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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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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现代化进程飞速碾压而来，那些属于古老文明的事物在这个速朽时代损毁得太快。民间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用三年时间实地寻访，行走记录，以一己之力，希求保存中华佛教文明留在当代的样貌，尤其是重新发掘那些为人所忽视部分。全书九百幅实景照片，分上下两册精装全彩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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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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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韦力传统文化遗迹寻踪书系中一部。佛教入华，经历了从排斥到接纳的多次往复，逐渐地调整与借鉴，而后根植于中华沃土，成为华夏文明体系的组成部分。韦力按照八宗一派框架，以一宗一派为单元，实地寻访重点遗迹，梳理廓清中国佛教的脉络与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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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韦力，著名藏书家、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院兼职研究员。凭个人之力，收藏古籍逾十万册，四部齐备，被认为是中国民间收藏古善本最多的人。
著有《古书之爱》《古书收藏》《芷兰斋书跋集》《得书记》《失书记》等。开有一个中国古籍界罕见、时时更新的芷兰斋微信公众号。《得书记失书记》（2册）获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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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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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天台宗
第一篇 创宗之祖 智顗 智者塔院
第二篇 五祖 章安灌顶 国清寺 道场
第三篇 唐中兴之祖 湛然 悟月洞 道场
第四篇 山家山外之争 知礼 延庆寺 谛闲
三论宗
第五篇 关河三论派 初祖 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寺
第六篇 关河三论派 二祖 僧肇 草堂寺 祖庭
第七篇 摄山派 初祖 僧朗 栖霞寺 祖庭
第八篇 初祖 吉藏 嘉祥寺 祖庭
三阶教
第九篇 初祖 信行 白塔寺 祖庭
唯识宗
第十篇 初祖 玄奘 大慈恩寺 祖庭
第十一篇 初祖 玄奘顶骨 玄奘寺
第十二篇 二祖 窥基 圆测 护国兴教寺
第十三篇 四祖 智周 戒台寺 道场
华严宗
第十四篇 初祖 杜顺 祖庭 华严寺
第十五篇 二祖 智俨 贤首宗祖庭 至相寺
第十六篇 三祖 法藏 大荐福寺
第十七篇 四祖 清凉澄观 显通寺
第十八篇 五祖 圭峰宗密 丰德寺 圭峰寺
第十九篇 论主 李通玄 方山
第二十篇 中兴教主 净源 慧因寺 道场
律 宗
第二十一篇 相部律 法砺 日光寺 祖庭
第二十二篇 南山律宗 初祖 道宣 净业寺 祖庭
第二十三篇 日本律宗 初祖 鉴真 大明寺 道场
第二十四篇 宋中兴之祖 元照 灵芝寺 道场
第二十五篇 民国律主 弘一 故居 墓
密 宗
第二十六篇 初祖 善无畏 广化寺 墓塔
第二十七篇 二祖 金刚智 墓
第二十八篇 三祖 不空 大兴善寺 祖庭
第二十九篇 四祖 一行 墓塔 国清寺
第 三十 篇 七祖 惠果 青龙寺 东密祖庭
净土宗
第三十一篇 初创之祖 庐山慧远 墓塔
第三十二篇 初传之祖 菩提流支 超化寺
第三十三篇 释义之祖 净影慧远 净影寺 出家及归骨地
第三十四篇 初祖 昙鸾 墓址
第三十五篇 二祖 道绰 玄中寺 祖庭
第三十六篇 三祖 善导 墓址 天龙寺
第三十七篇 三祖 善导 灵塔 香积寺
第三十八篇 八祖 云栖袾宏 墓
第三十九篇 九祖 蕅益智旭 舍利塔 灵峰寺
第四十篇 十三祖 印光 舍利塔 灵岩寺
禅 宗
第四十一篇 初祖 达摩 空相寺 塔院
第四十二篇 二祖 慧可 二祖寺
第四十三篇 三祖 僧璨 三祖寺 舍利塔
第四十四篇 四祖 道信 四祖寺 墓塔
第四十五篇 牛头宗 初祖 法融 幽栖寺 宏觉寺
第四十六篇 五祖 弘忍 五祖寺
第四十七篇 六祖 慧能 光孝寺 出家地
第四十八篇 六祖 慧能 南华寺 道场
