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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西线无战事

書城自編碼: 3021209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小說社会
作者: [德]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朱雯 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208128156
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7-06-01
版次: 1 印次: 1
頁數/字數: 200/151000
書度/開本: 32开 釘裝: 精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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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20世纪杰出小说家。
茨威格、君特格拉斯推崇的大师,林语堂、巴金鼎力推荐。
◎ 以赤诚对抗狂热时代燃烧着,我的生命却冰冷了。爱国主义让少年们热血上战场,但战壕中的蹉跎和绝望的奔跑粉碎了慷慨的幻想,腐蚀了年轻的生命。
◎ 雷马克代表作,世纪经典,名家译本。畅销88年,全球销量超过3000万册,翻译家朱雯经典译本,绝版30年重新面世。
◎ 同名电影摘得奥斯卡佳片及导演桂冠。
◎ 雷马克因《西线无战事》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
內容簡介:
*次世界大战期间,十九岁的保罗博伊默尔受到爱国主义的激励,跟同学们一起志愿参军,但战争与军队生活的残酷完全超出想象。在新兵训练营里,他们被迫抛弃从前对知识和自由的信仰,接受彻底的改造。短暂的训练后,新兵们被派往前线作战,所见所闻尽是残酷:战壕内都是老鼠、虱子;烈性传染病威胁着每个士兵的生命;战友们一个个阵亡,或受伤被送到野战医院;野战医院设备简陋,药品缺乏,伤患的死亡率极高。
保罗休假回家,发现德国国内仍沉浸在对于战争的英雄主义幻想中,普通人无法想象士兵们在前线所受的灾难,他和从前的生活已完全脱节,他的感受无人能懂。保罗重回前线,此时战争愈发惨烈,未来一片迷茫
關於作者: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Remarque,1898 ~ 1970),德裔美籍小说家。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18岁时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线负伤,战后做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1929年,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引起轰动,迅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使他成为蜚声世界的作家。因为他的反战立场,纳粹上台后,将他与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开焚毁。1938年,他被剥夺德国国籍,后流亡美国。1947年,他加入美国国籍,次年返回欧洲并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马克的家乡奥斯纳布吕克设立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和平奖。
雷马克的著作大多带有自传色彩,用词精练,抒情的书写中却透出客观、冷峻的气质,被比作德国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说、三部剧本和两部文集,其中,《西线无战事》《凯旋门》《三个伙伴》《爱与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1898 ~ 1970),德裔美籍小说家。出生于德国一个工人家庭,18岁时志愿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前线负伤,战后做过教师、记者、编辑等多种工作。1929年,小说《西线无战事》出版,引起轰动,迅速被翻译成二十多种语言,使他成为蜚声世界的作家。因为他的反战立场,纳粹上台后,将他与托马斯曼等人的作品公开焚毁。1938年,他被剥夺德国国籍,后流亡美国。1947年,他加入美国国籍,次年返回欧洲并定居瑞士。1970年9月25日,雷马克在瑞士逝世。1991年,雷马克的家乡奥斯纳布吕克设立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和平奖。
