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 - 郑永年等著 - 东方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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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

書城自編碼： 2850870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郑永年等著
國際書號(ISBN)： 9787506090667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06-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72/200000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7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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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本书的核心观点：
l 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核心就是要摆脱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重新构建中国自身的知识体系，并且在这个知识体系上进行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如果没有有效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就会出现库多智少甚至有库无智的情况。
l 中国现代智库的建立有西方智库、苏联智库、中国传统的幕僚制度等多个历史来源。历史上，中国的幕僚机构既服务于地方官员，又可以同时效忠于中央政府，并且作为中央政府的一部分进入中枢政治。因此与西方智库的外部多元主义不同，中国智库具有内部多元主义的传统与特征。
l 中国新型智库必须具有中国问题意识，所生产的原创性知识必须具有现实性，能够解释、理解中国现象，诊断中国问题并找到有效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这就要求智库做到知行合一。

內容簡介：

本书是针对中国当前智库热进行的冷思考"。本书从世界智库和中国智库的历史起源和发展的角度出发，厘清中国智库的独特之处，并回答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智库、能够建设什么样的智库、中国智库的基础是什么以及如何建设新型智库等问题。本书强调，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核心就是要摆脱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重新构建中国自身的知识体系，并且在这个知识体系上进行政策分析和政策建议。如果没有有效的知识体系的建立，就会出现库多智少甚至有库无智的情况。

關於作者：

郑永年：
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主编。曾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
包括学术类作品：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郑永年论中国系列作品：
《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
《再塑意识形态》
《中国改革路线图》
《重建中国社会》
时政评论类作品：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中国改革三步走》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公共政策研究院（IPP）
全国20家高端智库之一，是一个独立、非盈利性、知识创新与公共政策研究平台。由华南理工大学校友莫道明先生捐资创建。IPP秉承独立、客观、有效的核心价值理念，汇聚海内外具有国际视野，中国情怀的学者和实践者，扎根真实世界，积极回应转型中国的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致力于知识创新和专业的政策研究，提出切实有效的政策建议和解决方案，提高公共决策水平和公共政策质量，为效益更好、效率更高和更加公平的中国公共政策而努力。
近年来出版的著作有：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
《改革：困境与出路》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理论和实践的思考　
第一部分　内部多元主义视角下中国智库的历史与理论
内部多元主义与中国新型智库建设　
改革共识与智库兴起：20 世纪80 年代前期中国智库建设　
中国决策制度的变迁与政策过程中的智库　
第二部分　外部多元主义与内部多元主义：国际比较
国家自主性与智库类型　
政、商、学、媒与智库：智库研究中的四界视角　
中美智库经费收支比较及启示　
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的经验　
第三部分　中国新型智库建设的实践与问题
中国体制内智库的现状、挑战与出路　
中国高校智库：权力谱系与困境生成　
社会智库外部网络的结构洞分析　
第四部分　中国新型智库建设中的评价体系与创新
智库评价指标的特征分析　
大数据与智库研究

