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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在2012年初版的基础上增加了13篇文章，如《康有为与保守主义问题》《以家庭作为道德重建的中心》，以及有关通识和古典教育的若干篇文章，均为*次结集出版。
21世纪的中国人必须树立的*个新观念就是：中国的历史文明是中国现代国家的*资源，而21世纪的中国能开创多大的格局，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当代中国人是否能自觉地把中国的现代国家置于中国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之源头活水中。
中国的软实力在于儒家社会主义。深入挖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含义是21世纪的*伟大课题。
近百年前胡适留美时曾言：以数千年之古国，东亚文明之领袖，曾几何时，乃一变而北面受学，称弟子国，天下之大耻，孰有过于此者乎！留学者我国之大耻也！中国现代大学的真精神和真生命乃在于对这一大耻的自我意识中。
做中国人意味着属于当今世界*有可能真正在西方主导下争取文化独立的文化民族、*有可能充分获得自我尊严的民族。一个完全被西方所笼罩的非西方民族是没有尊严的。因此，做中国人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因为你有历史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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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收录了近十多年来甘阳有关中国道路、当代思想状况和通识教育方面的文章、演讲和访谈近四十篇，比较全面地呈现了其对中华文明复兴和古今中西之争的深入思考，尤其是对通识教育的理念和实践有着翔实明晰的梳理和讨论。
本次再版，新增加了13篇近期的文章，尤以通识教育方面的内容为多。同时对初版的篇目安排有所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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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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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阳，杭州人，知青出身，曾先后在中国和美国求学。19992009年任教于香港大学。2009年起出任中山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院长，博雅学院院长，通识教育总监。现任清华大学新雅讲座教授，新雅书院院长，哲学系博士生导师。著有《政治哲人施特劳斯》 《古今中西之争》 《将错就错》 《通三统》等；编著有《八十年代文化意识》 《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与陈来、苏力合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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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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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
关于中国的软实力
问：您在本报2003 年特刊专访中指出，中国要从“民族－国
家”走向“文明－国家”，使现代中国立足于自己的文明源泉之中；
2004 年特刊专访又进一步提出新时期的“通三统”，主张融会中国的
三种传统，来建构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身份。这些思路是否也与晚近
人们谈论的“中国的软实力”有关？
答：我想首先需要强调，在全球化时代提中国的软实力，不能
只注重中国的特殊性，而需要同时着眼于人类社会的共同性。也就
是说，真正有效的软实力总是具有某种普世价值意义的，不仅仅只
是某一特定国家的价值取向，而是其他国家的人也能承认的。所以
在谈中国的软实力以前，我们需要首先对现代社会共同具有的一些
普遍特性做更深入的认识。我们要从现代社会共同具有的某些普遍
问题出发，去思考和发展中国的软实力。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高度
复杂的现代社会，但我们现在对“现代社会”这个大问题研究得很
不够，对现代社会的了解非常片面，这反过来导致我们不能正确认
识自己原有的许多正面价值资源。
问：你说的这些好像应该是社会学的任务？
答：对，我以为中国下一步应该大力发展社会学的研究，尤其
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中国最近十多年来经济学压倒一切，但经济
学只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如果完全只从经济学角度来理解
现代社会，就会以偏概全，甚至在实践上出很大偏差。我们现在事
