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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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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尝试一种新的研究方式，即由传统的文献学研究过渡到综合的文本研究。本书涉及到了许多经典文本的文献问题，但是其中主要的研究思路还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对经典文本的生产、抄撰、流变、接受等各方面问题进行探讨，形成一种不局限于文献考证的综合的研究方式。同时，本书提出文本研究这一不同于西方学术概念的说法，也有拓展文学研究领域的意思，即尝试将文学研究的对象置于文本之上，而非文学作品之上。因为作品总是一个有选择的领域，而对于先唐文学研究而言，所有的传世文本均有不可估量的研究价值，如果关注物质形态、书写策略、文本变动诸问题，我们会发现一种被遮蔽许久的古人的文之学，而不仅仅是审美、情感、虚构、叙事诸现代意义上的文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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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孙少华，男，1972年生，山东莱芜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山东大学、澳门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文献学研究。先后在《文史》、《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期刊杂志发表文章五十余篇，出版专著《孔丛子研究》、《桓谭年谱》两部。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资助项目一项，并获得优秀结项成果。现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三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文艺思想通史汉代卷》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汉代卷副主编。目前任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古代文学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等。
徐建委，男，1976年生，山东东营人，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战国秦汉文献与学术、六朝文学与艺术的研究。出版有专著《说苑研究以战国秦汉之间的文献累积与学术史为中心》，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一项，教育部社会科学基金青年资助项目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一项，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子课题一项，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华文艺思想通史汉代卷》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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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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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第一章 文献歧异与文本解读的多种可能性
第一节 先秦两汉文献歧异与文本书写之变化以《吕氏春秋》《淮南子主术》所记明王圣贤事迹为中心
第二节 口头文献流传与书面文本的生成以讹言行诏筹为例
第三节 从西北来到东南飞《艳歌何尝行》《孔雀东南飞》的文本流变与六朝政治、道教之关联
第二章 经典文本研究的理论思考
第一节 经典文本的不可靠性考察与方法论反思以雊雉升鼎为例
第二节 文本层次与经典化《文选》左思《蜀都赋》注引扬雄《蜀都赋》相关问题
第三节 经典文本的多系统性与文学研究范式的综合性
第三章 材料、抄撰与文本生产的个案研究
第一节 周秦汉文学史叙事结构中的公共素材
第二节 唐以前集注的便捷之途以《汉书注》、《文选注》为例
第三节 九经从抄本到刻本的转变以《毛诗故训传》为例
第四章 塑之于文本的风度：人伦鉴识与名士的制造
