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服：马基雅维利与他所创造的世界》 - [美] 菲利普?博比特[Philip Bobbitt] - 商务印书馆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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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朝服：马基雅维利与他所创造的世界

書城自編碼： 298603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 [美] 菲利普?博比特[Philip Bobbitt]
國際書號(ISBN)： 9787100126984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 2017-02-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312/178000
書度/開本： 32开釘裝：平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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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本书作者菲利普博比特拥有近50年的从政经历，曾担任四任美国总统的资深智囊，深受奥巴马、基辛格、托尼布莱尔等政要一致推崇。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称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杰出的政治哲学家，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称他是政治领导人必读的政治学家。2、博比特对马基雅维利的解读没有局限于《君主论》，他不仅参照了马基雅维利的另一经典《论李维》，始终围绕论国家的宏大主题，更是将其思想置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细节和当今时代的现实政治中，提出了许多对当今世界极具启发意义的创新性思想。

內容簡介：

马基雅维利历来是欧洲主流思想诟病的主要对象；攻击*甚且流传*广者，莫过于莎士比亚的《亨利六世》。《君主论》也因对缺失基督教德性的马基雅维利式君主的推崇，以恶毒的小册子媚臣宝典等诸多恶名流传于世。然而，同时存在的是对包括《君主论》在内的马基雅维利著作的隐秘推崇，再加之马基雅维利思想对于500年以来世界现实政治的影响之深广，这种极具张力的马基雅维利现象，就足以让人好奇、疑惑而无法揣测。

關於作者：

著者简介：菲利普博比特（Philip Bobbitt），美国政治学家、法学家、律师，曾担任从吉米卡特到比尔克林顿四位美国总统的特别顾问；获耶鲁法学院法学博士学位、牛津大学现代史专业硕士与博士学位；在牛津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宪法理论、国际安全与战略等课程；同时也是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成员。主要作品另有：《宪法命运：宪法的理论》（Constitutional Fate： Theory of the Constitution，1982）、《阿喀琉斯之盾：战争、和平与历史进程》（The Shield of Achilles： War, Peace and the Course of History，2002）、《恐怖与同意：21世纪的战争》（Terror and Consent： the War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08）。
译者简介：杨立峰，河北省石家庄人，西北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浙江大学哲学博士。主要译著另有：《共和的理念》、《多元文化公民权》、《民主与分歧》（合译）、《一个世界：全球化伦理》（合译）等。

序言　治国之道马基雅维利的悖论........ 001邪恶巫师与他的媚臣宝书........ 011
第一卷秩序《君主论》的重要结构第一章：现代国家的出现........ 025第二章：政治家能够升入天堂吗？........ 037第一卷小结：《君主论》是一部宪政专著........ 051