实上就已经看到这方面的消极后果。2005 年中国社会最突出的现象
是对经济学家的普遍不满和批评，虽然许多批评对经济学家不尽公
正，但这个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而几乎是必然的，它实际表明，
单纯依赖经济学分析是不可能把握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的。就像你们
现在提问的这个“软实力”问题，经济学家可以提供的回答可能就
比较有限，更多地需要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文化学家、历史学
家、人文地理学家，以及哲学家等等的贡献。因此，从正面意义看，
2005 年批评经济学的象征意义在于，中国的“简单经济学时代”已
经结束，中国的发展在呼唤“中国社会学时代”的到来，呼唤“中
国整体人文社会科学时代”的到来。
问：社会学对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能够提供什么样的看法呢？
答：晚近二三十年社会学在西方衰落得很厉害，已经失去昔日
作为社会科学女王的地位。目前的社会学一部分成为经济学的附庸，
一部分则成为后现代文学理论的附庸，整个学科的状况说实话很不
理想。我想强调，中国社会学的发展，以及中国整体人文社会科学
的发展，不能靠简单的接轨主义的思路，否则就会把西方的时髦课
题当成我们的重要课题，例如西方几乎所有学科现在最时髦的就是
研究性别、种族、同性恋，还有什么酷儿问题，但这些问题对中国
并不是最重要的问题。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自主地研究对中国
最重要的大问题，这就是要研究如何能够形成一个比较良性的现代
社会，如何能够避免比较劣质或恶性的现代社会。中国的人文社会
科学必须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和宏观视野，不要让鸡毛蒜皮的问题
来模糊自己的基本方向和主导性问题。对于西方，我们不能只看人
家现在的时髦话题，而需要深入地研究西方从16、17 世纪以来现
代社会出现和形成的整体历史过程，西方这四五百年的过程充满了
战争、革命、内乱、动荡，中国现在是在极短的时间中经历西方近
五百年遭遇的所有问题，因此我们对现代社会的了解必须拉长历史
的视野。我们需要详细考察，西方这五百年历程中哪些因素曾导致
劣质和恶性的现代性，哪些努力则促成了比较良性的现代社会。
问：能否简单说明一下你对这些问题的基本看法。
答：我个人的看法是，单纯只强调资本主义和市场机制只能导
致劣质和恶性的现代社会，只有同时以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来平衡
制约资本主义和市场，才能形成比较良性的现代社会。因此，我们
现在除了要研究西方的市场机制以外，同时必须深入研究西方的社
会主义传统和保守主义传统。
问：要研究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
答：对，因为西方的社会主义传统和保守主义传统是促成西方
现代社会向良性发展的关键因素，没有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资本
主义不可能存活。西方的老辈社会学家实际有一个基本看法，即认
为一个良性的现代社会取决于三种基本因素的相互平衡和相互制约，
这三种因素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这方面最有影响的
表述是美国社会学元老贝尔（Daniel Bell）提出的，他在《资本主义
文化矛盾》这本名著中提出，现代社会的良性运转有赖于“经济领
域的社会主义、政治领域的自由主义、文化领域的保守主义”。这个
看法实际是西方老辈学者相当普遍的看法，例如波兰裔的牛津哲学
家柯拉科夫斯基同样提出与贝尔完全相同的看法。这些看法背后的
哲学立场是认为，现代社会是由诸多相互矛盾和相互冲突的因素组
成，良性的现代社会不是简单主张让某一种因素或价值压倒其他因
素和价值，而是要尽量形成各种因素和价值相互平衡和相互制约的
格局。
问：但一般好像认为美国是没有社会主义的？
答：这是错误的看法，是为名词所障蔽。我的老师，美国另一
社会学元老席尔斯（Edward Shils）曾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谈美国
自由主义的双重性，指出美国虽然没有欧洲那种社会主义政党，但
社会主义是在美国自由主义的名义下发展的，美国从罗斯福开始的
“新政自由主义”主要就是大量采纳了欧洲社会主义的因素，例如在
罗斯福时代以前，劳工运动和工会在美国是非法的，但美国新政自
由主义不但促成劳工运动和工会的合法化，而且本身是以美国劳工
和工会为其执政的最主要社会基础的，因此美国内部反对罗斯福和
新政自由主义的人一向批判罗斯福搞的是社会主义，因为新政自由
主义的实质就是用国家和社会力量来制约资本，调节市场，避免社
会恶性分化和过度不平等。我们不要为名词所障蔽，回顾20 世纪中
国，事实上我们知道不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且四十年代中国自
由派知识分子谈自由主义都是强调经济领域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中国人在20 世纪普遍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更不是错
误的，而是正确的选择。
问：你的意思是今天需要重新研究社会主义传统？
