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1879年6月出版的《伦理学的质料》（The Data of Ethics）的序言中，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最近几年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明显地反复出现的迹象提醒我，即便生命不会停止，可是健康状况不会容许我完成之前给自己所设任务的最后一部分。”我随后又指出，由于“我认为之前的各部分都附属于这任务的最后一部分”——也即伦理学与进化论的联系，所以，我可不愿意设想无法完成这一部分的可能性。因此，我决定提前撰写《伦理学的质料》。
之前预见的病痛逐渐显现。健康状况逐年下滑，写作能力每况愈下，终于在1886年彻底崩溃；对《综合哲学》（The Synthetic Philosophy）的进一步加工润色也就被搁置到了1890年年初，那时每天能够经受住一小会儿的严肃写作。当然，问题也随之产生——首先开始写什么呢？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先完成《伦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Ethics），因为《社会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的主要部分已经完成了。随后又进一步出现一个问题——应优先撰写《伦理学原理》的哪部分呢？由于相信自己余下的精力不可能完成全部任务，我决定最好先写最重要的部分，因此，跳过第二部分“归纳伦理学”与第三部分“个体生活的伦理学”，我致力于第四部分“社会生活的伦理学：论正义”。现在，我很满意的是，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
如果身体健康状况得到继续改善，我希望明年年底我可以发行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从而完成第一卷①；如果身体健康状况继续允许的话，我将转而专注于第五部分“社会生活的伦理学：消极善行”与第六部分“社会生活的伦理学：积极善行”。
虽然本书覆盖的领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1850年出版的《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涵盖的领域相一致；可是，两者在范围、形式、部分观念上都是不同的。第一个区别是，我第一本书中出现的超自然解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专门的自然主义解释——也即进化论解释。第二个区别与第一个区别相关联，伦理的生物学起源在《社会静力学》中只是被暗示出来，可是在本书中，这种起源得以明确陈述；并且，详细阐述该生物学起源的结果成为本书的一个基本特征。第三个区别是，更经常性地用归纳法来支持演绎法。每一种情形都揭示了，源于被规定的第一原理的各种结论，都分别为人类的进步过程所明证。 在1879年6月出版的《伦理学的质料》的序言中，我曾写过这样一句话：“最近几年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明显地反复出现的迹象提醒我，即便生命不会停止，可是健康状况不会容许我完成之前给自己所设任务的最后一部分。”我随后又指出，由于“我认为之前的各部分都附属于这任务的最后一部分”——也即伦理学与进化论的联系，所以，我可不愿意设想无法完成这一部分的可能性。因此，我决定提前撰写《伦理学的质料》。 之前预见的病痛逐渐显现。健康状况逐年下滑，写作能力每况愈下，终于在1886年彻底崩溃；对《综合哲学》的进一步加工润色也就被搁置到了1890年年初，那时每天能够经受住一小会儿的严肃写作。当然，问题也随之产生——首先开始写什么呢？我毫不犹豫地决定先完成《伦理学原理》，因为《社会学原理》的主要部分已经完成了。随后又进一步出现一个问题——应优先撰写《伦理学原理》的哪部分呢？由于相信自己余下的精力不可能完成全部任务，我决定最好先写最重要的部分，因此，跳过第二部分“归纳伦理学”与第三部分“个体生活的伦理学”，我致力于第四部分“社会生活的伦理学：论正义”。现在，我很满意的是，我终于成功地完成了。 如果身体健康状况得到继续改善，我希望明年年底我可以发行第二部分与第三部分，从而完成第一卷①（①在斯宾塞的规划中，《综合哲学》包括《第一原理》《生物学原理》（两卷）、《社会学原理》（三卷）、《伦理学原理》（两卷）。其中《伦理学原理》包括“伦理学的质料”“归纳伦理学”“个体生活的伦理学”“杜会生恬的伦理学：论正义”“社会生活的伦理学：梢极善行”与“社会生活的伦理学：积极善行”六个部分，其中前三部分构成第一卷，后三部分构成第二卷。故斯宾塞在此说“完成第一卷”。——译者）；如果身体健康状况继续允许的话，我将转而专注于第五部分“社会生活的伦理学：消极善行”与第六部分“社会生活的伦理学：积极善行”。 虽然本书覆盖的领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与1850年出版的《社会静力学》涵盖的领域相一致；可是，两者在范围、形式、部分观念上都是不同的。第一个区别是，我第一本书中出现的超自然解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专门的自然主义解释——也即进化论解释。第二个区别与第一个区别相关联，伦理的生物学起源在《社会静力学》中只是被暗示出来，可是在本书中，这种起源得以明确陈述；并且，详细阐述该生物学起源的结果成为本书的一个基本特征。第三个区别是，更经常性地用归纳法来支持演绎法。每一种情形都揭示了，源于被规定的第一原理的各种结论，都分别为人类的进步过程所明证。
应恰当地补充说明的是，前五章已经在1890年3月和4月的《十九世纪》（The Nineteenth Century）发表过。
赫伯特·斯宾塞
1891年6月，伦敦
后记
译后记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身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工业革命的鼎盛时期，作为社会进化论的创立者与达尔文（Darwin，1809-1882年）齐名，被誉为“维多利亚时代的亚里士多德”。然而，学界（尤其是国内）对斯宾塞的重视程度却无法与其曾享有的盛誉相得益彰。帕森斯（Parsons，1902-1979年）曾在其经典著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宣告“斯宾塞已死”，断言斯宾塞信奉的“进化”神所导致的“科学理论的进化”杀了他。的确如此，我们不能忘记，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是如何经由萨姆纳（Sumner，1840-1910年）刺激了美国政治思潮中的精英主义，又如何刺激了战前德国政治上的种族主义的；其“从简单到复杂、从同质向异质、从战争向和平”这一“适者生存与功能自动调适’，的进化／进步预言，最终被两次世界大战置于废墟之中，这使他成为了一名几乎被遗忘的“不名誉”的思想家。然而，我们却不能因其理论本身不欲求的结果而给斯宾塞贴上“庸俗进化论”的标签，弃之不闻；无论我们是赞同他，还是批驳他，都必须回到斯宾塞的理论著作本身。
斯宾塞对自然因果律之普遍有效性的着迷使其专注于理论的“综合性”与“系统性”，其“哲学体系”（A System of Philosophy）计划后来更名为“综合哲学体系”（A system 0f synthetic Philosophy）计划，具体包括《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生物学原理》（ThePrinciples of Biology，两卷）、《心理学原理》（两卷）、《社会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三卷）、《伦理学原理》（ThePrinciples of Ethics，两卷）。这里所译的《论正义》是斯宾塞《伦理学原理》的第四部分，旨在基于伦理的生物学起源，对规制正当社会生活之“同等自由法则”做出进化论解释。
在翻译过程中受到诸多学友的帮助与鼓励，在此一并致谢。特别感谢吴彦，是他建议我选取斯宾塞的文本，在翻译过程中不断督促，成稿后对照原文通读了全文并提出诸多建设性意见；感谢姚远与樊安，对文中诸多句子的译法提供了实质性的建议；感谢李米生与黄群峰两位同学的文字校对工作，感谢商务印书馆与责任编辑陈卓对译本倾注的热忱。
最后，谨以此译本献给先师正来，以及所有热爱思想本身的同仁！
周国兴
2014年初冬
于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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