第四十九篇 北宗禅 神秀 玉泉寺 度门寺
第五十篇 荷泽宗 神会 龙兴寺 道场
第五十一篇 赵州禅 从谂 柏林寺 舍利塔
第五十二篇 永嘉禅 永嘉玄觉 妙果寺 舍利塔
第五十三篇 黄檗禅 黄檗希运 黄檗寺
第五十四篇 洪州宗 南岳怀让 福严寺 道场 磨镜台
第五十五篇 洪州宗 马祖道一 佑民寺 宝峰寺
第五十六篇 石头宗 石头希迁 南台寺 道场
第五十七篇 百丈禅 百丈怀海 百丈寺 道场
第五十八篇 临济宗 义玄 临济寺 舍利塔
第五十九篇 临济宗 黄龙派 黄龙慧南 墓塔 黄龙寺
第六十篇 临济宗 杨岐派 杨岐方会 杨岐普通寺 道场
第六十一篇 沩仰宗 慧寂 舍利塔 栖隐寺
第六十二篇 沩仰宗 灵祐 舍利塔 密印寺 道场
第六十三篇 曹洞宗 洞山良价 普利寺 墓塔
第六十四篇 曹洞宗 曹山本寂 墓塔 曹山寺 道场
第六十五篇 云门宗 文偃 大觉禅寺 祖庭 虚云 舍利塔
第六十六篇 法眼宗 清凉文益 清凉寺 祖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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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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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季羡林在《中国佛教史》总序中说：佛教发源于印度，传入中国后，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最终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在现实生活中，佛教仍然是一个有生命的团体。中国人民不管信佛教与不信佛教的，都必须了解佛教的真相，这会大大地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我在此摘录这段话，是因其高度地概括出我到处寻访佛教遗迹的动机。虽然佛教是外来教，但它已经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胡适禅学案》一书中收有1953年日本禅学家铃木大拙的一段话：禅是中国佛教运动的一部分，而中国佛教是中国思想史中的一部分。从这句话可以理解佛教为何在中国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为什么会有这样奇特的现象？若以存在就是合理这句话来解读，颇能说明佛教在发源地衰落之际，却在中国蓬勃发展，个中原因定是佛教中的某些成分在中国找到了适合其发展的土壤。换言之，必定是印度佛教中的某种理论填补了中国人思维方式中的某些缺失。佛教入华，经历了从排斥到接纳的多次往复，逐渐地调整与借鉴，而后植根于中华沃土，成为了华夏文明体系的组成部分。既然如此，留存在中国的佛教遗迹，也自然地列入了我的传统文化遗迹寻踪体系之内。
佛教何时传入中国，这个问题看似简单，但至今学界也未达成统一的认识。汤用彤先生在其大作《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用了整整一章来探讨这个话题，而后该书在第二章专门考证汉明帝时皇帝遣使前往西域求法之事，其实这一章也是在研究佛法传入中国的源头，由此可见，这个问题既重要又模糊。
佛教的鼻祖是释迦牟尼，他创立了僧团，弘传教法。从初创到其入灭后的一百年间，佛教僧团还未分裂，这个阶段被称为原始佛教或初始佛教；而后教团分裂，从公元二世纪到公元四世纪，这个阶段被称为部派佛教时期。公元一世纪左右，大乘佛教在印度兴起，此派贬称其他部派为小乘，而后大乘佛教又分化为两个派别中观学派和瑜伽学派。中国传统称前者为空宗，而后者为有宗。两派继续发展，在大乘中又出现了秘密教，此教即是后来的密宗。
大约在两汉时期，佛教由陆路和海路两种途径逐渐传入中国，关于其传入的路线，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中有如下论述：佛教由此分为两条对外传播路线，以斯里兰卡为基地并向东南亚传播的，称作南传佛教；以克什米尔、白沙瓦为中心，继续向大月氏、康居、大夏、安息和我国的于阗、龟兹传播的，叫做北传佛教。北传佛教最大成果就是汉传佛教的形成与兴盛，以及印度佛教与吐蕃教信仰结合而形成的藏传佛教。
佛教的传播并非是一场有计划、有目的的整体行为。实际传法过程中，印度佛教的不同宗派僧人带着不同的佛教经典，向中国传播着各派的理念，而这种传播方式形成了不同的佛教接收体系，这些派别在中国经历了长期的弘法阶段，渐渐形成了一些独立的派别，这个阶段被称为学派时期，分别有涅槃学派、成实学派、毗昙学派、地论学派和摄论学派。这些派别经过中国僧人观念上的吸收与融合，而后出现了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一个宗派天台宗。尽管这种认定略有争议，但基本还算是业内共识。天台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佛教从学派时期正式进入了宗派时期，自此中国的佛教宗派逐渐增多，在隋唐两朝，陆续形成了三论宗、三阶教、唯识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这些综合起来，就是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的八宗一教，至此，中国的佛教达到了最鼎盛的阶段，而后，中国佛教的发展，基本上都离不开这九大体系。
