情呆滞目光涣散，但我还是在听着。过半小时或一小时之后，我除了看第一行和最后的一行，还会翻到那一页，仔细地看看那一段。看完了以后，有时我把稿子放在桌面上，伸手抓起一支红铅笔，把那一段圈起来，再打上一个大大的红叉——如你所知，我把这段稿子枪毙了。在枪毙稿子时，我看的并不是稿纸，而是盯住了写稿人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个被枪毙的人脸色涨红，眼睛变得水汪汪的，按捺着心中的激动低下头去。假如此人是女的，并且梳着辫子，顺着发缝可以看见头皮上也是通红的——这是枪毙的情形。被毙掉以后，说话的腔调都会改变，还会不停地拉着抽屉。很显然，每个人都渴望被枪毙，但我也不能谁都毙。不枪毙时，我默默地把稿件收拢，用皮筋扎起来，取过阅稿笺来签字，从始至终头都不抬。而那个写稿人却恶狠狠地站了起来，把桌椅碰得叮当响，从我身边走过时，假作无心地用高跟鞋的后跟在我脚上狠命地一踩，走了出去。不管怎么狠命，结果都是一样。我不会叫疼的，哪怕整个脚趾甲都被踩掉——有抑郁症的人总是这样的。
当初我写《师生恋》时，曾兴奋不已——写作的意义就在于此。现在它让我厌烦。我宁愿口干舌燥、满嘴砂粒，从石头墙上被放下来，被人扔到木头水槽里。这可不是个好的洗澡盆：在水槽周围，好多骆驼正要喝水。我落到了它们中间，水花四溅，这使它们暂时后退，然后又拥上来，把头从我头侧、胯下伸下去，为了喝点水。在四堵方木垒成的墙中间，积满了混浊、发烫的水。但我别无选择，只能把这种带着羊尿气味的水喝下去——这水池的里侧涂着柏油，这使水的味道更臭。在远处的石阶上，老师扬着脸，雪白的下巴尖削，不动声色地看着我——她的眼睛是紫色的。她把手从袍袖里伸了出来，做了一个坚决的手势，黑奴们又把我拖了出来，带回教室，按在蒲团上，继续那节被瞌睡打断了的热力学课——虽然这样的故事准会被枪毙，但我坚信，克利奥佩屈拉曾给一个东方人讲过热力学，并且一定要他相信，未来的世界是银子做的。
我坐在办公室的门口，这是头头的位置。如你所知，没人喜欢这个位置……对面的墙是一面窗子，这扇窗通向天顶，把对面的高楼装了进来，还装进来蒙蒙的雾气。天光从对面楼顶上透了下来，透过楼中间的狭缝，照在雾气上。有这样的房子：它的房顶分作两半，一半比另一半高，在正中留下了一道天窗。天光从这里透入，照着蒙蒙的雾气——这是一间浴室。老师没把我拴在外面，而是拴在了浴室里光滑的大理石墙上。我叉开双腿站着——这样站着是很累的。站久了大腿又酸又疼。所以，我时常向前倒去，挂在拴住的双臂上，整个身体像鼓足的风帆，肩头像要脱臼一样疼痛。等到疼得受不了，我再站起来。不管怎么说吧，这总是种变化。老师坐在对面墙下的浴池里，坐在变幻不定的光线中。她时常从水里伸出脚来，踢从墙上兽头嘴里注入池中的温水。每当她朝我看来时，我就站直了，把身体紧贴着墙壁，抬头看着天顶，雾气从那里冒了出去，被风吹走。她从水里爬了出来，朝我走来，此时我紧紧闭上眼睛……后来，有只小手捏住我的下巴，来回扳动着说：到底在想什么呢？我也一声不吭。在她看来，我永远是写在墙上的一个符号“×”。×是性的符号。我就是这个符号，在痛苦中拼命地伸展开来……但假如能有一个新故事，哪怕是在其中充当一个符号，我也该满意。
四
将近中午时，我去见我的头头，呈上那些被我枪毙过的手稿。打印纸上那些红色的笔迹证明我没有辜负公司给我的薪水——这可是个很大的尸堆！那些笔道就如红色的细流在尸堆上流着。我手下的那些男职员们反剪着双手俯卧在地下，扭着脖子，就如宰好的鸡；女职员倒在他们身上。我室最美丽的花朵仰卧在别人身上，小脸上甚是安详——她虽然身轻如燕，但上身的曲线像她的叙事才能一样出色。我一枪正打在她左乳房下面，鲜血从藏青色的上装里流了出来。我室还有另一花朵，身材壮硕，仿佛是在奔逃之中被我放倒了，在尸丛中作奔跑之势，两条健壮的长腿从裙子里伸了出来。她们在我的火力下很性感地倒地，可惜你看不到。我枪毙他们的理由是故事不真实——没有生活依据。上司翻开这些稿子，拣我打了叉子的地方看了起来。我木然地看着窗外射进来的阳光——它照在光滑的地板上，又反射到天花板上，再从天花板上反射下来时，就变成一片弥散的白光——头头合上这些稿子，朝我无声地笑了笑，把它放到案端。然后朝我伸出手来说：你的呢？我呈上几页打印纸。在这些新故事里，我是克利奥佩屈拉的男宠或者一条蛇颈龙——后者的长度是五十六公尺，重量是二百吨。假如它爬进了这间办公室，就要把脖子从窗口伸出去，或者盘三到四个圈，用这种曲折委婉的姿势和头头聊天。我期望头头看到这些故事后勃然大怒，拔出把手枪，把我的脑袋轰掉，我的抑郁症就彻底好了。