参考书目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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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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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刘跃进
在《文学遗产》编辑部积极推动下，文学所部分青年学人与国内一些重点大学青年才俊自发成立读书会，不定期地举办专题研讨会。周秦汉唐读书会就是其中一个比较活跃的读书会。通过读书会形式，深入探讨不同专题的研究方法、学术倾向以及存在的问题，具有开风气的学术意义。我们想依托《文学遗产》纸质本和网络版优势，组织学术活动，展示学术成果，营造学术氛围，聚集五湖四海的志同道合者，守望传统，回归经典。参加读书会的学人，研究课题各有不同，是读书会把大家聚在一起，形散神不散。学术研究要形散，可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同时，又要努力维护一种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术坏境。这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神。
周秦汉唐文学研究的神在哪里？就很值得讨论。众所周知，周秦汉唐是中华文化经典产生的最重要时期，也是中华古籍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钞本时代。对于这一历史时期经典文本的研究，现在处于瓶颈状态，如何前行，面临困惑。可喜的是，很多优秀的青年学者立志在继承传统研究方法基础上，借鉴海内外学术研究的经验，扬长避短，力辟蹊径，从更高的层次上对这段文学进行深入的探索。我想，这种求真务实的学术品格，对于把握周秦汉唐文学研究之神，别具重要意义。周秦汉唐读书会第一期的主题是钞本时代的经典研读，论及钞本与定本的关系、文学史的写法问题、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的综合研究问题。其中一些重要观点，已经发表在《求是学刊》2014年第5期，我建议大家不妨找来一读，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孙少华、徐建委是周秦汉唐读书会的成员之一。他们积极参与讨论，撰写文章，并在此基础上，博观约取，深思熟虑，合作完成这部《从文献到文本》的专著，其副标题是《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顾名思义，作者把唐代以前的文本文献作为考察对象，涉及先唐经典、文本文献以及钞本传承等重要的理论问题与实践问题。
如何界定、评价先唐经典，这是见仁见智的老话题，向无定论。中国学问源于《诗》、《书》、《礼》、《乐》、《易》、《春秋》等所谓六经，汉代称为六艺。《乐经》不传，古文经学家以为《乐经》实有，因秦火而亡，今文经学家认为没有《乐经》，乐包括在《诗》和《礼》之中，只有五经。东汉时，五经以外，增加《孝经》和《论语》，合为七经。隋炀帝以明经科取士，唐承隋制，规定《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连同《周易》《尚书》《诗经》，称为九经。唐文宗开成二年（公元837年）将十二部经书刻在石上，在九经基础上增加《论语》、《孝经》、《尔雅》三书。史称开成石经。宋代为抬高《孟子》地位，朱熹作《孟子集注》，列入经书行列，于是儒家经典成为十三经。这是儒家基本经典，也是中国文化的最基本典籍。
当然，也有以五经为基础而又有扩展者。如陈代末年至初唐时期的陆德明著《经典释文》，收录汉魏六朝二百余家对《周易》等十四部经典的释词注音等资料，所论经典，还包括《尔雅》、《老子》和《庄子》等。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十经斋记》（《经韵楼集》卷九）又益之以《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九章算经》、《周髀算经》等，以为二十一经。无论如何划分，都以五经为基始。
现代学者的划分又有不同。黄侃认为真正可以称为经典的只有八部，即《毛诗》、《周礼》、《左传》、《史记》、《汉书》、《文选》、《说文解字》、《尔雅》。八十年代初期，我在杭州大学读书时，姜亮夫先生指导我们要终身研读十二部经典，即：《诗经》、《尚书》、《周礼》、《礼记》、《周易》、《左传》、《公羊传》、《穀梁传》、《论语》、《老子》、《庄子》、《楚辞》。这个书目以五经为核心，辅之以三礼三传。三礼中比较难读的《仪礼》没有列入。从中国文学史的角度看，我认为还应当加上《文选》。这是文化史上的十三经。从《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的论述范围看，作者心目中的经典，涵义更加广泛，包括诸子一类的典籍，如《淮南子》、《吕氏春秋》等，属于广义的经典范畴。
作者讨论的另外一个话题，是先唐的文本文献。这与今天所说的文献，不仅包括书面材料，还包括声频、视频等技术手段记录人类知识的一切载体多有不同，而与《论语》所说文献不足征也的文献涵义相近，是指各类图书、典章所记录的各类知识。元代马端临编纂《文献通考》即取意于此，强调的是语言文字记载的文本文献。这类文献数量很多，内容很杂，后来便衍生出一门学问，叫文献学。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认为：广义的史学，即文献学。他又说：我们所提倡的国学，什有九属于这个范围。这便与经典发生关系。我的理解，孙少华、徐建委所说的先唐本文文献，大约近于梁启超划定的范围，是狭义的文献，而且是先唐的狭义文献，也就是早期钞本时代的文本文献。
