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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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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魏晋南北朝经籍考》远承江侠庵《先秦经籍考》（1929年版），共收扶桑经学名文十七篇。其中既有扶桑耆旧之作，亦有70后中国中古经学方家的研究，其视角和方法皆有可借鉴之处。是继《先秦经籍考》之后，日本优秀的经部著作再一次系统译介入我国的优秀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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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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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仿民国时期江侠庵编译内藤湖南著作《先秦经籍考》体例，遴选17篇有代表性的日本秦汉魏晋南北朝经学研究论作进行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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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童岭，1981年3月生，江苏镇江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学士（2003）、文学硕士（2006）、文学博士（2009）。日本京都大学（Kyoto
University）文学部留学（2007.42008.8）。现为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域外汉籍研究所研究员、南京大学高研院兼职研究员。国家第二批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并担任早期中国史研究会（EMCH）会员、台湾大学人文社会高等研究院客座副研究员、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客座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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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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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论篇
《论语》研究史宫崎市定著 童岭译 3
经学在中国思想里的意义 池田秀三著 石立善译 45
秦汉魏晋篇
秦代经书句说的经书学价值 内野熊一郎著 黄诗琦译 王安泰校 55
《汉书》与五经的成立 福井重雅著 杨维公译 吴真校 77
侠气与复仇《春秋公羊传》的研究 日原利国著 马云超译 陆胤校 100
《左传》郑服异义说 重泽俊郎著 石立善译 134
天子好逑汉代儒教的皇后论 保科季子著 石立善译 148
魏晋经书解释所显示之方向 加贺荣治著 童岭译 174
南北朝篇
《礼记子本疏义》考 山本岩著 马云超译 焦堃校 195
皇侃《论语义疏》及其日本刻本对清朝经学的影响 藤冢邻著 童岭译 214
汉魏六朝时代的图谶与佛教以僧传为中心 安居香山著 梁辰雪译 余欣校 245
隋刘炫《孝经述议》复原研究解题 林秀一撰 童岭译 徐兴无校256
北朝经学与《老子》 古胜隆一著 291
文献篇
五经正义撰定答问疏证 铃木虎雄撰 童岭疏证 303
《天地瑞祥志》考（附引书索引） 中村璋八著 刘萃峰译 俞士玲校 311
日本书志学研究史 长泽规矩也著 童岭译注 332
近代以来日本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研究 野间文史著 童岭译 352
编后记 童 岭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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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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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界对于日本经部汉学的介译，自从民国时代以来便不绝如缕，如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钱穆节译林泰辅《周公》。两国学者之间也多有交流，如章太炎先生对东瀛治经学、小学者颇为熟稔，论学文字中时有提及；而彼邦的内藤湖南则藏有章太炎先生的手稿（现藏京都大学人文研）。1949年以后，学术界对于日本汉学也广泛关注，产生了如周一良策划十卷本《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中华书局），王水照策划《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等，在史部和集部领域内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大量的日本经部著作，至今仍处于较为沉寂的状态。这可谓是一个巨大的宝藏，值得我们介译。
民国十八年（1929），江侠庵在编译《先秦经籍考》时，就有感于嘉庆以后，考证之学渐衰。江氏所收学者，如内藤湖南、狩野直喜、本田成之、冈崎文夫，大多为京都大学出身。众所周知，京都学派既能采纳欧洲汉学，又能恪守清儒家法，故言日本经学，关西胜关东。
本书共收日本学者经学论文十七篇，石立善兄译其三，我译注其七，马云超君译其二，京大的留学生梁辰雪、杨维公、刘萃峰、黄诗琦诸君译其四，古胜隆一兄一篇为中文撰写。徐兴无、俞士玲、余欣、王安泰、吴真、陆胤、焦堃、杨杜菲、刘泰廷、王乐毅、潘尧、伏煦诸位师友则拨冗承担了部分译文的校勘工作。这其中，新译约三分之一，已刊旧译约三分之二。旧译收录本书时，皆做了不同程度的修订。
如铃木虎雄《五经正义撰定答问》。此文原载《桑原博士还历记念东洋史论丛》（弘文堂1930年印行），然未收入铃木虎雄《支那文学研究》、《业间录》等论文集中，非常少见。又如加贺荣治氏精于六朝经学。他在参加高等教员汉文科的口试时，主考官为宇野哲人、铃木虎雄和高田真治三人，考题为先用汉文诵读清儒惠士奇的经学文章，然后回答考官之提问。加贺氏的魏晋经学研究，除了探求经学本身的精义外，对于文字之表达也颇下功夫。他早年酷爱诵读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又曾经用一冬之时间，逐字抄录早期中国文学史的奠基之作古城贞吉《支那文学史》（1913年由王灿译为中文，题为《中国五千年文学史》，开智公司铅印）。又如本书中的日原利国《侠气与复仇》的一部分，曾经以《复仇论》为题，收载于中华书局1986年版《日本学者论中国哲学史》可惜当时该文是不足一半篇幅的节译，此外，从书名看，将经学匆匆划归中国哲学，也是一种分科困境与误读。
本书所收，不特皆为扶桑耆旧，如古胜隆一、保科季子两位京都的学者，皆70后中国中古经学之方家，视角与方法皆有可借鉴之处。如斯种种，不一枚举。相信读者在翻阅时，会了解本书的价值。
总之，我们希望通过编译这本《秦汉魏晋南北朝经籍考》，远承江侠庵的《先秦经籍考》，窥一斑而见全豹，让恪守段王之学的日本经学家重新进入中国方兴未艾的经学史研究之视野。今后倘若有机缘，我们将继续推出《秦汉魏晋南北朝经籍考二编》。
2016年5月21日童岭记于京都大学宇治宿舍
一、侠气的礼赞围绕所引的故事
对于好勇任侠的礼赞，大概是《公羊传》的一大特色，不见于其他经传。
《公羊传》是《春秋》的释义书，但在这层坚硬的外壳之下，却包含着许多根植于朴素感性的要素。刺客的描写自不待言，出于愤恨（ressentiment）的复仇观、杀身成仁的让国、苦闷于可为与不可为的权，以及君臣的结合和人物评价，无不带着任侠之气。《公羊传》不是要以好勇任侠之风来改装晦涩的春秋大义，但未尝没有在侠气的感性中溶解思想，并以好勇任侠的黏合剂塑造议论性文章的感觉。
《公羊传》虽以枯燥的逻辑性问答体作为基调，但有时也会打破这一基调而异常膨胀。在众多充满故事性的地方，都必然飘散着好勇任侠之气。
《左氏传》也被看作是对《春秋》进行解释敷演的作品，倒也不是没有阐明经文、解说凡例的内容。但是，无视经文或几乎与经文无关的记事却占据压倒性多数，自然也就有了《左氏传》与《春秋经》本是两部相互独立的历史书的观点。作为历史故事，《左传》是一部杰作，堪称后世古典文学的楷模。晋代范宁曾评论道：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传序》）艳而富的文章着实精妙美好，在人物和战争的描写上颇见功力。齐宰相晏婴、晋文公重耳的故事，都凭借富于小说性的描摹而跃然纸上。这就是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如果语言没有文采，即便能入人耳，也无法将人打动的实践吧。其文典而美，其语博而奥（《史通申左》），《左传》确实是文学性的。
选自日原利国著《侠气与复仇〈春秋公羊传〉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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