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 - 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 著，廖涵缤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香港大書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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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左道：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

書城自編碼： 3239738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哲學/宗教→宗教
作者：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 著，廖涵缤译
國際書號(ISBN)： 9787520125154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8-09-01

書度/開本： 32开

售價：HK$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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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左道》是一本深入研究中国宗教文化中左道之地位的著作。本书概述了从商代至明代中国宗教文化的主要发展过程，着重于中国宗教文化中的邪魔，那些在命运之外朝着不良方向引导人类生活的力量。万志英认为，中国宗教信仰和实践的历史过程呈现两种基本倾向，一方面是佞神和驱邪，另一方面是相信宇宙中道德平衡的作用，这两种基本倾向总是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并且两者都受到邪魔力量，即具有邪恶本性的神祇和精灵的侵扰。这两种根本倾向对中国宗教文化产生了持久影响。

內容簡介：

对当代中国人而言，财神一直是家庭祭仪和新年礼俗中的标志性神祇，对财神的崇拜是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尽管供桌上的财神神像十分常见，但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财神信仰根源为何。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著名汉学家万志英以大众或通俗宗教为大框架，审视了五通（财神）信仰的缘起和漫长演变。这份时间跨度长达三千年的研究，充分展现了中国宗教文化中神灵的邪恶面，及其在道德上的暧昧与矛盾，使我们得以窥视不同时代背景对普通人生活和思想的影响。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著名汉学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教授，耶鲁大学博士，主要研究10～18世纪的中国经济社会史、全球经济史、东亚海洋史。编有《中国史上的宋元明过渡》（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著有《财源：1000~1700年的中国货币与货币政策》（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 1000-1700）、《从古代到十九世纪的中国经济史》（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 from Antiq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等。
译者简介
廖涵缤，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与文学专业文学学士，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哲学硕士。

导言
第一章远古中国的祖先、鬼和神
第二章汉朝的亡者崇拜和救世信仰
第三章山魈
第四章疫鬼与瘟神
第五章中国宗教文化在宋的转型
第六章五通：从魔到神
第七章财富的魔力
结语

內容試閱：

（节选自《左道》导言）
鉴于此书本质上研究的是那些被反复讲述的故事，因此以一个故事作为开篇甚为合适。下面这则轶事于1194年发表于洪迈《夷坚志》中的第十一册。洪迈编录了许多古怪奇异的故事，据他说向自己讲述这则故事的人是从统治中国北方的金朝逃难而来的朱从龙，这个名字只在《夷坚志》中出现过。这则故事发生的时间不详，但朱从龙向洪迈转述的其他故事都发生在12世纪40~50年代，因此它或许也发生在这一时期。
商贩刘庠十分幸运地娶了美貌的郑氏为妻，但生意做得不太好。他因贫困而憔悴落魄，长期与损友在酒馆中消磨度日。郑氏被弃在家中，忍饥挨饿，深受孤独寂寞之苦，对丈夫生出了怨怼之情。一日她忽然发烧，虽然几天后稍有好转，但她仍然独自坐在卧房之中，睁着眼却一句话不说，每当她的丈夫想要靠近时，她就会对其怒目而视、冷嘲热讽。刘庠变得更加沮丧，彻底离家远去。郑氏则将自己关在屋里，不再见客，但从屋外常常可以听到她似乎在和谁窃窃私语。他们的家人于是在墙上挖了一个孔对她进行窥视，但没有发现任何人。
一段时间之后，刘庠终于返回家中，甫一进门便惊奇地发现屋里堆满了金币和上品丝帛。他问妻子从哪里得来了这些财物，妻子回答说，最近数月，每到更深时分便会有一自称五郎君的青年前来与她共寝，他看见的所有财物都是五郎君送给她的，她不敢向他隐瞒此事。虽然刘庠对妻子的不忠感到十分愤慨，但长期忍受贫困之苦的他终于看到了解脱的希望，因此他发现自己很难开口责备她。随后某日，这位陌生的访客于光天化日之下出现了，他告诫刘庠不得再与郑氏过夜。刘庠在畏惧中答应了他的要求，另外找了寄宿之处。
这位神灵带给郑氏的财富使刘庠心存敬畏，他为其铸了一尊铜像，每日早晚都要对神像顶礼膜拜。不久，神灵为刘庠另寻了一位妻子。刘庠一直没能生出儿子，于是他向五郎君祈求帮助，五郎君偷来了地方官西元帅的第九子帮他传承香火。西元帅为了找回儿子，提供了一笔丰厚的赏金。刘庠的一位女邻居恰好在他的家中看到了裹着锦缎的婴儿，她心生疑窦，不认为一个贫穷的商户人家养得出这样的孩子，于是将这一消息告诉了西元帅，领走了赏金。然后，刘庠与郑氏均被捕入狱，他们的财物也被悉数没收。
五郎君因此感到震怒，召来了一群鬼怪，命它们打开狱门，救出刘庠夫妇，同时放走了其他所有犯人。西元帅同样大怒，第二天又重新抓回刘庠夫妻二人，对其施以棰楚酷刑。当晚，五郎君又放出刘庠夫妇，纵火将西元帅的府邸全部焚毁。砖瓦如雨点般落下，致使无人能靠近把大火扑灭。无可奈何之下，西元帅服了软，答应人们可以继续祭拜五郎君，并发誓今后将不再治刘庠和郑氏之罪。故事最终以五郎君对郑氏的占有结束了。
五郎君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五通，他是洪迈时期的宗教文化中人们十分熟悉的一位神灵。在留存至今的《夷坚志》中有二十多个故事都提到了这位邪神。对于民间对五通神不屈不挠的供奉，与上述故事中的西元帅相似的公共秩序维护者感到十分震惊，在他们眼中五通神违背了忠、贞、顺等备受推崇的价值观。虽然洪迈本身就精通儒家经典，但他的故事以淫邪之神在秩序之力面前的大获全胜为结局，这有违邪不胜正的儒家基本原则。许多儒学家对洪迈记下的这类涉及鬼神之力的故事嗤之以鼻，认为它们不过是愚昧乡民不着边际的东拉西扯；然而对于那些利用左道迷惑臣民的人，朝廷始终保持警惕。
左道是正道这一治理良序社会必不可少之要素的对立面，自帝制初期起，它就常被用来描述巫觋们的异端邪说。在成书于汉代（前202年~220年）的《礼记》中，《王制》一文视借助左道的行为为罪大恶极：