从教理观念来论，天台宗、三论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这六宗都属于大乘佛教空宗体系，而唯识宗属于大乘佛教有宗体系，密宗则属于大乘密教体系，唯独三阶教难以归类，然而此教却在中国流传了三百年之久，并且在中国社会上层有着巨大的影响，是中国佛教中重要的一支。中国佛教的八宗基本上是来自于印度大乘佛教的三大体系，由此显现出中国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所产生的创新。而八宗一教也基本上概括了中国佛教的主脉络，所以，本书的体系也正是按照八宗一教框架，以一宗一教为单元，进行梳理，以便能够条理化地概括中国佛教的脉络与观念。
关于中国佛教体系的专著，除了上面提到的两部，另外还有些通论如吕澂的《中国佛教源流略讲》、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等等，更多的是专论一宗的著作，比如杜继文、魏道儒的《中国禅宗通史》、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魏道儒的《中国华严宗通史》、毛忠贤的《中国曹洞宗通史》、冯京成的《云门宗通史》等等，余外还有关于佛教事物的专门著作，例如方广锠的《佛教大藏经史》、李际宁的《佛教大藏经研究论稿》等等。这些相关著作在知识层面惠我良多，我在写作这一篇篇小文时，拜读了不少相关学者的著述，行文过程中也多有征引，在引用这些著作中的观点时，我都会一一注明出处，但是这一类的著述数量较大，无法在此一一列出鸣谢。这些师长专家所著之书给我的教育之功，不能遗忘，虽然没能将他们的名字在此列出，但丝毫不影响我对这些专家学者的感谢之情。
总括而言，我的性格中有着难以改变的执拗，尽管我从上列著作中学到了很多，但我依然觉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我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把自己从书上学来的理论知识在自己脑海中立体化、具象化，我的这种愚笨的学习方式完全无效率可言，然对于我却是能够加深记忆的唯一可行方式。于是，当我系统研读了这些专家的相关著述之后，渐渐勾勒出了一个立体的框架，而后我有一年的时间，将这些书中所提到的高僧一一列出，以此为目标，用尽各种方法，去查找落实跟这些高僧有关的历史遗迹。我的操作方法，是将历代高僧先做一个时代上的划分，以八宗一教的成立为界限，之前的为一类，之后的列入本书的备选，而后做出一个寻访计划。
关于入选高僧的名录，我重点将每宗的创宗人列在首位，而后再排列每宗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传承作用的高僧，以每宗内公认的宗族递传顺序，列出先后，而收录下限则定在1949年前。对于高僧遗迹的选择，首先是寻找他们的墓塔、舍利塔，因为能够找到这些遗迹，就等于找到了这位高僧的本尊。历史时代的变迁，使得一些高僧墓塔而今已不存于世间，或者说，因为历史的原因，即使高僧墓塔仍然存在，但因记录失载，已经找不到具体方位，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因为我个人功力不够，未能查到这些墓塔的具体位置，但无论出于怎样的原因，若是没有找到寻访目标，那么我的备选方案，则是寻找每宗的祖庭和道场，如果连这一点也找不到，则退而求其次，去拜访该宗该祖曾经住持过的寺院，虽然这样的寻访方式，由此而变得不纯粹，但已是我能够做到的极致。
我对中国传统文化遗迹的寻访，其实不始自此程。大概在十几年前，我用了五年时间在各地寻找古代藏书楼的遗迹，前后总计找到了一百四十余处，而后撰文集成一书，交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书名是《书楼寻踪》。自那时到今日，这本书仍然是唯一一部关于古代藏书楼实地探查的专著。而后不久，我又开始了第二程寻访，继续到各地东奔西跑。在这个过程中，我爱屋及乌地开始拍摄书楼之外的其他文化遗迹，但当时并没有将佛教遗迹作为一个专题进行系统的寻访。几年前北京新经典文化公司的编辑林妮娜女士送给我一本彼尔波特所著《禅的行囊》，读罢该书，大受启发，原来文化遗迹寻访还能有这样有趣的写法。从内容而言，该书所叙仅是作者对禅宗初祖到六祖的遗迹寻访，虽然该书的文笔深契我心，然其寻访对象之少，仅涉一宗，难以满足我的饕餮之情。
联想我的相关寻访，某天忽然动念，何不将其他各宗的高僧一一访得，以此来展现中国佛教各大宗派的全貌，一念及此，大感兴奋，而后苦读相关著述，接着制定入选规划，最后列出寻访路线，以每程十天，每月一程的速度，边访边写，如此陆续跑了近三年，逐渐寻找到了所列目标的大半。当然我的寻访并非是单一的行进，我虽然愚钝，但还略知统筹，故每一程的寻访，也同时兼顾着其他类型的遗迹探访，以期能够提高效率。
