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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启蒙时代再次来袭!美国国家图书奖作品,耶鲁大学荣休教授彼得·盖伊经典代表作,译笔上乘,置身现代世界的荣耀起航时刻。
1.如果说帝国的历史是一部人类苦难史,那么科学的历史便是一部人类的伟大与幸福史。在18世纪,有教养的欧洲人唤醒了一种新的生命意识。他们普遍感受到一种驾驭自然和人类事务的力量感:人们终于开始运用批判性才智来审视周而复始的瘟疫、饥荒、朝不保夕的生活和夭亡、毁灭性的战争与脆弱的和平。在追求现代性的大势所趋中,牛顿成为时代偶像,科学被缔造为新的神话,进步、民主、平等、人道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在这个人类充满自信的时代,启蒙哲人的诉求和期望终于有了实质性意义,他们对于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促成了现代世界的大转型。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场人类的心灵革命,就此起航。
2.全面呈现整个启蒙运动的面貌。盖伊先后花费了六七年时间撰写《启蒙时代》,运用极其丰富的史料,论述具体而微,表达行云流水。
3.译文精湛,译者认真考究,语言精确流畅,充分再现盖伊生花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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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自由的科学》是彼得·盖伊巨著《启蒙时代》的第二卷,与第一卷《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一起,构成了盖伊对启蒙运动的完整阐释。《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分析了启蒙哲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反叛以及对古典异教思想的召唤,探讨了他们的教育背景。《自由的科学》将分析启蒙哲人所处的环境,那使启蒙哲学变得有的放矢、大势所趋的经济和文化变迁;考察作家和艺术家的地位;阐明启蒙哲人的纲领,即他们对于进步、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在追求现代性的大势所趋中,牛顿成为时代偶像,科学被缔造为新的神话,进步、民主、平等、人道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在这个人类充满自信的时代,启蒙哲人的诉求和期望终于有了实质性意义,他们对于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促成了现代世界的大转型。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一场人类的心灵革命,就此起航。
媒体评论:
盖伊教授是研究启蒙运动的美国学者中之翘楚,故这部著作极为重要。它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凡响的杰作。
——帕默尔(R.R.Palmer,美国著名历史学家、殿堂级历史教科书《现代世界史》作者)
对那一段启蒙运动,还没有看到过这么丰富的原始资料,这么精细地还原历史的原貌,让人身历其境。书中对当时启蒙学者的个性描写,栩栩如生,没有刻意美化,也不作道德谴责,特别适合我们当代人的口味。读了这本书,“什么是启蒙运动”,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口号和几个空洞的命题,而是进到历史记忆的深处,怀着对一群过世的老朋友的亲切怀念,感受到他们的思想已融入了我们的血液。
——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唯有像彼得·盖伊那样将启蒙运动分解为具体的人物、思想、运动并加以描述与分析,才能感受启蒙时代的知识精英承继了何种文化遗产、面临着何种社会问题、心灵经历了何种挣扎以及为了摆脱枷锁需要多大的勇气。
——刘北成(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盖伊的书,让我们看到,启蒙运动不仅事关其核心价值的倡导者,还事关一整套制度安排,那个时代,不仅讲自由、讲平等、讲博爱,还讲如何建立一套制度来确保人民的权益和政治自由,人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理性,建一套防止权力被滥用的制度。对我们来说,这是启蒙运动重要的地方。
——彭 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为了便于理解,人们曾经用一些非常简单的模式去套启蒙运动,而彼得·盖伊的《启蒙时代》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非常丰富的图景,在我看来,这本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它在某种意义上纠正了我们对启蒙运动的一些刻板印象。
——周 濂(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彼得·盖伊给我们描绘了一幅多角度的启蒙画卷,使我们对源头意义上的启蒙有一个更深入全面的认识。《启蒙时代》这类书出版之后,我相信中国学术界对于启蒙运动过去抱有的不太全面甚至偏颇的观点都可以消除。以后再要提启蒙,就应该是盖伊式的启蒙。
——王皖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教授)
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行动,从未有过一部涵盖如此全面的作品。它是一座资讯的金矿。