答：对，尤其我们需要首先检讨，解放以后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理
解是受到极“左”思潮的扭曲的，把社会主义理解得非常狭隘。例如
我们现在仍然把法国的执政党名字翻译成“法国社会党”，但实际上
人家的名字明明是“法国社会主义党”。英国现在的执政党英国工党
在党纲上都明确自己是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欧洲政党都是属于欧洲社
会主义传统的政党，但我们以往不承认这些欧洲国家的实践也是社会
主义实践，实际限制了我们自己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这是今天需要重
新检讨的。例如现在所谓的社会福利、劳工保障这些概念在西方是属
于社会主义传统的，不是资本主义本身具有的。贝尔指出，在“经济
领域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最基本含义就是，现代社会在决定经济政
策的优先性时，必须首先保证“社群”（community）的价值优先于个
人价值，社会的各种资源必须优先用来满足“社会最低需要”（social
minimum），以便使所有个人都能过上自尊的生活，成为社群的一个成
员。因此社会主义意味着“有一套劳动者优先的雇佣制度，有对付市
场危机的一定安全保障，以及足够的医疗条件和防范疾病的措施”。
问：但西方的福利社会这些年来都处于危机之中吧？
答：是这样，晚近二十多年来西方所谓新自由主义即经济放任
主义成为主导思潮，对全球包括西方国家本身都形成很大冲击。但我
们同时必须注意，无论美国英国还是德国法国，他们原先的社会福利
和劳工保障体制并没有受到取消或剥夺。我同时也想指出，中国改革
二十五年来的巨大成就，不能简单理解为仅仅只是引入了市场机制和
国外资本的结果，恰恰相反，中国以往的社会主义福利和社会保障机
制例如廉价的住房、医疗和教育以及退休金等制度都曾极大保护了中
国普通民众的“社会最低需要”。但晚近以来社会大众的不安日益明
显而普遍，其原因恰恰在于近年来的许多宣传和措施日益无视“社会
最低需要”这一社会主义原则，在国企改革、医疗改革、教育改革上
的教训都在提醒我们现在是需要认真重新检讨的时候了。
问：你的意思是中国的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
答：我以为不但中国，而且在全球范围都需要重新提出社会主
义理念和社会主义价值的问题。社会主义是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在
不同国家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各不相同，但其普遍的基本理念和基
本价值观念就是要保护大多数普通劳动者的权利和利益。全球都需
要用社会主义理念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来调节、规范现在的经济全
球化，否则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就可能变成只能是有利于少数大资本
和跨国公司，而不能有利于反而有害于全球的普罗大众。晚近二十
多年来世界各国包括西方国家都普遍出现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现象，
中国社会现在出现的民众不安感实际也是全球各国普遍的现象，重
新思考良性的全球化是全球共同的大课题。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应该积极研究社会主义传统，同时与全球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团
体交流合作，共同致力于探讨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理念和实践问
题。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正是中国最重要的软实力资源之一。
问：但在贝尔提出的这三种因素中，中国是否更需要自由主
义？你在1989 年《读书》上发表的“自由的理念”一文被公认是国
内最早论述自由主义的，但很多人认为90 年代以后你放弃了自由主
义，你现在还自认是自由主义者吗？
答：我认为中国学人最好放弃自我标榜的恶习，不要陷入这个
主义那个主义的名词之争。重要的是要研究现代社会的复杂构成和机
制，以及目前全球化时代不平衡发展和社会失序的问题。贝尔提出
三个因素的顺序是“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个顺序是
有其道理的。因为在高度市场化和资本的笼罩力量下，如果不首先坚
持社会主义的理念，那么所谓自由就很可能成为少数人的自由、富人
的自由、老板的自由，这就是我在1997 年发表的“自由主义：平民
的还是贵族的”这篇文章中提出的问题。自由是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价
值，就此而言，每个人都是自由主义者，至少每个人都想要他自己的
自由。但自由的问题同时也是现代社会特别困难的问题，困难就是要
保障每个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特别是绝大多数普通人的自由和权利。
中国在保障公民的个人自由和权利方面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我以为近
期内应该特别解决两个问题，一是目前我国在全国人大代表分配名额
上，严重歧视农村人口，每96 万农村人口选举一名代表，每26 万城