近年来，钞本文献、刻本典籍、文本演变等问题备受海内外古典学界的关注。按照后现代理论，钞本时代的经典程度不同地存在着不断叠加的情况。流传至今的先唐文本文献可以有单一的资料来源，也可以具有多重早期资料来源，出现异文，很不稳定。今天所看到的众多版本，很难说哪些是定本，哪些内容是后人叠加进来的。不同文本的不同性质本身已经成为文学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照此推论，先唐文本文献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阅读这些文献，很可能就会出现言人人殊的情况。据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先唐经典的稳定性不复存在。
但是，问题远不是预设的那样简单。
如果从殷商文字开始算起，传统文献流传至今已经三千多年。汉代以来，佞古思潮长期居于主导地位，认为现存早期文献都是老祖宗说的，老祖宗写的，老祖宗传下来的。《庄子天运篇》提到的六经就是今天看到的五经。宋元以后，怀疑思潮泛起，直至清初，很多资料得到系统的整理。以阎若璩为代表的一批重要学者发现，像《尚书》这样的早期文献，其中有很多记载相互矛盾，有必要进行清理，甚至提出质疑。十九世纪末，疑古思潮甚嚣尘上，与此前的疑古之风遥相呼应。俄国汉学家王西里（V．P．Vasiliev，1818-1900）《中国文学史纲要》（1880年出版，圣彼得堡国立孔子学院2013年中俄文对照出版。全书330页）认为，除《诗经》、《春秋》外，现存先秦典籍多数是汉代产物，甚至更晚。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提出十二种辨伪的方法，也将很多先秦以来流传的典籍列入伪托之作。类似这样的观点，左右学术界将近一个世纪。
最近三十多年，地不藏宝。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越来越多的材料证明，中国早期文本文献的传承相当复杂，梁启超提出的辨伪方法，大多数站不住脚。而且，更重要的是，现在所有出土文献，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学术史的面貌。即便是甲骨文，也只是证明司马迁所见史料比较确切。这充分说明，中国早期文献确有其稳定性品质。
当然，这只是中国早期文献的一种形态，其不确定性、可质疑的因素依然大量存在。譬如司马迁《史记》的记载就常常自相矛盾，有些场面的描述更像小说，甚至可以这样说，早期的历史文献，很多像小说。这也容易理解。中国古代早期文献，始于口头传播，经过漫长的流传，最后被写定。在流传过程中，口传文献信息不断累积，不断演变，最终形成文本文献。《汉书哀帝纪》、《天文志》、《五行志》都曾记载汉代流传的讹言行诏筹就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五行志》说：哀帝建平四年正月，民惊走，持稿或稾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载体、文字、解读、影响不断变化，说明一个文本文献，从口传传播，到最后定型，在这个过程中，制造者、接受者、传播者、阐释者各不相同，所产生的文本内容也就颇多差异。
出现这种情形，至少有主客观两重因素。从客观上说，早期的历史，口耳相传。历史的主干为经，比较粗略；后人的阐释为传，注重细节。经与传，逐渐合流，便形成历史。司马迁就是根据这些经与传，勾画出中国三千年发展的历史。从主观上说，任何历史都是人来书写的。有了人，便有不同的思想。对于同一历史材料，不同的人，便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处理。平民历史学家写历史是一种写法，官方历史学家又是另外一种写法。不论是谁，站在不同的立场，对于史料就有不同的取舍，甚至是有意的遮蔽。这种现象，无处不在。文化不高的刘邦、相貌一般的朱元璋，都被历史学家描绘成龙颜隆准而龙颜、姿貌雄杰，奇骨贯顶。至于他们的劣迹，则略而不记。秦汉对于历史著述、诸子百家的控制非常严密，像《史记》这样还算比较公允的史书，东汉初年的汉明帝诏问班固，批评司马迁微文刺讥，东汉末年的王允也视《史记》为谤书，禁止其流传。蔡邕在江南看到王充《论衡》记载很多六国以来的历史故事，叹为异书。站在今天的立场推想，从战国末年列国的分分合合，到楚汉八年的血腥纷争，这里该多少动天地泣鬼神的历史故事！可惜，只有一部被刘邦认可的陆贾的《楚汉春秋》残存于世，而精华部分已被《史记》收录，其他不计其数的历史文献已经烟消云散，以致后世没有产生一部类似于《三国演义》那样的历史小说，描绘楚汉纷争，这真是一段历史的遗憾。显然，这是统治集团有意控制的结果。魏晋以后，当权者对于民间的掌控已力不从心，所以才会有三国故事逐渐流传开来，箭朵式的人物越来越丰满，多以三国故事为背景的讲唱文学逐渐成熟，最终酝酿出《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登上文坛，历史与小说从此分道扬镳。历史似乎从此脱离小说，俨然以公正、真实相标榜，但在实际的历史叙述中，如前所述，由于立场的不同，对于材料的取舍便大不同，结论可能大相径庭。