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多，佛教遗迹大多处在深山峻岭，这给我的寻访增加了一定的困难，但我觉得正是这种寻访难度，才使得这个探访过程有了一定的价值。我所遇到的艰难，大多已写进了每篇文章之内，但即使如此，还有太多的艰辛无法一一备述，我对此做了一定的删减。在实际探访过程中，也确实发生过几次危险，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把我送进了医院，因为感染，五次手术，让我在医院中住了大半年，即便如此，我觉得还是应当感念佛祖，毕竟我还活着，而后我又一次次地踏上了寻访之途。经历了这样一场人生磨难，更加让我珍惜生活带给自己的美好。
有些熟识的朋友跟我说，那场事故之后，我的性格有了不小的变化，也许真的是当局者迷，我自己没有觉得性格上有多少实质性的转变，然而在写作方面，我还是体会到了自己与以往的不同。此前二十余年的写作经历，我总会把著述看得极其隆重，文章千古事这句名言横亘我心，虽然自知才薄识短，但仍然效仿前贤，正襟危坐地写文章，而今我却觉得那个阶段的自己不少行为是何等的幼稚与可笑，虽然那个时段的自己是人生的必由阶段，但这场经历之后，还是让我有着思绪上的升华，于是我感受到了百无禁忌，而舞文弄墨带来的快乐，让我觉得自己终于获得了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大自在。
然而《觅宗记》却是关涉宗教题材的文章，我虽不是佛教徒，但也懂得尊重他人的信仰，这使得我的行文方式，突然又回到了原先的拘谨，这种大自在后的收敛，让我的文章读起来颇感蹇涩，这种不自在的写法，让我难以一畅胸怀，于是左右调整，进退失据，而后几经折衷，写出之文就如您所见，变得既不通俗也不专业，但这恰恰是我的一段心路历程。
我的寻访之旅，同时也是我的学习之旅。这个过程中，使得我对那些高僧大德的历史史实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原本是高山仰止、遥不可及的高僧，而今他们鲜活地出现在我眼前，他们的各种经历，尤其是他们为了弘法所经历的各种磨难，以及面对磨难他们所表现出的那种绝不放弃的勇气，都给我带来了极大的震撼，这使我的寻访之旅，实实在在变成了洗心之旅。
也正因此，我特别想把每一位高僧大德的思想与理念，原原本本地叙述出来，可惜的是，我在这方面的修养太低，难以言简意赅地表达出他们每一位的宏大理念，这使得每一篇文章写完之后，都会让自己有着挂一漏万的遗憾之感，而这样的文章，当然难入方家法眼。虽然如此，但我心里明白，自己在写作之时，是极希望能够客观地写出每位高僧的价值理念，我想，这些先知们，应该早已洞悉我的真诚，当然他们也早已明了我的浅薄，但我是带着对他们的崇敬之情来写这些小文的，他们也一定能够原谅我文中的错误。由这种思路推而广之，当今佛教界的专家学者自然也不会以谨严的专业眼光来看待这些小文。一念及此，我的心态又从恐慌忐忑变成了大自在。
山家山外之争知礼延庆寺谛闲观宗寺
在天台宗史上，宋代曾经发生过一件大事，那就是山家山外之争。这件事影响之大，已经超过了本宗内部学术争论的范畴，震动了整个宗教界。《中国佛教通史》上说：山家山外之争看似宋代台宗内部的宗义辨析、抉择，实是宋代台宗与禅宗、华严诸宗之竞争在己宗内部的反映。由于在宋代新型社会体制下佛教生存境遇的改变，佛教诸宗必须为获得存在的合法性而努力，故佛教诸宗在融通的同时，相互的竞争亦趋于激烈，且呈现出新的形式。这突出表现在，对宗义的论辩乃是与对宗教实践形式合法性的辩护紧密相连的。具体到山家山外之争，则忏法的合法性实乃整个宗义论争的核心，而义学主题的深入展开乃是围绕此点而进行的。这个事件涉及一个最关键的人物，那就是知礼。《中国天台宗通史》对此有明确的说法：四明知礼是天台之学的中兴者，一部山家山外之争史其实就是围绕知礼而展开的。
我们先聊聊山家山外之争的起因。从唐代中期开始，大唐盛世逐渐衰落下来，而后产生了安史之乱、会昌灭佛等等，这些动荡使得佛教各个宗派的文献资料都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当然，天台宗也难以幸免。到了五代时期，吴越王钱俶偶然读到了《永嘉集》，他对此书中的一些文句感到费解，于是通过人找到了天台宗十五祖义寂。义寂告诉钱椒说，这几句话的出处是智顗的《法华玄义》，但此书的原本在中国失传了。钱俶通过了解得知，日本和高丽仍有保存，于是就想办法将其弄回来，杨亿在《杨文公谈苑》中记载了这件事：吴越钱氏多因海舶通信，天台智者教五百余卷，有录而多阙，贾人言日本有之，钱俶置书于其国王，奉黄金五百两，求写其本，尽得之，讫今天台教大布江左。
这段话说，吴越王听商人们说，日本藏有天台宗文献，于是他就给日本国王写了封信，同时奉上五百两黄金，让他们把这些请回来，请回来之后，才使得中国佛教界又多了天台宗的文献。但是，吴越王从海外征集回天台宗文献，也有的记载称不是从日本，而是从高丽弄回来者，此事记载于《佛祖统纪》卷十中：初，吴越王因览《永嘉集》同除四住之语，以问韶国师。韶曰：此是教义，可问天台义寂。即召问之。对曰：此智者《妙玄》位妙中文，《妙玄》既失不存，未审何缘知之，必寂师先曾见残编耳，唐末教籍流散海外，今不复存。于是吴越王遣使致书以五十种宝，往高丽求之。这里写明是从高丽国找回了天台宗文献，然而究竟是从日本还是高丽找回了文献，我没有找到确切的说法，但无论怎样吧，就是从海外费了很大力气，又花了很多钱，把天台宗文献又弄了回来。