第二卷论国家《君主论》与《论李维》的关系第三章：共和国的后果论义务........ 055第四章：武备精良，法律严明........ 073第二卷小结：马基雅维利的国家哲学........ 086
第三卷virt与机运上帝并不想决定一切第五章：virt来自于战神，机运来自于维纳斯........ 089第六章：马基雅维利的历史观........ 103第三卷小结：马基雅维利的命运哲学........ 116
第四卷时机《君主论》有趣的时间选择第七章：波吉亚家族与梅迪奇家族........ 119第八章：马基雅维利的宪法........ 133第四卷小结：马基雅维利的视野........ 160
马基雅维利悖论之解........ 161结语　撒旦的神学家........ 183
致谢........ 199人物表........ 207年表........ 211注释........ 231引文说明........ 261参考文献........ 263索引........ 275译后记........ 301

內容試閱：

序言治国之道马基雅维利的悖论
一直以来，人们对马基雅维利和他的著作都抱有浓浓的兴趣，但为何如此，却很难说清楚。《君主论》经常被描述为一本改变了世界的巨著；然而，尽管把它列入此类巨著之列是无可质疑的，但对它的解释却五花八门且互相矛盾，以至于由它所引发的世界中的任何变化都可能是一种令人震惊的疏忽之下的结果，这种疏忽或许会令马基雅维利感到好笑，但大概不会让他感到惊讶。
实际上，甚至对于马基雅维利那些最基本的观点也仍然存在许多有争议的问题。他是一位直率的极权主义者还是一位尊重人权的共和主义者？他是一名基督徒还是一名异教徒？他认为立法者更重要还是战士更重要？他本质上是一位有道德的作家还是一位无耻的非道德主义者（amoralist）？他是第一位认真思考治国之道的政治学家就像伽利略之于天文学那样还是一位坚决拒绝预测的不可知论者？他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位人文主义者还是一位新古典现实主义者？他相信人类事务是已然确定的，还是相信个人的自由意志具有决定性作用？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中总能找到支持这些互相矛盾的论断的明确证据。有些学者认为他的思想本就缺乏内在一致性，还有一些学者断定这些思想是以讽刺的方式表述的，或者是以某种更为隐晦的诺斯替主义的方式表述的。在本书中，我对上述每一个疑问的观点都是明确的，而且尽管我努力为自己的各个论断组织证据，但我所引证的那些事实或段落对于马基雅维利研究者们来说并不会陌生，当然，对于一些普通读者来说或许并不熟悉。但是，我希望我的独特视角作为一名宪法学者和外交与战略史学者的视角能够提供一种方式，把这些引文、事件和推断整合为一个有说服力且合情合理的模式；而且希望我在先前的著作中所阐释过的、在本书中再次引入的那些概念，能够提供一个结构性的、有用的途径，以便帮助读者理解马基雅维利复杂且有时明显充满矛盾的著述。本书是一部注疏性著作，哈维曼斯菲尔德（Harvey Mansfield）一位才华横溢的马基雅维利研究者曾经有力地解释说：一部注疏性著作是要指出并解释原作者的意图，因此就要假设原作者有这样的意图，假设此意图值得探究，而且假设它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我的主要目的是赋予读者能力，以使他能够利用我所提供的分析来阅读《君主论》，并且使他能够得出一些经他自己判定、符合马基雅维利本意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本书与《君主论》一样希望撇开许多正统观念，虽然这些观念符合很多对国家大事感兴趣之人的心意，但一旦采纳这些观念，就会破坏他们理解并实施治国之道的能力一种马基雅维利千方百计试图增强的能力。我相信，一旦按照我所建议的方式来阅读马基雅维利把他当作一种以战略与法律之结合为基础的新的宪政秩序的预言者，他的著作就能够对外交家和政治家产生切实的巨大助益。此外，由于他以历史的视野来看待现代国家的出现及其基本的伦理特质这种视野依旧适用于我们，而且只要世上还有国家存在，就会一直如此因此，他将依然具有影响力。最后，由于我们正在进入一个与马基雅维利的时代相类似的时代一种新的宪政秩序正在形成的时代，因此他的著作将为更多的当代人感兴趣。