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利安S. 科贝特爵士，20世纪初伟大的海军历史学家之一，他的作品被海军历史学界奉为经典。然而，在他的著作中，有一本却从来没有面世的机会，这就是《日俄海战19041905》。1914年1月，英国海军部作战参谋部的情报局（the Intelligence Division of the Admiralty War Staff）发行了该书的*卷（仅6本），其中包含了来自日本官方报告的机密信息。1915年10月，海军部作战参谋部又出版了第二卷，其总印量则慷慨地超过了400册。虽然被归为机密，但在役的海军高级军官却可以阅览该书。然而其原始版本只有几套幸存，直到今天，公众都难以接触这部著作。学习科贝特海权理论不仅可以促使我们了解强大海权国家的战略思维，而且可以辨清海权理论的基本主题，使中国的海权理论研究有可借鉴的学术基础。虽然英国的海上霸权已经被美国取而代之，但美国海权从很多方面继承和发展了科贝特的海权思想。如果我们检视一下今天的美国海权和海军战略，可以看到科贝特理论依然具有生命力，仍然是分析美国海权的有用工具和方法。
本书的内容包括战争的起源、双方的作战计划以及战前关系持续紧张时期，并介绍了至1904年9月的第一周之前，双方作战行动的基本脉络。从逻辑上说，这一周也标志着战争第一阶段的完结，因为到此时，日军的原始作战计划已经失败：他们在8月10日和14日的两场海战都没有大获全胜，对旅顺港的攻势也宣告失利，而在辽阳歼灭俄军的企图也没能得逞。
以研究对象和战场地理环境论，这场战争基本可以被归入海战的范畴，但在这个阶段，陆战和海战的关系又十分密切。正是因此，本书将不只会从海军视角审视战争或是详细描绘每场海战，还会紧随地面战场的局势，来阐明两个战场的相互关系。
对地面作战，目前几乎没有独立的研究作品。我们主要参照的是英国的官方战争史（在引注中以C.I.D.表示），但也有南山之战等例外。在这些部分，其他材料提供了更翔实的细节，并对地面战场在联合作战中的作用做了更详细的阐释。
另外，我们利用多方提供的丰富资料，对参战舰队进行了全新的审视。其中尤其以日本海军军令部（Japanese Naval Staff）编纂的详尽史书①最为关键，虽然该书是严格保密的，但在仅限海军军官参阅的前提下，它已被日本政府慷慨地提供给了海军部。在海军情报局的指示下，海军讲师奥斯瓦尔德塔克完成了一份译本，它保存在海军部内。在本作的引注中，该书将以日本战史极密版 （Japanese Confidential History）的提法出现。
另一方面，该书并不是一部欧洲概念中的通史，其中只有对各舰队、战队、驱逐队和艇队每日行动的精确记录。从这个角度，它更像是对事件的纯粹罗列，其中更多的是事实，而极少存在评述，另外还在字里行间还夹杂着一些对部署原因的简单暗示。也正如此，它只能算是一部以时间为主轴的各部队行动报告的总集，对各个战场的描写也是孤立的。不过，虽然本书没有全面地观察战争，也没有把各个环节联系起来，但在构建历史方面，它依旧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
对某些重要事件，我们还获得了指挥官的原始报告，在几个重要节点上，它们的阐释更为详尽。在附注中，这些贵重文件将以_____的报告表示。
有第一手资料后，官方公报的价值自然会降低，因此，本书只对其做了有限的参考。
虽然信息并不全面，但本书的参考资料只在两个领域存在重大欠缺，即战争的起源和联合作战。但是，后者却部分被俄国海军部翻译的、由日本官方公开发行的海军史①填补了。另外，其注释中还增加了一些在场俄国军官的宝贵记录。由于某些地方翻译不佳，我们使它与日文原版进行了核对。需要指出的是，法军总参谋部也在翻译这部作品，并将其命名为《日俄战争的海上作战》（Oprations Maritimes de la Guerre Russo-Japonaise）。在本书的引注中，它将用日本战史公开版（Japanese Published History）表示。
俄罗斯方面，当本书问世时，依旧没有官方的海战史著作出版。事实上，除了俄国海军部在初步研究中编写的事件简表之外，我们并没有其他资料可供参阅。然而，单就作战计划和战时命令而言，俄国总参谋部编纂的陆军战史还是提供了很多帮助，其中包括海军的命令、军事会议的纪要以及总督和总司令同旅顺指挥官的通信。事实上，它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部综合历史书籍。该书正在由法军总参谋部编译，在本书的引注中，它将用俄国陆军战史 （Russian Military History）表示。
由于此书没有专门叙述海战，故我们还从其他的俄国来源获取了大量资料，这些资料均由海军陆战队轻步兵团（R.M.L.I.）的E. Y.丹尼尔少校搜集、整理和翻译。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海军文集》（Morskoi Sbornik）和《俄国旧事》（Ruskaya Starina）杂志的系列文章。其中前一本杂志可谓具有官方背景，作者在许多地方向俄国海军历史协会表达了感谢。但遗憾的是，在本书发行时，该系列文章内容并没有完全涵盖第一卷涉及的时期。至于后一本杂志，则提供了海军军事委员会（Naval Councils of War）关于旅顺战役的宝贵报告。