雷马克的著作大多带有自传色彩,用词精练,抒情的书写中却透出客观、冷峻的气质,被比作德国的海明威。他一生共著有十五部小说、三部剧本和两部文集,其中,《西线无战事》《凯旋门》《三个伙伴》《爱与死的年代》等多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

译者:朱雯(19111994),江苏省松江县(现属上海市)人,著名翻译家、作家。1928年,朱雯进入东吴大学文学院学习,读书期间即开始翻译丁尼生、高尔基等人的作品,同时也有小说和诗歌发表,出版了首部短篇小说集《现代作家》和首部长篇小说《旋涡中的人物》。大学毕业后,朱雯任省立松江中学国文教员,业余时间仍进行翻译和创作,还曾与施蛰存合编《中学生文艺月刊》。抗战爆发后西行,于广西桂林高级中学任教。1939年,朱雯初到上海,曾任中学教员和新闻翻译。1943年,因抗日罪被捕,出狱后前往安徽屯溪的上海法学院任教。战争结束后,他返回上海定居,在高校任教并翻译。
朱雯一生译著颇丰,主要有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凯旋门》《里斯本之夜》等多部作品及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三部曲。他所译的雷马克作品虽然是从英文转译,但译笔忠实而流畅,感情充沛,影响深远。
內容試閱
(一)
想起来也觉得奇怪,在我家里一张书桌的抽屉里,还藏着一个刚写了个开头的剧本《扫罗》,还有一叠诗稿。不知有过多少个夜晚,我曾从事剧本和诗文的写作。我们差不多人人都做过这种事。可是现在在我看来,那一切已经变得那么虚无缥缈,我都不能理解那时的自己了。
自从我们来到这里,早年的生活就被完全割断了,没费我们吹灰之力。我们常常试着回顾过去,想找到一种解释,可是并不怎么成功。对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而言,对克罗普、缪勒、勒尔和我而言,对我们所有被坎托列克称为钢铁青年的人而言,偏偏一切都特别模糊。凡是年纪大一点的人,跟他们过去的生活总有着紧密的联系,他们都有立足之地,他们都有妻子,有儿女,有职业,有爱好,这种种联系是那样牢固,便是战争也破坏不了。我们这些二十岁的年轻人,却只有父亲和母亲,有些人也许还有一个姑娘。那也算不了什么,因为在我们这种年纪,父母的影响是最微弱的,而姑娘们呢,也还不能把我们控制起来。除此以外,也没有多少别的东西了,有几分热情,有一点业余爱好,还有我们的学校。我们的生活并没有超出这个范围。而这些东西,现在却一点也没有留下来。
坎托列克会说,我们正好站在生活的门槛上。看来也正是这样。我们还没有扎下深根,战争就把我们给冲走了。对其他的人,对那些年纪大一点的人来说,这不过是个中断,往后的事情他们可以想象出来。但我们却被它抓住了,也不知道将来的结局会是怎样。我们所知道的,只是眼下我们已经以一种奇特而忧伤的方式变成了被荒废的人。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是常常感到愁闷。
尽管缪勒很想弄到克默里希的那双长筒皮靴,但他跟别人一样并不缺少同情心,这种人不敢在痛苦面前想到同情。他不过把事情看得更加透彻罢了。要是这双靴子对克默里希还有一点用处的话,那么缪勒宁可赤着脚在带刺铁丝网上走路,也不会去考虑怎么样才能够弄到手。可是按照眼下的情况,那双长筒靴就克默里希目前的处境来说毫无用处,而缪勒却可以很好地利用这双靴子。克默里希就要死了,不管谁能得到那双靴子,反正都不重要了。那么为什么缪勒就不能得到呢?跟那个护理员比起来,他更应该得到这双靴子。克默里希一死,那就来不及了。因此,缪勒老早就在注意了。
我们早就失去进行其他考虑的能力了,因为其他的考虑全是假的。只有事实是真的,对我们来说才是重要的。何况,漂亮的长筒靴又很少见呢。
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当初到区指挥部应征入伍的时候,我们一个班级总共有二十个青年,其中很多人在进营房之前,还生平第一次高兴得忘乎所以地一起刮了胡子。对于未来,我们没有确定的计划。事业和工作的想法只是我们人生理想的一种不切实际的点缀。我们仍然满脑子都是模糊的观念,把人生乃至战争理想化了,甚至给它们增添了一层浪漫的色彩。