马基雅维利通过阐释君主国（the princely state ）第一次对国家形态学进行了描述；而这种宪政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将逐渐演化为王国（the kingly states）、领土国（the territorial states）、帝制的国家民族（the imperial state-nations），并最终演化为我们现在生活其中的工业民族国家（the industrial nation states）。与以往相比，这个成就更加明确，正如现在更加确定他遭到了他的落伍的同代人的严重误解。自从《君主论》于作者逝世后的1532 年出版以来，有五个具体的理念构造着对它的理解，正是这些基本的背景性假定导致了那些由来已久的学术问题，这些问题在当前的马基雅维利研究中仍旧十分突出。并且，这些假定本身就是马基雅维利悖论的始作俑者。这个悖论就是：为何一个人的著作能使他成为自亚里士多德之后最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或许可以去掉这个之一，同时对于他实际上在说什么却又存在着如此深刻的分歧？第一个背景性理解是，《君主论》是一部鉴书（mirror book），它是对古代一种创作体裁的模仿：著作者在宫廷上向君主或官方谏言该如何行事。西塞罗的《论义务》（De officiis ）就是这种体裁的代表作，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有影响的例子。然而，《君主论》显然与这类著作极不相同，因为它并没有建议统治者遵循古典的德性，而是力主在某些情况下统治者应该抛弃那种做法。这种认为《君主论》是一部反常的鉴书的观点构成了以下此种主张的基础：马基雅维利式的君主就是蔑视古典德性或基督教德性的君主。这个主张已经引起了大量的争论。尽管这个主张及其引发的争论都源于第一个背景性理解，但二者并不等同于它。批评者们或许在关于马基雅维利写作这本鉴书是出于警告还是指导上有分歧，但他们都同意无论其意图为何，它都属于鉴书这一范畴。第二个基本理解是，《君主论》是一部试图服务于独裁政体的著作，因此与马基雅维利在《论李维》中表达的共和主义理念是相抵牾的。这种看法导致了下列疑问：马基雅维利写作《君主论》时掩饰了他的真实意向吗？他的观点随着他年龄的变化而发生了改变吗？马基雅维利的著作集是本身内在不相一致的，还是它是以某种方式写作以此来隐藏他的真实意图因为它们可能冒犯他的政治庇护者？第三个基本观点是，《君主论》表明了马基雅维利对天数与命运问题的解决方法。《君主论》把机运（fortuna）与virt这两个概念对立起来。这么做是试图回应这个问题：君主是否能够控制自己的命运？马基雅维利的回答是他能，方法主要是通过充分地实践virt。马基雅维利所给出的关于机运与virt 相斗争的隐喻是有关一条毁灭性河流的隐喻，机运的洪流可以由堤坝与水渠人类智谋与计划的产物来阻挡和疏导。在《君主论》中，具备此种virt 的领导人的主要例子是残暴的尼采式人物切萨雷波吉亚（Cesare Borgia），马基雅维利似乎是他的粉丝。但是这种观点也导致了若干难题。因为切萨雷波吉亚最终垮台了，而且并没有多大程度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为马基雅维利在谈到其他同时代的人物其中有教皇朱利叶斯二世和佛罗伦萨的正义旗手皮耶罗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时指出，时代的特性决定着成功与否；而且他总结说，没有哪个人的本性是如此灵活可变从而能够始终适应时代的变化。因此，这些理由似乎表明virt 并不足以左右命运。为了解释这个矛盾，常常有人暗示或许马基雅维利最终接受了后者，当他晚年发现自己远离权力且不再能够影响时局之时，接受了这种更为绝望的观点。第四，众所周知，《君主论》最初是打算献给佛罗伦萨的统治者朱利亚诺德梅迪奇（Guliano deMedici）的，而且长期以来有人假定这种假定具备有力的证据这部著作是在对这种可能性的渴望下创作出来的：熟悉马基雅维利并为他所钦佩的朱利亚诺，或许会恢复他佛罗伦萨秘书厅秘书长的职务。这就是有些作者把《君主论》描述为一部求职申请书的原因。但这种解释引出了这个问题：实际的题献对象是朱利亚诺的继承者洛伦佐，他并没有表现出赏识马基雅维利的迹象，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事实上曾经读过这本书，甚或收到过它。此外，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所撰写的夸张结语他敦促解放意大利在献给无能且感染梅毒的洛伦佐时，看上去完全不切实际。最后，常常有人主张，在《君主论》中，马基雅维利割裂了政治和道德。有人指出，对于许多人文主义者来说，正确的政治选择就是合宜的道德选择。善即真理（the good is the true），反之亦然。