而在个人作品中，最有价值的是博布诺夫海军上校（Bubnov）的《回忆第1太平洋舰队和海军陆战队的作战》（Reminiscences of the First Pacific Squadron and Operations of the Naval Brigade）。不过，由于作者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指挥海军驻防部队，对于海上作战，他的资料主要是二手的。另一些更有名的著作，如西蒙诺夫海军中校（Semenov）的《代价》（Rasplata）和斯蒂尔海军上尉（Steer）的《新贵号》（Novik），尽管它们提供了俄国舰队内部情绪和士气等有趣信息，但与真正的历史材料相比，它们在内容的准确性上和对局势的把握上都存在问题。有些高级军官的著作同样非常出色，其中，特列季亚科夫上校（Tretyakov）的《南山和旅顺口》（Nanshan and Port Arthur，由皇家炮兵中尉A. C.阿尔福德翻译），还有冯施瓦茨上校（von Schwarz）和G.罗曼诺夫斯基上校（G. Romanovski）的《旅顺口保卫战》（La Dfense de Port Arthur，由法军炮兵少校J.勒普瓦夫尔翻译）就是极好的案例。由于特列季亚科夫上校曾指挥了南山和203高地的战斗，其他两位军官也都在现场，因此他们的著作可以称得上是权威的第一手资料。不过，他们也只提到了直接支援陆军的海上行动。
在英国方面的资料中，对研究海上和联合作战最具参考价值的，是大量编纂成册的来自各位武官和其他外交人员的报告。但除此之外，我们也参考了未编纂入册的报告以及外交部和海军部的秘密通信，这些对介绍战前阶段的历史特别有意义。另外，上述资料还得到了相关官员提供的信息作为补充。
由于没有通行的音译规范，在转译地名时，我们遭遇了许多困难。其中最接近规范的是帝国国防委员会历史办公室（the Historical Section of the Committee of Imperial Defence）给出的通例。然而，虽然优点众多，但为照顾海军军官，我们更多参照的是航海指南（Sailing Directions）和海军部的海图，并在最大程度上与其保持了一致。
在表示舰队组织结构的术语上，规范的缺失也导致了类似的困难。为尽量避免混淆，我们在文字样式上做了区别。其中，舰队麾下的战队或分舰队（Division，主要由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写作第1支队（First Division）或第3战队 （Third Division）。至于驱逐舰和鱼雷艇（水雷艇）①组成的分队，开头没有大写，番号也用数字表示：如第2驱逐队 （2nd division）或第10水雷艇队 （10th division）等。陆军的师或师团，则开头大写，番号使用罗马数字，如第3师团（IIIrd Division）和第7师（VIIth Division）。
在编写体例上，读者会发现，本书采用了以时间为主轴的叙述方式，并试图把海上和地面战场统一包含在渐进式的叙事中。虽然这和各国总参谋部修史的做法背道而驰，并给编纂工作带来不少困难，但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表达战争各环节的相互作用时给读者一种清晰的感受，让肩负领导和指挥使命的军官产生正确的认识。不过，这绝不是试图对他们的决策和行为进行诱导或是施加额外的影响。
出于类似原因，我们还没有把观点放在结尾，而是选择了夹叙夹议的写作手法。通过这种写法，读者可以随着战争的进程，更好地理解战争的各个阶段，并透过参战军官的视角，更准确地评判每个决策或每场战斗。至于这种写法的另一个好处，是让军官能在对事件记忆清晰时，便开始思考，并得出看法。另外，由此产生的评论也更有针对性和具体性，方便读者权衡利弊。至于那些放在结尾的观点，不仅可能沦为泛泛之谈，而且常常漏洞百出，这实际是一种后见之明。
在本书中，只有一个领域没能达到上述标准这一领域就是参谋作业。尽管该环节对两栖作战尤其重要，但由于缺乏信息，本书的叙述很难称得上全面。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从交战双方手中得到权威或详尽的资料，其中日方资料更是让人遗憾。在涉及日军大本营（Imperial Staff）、海军军令部（Naval Staff）、参谋本部（Military Staff）及各自主官的关系时，我们遭遇了不小的麻烦，许多领域仍有待全面考察。恐怕只有在针对相关事实的全面研究问世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做出一个大致正确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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