——贝伦兹(C.B.A.Behrens),《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盖伊先生给了我们一部罕有其匹的思想史著作。本书既分析和评价了过去的思想,也企图形塑当代的思想。
——拉特(JohnRatte),《每周之书》(Book Week)
盖伊为启蒙思想家描绘的图像具有说服力,学养深湛而文体从容
——莫斯(George L.Mosse),《纽约时报书评》(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这是一部让人动容的著作:学问广博、文体优雅、主要论点信而有征,而且还对大量相关研究著作有睿智评论。在各种把启蒙运动解释为具有一贯性和自觉性的努力中,这书无疑是引人入胜和激发思考的。
——希利(George R.Healy),《威廉与玛丽季刊》(William and Mary Quarterly)
本书是对启蒙运动一个大师手笔的全面研究,说明了批判理性是如何兴起,被认为是改善人类处境的杠杆。……本书之完成是一个辉煌的成就、一座学问的丰碑(它的《研究著作评介》本身就是一件作品,是日后其他学者不可不读的),却又平易近人、可读性极高。
——伯罗(J.W.Burrow),《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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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彼得·盖伊(Peter Gay)
德裔美国史学家,耶鲁大学荣休教授。1923年生于柏林,后移民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此任教。他著作等身,研究主题广泛,涉及启蒙运动、中产阶级等诸多社会文化史领域。曾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美国历史学会杰出学术贡献奖、美国艺术与文学院金奖等重要奖项。
盖伊先后花费了六七年时间撰写的《启蒙时代》至今依然是关于启蒙的必读之作。
王皖强(译者)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思想文化史。译有《保守主义的含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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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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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前言
第三篇 现代性的追求
第一章 重振勇气
1. 现代性的序曲:重振勇气
2. 启蒙:医学与治疗
3. 时代精神
第二章 进步:从经验到纲领
1. 文人共和国
2. 从过去到未来:大转向
3. 希望地理学
第三章 自然之用
1. 启蒙运动的牛顿
2. 没有“牛顿的上帝”的牛顿物理学
3. 令人疑惑的大自然光环
第四章 人的科学
1. 启蒙运动的人性观
2. 精神世界的牛顿
3. 对理性主义的反叛
4. 想象的驰骋
第五章 艺术的解放:“过去”的负担
1. 艺术与启蒙
2. 赞助人与公众
3. “过去”的负担
第六章 艺术的解放:现代性的探索
1. 狄德罗与莱辛:两位恭敬的革命者
2. 品味的发现
第七章 社会科学
1. 最早的社会科学家
2. 社会学:事实、自由与人道
3. 政治经济学:从权力到财富
4. 历史学:科学、艺术与宣传
第八章 德行的政治
1. 宽容:一场务实的战斗
2. 废奴主义:一个初步的探索
3. 司法正义:一场自由的圣战
第九章 经验的政治
1. 多样化的政治经验
2. 法国之争
3. 开明绝对主义:从答案到疑问
第十章 教育的政治
1. 启蒙运动的逻辑
2. 对平民的偏见
3. 卢梭:道德社会中的道德人
尾声:实践中的纲领
文献综述
主要引用作品
索引
ast-language:ZH-CN;mso-bidi-language:AR-SA''>——伯罗(J.W.Burrow),《周六评论》(Saturday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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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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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第二卷,与1966 年出版的《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一起构成了我对启蒙运动的完整阐释。本卷像上卷一样独立成书。我在《现代异教精神的兴起》中分析了启蒙哲人对基督教世界的反叛以及对古典异教思想的追慕,简言之,我探讨了他们的教育背景。在这一卷里,我将分析启蒙哲人所处的环境,亦即使启蒙哲学成为有的放矢、大势所趋的经济和文化变迁;我将考察作家和艺术家的地位,这种地位使得启蒙哲人的诉求和期望有了实质性意义;我还将阐明启蒙哲人的纲领,亦即他们对于进步、科学、艺术、社会和政治的看法。本卷的书名为《自由的科学》,我是想借此暗指启蒙哲人的方法和目标。本卷自成一体,不妨视为一部启蒙哲学的社会史;同时,上下两卷又是一个整体,为了突出这种整体性,我采用了一个总书名《启蒙运动:一种诠释》,并把两卷的内容安排成辩证三段式,上卷包括前两篇,分别对应正题和反题;下卷包括第三篇“现代性的追求”,阐述的是合题:启蒙哲人的哲学。