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此四诛者，不以听。

在这个段落列举的四项罪名中，左道一词出现在第一项，严格说来它似乎指政治上的权术阴谋，尤其是意图欺君的不臣之臣谋求私利的伪善之言。相较之下，另外三类罪行都与旨在惑众的妖术、谶术、卜筮之术有关。久而久之，左道也同巫蛊联系在了一起。公元前1世纪，在控告朝廷命官不道之恶的诉状中，上述引文中的执左道曾多次出现。在其他例子中，左道被用来指代方士们对君王的谄媚逢迎之语。在对涉嫌用巫术更精确的说法是咒诅伤害或杀害皇帝或其他皇室成员的宫廷命妇施以死刑的奏章中，关于执左道的控诉尤其引人注目。前18年，汉成帝废后许氏的姐姐许孊因对皇帝的新欢使用巫蛊之术而被处死，对她的指控特意点出她犯了执左道之罪。到汉末，左道已经成了巫蛊的同义词。224年，汉朝结束后称帝的魏文帝曹丕颁布诏令，规定涉嫌行巫祝之术、非祀之祭者都将以执左道论处。在之后的律例中，执左道始终与巫祝相关。
在洪迈的时代，地方官员继续运用视左道为非法之举的法规治罪于巫术及反常的祭拜形式。在此一个世纪之前的1023年，一位名为夏竦的知州在洪迈的出生地也就是今天的江西省理政时，使朝廷注意到了宣扬左道、自封神师的巫觋，他们在夏竦的辖区乃至整个南方都非常盛行。夏竦报告称，这些江湖术士自称能召唤神灵治愈疾病，不许亲属给病人喂食喂药，甚至不允许他们与病人共处一室。师巫们搭起神坛，放上魑魅的塑像或画像，试图以怪箓妖符驱走折磨病人的妖魔。在夏竦眼中，最令人厌憎的现象，莫过于人们将襁褓中的婴儿托付给这些巫觋，然后巫觋将他们培养为门徒，传授他们妖法，希望他们长大后接自己的班。夏竦声称自己已在辖区内抓捕、揭穿了师巫一千九百余户，他呼吁朝廷严赐条约，惩戒左道、妖言以及恣行邪法。然而洪迈关于五郎君的描述表明，虽然类似的治罪时有发生，但人们对神魔对日常生活的持久影响深信不疑，政府官员没能成功消除这种迷信。
虽然对于以单个神灵为核心的祭礼的起源和发展，研究中国宗教的历史学家们已付出了相当多的精力，但他们对神灵世界中的妖魔鬼怪还不够关注。在中国的宗教文化中，类似于基督教中撒旦的恶的化身是不存在的，善势力与恶势力在中国人想象的神灵世界中也并非那么泾渭分明。厄运可能源自难以预测、无法扭转的命运安排，但人们往往将其归咎于妖魔鬼怪的作祟。之后流传下来的奇闻怪事与民间传说则揭示，这些可被统称为妖魔鬼怪的灵物，实则占据了神灵世界中与人类联系最紧密的部分，也因此对常人的日常生活造成了最大影响，然而历史文献中很少有关于它们的记载。没有人为最令人不喜的神魔设立神龛，或者说它们的神龛被排除在了官方历史记录之外，叙述相关信仰的文字通常明显受到刻板印象影响，很难帮助我们了解真实的信仰与崇拜情况。本研究将在中国宗教文化发展演变的大背景中检视五通神信仰的历史，希望以此填补中国宗教研究中的这一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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