然而，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君主有时必须选择去冒犯一些马基雅维利自己也认为是符合德性的价值这些价值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们所倡导的价值没有什么差别。这个主张引发了下列问题：由于《君主论》把事实与价值区分开来，所以它就是政治科学的肇端吗？马基雅维利倡导政治活动与任何支配性道德规则相分离的现代观念，因而就是一位恶之导师吗？在我看来，这些关于《君主论》的基本的、结构性的理念都是错误的，因而，它们所引发的那些学术问题基本上都是伪问题，或者至少是极其夸大的问题。以这样一种论断为基础，我打算用一种单一的、内在一致的且有说服力的解读方式来解决马基雅维利悖论。我自知，对于我这样一位既不是研究文艺复兴的学者，更不是马基雅维利二手文献方面的研究专家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激进的、甚至自恃过高的目标。那么，我如何来支撑这些大胆的主张呢？我将表明，在我们对《君主论》及其姊妹篇《论李维》所做的解读中，所遗漏的是它们的宪政要素。马基雅维利处于从封建秩序向第一种现代国家16 世纪的君主国的宪政秩序进行转变的过渡期。他几乎是唯一认识到这种变化之人，而且他的著作必须依据这一判断来解读。这或许让人感到困惑，因为有时同一个词例如国家（lo stato）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解读，依据的是马基雅维利是否在论及君主的地产、地位或者关于君主国的一种新奇理念（即一种新的宪政秩序）。这种情况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的同时代人对他的著作的原初性误解。如果依据它的宪政目标，以及这些目标与15 世纪晚期意大利的动态战略局势的关系来阅读马基雅维利，则会对上述五个背景性假定得出全新的看法。在本书中，我将接受马基雅维利的伦理与道德；接受他有关应该作为一个实践问题如何统治国家的理念；接受他关于国家形成的历史进程的理解；而且把他自己的个人经历当作是对变化中的宪政秩序的反映。我主张《君主论》并不主要是一部政鉴书，而是一本宪政专著，相应的结果是他的道德格言得到了广泛误传。我主张，马基雅维利信奉而且一直信奉《论李维》中所倡导的共和制政体，《君主论》中的道德格言不否认这一点，也并不与之相矛盾。我主张，他关于机运与virt 论述中的前后矛盾，只有置于宪政情境中并且依据他一生丰富的外交与战略经历加以理解才能得以协调。我主张，《君主论》与马基雅维利一生中其他重要的首创之物一样的写作，以及这本书本身的结构和它令人费解的成就，都是意大利统治者们所面对的战略机会的结果。当时，宪政秩序从封建制向君主国的转变出现在他们面前，马基雅维利首先看到了这些机会，他不顾一切地设法为当时的政治领导人们加以阐明。这是进行宪政与战略研究的马基雅维利。他关于这些主题的伟大著作，以及这些著作之间的相互关系，至今没有得到正确理解。这个马基雅维利才是他的重要性的真正根源，我的批判和评论因此将围绕这个马基雅维利展开，而不是围绕着他的某些批判者们所描绘的那个邪恶巫师展开，也不是围绕其他人所描绘的那个温和的自由人文主义者展开。这并不是说传统的马基雅维利研究就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缺少了这个宪政纬度，这种研究就是极不完善的，从而也是误导人的。因此，在这篇序言之后是我对马基雅维利的这些伟大作品的理解，这种理解在我对历史、战略和法律之间关系的研究中找到了共鸣与和谐。这就是我所发现的马基雅维利一位宪政论者。我希望我的这种个人视角会得到宽恕，如以赛亚伯林在谈及马基雅维利的批评者时所指出的那样，这里已经存在超过二十种的解读，因此，再添加一种解读，也不会被视为一种无礼。

第一章现代国家的出现
《君主论》的研究者必须掌握的最重要的术语就是virt 与机运（fortuna）。本书第七章将对二者进行详细讨论，并分析它们对于马基雅维利著作的重要意义。但另外一个概念秩序（Ordini）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正是现代国家秩序的悄然出现，激发了马基雅维利那些极富远见卓识的洞见。由于virt 与机运这两个概念主导着《君主论》，而秩序理念是《论李维》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术语，因此它作为我们理解《君主论》的一个关键概念的地位通常被忽略了。秩序指的是与但不限于国家的基本法律联系在一起的制度结构、宪政结构以及道德假定。