我们受了十个星期的军事训练,这段时期所进行的培养改造,比在学生时代的十年影响更加深远。我们懂得了,一颗擦亮的纽扣要比四卷叔本华的著作更为重要。先是惊讶,接着是怨恨,最后是满不在乎。我们意识到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思想,而是靴子刷;不是智力,而是制度;不是自由,而是磨炼。我们怀着热情和渴望成为了士兵,可是他们却千方百计把这些东西从我们身上打下来。三个星期过后,我们再也不觉得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了:一个穿着镶边制服的邮递员,对我们来说要比从前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从柏拉图到歌德的全部文化都有着更大的权威。我们用那年轻的已觉醒了的眼睛,看到我们的老师们所保持的关于祖国的传统观念,此刻在这里已经化成对个性的抹杀,即使对最卑贱的奴仆也绝不会被要求这样做:敬礼,立正,分列前进,举枪致敬,向右转,向左转,鞋跟相碰的声音,辱骂以及故意想出的千百种折磨。我们之前设想我们的任务也许会有所不同,但没料到发现我们接受着英雄主义的训练,竟同马戏团里的马匹完全一样。可是不久,我们也就习惯了。我们甚至还懂得,这些事情中有一部分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其余部分只要做样子就够了。在分辨这两类事情上,士兵倒是有着一种出色的嗅觉。
我们一个班级,三人一群,四人一伙,分散在各个排里,跟弗里西亚的渔夫、农民、工人和手工业者在一起,大家很快就成了朋友。克罗普、缪勒、克默里希和我,编在第九排,排长是希默尔施托斯下士。
他在营房里被看作是折磨人最残酷的家伙,而他也因此颇为自豪。他身材矮小,肢体结实,两撇赤褐色小胡子打了蜡,已经服了十二年军役,原来的职业是邮递员。他特别不喜欢克罗普、加登、韦斯特许斯和弗里西亚群岛,位于北海,分成三群:西弗里西亚群岛属荷兰,东弗里西亚群岛属德国,北弗里西亚群岛分属德国与丹麦。我,因为他感觉到我们身上有种无声的反抗。
有一天早晨,我给他整理了十四次床铺。每次他都能找出些差错,把叠好的床铺又抖乱了。我曾花了二十个小时中间当然也歇过几回把他那双古老的、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皮靴揉得和黄油一样软,连希默尔施托斯自己也挑不出瑕疵来。我又曾奉他的命令,用一柄牙刷去擦干净下士住的宿舍。克罗普和我还曾奉命拿着一把笤帚和一只铁簸箕,去清扫营房庭院里的积雪,若不是偶然被一位中尉撞见,把我们打发走,还申斥了希默尔施托斯一顿,那么我们准会继续干下去,直到冻死为止。可惜这件事的后果,只是使希默尔施托斯更加怀恨我们。接连四个星期,每逢星期日都轮到我站岗,还在营房里值了四个星期的班。我得背着全副行军装备和步枪,在那又松又湿、新翻耕的田地里练习预备,跑步走和卧倒的动作,直到我变成一团污泥,筋疲力尽为止。四小时之后,我还得向希默尔施托斯报告,那时身上的衣服已经换洗干净,不过擦破的双手还在流血。我曾和克罗普、韦斯特许斯、加登一起,没戴手套在严寒之中一口气立正了一刻钟,光手指搭在那冰冷的步枪钢管上,而希默尔施托斯还暗中监视着我们,看我们的手指是不是有挪动。我曾在凌晨两点钟,只穿一件衬衣,要从营房的最高层跑到下面的庭院,一连八次,因为我的抽屉冒出放东西的矮凳边缘仅仅几厘米。下士希默尔施托斯挨在我旁边奔跑,往我的光脚趾上乱踩。在训练拼刺刀的时候,我经常得跟希默尔施托斯对打,我拿的是一件沉重的铁质武器,而他用的是一支轻便的木枪,因此他很容易打着我的胳膊,直到把我打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回,我实在气疯了,便不假思索地朝着他冲过去,往他肚子上狠命地撞了一下,把他撞倒了。他到连长那里去诉苦,连长只是对着他发笑,跟他说应该自己留心才是。他知道希默尔施托斯的为人,看到他当众出丑,似乎没有一点不乐意的样子。我练成了一个双杠能手,还逐渐成了举重行家。我们本来一听到他的声音就会发抖的,可是这匹脱缰的驿马毕竟制服不了我们。

(二)
傍晚的祈福开始了。夜已降临,从一个个弹坑里升起来一团团迷雾。看起来,这些坑坑洼洼里仿佛满藏着精灵鬼怪的秘密似的。白茫茫的水汽在四周怯生生地爬行着,随后它放大胆子,越过边缘溜走了。就这样,弹坑与弹坑之间就连成了长长的一条。
天很凉爽。我正在放哨,定睛往黑暗中瞅着。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每次出击回来往往是这样,因此要我单独跟自己的念头做伴也很困难。说是念头,实际上也并不是什么念头,那是一些回忆,在我虚弱的时候就会袭上心头,而且会产生一种古怪的情绪。
