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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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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是陈鼓应先生早年的作品，这次借由出版陈鼓应著作集的机会再度出版，与*版相比，除了对已有内容进行了小幅的修订外，还增加了几篇文章。陈先生自谦地说本书不属于学术著作，只是他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于台湾政治高压的环境中，朝向文明起源的开拓处寻找精神出路，以排遣现实压抑的一种文字性的申诉。不管如何定位这本小书，读一读它，对于了解一代学人在现实人生与学术人生的缠绕互动中的精神历程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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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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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呼声》收文九篇，作者通过考察先秦文献中闪现的民意、重生、和平等思想，借古喻今，表达了自己悲天悯人的人文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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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陈鼓应，1935年出生于福建长汀，1949年随父母赴台，1956－1963年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及哲学研究所，师从著名哲学家方东美、殷海光。1973年，因参与台大校园内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被当局解聘，引发了长达两年左右的著名的台大哲学系事件。1979年离台赴美，1984年到北京大学任职。1997年，台湾大学为其平反，他又回到台大任教，直至退休。2010年起，受聘为北京大学哲学系人文讲座教授。
陈鼓应是享誉国际的道家文化学者。他撰写的《老子注译及评介》、《庄子今注今译》已行销四十余年，成为人们研习老庄的经典读本。他提出了《易传》哲学思想属于道家的观点，一反两千年来《易传》思想属于儒家的旧说；他主张的中国哲学道家主干说，影响日益广泛。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的陈鼓应著作集系列，是他学术作品的一次集中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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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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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心声《古代呼声》再版序
小序
殷周官方思想中见民情
一、殷代的宗教思想
二、周室的天命论
《诗经》中的民声
一、西周王室的盛衰
二、贵族政治败坏与贵族生活腐堕的描写
三、民众对苦役与战争的怨恨
四、天命观的变化与天命思想的摇坠
五、结论
《易经》文本对人生旅途中艰险戒惕的写照与祸福转化的哲理
一、对付险境的经验智慧
二、克服重重艰难的历程
古代的民主广场子产的开放乡校及其他
一、郑国的处境和子产执政
二、铸刑书引起贵族的反对
三、天道远，人道迩的进步思想
四、开放乡校古代的民主广场
尧舜禹在先秦诸子中的意义与问题
一、尧舜的人物意义
二、禹的人物意义
三、托古改制诸种问题的探究
墨家的社会正义思想
一、墨子为平民阶层的代言者
二、墨家思想产生的背景
三、墨家对旧制度的挑战
四、墨家的反礼乐
五、墨家的非命
墨家的非儒
一、墨子与儒者的往来论辩
二、墨家的评孔
三、俗儒的写照
法家的时代性及其思想之利弊
一、法家思想产生的背景
二、法家的重农战
三、君主集权及理想的明君
四、法家的君臣关系
五、法的诸种性质
六、利民萌，便众庶
七、法家在政治上的主要敌对者权贵
八、法家在思想上的主要对立者儒家
九、法家思想略评
杨朱轻物重生的思想兼论《杨朱篇》非魏晋时伪托
一、杨朱思想略要
二、孟子的人身攻击及其对杨朱贵己、重生思想的曲解
三、杨朱流派的肯定现实我与反名教权位思想
先秦诸子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
孔子：和为贵
孟子：定于一
老子：师之所至，荆棘生焉
墨子：诸侯相爱，则不野战
商鞅：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
结束分裂，无战争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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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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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心声《古代呼声》再版序
《古代呼声》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78年，迄今已有三十八个年头。较恰切地说，这是一本借古说今的作品。它主体部分的几篇文章酝酿于1973至1974年，写作于1975至1977年之间。借此次收到著作集的机会，我对当年写作本书的心路历程及今天重编再版的设想做个说明。
一、参加台湾大学保钓运动，被迫中断学术生涯
1973年，我由于参与了台湾大学校园的保钓运动，发表时论批评美日侵犯我国领土，从而遭受台湾当局解除教职的处置。第二年，当局借此扩大惩治的范围，导致台大哲学系事件发生；两年多内，全系解聘了十多位年轻教师。自此以后，我和王晓波被禁止在台湾任何学校任课、演讲及发表文章。我的学术生涯此后被迫中断长达十一年之久。
迫不得已，我开始用笔名在海内外的报刊上发表言论，那是一条从学术工作者走向知识分子的长路。这本书的主要篇章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完成的，它代表了我们这一群战后成长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二、一段祸福相倚的人生旅途
1973年至1978年间，我坐困愁城，在景美的小书房完成《庄子今注今译》后，未来的无路可通让我不由得回望古典，着手探讨《诗》、《书》、《易》这三部重要典籍的思想渊源，它们是先秦诸子的源头，当然也是中国哲学的源头。1974年的一段时间内，我往来于住处和中研院之间，在中研院查找陈梦家、胡厚宣等先辈的甲骨文论著，翻阅高亨的《诗经》注、屈万里的《尚书》注，以及大陆学者有关殷周之际思想状况的研究成果。老子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正是这段经历，给予我一种深切的历史感，一个精神上的出路，促使我的思想视野超脱出狭隘的现实囚笼，心神朝向文明起源的开拓处。我写下了《殷周官方思想中见民情》、《〈诗经〉中的民声》等篇什。日后，我撰写《道家的人文精神》这篇长文时，隐隐约约地追寻到祖先崇拜的人文精神灌注于先秦诸子也正得益于此。不同的是，我那时的思想主要聚焦于神权思想如何下坠，人文思想如何上升的问题。
事实上，这种聚焦的现实缘由在于，蒋氏政权的造神运动肇始于五十年代，到台大哲学系事件时期已经达到高潮，白色恐怖的气氛弥漫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受方东美、殷海光两位老师的影响，我从学生时代起便对宋明以降的道统说十分反感，因为那时学术上的新儒家往往和政治上的儒家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他们维护道统说的实质就是赞颂所谓的圣王论。面对这种神化当权统治者的偶像崇拜观念，我又写了《尧舜禹在先秦诸子中的意义与问题》一文，表达了我对造神运动中偶像崇拜的思想倾向的反对。如今读来，在我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撰写的几篇借古讽今的文章中，这篇文章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
三、在研习古典的过程中体味民族的多难艰辛及其文化的深层底蕴
本书首版后的1979年，我再度去国赴美。此后的四年时间里，我穿梭于柏克莱校园和芝加哥校园之间，开始探讨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在此期间先后三次前往日本和香港搜集陈独秀的相关材料。《古代的民主广场》、《先秦诸子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两篇文章便是我在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稿。后者表达了我处于台湾戒严时代期望两岸建立往来联系，实现和平统一的心愿。后来，当我发觉更多的资料尚且留存在大陆时，恰好经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赵宝煦教授介绍，我便回到祖国并到北大任教，重启我中断了十一年之久的学术人生。
我常讲，假如不知道这个民族的多灾多难，便不能了解她文化的深层一面。透过《易经》，我体察到人生历程的艰苦；反身向内，在重重的荆棘与波折中，我踽踽前行。《〈易经〉文本对人生旅途中艰险戒惕的写照与祸福转化的哲理》这篇由一篇演讲稿修订而成的小文，就是我这个心理的真情写照。
我现在也将初版后撰写的这三篇文章收到这个新版的《古代呼声》中。坦白地讲，它并不属于学术著作，只是一个知识分子在他困顿的青年时期，借经典、古籍表露出的内心感触，其中的点滴印迹都同那个特殊的时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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