我们这里和埃及沙漠不同。我们不仅是写在墙上的符号，还写着各种大逆不道的故事。这些故事送到了头头的案端，等着被红笔叉掉。红笔涂出一个“×”，如你所知，×是性的符号……头头看了我的稿子以后笑了笑，把它们收到抽屉里。这位头头和我年龄相仿，依旧艳丽动人，描着细细的眉毛，嘴唇涂得十分性感。她把手指伸在玻璃板上，手指细长而且惨白，叫人想起了爬在桑叶上的蚕——她长着希腊式的鼻子，绰号就叫克利奥佩屈拉，简称“克”。“克”又一次伸出手来说：还有呢？我再次呈上几页打印纸，这是第十一稿《师生恋》。她草草一看，说道：时间改在秋天啦……就把它放在案端那叠稿子的顶端，连一个叉子都没打。虽然看不到自己的脸，但我知道，我的脸变成了灰色。“克”把手放在玻璃板上，脸上容光焕发，说道：你的书市场反应很好，十几年来畅销不衰——用不着费大力气改写。我的脸色肯定已经变成了猪肝色。“克”最懂得怎么羞辱我，就这么草草一翻，就看出这一稿的最大改变：故事的时间改在了秋季。她还说用不着费大力气改写……其实这书稿从我手里交出去以后，还要经过数十道删改，最后出版时，时间又会改回夏季，和第一版一模一样了。这些话严重地伤害了我。她自己也是小说家，所以才会这么坏……
我默默地站了起来，要回去工作。“克”也知道这个玩笑开得不好，压低了声音说道：你的稿子我会好好看的。她偷偷脱下高跟鞋，把脚伸了出来，想让我踩一脚。但我没踩她。我从上面跳过去了。
我在抑郁中回到自己位子上。现在无事可做，只能写我的小说：老师的脸非常白，眉毛却又宽又黑。但教室里气氛压抑……她把问题又说了一遍，世界是银子的，我很不情愿地应声答道：你说的是热寂之后。这根本不是热力学问题，而是一道谜语：在热寂之后整个宇宙会同此凉热，就如一个银元宝。众所周知，银子是热导最好的物质，在一块银子上，绝不会有一块地方比另一块更热。至于会不会有人因为这么多银子发财，我并不确切知道。这样我就揭开了谜底。
我又把头转向窗口，那里拦了一道铁栅栏，栅栏上爬了一些常春藤，但有人把藤子截断了，所以常春藤正在枯萎下去。在山坡上，那对松鼠已经不在了。只剩了这面窗子，和上面枯萎的常春藤，这些藤子使我想到了一个暗房，这里横空搭着一些绳子，有些竹夹夹住的胶卷正在上面晾干。这里光线暗淡，空气潮湿，与一座暗房相仿。
老师听到了谜底，惊奇地挑起眉毛来。她摇了摇头，回身朝讲台走去。我现在写到的事情，是有生活依据的。“生活”是天籁，必须凝神静听。老师身高大约是一米五五，被紧紧地箍在发皱的绸衫里。她要踮起脚尖才能在黑板上写字。有时头发披散到脸上，她两手都是粉笔末，就用气去吹头发：两眼朝上看，三面露白，噘起了小嘴，那样子真古怪——但这件事情我已经写了很多遍了。在潮湿的教室里，日光灯一明一灭……
每次我写出这个谜底，都感到沮丧无比。因为不管我乐意不乐意，我都得回到最初的故事，揭开这个谜底。这就像自渎一样，你可以想象出各种千奇百怪的开端，最后总是一种结局：两手黏糊糊……我讨厌这个谜底。我讨厌热寂。
既然已经揭穿了谜底，这个故事可以顺利地进行下去。
现在可以说说在我老师卧室里发生的事情了：“走进那房间的大门，迎着门放了一张软塌塌的床，它把整个房子都占满了，把几个小书架挤到了墙边上。进了门之后，床边紧紧挤着膝盖。到了这里，除了转身坐下之外，仿佛也没什么可做的事情，而且如果我们不转身坐下，就关不上门。等把门关上，我们面对一堵有门的墙，墙皮上有细小的裂纹，凸起的地方积有细小的灰尘，我们待在这面高墙的下面。我发现自己在老师沉甸甸手臂的拥抱之中。她抓住我的T恤衫，想把它从我头上拽下来。这件事颇不容易，你可以想象一个小个子女士在角落里搬动电冰箱，这就是当时的情形。后来她说：他妈的！你把皮带解开了呀。皮带束住了短裤，短裤又束住了T恤衫，无怪她拽不掉这件衣服，只能把我拽离地面。此时我像个待绞的死刑犯，那件衣服像个罩子蒙在我头上，什么都看不见，手臂又被袖筒吊到了半空中。我胡乱摸索着解开皮带。老师拽掉了衣服，对我说道：我可得好好看看你——你有点怪。这时我正高举着双手，一副缴枪投降的模样。这世界上有不少人曾经缴枪投降，但很少会有我这么壮观的投降模样。我的手臂很长，坐在床上还能摸到门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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