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 - [加]贝淡宁[Daniel A.Bell] - 中信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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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

書城自編碼： 2881570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 [加]贝淡宁[Daniel A.Bell]
國際書號(ISBN)： 9787508664859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6-08-17

頁數/字數： 459页
書度/開本： 16开釘裝：平装

售價：HK$ 1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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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荣获《金融时报》2015年年度图书和《卫报》2015年年度假日图书。
★全球著名政治学者首次探讨中西方政治模式的集大成之作。
★该书获得弗兰西斯福山、郑永年、约瑟夫奈、余永定、潘维、阎学通、张维为等数十位中外专家联名推荐。
★英文原版出版后随即得到广泛关注和推荐，是将有可能为中西方政府官员选拔制度提供参考的权威之作。

內容簡介：

选举民主制是判断中国政治进步的标准吗？
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为何很难遴选出优秀的领导者？
中国的尚贤制能够给西方社会带来哪些启示？
政治尚贤制怎样与民主制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是一部系统阐释政治尚贤制这一中国政治模式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一部深入探索西方民主制之外的政治治理模式的著作。
在本书中，全球著名政治学者贝淡宁认为，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尚贤制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影响了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也比较适合面临复杂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大国。民意调查也表明，政治尚贤制获得了充分的民众支持。因此，政治尚贤制在中国是选举民主制的一种替代选择。
长久以来，学界、政界和舆论界一直以民主制的视角研判中国的政治治理制度，认为只有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选举制度是好的，其他一切政治体制都是专制统治。然而在当前诸多实行选举制的国家中，财富和资本集团的利益都掌控着不成比例的权力，美国的大选甚至被称为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贝淡宁认为，中国的政治尚贤制不仅能选拔出能力超群的领导者，而且如此选拔出的领导者更具长远眼光和全局意识，能够做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政治决断。政治尚贤制比西方的民主制更适合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它能够有效规避民主选举制的主要缺陷。
贝淡宁还试图用政治尚贤制的理想来比照中国的现实，认为中国要真正实现在道德上可取、政治上稳定的尚贤制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本书最后谏言，只有真正做到上层尚贤，中间实验和基层民主，中国模式的贤能政治才能成为21世纪备受全球瞩目的政治发展模式。

關於作者：

贝淡宁Daniel A. Bell
清华大学哲学系与苏世民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拥有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员。其著作包括《城市的精神》《中国新儒家》《超越自由民主》《东方遭遇西方》《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等。此外，贝淡宁还长期在国内外主流媒体上刊登文章，《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卫报》《环球时报》以及新华网、人民网等都就贤能政治这一研究主题对其进行了专访与报道。2017年1月起，贝淡宁将出任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前言
第一章
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吗？
多数派暴政
少数派暴政
选民共同体暴政
竞争性个人主义者暴政
第二章
政治尚贤制如何挑选优秀领导人
不同情境下的领导力
智慧能力的必要性
社交技能的必要性
美德的必要性
第三章
政治尚贤制的问题何在？
腐败问题
僵化问题
合法性问题
第四章
民主尚贤制的三大模式
投票选择智慧且品德高尚的人
水平模式：上层民主和尚贤
垂直模式：底层民主，上层尚贤
第五章结论性思考：中国模式的实现
政治改革的现实
政治改革的理想
中国之外
致谢
译后记
附录（一）以和谐来衡量社会进步
附录（二）共产主义者与儒家学者的对话
参考文献
注释