本宗的文献又征集回来了，这对天台宗当然是一件大喜事，于是本宗的许多高僧开始研究这些文件，这时又产生了一个版本问题。因为历史的原因，很多佛教典籍都失散了，虽然从海外征集回来一些，但这些经典因为来源不一，同一部书就产生了不同的版本，究竟哪个版本才是真正作者的本意，这自然也就引起了争议。这件事很像秦朝焚书坑儒，到了汉代之后，征集回来的各种儒家经典就有了异本，究竟哪个才是作者的本意，这样的争论有些延续了两千多年。
五代到宋初这个阶段，虽然距现在也就一千年，但那时佛教的版本就产生了类似的大争论，其中之一就涉及了智顗的《金光明玄义》。我们知道，天台宗的最重要著作，是天台三大部，余外则是天台五小部，而《金光明玄义》是五小部之一，所以也是天台宗很看重的本宗经典之一。
从海外征集回来的该书与国内流传的残本之间，在内容的多少上差异较大。该书在五代时期出现了两个版本，原本流传的，因为历史的原因，产生了残缺。该书原为两卷，当时流传的只有上卷而无下卷，而后经过征集，《金光明玄义》一书又发现了上下两卷的全本，那么这个全本究竟是真是伪，在业界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该书的两卷本被称为广本，而只存上卷者被称为略本。当时的天台宗分为了三派，其中的正统派或说主流派被称为钱塘派，这一派当时的大师是慈光晤恩。这位晤恩倒确实是名师之后，我们前面谈到了吴越王钱俶无法理解天台宗经典时，就命人向义寂请教，而这位义寂的同门志因大师，就是晤恩的师傅。晤恩在他的那个时代，也是名气很大的高僧，他针对《金光明玄义》一书的两个不同版本进行了比勘研究，然后写出了《金光明经玄义发挥记》，晤恩的结论是：后发现的两卷本的广本是后人伪造，而只残存上卷的略本才是智顗的原作。晤恩在文中阐述了自己作出这个判断的理由，因为争论的焦点是天台关心的问题，为什么争论这个问题，在这里就不再展开叙述。
晤恩这部著作的出现引起了争论，义寂的弟子义通分别写了两篇文章来反驳晤恩的结论，而晤恩的弟子源清和洪敏又作了《难词二十条》进行反击，就在这时，知礼出场了。这位知礼属于天台宗三系之一的四明系，四明系属于天台宗的旁支，所以，有人认为山家山外之争就是旁系挑战正统系权威的一个故事。是否如此，我们暂且不论，总之，在此之后，知礼用了几乎一生的时间进行这场争斗。
我们在这里先作一段插叙，那就是，吴越王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力气从海外征集这些经典？同时，天台宗内部为什么要为《金光明玄义》争斗几十年？这件事要从《金光明经》讲起。此经的全称是《金光明最胜王经》，该经是在武则天时期由义净译出，此经对唐之后的佛教界影响很大。从内容上讲，该经主要是讲一些鬼神，其实这些鬼神的名称，我们大多数人，或者说至少是我，都是从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知道的，比如《天龙八部》，同时我们进入寺庙时，弥勒佛左右的四大天王也是出自该经。从《金光明经》排列的系统来说，天帝释的手下就是四大天王，而四大天王的手下就是天龙八部，天龙八部的手下则是二十八部鬼神。
为什么要叙述这么一段话呢？是因为该经中说，只要国王信奉《金光明经》，那么四大天王将带着他的手下天龙八部等当与眷属无量百千鬼神，隐蔽其形，为作护助，令彼怨敌自然退散，这么多的天兵天将来保护国王及其臣民，即此可知帝王是何等地喜欢这部经。比如到了南宋建炎三年，高宗赵构就在台州遇到了一位老僧，高宗向他请问解困之法，老僧回答说：护国金光明三昧忏，高宗听后，龙颜大悦。除了高宗之外，隋唐间的不少帝王都很喜欢该经，因为该经能驱敌、消灾、护国，正因为这种社会的原因，才促使天台宗内部为了这部经书，展开了一场大争论。
我们上面说到，经过几个回合的争论，四明系的知礼经过了一段沉默之后，终于出山了，他写了一部书，名叫《释难扶宗记》，从这个书名就可看出，该书的内容就是为这场争论。知礼在这部书中，坚称两卷本，也就是广本才是该书的正版，他在序言中说：《金光明玄义》，早岁闻浙阳慈光恩师，专守略本，非观心等义，谓后人擅添。受其旨者，则有奉先清、灵光敏，皆广构难词，形乎篇卷，谓观心等文文理乖舛，私欲废之。近胥山学友善信上人，传二师之义，复制长笺，请余详广略之真伪，定存废之损益，俾后人无犹豫两楹之间也。
知礼在这里叙述了《金光明》一书争议的来由，他谈到了晤恩认为略本是真本的这个判断，而后又谈到了相互之间的争论，然后晤恩说他是受弟子之请，决定要给这个广本和略本，作出最终的真伪判断。这部书出来之后，引起了钱塘系很大的反击，这场相互之间的争斗，第一个阶段就进行了七年，这七年中间，双方大约有五个回合。
这场争论到了第五个回合之时，钱塘系的孤山智圆请出了钱塘太守，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来干涉此事，并且，钱塘系的主战人物庆昭给自己的对头知礼写了封信，这封信较长，在这里就不再引用了。
总之，庆昭在此信中委婉地表达了要求和解之意，当然，他也不承认自己错了，在信中，庆昭用了这样一句话：然亦各言其解，显其所承，斯何伤乎？总体的意思就是说，您知礼知识果然渊博，我很佩服，但是我们对一些观念的见解不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传承体系，我们不必要相互伤害。到此为止，四明系取得了这场争论的阶段性胜利。