最贴近其本意的英语表达或许是宪政秩序。如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是工业民族国家，这种宪政秩序出现在19 世纪末的美国和德国，而且主导了整个20 世纪。但是，出现于16 世纪早期的第一种现代国家不是民族国家，而是君主国。15 世纪末期，中世纪社会的宪政秩序并不是分割为几个分立的国家，每个君主在他的领土内享有主权，而且不存在外在于君主治域的世外桃源。相反，盛行的却是多种义务与多种实体相互交叠在一起的一个复杂体系。垂直权力受到水平方向的制约。例如，虽然君主能够向对他负有义务的封臣们要求军事服务，而且虽然其中有些领主拥有农民依附于其上的土地，但君主对于他的封臣的农民并没有直接的权威。此外，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笼罩在普遍的、包罗万象的教会控制之下，它横跨所有社会共同体，而且直到15 世纪，它对其每个教区中的遗嘱与婚姻都拥有最高裁判权。最后，由工匠、商人和承担其他职能的市民所构成的中世纪社会的城市阶层，在许多生活方面独立于牧师和贵族。这些市民中有大量的犹太人，尽管他们通常要遵守严格的公共规章，但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却是自治的。此外，有些城市是自治城市，有些则处于君主的治理之下。这种宪政秩序中的君主们并不是施行以下意义上的领土性统治：拥有一块固定的领土，而且具有确定的位置和人口。他们也不是各个国家的君主，毋宁说，他们统治着分散的区域，每块区域都具有基本的王室机构，这种结构是非永久性的，而且仅仅对君主本人是确定的。如亚当沃森（Adam Watson ）这位杰出的外交家和国际关系理论家所指出的：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并不是一个由几个政治上截然不同的国家所构成的社会。但最初在意大利，而后遍及这个区域，原本复杂水平结构的封建社会变成了几个具有垂直模式的领土国家，每个国家在其确定的地理边界内拥有越来越大的权威。15 世纪的整个前50 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威胁着基督教的君士坦丁堡。这个不断增加的巨大危险驱使着大量有才干的人向西迁移来到意大利，他们中许多人受教于君士坦丁堡所储存的那些古典传统。在这座城市于1453 年沦陷时，一种新军事技术的引入对它的失败起到了重大作用；这种技术也将使意大利的城市国家最终劫数难逃，而且召唤着现代国家的出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指挥官穆罕默德二世的巨型火炮最终把君士坦丁堡此前似乎坚不可摧的城墙炸为瓦砾，这种火炮虽然对于长期的、固定的围城非常有效，但在其他场合却过于庞大笨重。然而，当法国工程师运用教会铸钟技术对这种青铜火炮成功实现轻量化时，他们为战争带来了一场革命。这就是查尔斯八世于1494 年入侵意大利半岛时所携带的火炮。1498 年，威尼斯议会宣告当前对战争影响更大的是炮击力量而不是武装的士兵。马基雅维利对1494 年后的情况进行反思后，在1529 年写到以火炮的威力，无论城墙多么坚固，也能在数日内攻破。忽然之间，环绕城市的那些高墙、角楼、塔楼和壕沟都显得过时了。因此，意大利的那些富裕却脆弱的城市需要更多的财政收入，用来拆除它们现在那些易受攻击的高大石墙，用较低的墙来取代它们，并把它们修到远离城市中心的地方，从而可以在上面布置自己的大炮，遏制围攻的军队。它们需要更大的且更可靠的军事力量，而不是曾经所依赖的、那些仓促征募的且不可靠的雇佣兵。它们需要比签约人的自然寿命具有更长有效期的联盟和条约，那种短暂性曾经是中世纪法律体系的一个令人遗憾的特征。它们需要可以长期居留外国、处理联盟关系并报告情报的大使，以及始于这个时期的实际上是最早的常设公使馆。它们需要一种行政机构，能够筹集并使用这些财政收入，而且能够维持半岛战争复杂的后勤供应。在国际法中，国家所有重要的法律特征体现为诸如合法性、人格化、连续性、完整性以及最重要的主权等此类正式术语都能够追溯到这个时期；自此，这些人类特征、人类身份的成分都转移到了国家身上。当君主这些法律特征曾经附属在他们身上需要常设性官僚机构的服务，以便处理一种突发的、更具危险性的战略竞争的要求时，这种转变就发生了。除了来自君士坦丁堡的移民外，还有其他几个要素使得意大利成为继欧洲封建王朝之后的新宪政秩序的诞生地。意大利半岛当时由五个城市国家来统治：罗马、那不勒斯、佛罗伦萨、米兰和威尼斯。这些国家的边界明确、相互接壤，而不是完全不相往来，在君主的王位继承上也并非相安无事。