內容試閱：

第一章
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吗？
现代西方社会是多元社会，这已是老生常谈了。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争论一番，但却似乎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达成统一意见。然而，我们在一件事上的确拥有共识：应该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选择政治领袖。1 选举民主在现代西方社会已经获得了近乎神圣的地位。我们可以质疑对上帝的信仰，而不会被指控为丧失了道德指南。但是，对质疑一人一票制度神圣性的人，这种宽容消失殆尽。这些人会被认为是为专制的恶政辩护的坏家伙，与那些独裁者是一丘之貉。
而且，我们同意选举民主是普适的政治理想。它不仅对我们有好处，而且对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好处。因此，当专制恶政垮台时，它们应该被通过一人一票方式选出的政府取而代之。很少有人思考其他选择。从规范性的角度看，民主可能被视为最好的政权形式。更准确地说，它是最好的政权可能出现的必要条件。用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来选拔政治领袖需要通过其他政治公共商品来补充有关这些公共商品究竟是什么（公民社会、社会正义、职场民主、协商论坛、监督权力的额外方式，等等2）的争论没完没了但是我们都同意这些公共商品（无论是什么）应该建立在选举民主的基础之上。
虽然如此，政治现实主义者警告我们，民主不能轻易地在贫穷和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来。在1968 年出版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中3，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一个引起争议的观点，即政治秩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政治参与的过早介入包括早期的选举，可能会破坏发展中国家原本就脆弱的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因此，现代化的专制政权或许是必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政治秩序、法治和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虽然如此，亨廷顿没有打算为作为永久性安排的专政辩护。一旦民主所需的砌砖到位，建立民主大厦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从道德角度看，此时再将选举民主往后推迟就没有合理性了。
换句话说，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的不同主要在于有关时机的争论，任何一方都没有质疑选举民主理想的正确性。民族冲突、严重的贫困、泛滥的腐败和教育的缺乏或许是民主成功确立和发展的障碍，也是不幸的（希望是暂时的）苦难。这些苦难推迟了弗朗西斯
福山（亨廷顿的学生）所说的历史终结的到来。到了那时，民主最终将战胜所有对手。人们普遍认为民主是所有理性的个人都渴望拥有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得到的话。
或许，令人吃惊的是，选举民主可能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这一观点在中国也被接受（虽远非被全体认同）。无论我们听到的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怎样的文明差异，许多中国政治思想家都赞同民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政治制度。在中国组织推行多党竞争的民主选举是行不通的，但是中国政治思想家能够也的确在学术期刊著作中表示选举民主是一种理想。经常能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听到的论点是，现在不应该实行民主，因为中国农民的素质普遍偏低，随着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和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民主将变得更加可行。4 政治改革理论家俞可平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呼吁在不同政府层面实行更多的选举竞争。5
虞崇胜认为，民主的基本构件是有多个候选人参与的竞争性选举无论是在地方层面还是中央政府讨论无此基础的其他形式的民主（如党内民主、民主协商或者基层民主）都是没有意义的。6 马岭则更谨慎一些，他认为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实施民主监督，但他说下一步就应该是民主选举。7 在此，争论的焦点与其说是对选举民主的渴望程度，倒不如说是采用选举民主的时机问题。8
从表面上看，很难理解为什么选举民主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吸引力。至少有一点，通过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选拔国家领导人的历史比较短（在大多数国家还不到100 年，而科举制在中国实行了1 300 年之久）。9像其他任何政治体制一样，它有优点也有缺点，如果断言它是一直以来的最佳制度，未免言之过早。更根本的问题是，赞同一种不要求领导经验（和专长）的制度而几乎完全不怀疑它，似乎有些怪异。权力的实施有很多形式在车间、学校、医院、监狱等地方，自然的假设是高层领导人需要具备过往经验才会被赋权。任何一家公司或者大学都不可能选择一个没有任何实质性领导经验，尤其是缺乏在本领域内的经验的人担任高层领导。10但是，政治权力是个例外：选择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人担任领袖并没有问题，只要他（或她）是按照一人一票的方式挑选出来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相信选举民主是道德上可取的政治制度的必要基础呢？很少有人有时间和动力去阅读政治学期刊上的辩论11，所以关键的解释不可能是反思和认可学术文献中辩论的结果。12 同等投票权之所以有价值，或许是政治共同体中从前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如女性和少数族裔长期进行政治斗争的结果。13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20 世纪民族身份认同越来越重要：有更多的人认为他们的首要身份认同是与国家捆绑在一起的，他们逐渐看重平等参与国民政治的权利，将其视为获得尊严的关键。还有一个原因是，二战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地位。美国推动选举民主，将其视作民主自由的唯一标准，其他国家都必须正襟危坐，仔细倾听。套用卡尔
马克思的话来说，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观点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或许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已变为政府面前人人政治平等。14 而我们要求在政治上平等的观点转变为大众心中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即实现政治平等必须采取一人一票的形式。15 投票行为能够赋予人们产生心理满足的体验：我逐渐觉得在选择统治者方面，自己有发言权（即使我的投票并不能产生多大影响），因此我逐渐珍视投票权，而这种赋权意识或许还会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16 任何要修改或者废除一人一票模式的尝试都将引起强烈的争议，因为那些被剥夺了平等投票权的人将会感受到，他们是失败者，或者在做出知情政治判断的能力方面被正式贴上低人一等的标签。17 通过竞争性选举挑选领导人的观点很容易被理解和实施。投票或许是一种共同体的仪式，强化参与者的团结意识：投票时，我们感受到自己是共同体的成员。而最大的可能是，在不同背景下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性影响。18
无论支持投票的历史和心理机制是什么，值得提出的问题都是论证选举民主的观点在道德上是否具有可取性。哲学家们往往区分有关民主的两种论证。有些哲学家认为投票权和竞选政治职务对个人来说具有内在价值，无论它们对集体来说是否可取：平等投票权和少数服从多数等民主程序具有内在价值，如平等、公平、尊严、自主性、参与性、团结、互信等。这些价值本身具有道德威力，无须考虑其是否会产生好的结果。19 但是这种论证一直遭到强有力的反驳20，英美著名的哲学家，从约翰
斯图尔特穆勒到约翰罗尔斯和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都倾向于从功利的角度来为一人一票制进行辩护。21 如果目标是在中国推动选举民主，那么从投票的内在价值这一角度探讨民主的好处可能并不会很有效，因为政治民意调查显示，东亚社会公民所理解的民主往往是实质民主而非程序民主。22 也就是说，他们看重民主是因为其产生的积极后果而非民主程序本身。
那么，相关问题就是民主选举能否产生良好的结果。从后果角度支持民主或许体现在温斯顿
丘吉尔的那句话之中：除了那些被一次次尝试过的政府形式之外，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这句话被反复用来为民主辩护，而且往往被用来封杀任何针对民主优缺点的辩论。23 无论民主有什么缺陷，其他选择都更糟糕，所以就让我们更加努力地增强对民主的信心吧。甚至西方世界中最尖刻地批判投票权的当代哲学家也承认（虽然没有任何实证性的证据支持），与其他竞争者（如寡头政治）相比，民主的表现更好些，即便选民参与程度不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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