內容試閱：

知识体系缺失的严峻局面
首先应当意识到，无论从内部世界还是外部世界看，我们面临着知识体系缺失所造成的严峻局面。从内部看，因为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无论是执政党还是知识精英都没有能力解释自己的社会，对社会的发展趋势认识不清，不知道如何解决越来越多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知识界并没有努力来建设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拼命地使用外在的知识体系来解释中国，结果往往是曲解。在一定程度上说，针对精英群体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和社会现实严重脱节。意识形态是内部治理的软力量，缺失了有效的意识形态，中国的治理成本在迅速提高。就外部世界来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人们对中国抱有越来越巨大的不确定感。其中，对中国的误解扮演了一个关键的角色。从前，外界对中国的误解多半是因为中国的封闭。但现在搞改革开放已经将近40 年了，中国已经相当开放。中国体制运作很多方面仍然很不透明，这种不透明也在继续阻碍着世界对中国的客观认识。透明度越高，越能帮助世界理解中国。中国在这方面的确还有很多的空间需要改进。但是，透明度提高并不能帮助中国本身产生自己的知识体系。现实的情况是，知识体系的缺失使得中国的国际软空间非常狭小，和中国所拥有的硬实力（如经济力量）毫不相称。中国的决策者也早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很多年来，在很多方面下手，狠抓中国的
软力量建设。孔子学院和媒体走出去是其中两个显著的例子。不难理解有关方面的这种努力，同时这个方向也是对的。中国不仅自己要了解外在世界，而且也需要外在世界了解自己。不过，情况不容乐观。从总体上看，中西方之间的误解不仅没有在减少，反而是在越来越深。无论是孔子学院还是媒体走出去，都具有工具性，即中国所说的外宣。不过，外宣方面往往是空洞无物，这种情况是尽人皆知的。外宣在很多时候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再者，这个责任也并不在外宣部门。在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的情况下，中国不可避免要面临一个对外宣传什么的问题，而知识体系的创造责任并不在外宣部门。如果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空间继续收缩，那么其对外交往的成本会继续提高。软空间缺失的因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根源在于中国缺失一个可以说明和解释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国有古老的文明，有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优实践，但没有知识体系来解释。对中国历史传统和现实经验的解释权似乎永远在外国人手中。
没有知识体系的一个严重结果就是中国没有自己的国际话语权。中国努力借用外在世界的尤其是西方的知识体系来认识自己，解释自己。借用他人的话语权来向他人推广自己，这是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一种尴尬局面。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经济学家们意识到了西方的经济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经济实践，社会学家们意识到了西方社会学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实践，政治学者们发现了西方政治学解释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但是在实践上怎样呢？他们不是努力去发展中国自己的知识体系，而是继续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存着无数的西方经济学家、西方社会学家、西方政治学家，但却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结果呢？大家越说越糊涂，越解释越不清楚。在另一端，也有一些人敌视西方，想关起门来，搞知识层面的自主创新，其结果也只是自说自话，说一些除了自己之外谁也听不懂的东西。
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现状？简单地说，这是一种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就一直处于这样一种状态。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国家被西方所产生的新形式的国家所打败。遭受到连续的失败之后，中国的精英们开始向西方学习，即向西方寻求真理。西方就是真理、就是科学，这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学习西方，便是政治上的正确。在这一点上，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大的分歧，他们的分歧在于向哪一个西方国家学习，或者向西方国家的哪一个方面学习。总体上说，自由派学欧美，左派学苏俄。很显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都是西方的产物。视西方为真理，为科学，那么非西方的包括中国本身的就是非真理、非科学了。长期以来，知识界那些追求非西方的知识的努力被视为是政治上的不正确。
改革开放不仅没有改变这种趋向，反而变本加厉。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想把一些西方的教条道德化。左派主张公平正义，自由派主张自由民主。不管他们的思想如何对立，都是从西方进口，在中国的知识市场上竞争。这类似于在经济领域，中国本身没有什么技术创新，而是基于西方技术之上的各种产品在中国的市场上竞争一样。所不同的是，知识界往往能够站到更高的高度，把一些西方的概念提高到价值观层面，这样就可以毫无止境地妖魔化其他一些价值，无论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只知道，也只会用他们所认同的价值观来评判中国的实践，而不是经验地研究中国实践。很多人像是被西方的知识体系洗了脑一般，非常满足于思维、思想被殖民的状态，掌握了几个西方概念就老是觉得掌握了真理。真理在手，就高人一等。用西方概念来训斥人是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职业。
一个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知识体系，就不可能变得强大。自近代以来，西方文明是随着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出现而开始强大的。任何一个知识体系都是基于自身的实践之上。正因为如此，其有能力解释自身，有能力聚合各种力量。实践是开放的，知识体系也是开放的，这就决定了基于实践之上的知识体系具有无限的创造能力。在国际舞台上，则表现为强大的软力量。
人们所看到的近现代知识体系由西方产生和崛起。社会科学中的西方中心论成为必然。西方中心论说明了近现代知识体系起源于西方这个事实，其本身并没有错。当人们说社会科学时，这里的主体是社会，而科学只是认识这一主体的工具。同样产生于西方的科学方法帮助了西方人确立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然后，西方学者也开始用他们的知识体系来解释其他社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文化、习惯等因素都会影响西方学者对其他社会的看法。
不能过分谴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偏见，主要的责任在于中国知识界本身。解释自己生活的世界是自己的责任，而不是他人的责任。不过，很显然，只要中国的知识界生存在思维和思想的被殖民状态下，就不可能产生这样一种知识体系。要生产和发展这样一种知识体系，首先要意识到被殖民这一点，然后，再努力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
当然，缺少知识体系也不只是中国的问题，亚洲各国都是如此。近代社会科学是西方建立的。这并不是说，亚洲各国不能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只是说在历史上没有能够建立社会科学。日本最有条件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近代化的国家。其很多制度都是学习西方的。但很显然，日本各方面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和西方的制度相差甚远。道理很简单，尽管所有这些制度形式学自西方，但运作则在日本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日本是假装称西方国家的亚洲国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例如日本本身学习西方的努力；日本在战略上高度依赖于西方；日本经济和西方经济之间的高度依赖性。但最主要的是，日本只有西化的努力，而没有建立自己社会科学的努力。结果就是日本的知识界被西方所消化，尤其是美国。尽管日本也有很多社会科学家意识到西方的知识体系不能解释自己，但力量很微薄。更多的社会科学家选择的是简单地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
从各方面的客观条件看，建立亚洲知识体系的希望在中国。从数量上说，中国具有世界上最大的少数几个研究群体。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研究队伍成长很快。尤其是这些年来，随着国家财政能力的快速增强，国家对各方面研究的投入增长也很快。各种吸引人才的计划也在进行。同时，中国的学术市场也足够大，不像很多小国家建立不起自己的市场而要依靠国际市场而生存。更为重要的是外界的客观条件。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越来越多的海外学者，尤其是传统上对中国不感兴趣的主流社会科学界，也开始对中国显示出无限的兴趣。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在提高，他们需要了解中国，更是因为中国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最大的实验场所。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都是建立在西方的经验之上的。或者说，社会科学是西方社会近（现）代化的产物。但是，和西方的转型相比，中国当代转型无论从规模还是深度来说，都是西方所不能比拟的。中国的转型为社会科学界创造了客观的条件来进行知识创新。当然，中国的发展经验更可以检验所有现存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
很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知识体系还没有经历过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微观研究阶段。并且，中国似乎没有主观条件再去做这样一个宏大的论述。中国自五四运动以来，就努力接受西方的知识体系，也就是说早已经放弃了知识体系的论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过度美国化。现在的学者根本就没有宏大的论述的意识；相反，他们不觉得这样的论述有什么价值。他们往往用美国化的思维来研究中国问题。实际上，这种应用性的研究并不是真正的研究，而是用橘子（西方）的理论来评判苹果（中国）。这种情况不会得到轻易地改观，因为中国一切视西方和美国为标准，并且把这些标准通过评审制度等高度制度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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