从争斗双方的地位来看，钱塘系为天台宗正宗，四明系为旁支，正因如此，有些学者认为，知礼经过深思熟虑参加这场争论，其目的是为了给四明系争得正统地位。当然，知礼绝不承认他有这个目的，他反而说，自己是为了维护祖师真正的学说被迫迎战：余报之曰：夫评是议非，则近于诤竞，非我志也。矧以二师学解有闻，盖吾宗之先达，焉可率尔而拒之哉？信复抱曰：且闻弘赞理教，宜令允惬，法鼓竞鸣，何先何后？夫当仁不让于师，岂况与人乎？坚让不免，遂抽毫释二师之难词，救一家之正义。知我者，无以贬量得失之为诮。这场争论的结果，无论从哪个角度说，知礼都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
自此，天台宗的领导权转到了四明系这里，因为这种正统被称为山家，而钱塘系则由正统体系反而变为了异端，所以被称为山外，这也就是后世所说山家山外之争。
虽然经过了七年斗争，知礼给自己争得了正统地位，但钱塘系也并不会就此甘心认输。此后过了一些年，孤山智圆带着众多弟子，又开始了对四明系的新一轮进攻，这场争斗的时间比第一阶段要长许多，历时将近二十年。第一阶段的争斗，双方的主帅是钱塘系的晤恩和四明系的知礼，而第二轮钱塘系换将为孤山智圆，四明系知礼则老当益壮，重新披挂上马，同时他的手下多了一位重要干将，那就是净觉仁岳。这次双方争斗的起因，是孤山的著作《金刚显性录》。我们知道，《金刚》是湛然的重要著作，孤山就是通过阐述这部著作，来批判四明系的妄心观，孤山是想从思想体系上来驳倒四明派，而后孤山又写出了《释请观音经疏阐义钞》，通过此文，他提出了理毒非性恶的论点。总之，这两部书里所提出的观念，都是对四明系观念的贬低。于是知礼又写出了相应的著作予以驳斥。双方又经过几个回合的争斗，虽然没有明显的胜负，但结果反而更坚实了四明系的正统地位，为此，知礼也基本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精力，曾其海在《天台宗山家山外之争》一书中说：知礼的一生，为救天台宗一家之正义，几乎一直与山外派、后山外派（杂家派）论战，直到耗尽最后一口气。这里又出现了后山外这样一个词，后山外的来源，恰恰是知礼著名的弟子仁岳。我们前面提到过，在第二阶段争斗中，仁岳帮着师父进行争斗，知礼指挥仁岳去撰写批驳钱塘系的文章，但是仁岳向知礼请教一些观念时，知礼的一些看法让他觉得不能尽意，于是这位弟子就对知礼的观念提出了异议，这个结果导致了山家派的分裂。正因如此，志磐在《佛祖统纪知礼传》中，对仁岳的这个行为提出了指责：前辅之而后畔之，其为过也，与学者何异？这里的畔字通叛，而所说的学者，则是指的佛教其他宗派。但是平心而论，仁岳的这个做法，应当属于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可是，他的行为却导致了内部的进一步分裂，这分裂出的体系则被称为后山外。那么这场争论究竟有没有价值呢？朱封鳌在《天台宗》一书中给出了如下的结论：山家、山外的论争，是宋代天台宗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平心而论，知礼是为了维护天台宗的正统，而晤恩、庆昭等因其受华严、禅宗等影响，而对观心问题有不同看法，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三宗同属大乘，可以求同存异。
但无论怎样，经过这场争斗，天台宗就彻底分裂了，对于分裂的原因，曾其海先生归纳为四点。首先他认为，是禅宗在宋代的发达，因为禅宗是把日常生活都融入了修行之中，所以宗教变为了世俗化和市民化，山外派正是受这种影响，然而山家派的知礼却想把天台宗恢复到智顗创宗时的形态，以抽象理论来匡正天台宗的世俗化。
天台宗分裂的第二个原因，其实早在湛然时代就埋下了隐患。我们在湛然一文中曾经讲到，当年湛然为了对抗华严宗的澄观，就把《大乘起信论》的理念引起入天台宗，湛然用《起信论》中的真如随缘来解释天台宗的性具说，这样做的结果，就等于把智顗的性具说变成了心具说，让山外派找到了破绽，所以，山家山外之争的真正起源，在湛然。对此蒋维乔先生在《中国佛教史》中也有这样的认定：山家山外二派之争，具体事情，始自何人？
其所由来，颇极复杂；考其近因，似在荆溪。天台以心佛及众生、是三无差别为教义；而心佛众生，皆与三千三谛无违；然就事实言之，观法常以心为主，则明甚。荆溪因与华严宗对抗，故用起信论解释天台教义，既取真如不变随缘之说，势必分不变真如与随缘真如二
方面，以区别事理二种。但荆溪为努力发挥天台教义之人，尚未判然为此说；若以传于日本之传教大师之说为真心观；则于其所承之师，如道邃、行满辈，已发其萌芽矣；道邃、行满，为荆溪之亲弟，故山外之说早已存在。事情究竟如何？或者说起因究竟如何？我觉得对知礼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给四明系争得了正统地位，为此，他圆寂之后，被列为天台宗第十七祖。其实，山家山外之争看似内部争斗，反而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关注点，这使得天台宗扩大了在各个宗派中的影响，站在这个角度来说，知礼更应当是天台宗在宋代的中兴之祖。
知礼俗姓金，本就是四明人，在二十岁时，出家于宝云寺，跟着住持一同学习天台教义。知礼学习佛法极为勤奋，赵抃在《宁故明州延庆寺法智大师行业碑》中称赞他：凡三主法会，唯事讲、忏，四十余年，胁不至席，当时之人，从而化者以千计；受其教而唱道于时者，三十余席。知礼为了弘扬天台教义，确实是尽心尽力，他一生共讲了《法华玄义》七遍、《文句》八遍、《止观》八遍等等，《佛祖统纪》上还说他印写教乘，满一万卷，这一万卷可是个很大的数量，一部完整的大藏也达不到这个数，但是，这里用了印写两种方式，不知道他是印还是写。为了显现自己对教义的虔诚，知礼还曾燃三指以供佛，到了晚年，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跟山外派的争斗，令身心疲惫，他曾经跟十位僧人共同约定，一起来修《法华忏》三年，到期时，他们十一人共同自焚，后来经过一些大臣及他的同门遵式等人的再三劝阻，他才同意不自焚。而知礼的弘法道场，就是四明的延庆寺，四明就是今天的宁波，因此我来到宁波，前往寻找延庆寺，以此来探寻知礼的遗迹。
