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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汉学诺贝尔儒莲奖得主、京都学派史学泰斗宫崎市定晚年得意之作。
★作者自信可以改变日本历史书写，松本清张推崇有加，却被日本史学界有意忽视的一本书。
★以一把传世宝刀为线索，通过缜密的推理和浪漫的想象，解开古代中日韩三国关系的谜团，五世纪东亚世界的脉动跃然纸上。
★清华大学教授何兆武、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南京大学教授张学锋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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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石上神宫收藏着一把历史悠久的宝刀七支刀。
传说，七支刀是三世纪中叶由百济肖古王进献给日本神功皇后的，与汉委奴国王印并称日本的两大奇迹。自明治以来，这把七支刀引发了无数历史研究者与古代史爱好者的浪漫想象。
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东洋史京都学派泰斗宫崎市定通过对刀身铭文的解读，纠正了前人研究中的许多谬误，无限逼近了七支刀秘密的真相这一发现几乎足以改写日本史。作者自信本书是他的一部杰作，但这些研究为何被日本史学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呢？作者在后记中表达了一些不忿，宫崎作为一个普通人严谨正直的形象由此也可见一斑，十分有趣。
本书从传奇的七支刀切入，结合对五世纪东亚国际形势的鸟瞰式观察，解开了七支刀背后隐藏的中日韩三国关系的遥远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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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宫崎市定（19011995）
日本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史学集大成者，公认的京都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1922年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学习，师从内藤湖南、桑原骘藏等人专攻东洋史，1936年赴法留学。1944年任京大教授，先后任巴黎大学、哈佛大学、汉堡大学等客座教授。曾荣获有汉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儒莲奖、日本学士院奖和文化功劳者奖章。在日本和国际汉学界，他的著述被广为阅读和引用，司马辽太郎、松本清张等都是他的书迷。代表作有《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科举》《东洋的近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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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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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日本古代史中的不可思议之事
第一章 七支刀研究的回顾
第二章 七支刀铭文研究分论
第三章 七支刀铭文的影响
第四章 七支刀铭文的源流长文刀铭流行传播的轨迹
第五章 五世纪的东亚形势
后记
参考文献
文库本后记
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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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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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七支刀研究诞生于一段奇妙的机缘。
每年的11月3日是我们东洋史研究会召开大会的日子。作为会长，我必须在固定的日期、固定的时刻致开幕词，二十年来年年如此，终于没有了可以说的内容。既然这样，仅仅宣布开幕后就退场似乎是一个好主意，但这其实也是行不通的。也许是作为庆祝日的活动，大家都有些精神松懈的缘故，早上所能聚集的人数很不乐观。人数过少对于发表者而言未免窘迫，所以干事方面拜托我尽可能把致辞拉长，从而争取些时间。
这一过程中我终于领悟到，学会的开幕词可以不同于婚礼的祝词和学校活动的致辞。如果稍稍披露一些学问方面的逸事，对于听众来说也许多少能够有所裨益。
于是我就要考虑说什么，话题还是不与演讲者的发表内容交叉为好，这样既安全又不失礼貌。昭和五十四年（1979）的时候，我首次提及七支刀铭文的读法，以之前的想法为基础，大约花去了十分钟的时间。一旦在公众面前发表，自然就如同成为自己的研究课题，萦绕在脑海里。
到第二年大会的时候，又会出现许多需要修订的部分，于是就有了新的话题。
七支刀是日本古代史上无法避开的重要问题，同时也与东洋史有着密切的关联，所以我从很早开始就对此颇为关心。学问上的课题一旦集中到了一点，就会越挖越深。从那以来经过多次增补，到昭和五十六年（1981）年末大体得出结论，自信没有太多问题了，于是下决心把主体部分整理成一篇简短的论文。然而一旦着手，执笔过程中又不断有新的发现。这篇论文于昭和五十七年（1982）发表在《东方学》杂志的第六十四辑上。
众所周知，收藏在大和石上神宫的七支刀是一把历史悠久的宝刀，相传是神功皇后时代传来的。刀身正面有错金铭文三十四字，背面有二十七字，但都剥落严重。幸而百余年来经过前人的不懈努力，铭文的十之八九都得以解读，问题是剩下的部分，其中还包含着至关重要的文字。因此，为解读剩余文字而进行的最后努力至今仍在继续。
我的七支刀研究主要是文献学性质的研究，但这绝不意味着将考古学的、即物性的研究置之度外。
昭和五十五年（1980）十月，奈良县立橿原考古研究所附属博物馆为庆祝新馆开张，举办了大和出土的国宝和重要文化遗产展。听说七支刀也在公开陈展之列，我便欣喜地前往参观。但是我的期待落空了，七支刀被放置在竖长的玻璃柜中，照明产生了反光，视线很差，除去早已发表的字形外，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靠肉眼凝视所能完成的工作已经到达极限了。能够看到的都已经看到，今后只要不是猫眼、鼠眼之类，恐怕很难产生新的见解。尤其是昭和五十七年（1982）二月出动了NHK调查班，首次尝试了X光透视，但据说也没有获得任何新的发现。现在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将至今看到的内容充分利用起来。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必须承认问题已经转移到了文献学研究的领域。
就像填字游戏中预想到某个意思后在空格中填入文字，或者是猜数字游戏中从理论上补出缺少的数字一样，这里所说的文献学研究就是根据铭文本身的性质，利用汉文中的惯用文体等制约因素，反向推理出所需要的文字。
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人们往往将研究的态度、方法分为三六九等，并带入对结论的评判之中，这样的倾向在日本尤其明显。过去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就是以这样的方法，武断地抹杀了古人和前人的成果，但一旦被问起自己有什么样的业绩，结果只能是哑口无言。
在我的学生时代，学界关于法隆寺重建非重建的争论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非重建说一方大多是建筑史家和考古学家，他们主张自己的学说是建立在研究实物基础上的写实性研究，而不像主张重建说的喜田贞吉博士那样，只是出于文献学的空论。加上将日本国宝的年代尽可能断定得古老这一爱国心的驱使，从形势上来看，学界的舆论明显有利于非重建说，重建说甚至沦为了喜田贞吉博士个人的学说。
但是结果如何呢？五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探明了比现在法隆寺更早建成的若草伽蓝的境内全貌，再也没有人质疑喜田博士的结论。我认为，在这场论战中整个日本学界可谓犯了一个重大的错误：学问就该从纯粹学问的角度去评判其成果正确与否，如果基于派系、形势、路线而主观臆断，那是对学问的亵渎。
法隆寺非重建说号称是写实性的，但实际上毫不写实，一旦展开真正写实的调查，他们的谬误自然就大白于天下。我们不应该从一开始就拘泥于写实性的还是文献性的，而是在统揽全局之后，再冷静地判断哪一方更为合理。
七支刀是制作于距今一千几百年前的古物，其保存状态绝不能说良好，所以有若干文字完全剥落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可以说是理所当然的。无论采取怎样的手段，已经消失的东西就再也看不见了，但看不见不意味着要放弃研究。
研究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起初看起来十分顺利，中间却在某一个点上碰壁。当无论如何都难以继续前进，只能不停地原地踏步的时候，只要改变原有的方向，动摇至今为止的常识，就一定能够找到全新的方法来把握前进的线索。这就是七支刀研究的现状，我想为此提供一种方案。
昭和五十八年（1983）六月
宫崎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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