这些城市都很富有佛罗伦萨的年收入比整个英格兰王国都要多，威尼斯的财政收入和它的土地产出在15 世纪中期比法国多出60% ；同时，欧洲世界正逐渐走向货币经济。这些城市能够负担起官僚机构的费用，而且能够从中获益。此外，这些城市的财富为他人所觊觎它们彼此之间也相互觊觎；然而它们的人口太少，不足以建立强有力的军队，这使得它们不得不依赖雇佣兵的保护，或者向外国借兵。自1494 年起，意大利成为西班牙、法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竞相瓜分的对象。通过费迪南德与伊莎贝拉的联姻，卡斯蒂利亚与阿拉贡联合在一起，西班牙的势力得到巩固。法国在击败英格兰人和勃艮第人后也实现统一。现在，欧洲的所有目光都聚焦在这些富裕但脆弱的意大利城市王国的安全上，因为它们面对着新的危险性军事技术，它使得那些曾经保护它们免受吞噬的高墙与深沟变得不堪一击。甚至连文人和艺术家们都呼吁制定对策，抵御入侵意大利的炮火。列奥纳多在这个时期的笔记中，绘制了一些关于机关枪、原始坦克和以蒸汽为动力的大炮的草图。米开朗基罗再三地呈递他所绘制的防御工事图样，他认为这样的工事能够经受住那种新型大炮的轰炸。最后如我们将看到的，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除了威尼斯共和国外，其他几个城市国家中的领导权都面临一种合法性危机。中世纪的欧洲可以粗略地分为两部分。在西部各国，王朝的权力已经移交给君主，他们受习惯法、封臣与贵族自治，以及城镇本地权利的制约。在这里，王朝合法性原则是健全的，但君主的权力是有限的。一旦通过君主国的宪政革新得到解放，这些国家就将超越旧秩序并创造出一种新型宪政秩序，即17 世纪的王国。在欧洲中东部，君主受制于罗马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双重权威，二者所选择的是代表着复杂的、相互竞争性利益的统治者。随着意大利的各个城市国家、尼德兰君主国以及德国部分地区开始要求独立性并不断积累财富和权力，它们发现自己面临着自身缺乏合法性的威胁，因为它们对独立性的主张既得不到教皇也得不到神圣罗马帝国的认可。如亚当沃森指出的，最突出的是意大利人，从梅迪奇家族、斯福扎家族和波吉亚家族一直到众多较小的统治者，拥有的是无合法性的权力。而西方的国王们具有合法性却没有权力。一种秩序、一种宪政秩序的界定性特征，在于它能够为合法性提供基础。我们当下生活其中的工业民族国家的宪政秩序承诺：赋予我们权力，我们将改善民族的物质福利。封建制度的宪政秩序则通过王朝血统获得合法性：它宣布，赋予我们权力，因为我们的父亲（或叔伯）拥有它。但是，意大利新的君主国它们的统治者是新型君主即只具有微弱的（如果还有的话）王朝血统主张权，而且他们是通过主动采取重大行动上台执政的的宪政秩序如何获得合法性呢？下面，我们考察一下几个主要城市国家的统治者的情况。在米兰，统治王朝世系终结于1447 年。继位候选人之一是弗朗西斯科斯福扎，他是一名雇佣兵，也是最后一位男性继承人的私生女的丈夫。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雷德里克三世宣布，由于米兰公国失去了合法的继承人，所以其领地应作为没收物归属帝国；而法国国王和西班牙国王也主张他们对米兰的王朝继承权。佛罗伦萨可以说是一个共和国，但它事实上受梅迪奇家族的统治。科西莫德梅迪奇于1434 年结束流亡，返回佛罗伦萨并控制了执政团这个寡头统治机构。通过控制信贷与资本，科西莫能够在没有任何王朝血统正当性的情况下统治佛罗伦萨。事实上，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能够维持这个假象：他只是佛罗伦萨众多公民中的一员。但是，由于梅迪奇家族的这种统治依赖于能力与恩惠这种全新的基础，因此它对于这个觉醒的共和国来说总显得很脆弱。在罗马，教廷受控于一个来自加泰罗尼亚的家族波吉亚家族。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行为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们完全无异，他让自己的孩子继承权力，而且运用教廷的权力包括开除教籍和停止教权来进一步扩张其家族的权力。然而，他并不具备君主那样的王朝世系性，而且不能保证他子孙后代的继承权。那不勒斯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的继承权争斗、不断重复的革命、混乱和无政府状态之后，被西班牙国王占据。它的地理位置使之成为西班牙发动进一步冒险的根据地，然而它的不稳定状态也为法国主张其对那不勒斯王国的权利提供了诱因。