延庆寺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南路12号。此趟来到宁波，正是初春，在酒店的地图上查询一番，看到延庆寺位于延庆巷内，于是打车前往此处。出租车司机却不知这个地方，转了几圈，只把我放到大概的位置，我不确定延庆寺是不是就在这一带，于是沿途打听延庆巷，好在没费多大的周折就到了。
在海曙区的闹市中找到了延庆巷，沿着窄窄的小巷边走边看，一直走到了尽头，在尽头的位置上，有一家卖香烛的小店，店主是一位老太太，我注意到小店的对面有个寺庙，然而门口却没匾额，我问老太太里面是不是延庆寺，她意外地告诉我说不是，说延庆寺在另一条街上。我谢过老人，返回到了延庆巷巷口，又在路口看到了延庆巷的铭牌，正犹豫间，巷口一家店铺门口有位女子正在开锁，我跑上前向她请问，她告诉我，里面确实是有个寺庙，但叫什么名字，她就记不准了。停顿了一下，她又说：可能以前叫延庆寺，你可进去问问。我正准备离去，她又喊住我，让我进她的店，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她向我解释说，因为她的店里有一个后门，由此门即可进入寺内。我感谢了她的好心，于是跟她走进店里。她的店竟然是卖古董，这跟我的喜好颇为契合，于是很有兴趣地观看她所摆放的古董。她笑着跟我说，不是让你买东西，只是想让你走捷径，你不用看了，我带你出去即可。看来这位女子误会了我，她误以为我观看这些物品，是把她想成拉客的，而我又装模作样地摆出感兴趣状，这个误会我不知怎样解释，张了张嘴，竟然没说出话来，于是跟着她穿过了大堂，转到此院的后门，她把门打开，示意我由此出去，我连谢意都没说出口，就走入了一个几十平方米大小的花园内。
在花园的侧边有个仿古的门楼，从门楼下穿过，就看到了寺院。眼前所见者，是院中摆放的大量建筑材料，看来这个寺正在大搞建设，我看到两位僧人正跟工头讲解着建筑上的要求，似乎所聊都是关于如何施工的话题，见我从里面走出，仅看了我一眼，继续着他们的谈话。从他们的神态看，没有制止我的意思。寺院不大，仅两进大殿，感觉寺庙的格局不完整。我从后门倒着向正门走去，在正门的位置，看到了药师殿，此殿竟然是用彩钢盖的简易棚，看
上去像个临时仓库。我走进药师殿内，看到里面的卧佛体量巨大，佛的身上覆盖着红绒布，看上去的确安详，然可惜跟这个简易棚的体积不成比例。
走进正殿，里面有三四个妇女正在折银元宝，已经折出了许多筐，我不懂金元宝与银元宝在供奉上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大殿内的功德箱上有个装置，我也是第一次见，样子像个摇号机，侧旁还有手摇柄，机器上贴着说明：请滚动。我正想上去试试如何操作，在一旁折元宝的妇女，一边手不停歇地飞快折纸，一边斜眼望着我，她的眼神打消了我好奇的念头，我注意她的手，看她娴熟地做着功德，三秒钟就能完成一个，这让我想起了卖油翁。
我在大雄宝殿的侧墙上看到一块石碑，碑额上写着：天台教观第四十三祖谛公碑，在旁边的介绍栏中看到几张复制的老照片，其中有谛闲法师肖像，我觉得这就是碑上所说的那位谛公，而谛公则是近代天台宗名僧谛闲的尊称。谛闲为天台宗第四十三祖，也是我的寻访对象，没想到在这里无意中找到了他的遗迹，这个意外收获让我很是高兴，这也让我更加好奇：进入的这个寺庙，真的就是我要寻找的延庆寺吗？
在另一个布告栏中详列出了维修大雄宝殿认捐明细表，列在第一项的是大雄宝殿匾额，数量1块，价格却是39万；而第二项的金丝楠主栋梁，一根的价格是36万；金丝楠如此珍贵，整个的大梁则更为稀见，如何价格还比不过一块匾额，也许是位置重要吧。
在大殿的侧面无意中看到有个小院，门匾上写着四明书院。门两旁的抱柱上，也说明了此地正是当年的证人讲会所在地：景仰先贤犹忆南雷傲骨，宏开讲舍再承东浙学风。根据资料记载，当年的证人书院就开在延庆寺内，如此看来，正如那位女子所说，这个寺院真的就是延庆寺，可惜院中无人，我无法证实自己的猜测。进入四明书院小院，整个院落是重新翻盖的仿古建筑，院中侧墙边立着一块新刻的石碑，中间大字刻着入唐着岸圣迹碑，碑的背面刻着说明文字，题目为传教大师最澄上岸纪念碑记，底下密密地刻着一些小字，然而此碑距后墙的距离不足半米，拍照很是困难，我难以拍清楚后面的文字，书院的正堂锁着门，无法看清里面的究竟，我觉得还是应当先找一位同仁请他给我解惑。
进入侧殿，一位僧人正在读书，我先向其请教第一大疑问：贵寺叫延庆寺吗？他回答说，延庆寺在隔壁。同时告诉我，从延庆巷内进不了延庆寺，需回到解放南路上，才能找到入口。我感谢他的指教，于是从本寺的正门退出，在正门的旁边，无意间看到了文保牌，
上面写着观宗寺，直到这时我才明白，自己刚才参观者乃是本打算寻找的观宗寺。