甚至在同一叙述者的著作中，也会常常有前后矛盾的记载。历史著述中的这些有意无意的错误，可以说随处可见。无意的错误可以理解，由于闻见有限，根据一些主观意测充实历史文本，可能与史实相违背。而有意的错误更是不在少数。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中说：清朝的考据家有人说过，明人好刻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妄行校改。我以为这之后，则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今人标点古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乱点一通，佛头着粪：这是古书的水火兵虫以外的三大厄。清代顾千里就主张不校之校，认为中国的典籍，毁就毁在历次的校勘整理上，校一次错一次，逐渐失却原貌。
由此看来，中国早期文献的抄撰与流传，非常复杂。其稳定性与可信度的矛盾无处可在。余嘉锡《古书通例》对此有客观的分析，要言不烦，很有说服力。他告诉我们，对于历史的理解，不能根据局部细节否定整体，也不能相信整体而忽视细节问题，凡事都要具体分析。这应当成为我们理性地对待中国早期文献所应持守的基本原则。
孙少华、徐建委所著《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努力恪守这一原则。全书紧紧围绕先唐文献的歧异与文本形成等核心问题，从先唐经典与文本文献入手，或宏观考察，或微观分析，提出了很多值得思考的理论问题。
首先，作者充分注意到先唐经典与文本文献的历史性与时代性问题。作者指出，阅读先唐文献，必须深入考察其产生的文化、历史、思想渊源，同时又要注意其所处时代的学术、社会、政治需要，避免将本文文献研究简单化与程式化，只是把它作为一个超越时空的文本而忽略其演变的细节。作者认真比对了《淮南子主术》与《吕氏春秋》两书所引的相同文献，认为编纂者的身份、地位及其所处的地域、时代，以及编纂古书的目的、文本性质等不同，决定了文本文献中的文字表述、文本风格的差异。汉代人的阅读习惯、阅读思维使得他们在整理先秦文献的时候，既有对先秦文献的较多改变，也有可能完整保留，一定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其次，作者通过大量的实证分析，指出先唐经典与文本文献流传过程的复杂性与多系统性。文本文献是多层次、多系统的工程，其经典化也有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文选》所收左思《蜀都赋》，李善注引扬雄《蜀都赋》加以充实印证，读者可以接触到正文与注文两种文本，突破了单一选本的阅读限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选本、注文以及二者重新组合而成的新的文本文献，拓展了读者的思考空间，从而有可能改变读者最初局限于选本正文而产生的误读，起到纠偏的作用。其结果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选本的原貌与编者的最初设想。这就是早期文本文献选本与注本的特殊作用。这个问题很有趣，值得继续探讨。
第三，为了印证上述两点认识，作者广泛考察了秦汉以来流传的公共素材，用以说明这些材料是如何改变历史的叙述。作者选择了两个重要节点展开自己的论述。第一个节点是两汉之际。西汉后期的刘向、刘歆父子整理先秦典籍，编撰《别录》《七略》，东汉初年的班固在刘向、刘歆父子成果基础上编修而成《汉书艺文志》，它在客观上将先秦学术文化框架定于一尊，后世很难超越。这是大一统的中华文化的第一次系统整理的结果。第二个节点是唐宋之际。我在第一次读书会上作了《钞本时代的经典研究问题》的发言，指出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中华文化史上，唐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时期。中国早期经典文献，大多定型于这个时期。学术界普遍认为，唐代咸通九年印制的《金刚经》，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事件。此前，学术界一直在努力推进儒家经典化进程，包括编纂五经正义、校刻开成石经，但是传播终究有限。随着宋代刻书事业的发达，文化经典走进千家万户，经典化工作也相应进入新的历史时期。本书作者以国家图书馆藏宋刊《毛诗诂训传》为底本，仔细勘对《毛诗正义》注疏中的五百多条异文，仔细考察了宋人是如何将这些异文整齐划一，最终完成经典化的定型工作。不仅如此，本书作者还以《晋书》为例，重点讨论这部唐代文本的独特风格是如何形成的，又是如何作用于历代读者的阅读想象之中，形成后来关于魏晋时代的整体历史形象。这些，都是叫人感兴趣的话题，很有可能改变我们以往阅读固化下来的观念，甚至改变文学史叙事的僵化格局。
《从文献到文本----先唐经典文本的抄撰与流变》书成，作者知道我对这些问题也有思考，便来信索序。我也想借此机会与作者、读者交流读书心得，便不惴谫陋，冒然应承下来，拉拉杂杂，可能言不及义，权作抛砖引玉吧。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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