那不勒斯也成为意大利其他城市国家的一个榜样，即如果半岛之外的强大国王们入侵的话，会发生什么。马基雅维利为这些合法性问题提供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是这种新古典国家自身的创造物，它可以使意大利的城市们进行战略性的自我重组，而且可以提高完成这种重组的领导人的才干。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如果上面提到的那些意大利人从来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我们希望你的显赫王室可能做的事情，如果在意大利的多次革命和许多战役中，意大利的军事力量似乎总是被消灭了，这并不是什么怪事。因为我们先前的战争方法过时了，而且又没有人来创立新的方法。因此，要使一个新近当权的人能够获得巨大的荣誉，莫过于由他创制新的法律和新的秩序。他所提议的新的法律和新的秩序具有一种物化作用，君主国可以借此实现客体化，并且与君主个人相分离。这意味着，只有可以成功保卫国家的君主才能为自己争得合法性，而这个国家则通过维持一种并不依赖于任何特定的王朝世系的合法性程序而使自身成就不朽。然而，这些洞见却直接导致了对马基雅维利著作的致命误解。他对新君主的忠告他为之建议的规则和手段被封建的评论者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同时误读为对当前君主们的冷酷且不文明的建议。基于相同的原因，马基雅维利有关君主个人道德与其保卫国家的义务相分离的建议，连同他本人对基督教道德与政治行动相分离的思想，一起令批判者感到困惑和害怕。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我将表明，虽然马基雅维利针对建立、维护和捍卫一个君主国而提出的实践性建议通常有违直觉且与众不同地坦率，但它的新奇性事实上完全源于这个宪政秩序自身是新奇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治国之道中那些似乎最邪恶的做法，事实上在之前有很多先例（而且，当代也不乏例证）。由此可见，马基雅维利的治国之道并不是他对治国才能的原创性贡献；实际上，他所偏好的方法是从他自己的外交经验以及从古代寻找例证。他的原创性隐身于他的建议意在服务的宪政之中，他对二者进行分离的建议关注手段而忽略其目的导致了许多误解。尽管许多论者会不同意，但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分离道德与政治行动，他也没有嘲笑基督教美德。我们将看到，他对君主领导的两个方面个人方面与制度方面的描述，本质上是合乎道德的。（以上两方面）分离且不再相连，这曾经是封建统治者们的情况，这两个方面转向了行动与责任的不同领域。在马基雅维利写下他热爱佛罗伦萨甚于热爱自己的灵魂时，他并不是在主张二者可以互换，而是表明封建君主们的情况并不如此他能够辨别统治与生活之间的不同。《君主论》是一部深刻的宪政著作，预示了欧洲宪政秩序的变动以及第一种现代国家的出现。这就是它着眼于必须寻找合法性来源的新君主的境遇的原因。这就是梅迪奇家族、波吉亚家族、斯福扎家族和其他不具备王朝血统正当性的领导人面对的情况，但马基雅维利的解决方案君主国不仅仅是只为某个特定的强大家族或城市寡头找寻合法性来源。依据定义，君主国是一种新秩序（new order of things）。君主国的重要性在于，把《君主论》所有部分各种公国的性质、军队的关键作用、君主的行为与策略，特别是如何创立新的意大利国家关联起来，更把《君主论》与《论李维》联系在一起。马基雅维利写道：因此，这个时机一定不要错过了，以便意大利经过长时期之后，终于能够看到她的救星出现。1494 年之后，马基雅维利设计出了以下提议：（1）佛罗伦萨应该依靠应征入伍的民兵而不是雇佣兵；贪婪的本性将不可避免地使雇佣兵团败坏，他们会为了保存实力而逃避打硬仗，会为了更高的佣金背叛雇主，甚至在形势有利时会篡夺权力。（2）新君主必须创立能够激发其臣民忠诚感的制度，在其他类型国家，这种忠诚感是由封建依附结构来保证的。（3）法律组织与战略组织是相互依赖的，因此，需要强大而可靠的军队来保护公国的完整，尤其是它的法律。此外，为了确保新君主的臣民的忠诚，也需要做到恪守法律。（4）为了有效推进外交工作，必须建立常设公使馆和精干的情报队伍。（5）必须建立稳定的政府结构，它要比任何具体君主的奇思妙想和禀赋更为经久有效，而且能够为君主和他的继承者所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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