观宗寺原本是延庆寺的一部分，延庆寺始建于五代后周广顺出门时才看到的观宗寺文保牌，然而颁发者却是宁波市革命委员会三年，当时名叫报恩院，到北宋大中祥符三年，改名为延庆寺，成为了天台宗著名的讲寺。此寺到了宋代元丰年间，知礼的五世宗孙介然在延庆寺的东北角，建立了十六观堂。到了乾隆末年，这十六观堂从延庆寺独立了出来，成为了一个单独的寺院，名字就叫十六观堂。1912年时，十六观堂的方丈犯规，被鄞县主事驱逐，经过当地的宗教人士商议，从上海请来了谛闲做此堂的住持。谛闲根据知礼所言三观为宗，说法为用，将这个观堂改名为观宗讲寺，简称为观宗寺。即此可知，观宗寺是由谛闲所建造者。
谛闲本名朱古虚，他是浙江黄岩人，父母过世之后，谛闲跟着舅舅开药店，后来领悟到药但医病，不能医命，于是就想出家。光绪三年，谛闲二十岁时，就出家于临海的白云山，二十四岁时，在天台山国清寺受具足戒，但是他极其聪明，在听《法华经》时：未及终卷，已领一心三观，一境三谛之妙旨，因此他在二十八岁时，就做了杭州六通寺的住持，而后他大开讲习，弘传天台宗教义。因为谛闲声名远播，袁世凯任大总统时，曾请谛闲到京弘法，因此结识了许多著名居士。
民国七年，谛闲再次来到北京参加徐文蔚在京所办的讲经会，在此会中，谛闲认识到当时的铁道督办蒯若木和交通总长叶恭绰，这二人都是著名的居士，他们对谛闲很是尊重，同意出资帮助谛闲创办佛学院。民国八年，谛闲回到宁波，在观宗寺内设立观宗学社，培养出了大量的弟子，从而使天台教义在民国又得以中兴。因此，《中国天台宗通史》上评价说：近代天台佛教在教界的主要人物是谛闲、倓虚二位大师。其中谛闲大师为近代天台的中兴者，而倓虚大师则将天台弘化于北方居功至伟。我在宁波无意间竟然探访到了谛闲所建的观宗寺，这真是令人欣喜的意外。但此行的目的之一，还是找到延庆寺，拍照完毕后，从观宗寺大门走出，这就是我前来时首先走入的那条小巷。
退出延庆巷左转，前行不到十米有一条并行的小巷，在巷口的左右各有一块铭牌，分别写着解放路12号和14号，右侧立柱上挂着宁波市佛教协会的竖匾，这块匾白底黑字，典型的机关制式，黑色的铁栅栏门敞开着，我向内前行了20米，又有一道大门，门楣变成了拱形，仍然是这几个字，门口站着一位上了年纪的收发室人员，黑着脸冷眼看我，这神态告诉我想走进这个门拍照，恐怕不是件容易的事。他的这种神态反让我升起一股屡败屡战的斗志，我迎着他的冷眼，毫不胆怯的向他走去。
我走到他面前，直视着他的眼神，当然我说话的口气一定是很和善的，正如我预期的那样，我刚提出要进内拍照的要求，就被他一口回绝了。以我的个性，遇到这种情况，基本是掉头就走，但这次我却改变了策略：我把自己想象成罗家英扮演的唐僧，站在原地喋喋不休地解释着自己来此寻找佛迹的伟大意义，至于他听与不听，或者他听进去了多少，我完全不介意。这样持续地唠叨了几分钟后，老人冰冷的神态有所融化，他跟我解释着不让拍照的原因：去年有人来此拍照，然后把照片放在了网上，传到了国外，造成了负面影响，省里有关部门追查到了这里，所以领导规定再也不让外人进院拍照。他的解释让我抓住了破绽，我并不关心是什么负面报道引起了领导的烦心，我临时组织词句，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绝不会把照片放在国外网站的三大理由，这套说辞起了效果，他同意我进院拍照两张马上出来，并强调只能拍两张，我当然是满口应承。
院落不大，像个大型的四合院，完全不像寺庙的布局，老人听到了我的疑问，他解释说，这只是延庆寺的一部分，旁边的观宗寺以前不是独立的寺庙，而是延庆寺的一部分，原来是延庆寺的讲堂，所以它叫观宗讲寺。我表示出对他的所讲极其感兴趣，并且向他请教着这样或那样的疑惑，他的解惑之词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因为要抓紧这难得的时间赶快拍几张照片，万一某个领导出来把我轰出去，拍照之事就完全泡汤了，那我刚才所说岂不真成废话了。
但眼前的这个寺庙，我却看不到延庆寺的匾额，正方的门楣上挂着的匾额写着敦善堂三个字。老人说延庆寺的匾额的确没有，他努力地让我理解，这里虽然没有匾额，但却是真真正正的延庆寺。他的这种正统的态度，似乎跟知礼一脉相承，即此也可以看得出老人爱寺如家，不允许外人对他守卫的领土有什么不好的印象。他说本寺正在修复中，等今后全部整修完毕之后，也会让外面的人来听讲座，到那时延庆寺自然就对外开放了。说到这里，老人的脸上绽放出喜悦之态，他的幸福情绪对我也有所感染，我同他一起赞叹着美好未来。可是我刚拍了两张照片，就从屋子出来几个人，从神态看应当是佛教协会的工作人员，老人马上拉我出去，大殿内的情形我未能看到。
回到大门口，我郑重向老人道谢，感谢他的为怀之慈悲，然后转身离去，刚走出十几米，听到老人在后面喊我，他快步走到我跟前，递给我一本杂志，名称叫《宁波佛教》，他说：这个你可能有用。
接过杂志，我心中的情绪不仅是激动，而更多的是内疚和自责，此前对老人的调侃态度让自己感到很惭愧，他的做法对他而言是职责所在，完全无不妥之处，我想尽办法与之周旋，然老人却又如此诚心待我。我连声说着谢谢，感觉脸上的神态一定不好看，好在老人并不在意我的神态，他跟我挥挥手说没什么，转身离去了。
按资料记载，延庆寺位置在日湖之上，然我在寺庙中到处转看，没有看到任何的水面，这让我怀疑此时的延庆寺是否还在当年的原处，我从延庆寺出来时，时已正午，天气大热，我在解放南路上的一个凹口处，背阴坐在墙根儿整理行囊，无意间看到路边立着一块石碑，近前视之，正是日湖遗址碑，看到这块碑，让我有些兴奋，证实了今日佛教协会及观宗寺正是当年延庆寺的旧址所在，可惜的是，我没能在这两个寺内找到知礼大师的任何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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