镇人口选举一名代表，前者是后者的4 倍，这种安排在下一届全国人
大时应该加以修正，必须保障农村公民和城镇公民在选举权和被选举
权上具有同等的权利。第二是应该研究把目前仍然在村一级的选举提
到县级的选举层面，可以通过试点来摸索实践经验。
问：所以你同意贝尔的顺序，即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
答：不，我个人现在的价值顺序是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
主义。贝尔所谓文化保守主义自然是强调西方人要尊重西方本身的
文化传统，而我的文化保守主义则自然是强调要尊重中国自身的文
化传统，这就是以儒家为主干的中国古典文明精神和价值。我日益
认为，在中国，只有首先坚持社会主义理念和价值，自由的理念和
价值才能真正建立，如果放弃社会主义，自由在中国就很可能成为
少数人的自由、富人的自由、老板的自由，而不是最大多数劳动者
的自由。同时，只有在坚持中国文明自主性的前提下，自由才可能
真正在中国生根，否则所谓自由很可能只是买办主义、半殖民地主
义和自我奴化的别名。简言之，中国必须在坚持中国现代社会主义
传统和中国古典文明传统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发展自由主义。这就是
为什么我现在的价值顺序是：社会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
问：为什么顺序不是文化保守主义、经济社会主义、政治自由主
义呢？按你的思路，似乎应该是特别强调中国文明传统的优先性的？
答：中国古典文明的理念和价值是需要社会政治制度的支撑的，
不可能凭空地存在。中国这套文明价值从前是以中国传统社会政治
制度来支撑的，传统社会秩序在晚清就瓦解了。现在中国的古典文
明理念和价值需要依赖中国现代的社会主义制度来支撑和保护。这
里应该同时指出，中国现代社会主义传统同时也是反对帝国主义和
反对殖民主义的传统，是坚持中国文明自主性的传统，我相信，如
果中国放弃了社会主义，实际只能沦为半殖民地，也就根本不可能
再保存中国古典文明传统。因此，在今天的条件下，坚持中国社会
主义传统是坚持中国古典文明传统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我现在可以正面来回答你提出的关于软实力的问题了。首先，
软实力必须具有普世价值，社会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都是普世价值，
但各国的社会主义内容和保守主义内容则各有不同。什么是中国的
软实力？我的回答是，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和中国的现代社会主义
传统是中国最基本的软实力资源。首先需要明确，所谓软实力，不
是你想有就有，也不是你想做就能随便硬做出来的，而要首先看你
自己到底有什么东西，有什么传统。因此，要谈中国的软实力，我
们就得首先问自己，我们中国人有什么自家的东西，自家的传统？
答案实际是非常清楚的，第一，我们有以儒家为主干的“儒道佛互
补”的中国古典文明传统，第二，我们有现代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
传统。但现在的问题是，首先，近百年来我们不断地否定、贬低甚
至妖魔化自己的中国古典文明传统，其次，近年来又有相当强烈的
完全否定中国社会主义传统的倾向。但否定了中国的古典文明传统，
又否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传统，那中国还有什么东西呢？还有什么
中国的软实力可言呢？否定了这两个主要传统，那么中国的大地上
自然就只有美国的软实力、日本的软实力、韩国的软实力，而没有
什么中国的软实力。
问：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认为，中国的软实力的资源主要就在于
中国古典文明传统和中国现代社会主义传统？
答：也可以简单概括为，中国的软实力在于“儒家社会主义”。
事实上，应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
共和国”。首先，中华的意思就是中华文明，而中华文明的主干是
儒家为主来包容道家佛教和其他文化因素的；其次，“人民共和国”
的意思表明这共和国不是资本的共和国，而是工人、农民和其他劳
动者为主体的全体人民的共和国，这是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因此，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际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发展中国的软实
力，就是要深入发掘“儒家社会主义”的深刻含义，这将是我们时
代的最伟大课题。
2005 年12 月
书摘二
康有为与保守主义问题
[1]
陈少明兄要我过来说两句，但是让我做主题说明实在是不敢当。
我在来的路上才看到这些论文，现在只能说点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
想法。
我觉得晚近这几年学界对康有为的兴趣似乎明显在增长，已有
一些专著出版，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即将出版的成稿。我相信，我
们今天这次会议对下一步康有为的研究肯定会是一个很大的推动。
大家都知道，对康有为的评价，无论在中国内地还是在港台甚
至海外，实际上历来基本口径都比较一致。大体来说，就是比较肯
定甚至推崇康有为的前期，肯定他前期的变法思想和变法实践，但