伞投照明弹往空中直蹿上去。于是,我看见一幅图景,是一个夏天的薄暮,我正在一所大教堂的十字回廊里,望着小小的回廊花园中央那几株盛开的高大的玫瑰树,大教堂的一些圣职人员就埋葬在这个花园里。沿着四周的围墙,都是耶稣受难的石雕图像。那里一个人都没有,一种深沉的寂静控制着这一处盛开着玫瑰花的四方院落,阳光暖暖地躺在沉重的灰色石头上,我把手搁到上面,便感到一阵温暖。在石板瓦房顶的右侧角落里,绿色的大教堂塔尖高耸在傍晚那黯淡的浅蓝色的天空中。十字回廊的亮闪闪的支柱中间,有一种教堂所独有的凉丝丝的黑暗气氛,我站在那里,暗自思忖,到二十岁的时候,我会不会经历那种使人腼腆的恋情。
这幅图景近得令人吃惊,它拨动了我的心弦,随后它就在下一颗信号弹那冒起来的光焰中熔化了。
我抓起步枪,看是不是准备就绪能用了。那枪管有点潮,我将它抓在手里,用手指把水汽擦去。
在我们的城市后面,几片草地之间,有一条溪流,旁边矗立着一行长了多年的白杨树。老远老远就可以望见它们,虽然只长在溪流的一边,我们却管它叫作白杨大道。还在儿童时代,我们对这些老树就非常喜爱,它们会不可思议地把我们吸引过去,整天逃学,跑到它们旁边去玩耍,倾听树叶沙沙作响。我们坐在树下的溪流坡岸上,让脚荡在那清澈湍急的溪水里。水流的清香以及风吹奏白杨的旋律,支配着我们的幻想。我们非常喜爱它们,想起当年的情景,我的心不免还要激烈地跳动一阵。
说也奇怪,所有浮现出来的回忆都有这样两个特性。它们总是十二分宁静的,这是它们当中最占优势的一点。即使事实上它们并没有达到宁静的程度,可总是会变成那种样子。它们是默无声息的幻象,它们用神色和手势来跟我说话,一言不发,一声不吭;它们的沉默中存在着一种令人震惊的东西,它迫使我挽起衣袖,抓起步枪,以免自己受不住诱惑,沉湎在这种宁静之中,以免我的身体跌倒,舒舒服服地消融在往事回忆的无声的巨大的力量里。
它们是这样的宁静,我们觉得简直不可理解。在前线,宁静是压根没有的,而前线的魔力又扩展得那么遥远,我们怎么也摆脱不了。即使在偏僻的军需库和休息营地,那炮火的嗡嗡声和低沉的隆隆声也总是回旋在我们的耳际。我们从来没有走得那么远,可以听不到这些响声。可是最近这几天,那实在是受不了。
正是因为存在着这种宁静,这些关于往日的回忆唤起的与其说是愿望,毋宁说是悲伤
一种无比巨大、无法克制的忧郁心情。这种愿望,我们是有过的,可是它没有再回来。它已经过去了,它属于另一个世界,这世界对我们来说也已经逝去了。在兵营里,对往日的回忆还在我们心里唤起过一种叛逆狂暴的愿望,因为在那个时候,它仍然和我们联系在一起,我们属于它,它也属于我们,尽管我们早已跟它分离了。它在军歌中出现,这些军歌,每当我们在清晨的曙光和乌黑的树林剪影之间齐步行进,到荒野里去操练的时候总是要唱的,它是藏在我们心中、发自我们心里的强烈的怀念。
可是在这里,在战壕里,我们已经丧失了这种怀念。它再也不会在心中出现了。我们已经死去,而它也远远地站在天边,它是一种幻象,一种神秘的反映,它老是萦绕着我们,而我们却又是害怕又是毫无希望地爱着它。它很强烈,而我们的愿望也很强烈。可是它是无法得到的,我们也都知道。那跟你要成为一位将军的愿望一样,都是徒劳的。
而且即使把我们青年时代的这些景象重新还给我们,我们也会不知道该怎么办。由它们传给我们的那种脆弱而神秘的力量,是不可能复苏的了。我们也可能待在它们中间,走到它们里头去;我们也可能记起它们,爱着它们,一见它们就会激动起来。可是那好比凝神注视着一张亡友的遗像,那些是他的特征,那是他的面貌,而我们一起度过的日子,在回忆中却成了一种虚假的生活。可是,这已经不是他本人了。
我们再也不可能恢复与那种情景过去那样的联系了。那倒不是对它们的美丽和它们的情绪的理解把我们吸引住了,而是那种共同的感情,那种对我们生存中的各种东西和事件的兄弟之谊,给我们划了个界限,使我们父母亲的那一个世界,对我们来说竟成为不可理解的了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任何事物都温存眷顾,热烈忘情,连那最细微的东西也足以把我们带到永恒的长流中去。也许那不过是我们年轻人的特权。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指不出一个范围,找不到哪里是一个尽头。我们的血液里有着一种期望,它把我们跟我们岁月的历程联系起来了。
今天,我们要像旅行者那样,走过我们年轻时代的历程。事实使我们吃尽了苦头,我们已像商人那样懂得优劣,像屠夫那样懂得屠杀的必要。我们已经不再是无忧无虑的了,我们只是完全漠不关心罢了。我们不妨在那里生活,可是我们当真应该在那里生活吗?
我们既像小孩子一样孤独凄凉,我们又像老年人一样富有经验,我们既粗野又忧伤,还肤浅我相信,我们是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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