上下两卷的主线是狭义的启蒙运动,即启蒙哲人的启蒙运动,我打算把这三个篇章及其相互间的辩证关系作为对启蒙哲人经验的核心定义。不过,正如我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并在上卷开宗明义地指出,本卷又一再重申的那样,狭义的启蒙运动脱胎于更广泛、更深刻的18 世纪背景,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把这个世纪称作“启蒙时代”。启蒙哲人不仅从这个时代汲取思想,也从这个时代获得支持;他们既引领了这个时代,也象征着这个时代,还否定了这个时代。在本卷中我尤其将梳理两种启蒙运动的关系,亦即作为一场哲学运动的启蒙运动与其背景的关系。这种关系错综复杂,而且如上文所说,是时而对立、时而融洽的。无论如何,理解这种相互关系乃是全面阐释启蒙运动的关键。换言之,塞缪尔·约翰逊与伏尔泰、蒲柏与休谟,乃至卫斯理与莱辛既有很大差异,也有很多共同点。本书虽然聚焦于伏尔泰、休谟与莱辛,也不会忽视约翰逊、蒲柏与卫斯理。
我想澄清一下对我的研究的两种误解。我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我们能够写出集体史,并且不应把这种集体史降格为单个人物的传记。我深知,启蒙运动,即便是狭义的启蒙运动,是丰富的、多元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不论是上卷还是眼前的这一卷,我都用“家族”( family)一词来概括启蒙哲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这个词涵盖了启蒙哲人彼此间的共鸣和分歧。当然,我们应该记住狄德罗与莱辛美学思想的差异,记住休谟与伏尔泰政治哲学的不同,记住启蒙哲人在进步、科学、教育和其他涉及面相当广泛的问题上的不同观点。我要将这些差异一一记录下来,这是本书篇幅如此之长的原因之一,其实是主要原因。有鉴于此,我对“启蒙哲人”的一般定义并没有特别提及政治或美学思想。我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既关照启蒙运动的历史丰富性、微妙之处、个人特质,同时也兼顾其集群与“完形”(Gestalten)。
为了划分狭义和广义的两种启蒙运动,我把18 世纪某些人物纳入启蒙哲人俱乐部,将其他一些人拒之门外,这就引发了对我的第二个误解。我不是要将这些人物分出高下,而是出于论证的需要。我并不认为伏尔泰“胜过”约翰逊,这个俱乐部的成员资格也不是什么荣誉头衔,毕竟这个俱乐部收容了一些讨厌鬼和庸才,却让那个时代的一些佼佼者吃了闭门羹。作为历史学家,哪怕我已经坦承本书的观点只是“一种诠释”,我也将尽力避免作出这样的价值判断;反之,我将竭尽所能地阐明各种盘根错节交织在一起的观念与激情、信仰与迷信,阐明贯穿了这个特定时代的观念之争。
这并不表示我没有任何倾向性。我想我已经相当明确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站在18世纪世俗人士一边。但是,这种立场不应当,我也希望它没有,左右我对于启蒙时代的评价。其实,尽管我有自己的立场,我却尽量不去触及一个重大的问题:启蒙运动与我们这个时代的关系。显然,我认为这两者之间有很直接的关系,而且相关程度超出了启蒙运动的批评者乃至崇拜者的想象。如果说有哪一个时代迫切需要启蒙运动的人道志向和批判方法,那非我们这个时代莫属。但我不想点破这层寓意;我认为,重要的是先对启蒙运动作出诠释,因为要想让启蒙运动为我所用,首先必须了解何谓启蒙运动。本书正是致力于界定何谓启蒙运动。
走笔至此,我依然觉得意犹未尽。我研究启蒙时代已逾20 年,这项工作给我带来了持久的愉悦。目前我准备转向其他研究课题,我认为是时候以政治人而不是历史学家的身份来表明态度了。有鉴于此,我写了一本《批评的桥梁》,这本捍卫启蒙运动的论著篇幅不大,将单独出版。我希望读者把它看作是眼前这部长篇历史著作的政治后记。
像上卷一样,我写作本卷时得到许多人的帮助。1967—1968 年度古根海姆基金会的研究基金虽然主要是资助其他项目,却使我得以对本书作了一些重要修改;美国学术团体协会为我提供了一笔旅费,让我有机会参加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召开的一次会议,我在会上与一批研究18 世纪的学者进行了交流;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办公室慷慨地批准了我的打字经费申请,考虑到本书篇幅巨大,这笔经费犹如雪中送炭。说到打字,我要特别感谢埃娜·西尔韦特,她对我一贯耐心,而且打字又快又好。1967—1968 和1968—1969 年度,我两度获得宝洁公司设立的“人文科学与科学进步奖”,颁发的奖金让我可以购买一些必要的书籍,也在其他方面减轻了学术上的负担。
我从前和现在的学生都曾从旁协助,尤其是杰拉尔德·J.卡瓦诺、维克托·韦克斯勒、威廉·凯勒、罗纳德·I. 博斯、斯蒂芬·凯恩、琼·卡勒和西奥多·布罗德克。在爱丁堡大学、弗吉尼亚大学、瓦萨学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以及其他几所好客的大学,我都遇到了一些有见识的听众,其中许多人我甚至不认识,他们的意见促使我修正论点或是重起炉灶。两个学术团体,美国历史协会和法国历史学会,对我同样耐心有加。
此外,我还在哥伦比亚大学举办的“18 世纪欧洲文化研讨会”上阐述过我的观点,这让我受益良多。如果逐一提及提供过帮助的人,难免会挂一漏万,所以我要感谢所有人的耐心和慷慨。我与赫伯特·迪克曼、亨利·F. 梅和玛丽·彼得·迈克的书信往来让我受益匪浅。对于棘手的第三章,关于科学的那一章,洛伦·格雷厄姆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意见。数年来,我一直与查尔斯·吉莱利斯皮探讨18 世纪的科学,他的两封内容详尽的信件很有启发性,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我原先对这一章的想法。另外,我感谢理查德·霍夫斯塔特的建议。
最后,我要感谢最需要感谢的人。阿瑟·M.威尔逊、罗伯特·K. 韦伯以及我的妻子(她像过去一样)仔细通读了我的手稿。我感谢他们在百忙中为我提出宝贵意见,并在我的长期研究过程中始终给予我鼓励。
彼得·盖伊
1969 年2 月于纽约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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