同时基本上全盘否定康有为以后作为保皇党的改革思想和实践。我
个人相信，今天或者今后康有为的研究，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
化，如果我了解不错的话，近年比较不错的康有为研究正好反过来，
即对戊戌变法之后的保守派康有为有更多同情的了解，甚至比较多
的肯定。反过来说，今后可能会对他前期有更多的批判的考虑。我
想这可能是目前康有为研究与以往比较不同的一个地方。最近几年
看到的论著基本都比较集中在对后期康有为作同情的阐释和理解。
我想，这大概是在中国当前的情况下，重新再思考当年保皇派
对革命问题的反省；这种再思考也可以看成是对保守主义的再思考。
康有为大概是一个前后一以贯之反对革命的人。他之所以要保
皇帝，保君主，基本上是希望中国避免法国大革命的道路，走上英
国、日本式的非革命的改良道路。在这点上，似乎晚清只有他一个
人前后一贯，不遗余力，其他人包括梁启超都从来反反复复。对于
法国大革命的路线可能会造成的严重后果，康有为比任何人都认识
得更清楚。从他前期给光绪帝的上书谈各国政治到后期他那些海外
游记的比较政治思考，他对世界各国政治史的认识，对政治变革的
认识，可能比今天很多人还要深刻。
当然，当时保皇党与革命党的争论是以政治的方式展开的，孙
中山以后的中国，二十世纪的中国，基本上是一个革命的中国。这
也是为什么康有为的政治保守主义以后必然被全盘否定。我们现在
是在革命一百多年的历史基础上，重新反思这段历史。但我想在这
里提醒，我们不要陷入一个悖论和怪圈。我个人认为，假如今天仅
仅以康有为的保守主义来反对和否定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这未免
太幼稚，不是政治成熟的表现，而可能陷入一个怪圈，就是实际是
继续以革命的态度来反对革命。我个人比较关心的是，如何在一个
后革命的社会重新培养一个健康的保守主义心态和态度，培养一种
以保守主义的、渐进改良的态度看待目前问题和社会变革的方式。
这当然只是我个人的一个看法。我比较忌讳的是，以一种似乎是同
情后期康有为的保守主义姿态，实际上却仍然是在延续一百多年来
的激进主义革命心态。我认为，历史发生的事情已经发生，重要的
是，在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在百年革命以后，如何以一种比较稳健
的态度，来建立一种健康的保守主义。
从这样一种保守主义立场出发，可能下一步更重要的问题，仍
然是会涉及对前期康有为的评价，特别是《孔子改制考》。我个人认
为，从中国思想史上说，两三千年以来恐怕没有一本书像《孔子改
制考》那样，破坏性如此之大。不太夸张地说，《孔子改制考》基本
上象征性地颠覆和终结了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传统。比如，以后中
国新史学的奠基人顾颉刚先生在自传中就说，他在小时候看到康有
为的《孔子改制考》，从而认为中国古代的一切都是不可信的。对于
这样一种对中国古史和文明传统采取完全否定性的态度，《孔子改制
考》的影响是非常非常之大。我们今天恐怕很难理解，当时《孔子
改制考》对很多士人意味着洪水猛兽。这一点，对于我们今日重新
思考儒家传统非常重要。
我以为，康有为的一个麻烦或许就在于，康有为虽然尊孔，但
似乎往往是在尊孔的名义下，掏空了儒家文教传统一切具体的东西，
似乎往往走向一种“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他晚年提倡孔
教、国教，但可以说孔教和国教的思想早在《孔子改制考》中已经
有其端倪，因为“素王论”本身必然会导致这个走向。我个人觉得，
我们对《孔子改制考》为代表的前期康有为对孔子和儒家的诠释，
包括对晚清公羊学的基本倾向和趋势，都应有更多批判性思考和讨
论，而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从肯定变法而肯定晚清公羊学一直到康
有为的“末世儒学”。例如晚清公羊学中“三世说”几乎变得非常随
心所欲，你想什么时候“三世”就“三世”，实际上无非是主张你想
怎么样变法就怎么样变法，几乎有这样的倾向。我比较希望有更深
刻的研究来批判地讨论这类“末世儒学”。
简单说，我的基本看法是，康有为虽然在政治上是保守主义的，
但在思想文化问题上却是极端激进主义的，而且这种思想激进主义
似乎贯穿从早年康有为到晚年康有为的整个一生。因此，从我的保
守主义立场看，整个晚清公羊学到康有为的“末世儒学”都是非常
可疑的，这种“末世儒学”似乎更多是对儒家传统的偏离和背叛，
是否能成为健康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很值得慎重考虑。
我觉得，这背后隐含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晚清公羊学以及康有
为的《孔子改制考》或多或少有一种政治万能的倾向，总是过分地
让学术和思想服从于实际政治的需要。也就是，不是维护思想、学
术的相对独立性，独立于具体的政治流变，而是以政治大变为前提，
来规范思想学术的走向，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对我们今天仍然
会是一个教训。我个人仍然认为，儒家真正的精神，是非常缓慢的
通过教育的努力而逐渐正人心，齐风俗，而不是期待很快的政治改
革的具体效果。这是“大政治”与“小政治”的分野。这大概也是
我个人这些年只做教育这一件事的基本想法。我大概说这么几点，
供大家批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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