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 理解中国文学
中国古典文学作为传统文化产物在当代的接受
中国小说与美国批评关于结构、传统与讽刺的反思
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科学研究答普实克教授
II 传统戏曲
熊译《西厢记》新序
汤显祖笔下的时间与人生
III 传统与早期现代小说
战争小说初论
书评：《〈红楼梦〉的原型与寓言》
文人小说家和中国文化《镜花缘》新论
新小说的提倡者：严复与梁启超
《老残游记》新论
《玉梨魂》新论
IV 现代小说
《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导言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
残存的女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注释
內容試閱：
序 言
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五十六年，用三年半的时间拿到耶鲁的英文博士，又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赞助下花三年时间写了一部《中国现代小说史》，后来在密歇根大学当了一阵中文客座讲师，接着又去了另外两所大学教了五年的英文。接下来的三十年里，从19611962年的匹兹堡大学，到19621991年的哥伦比亚大学，我都在教授中国文学，书写有关中国文学的文章。1992年7月，我因心房纤颤在医院里住了十天，自此便不再以美国汉学家的身份在学界活动，尽管最近三四年，我的身体慢慢好转，也开始越来越多地用中文写作了。
本书收录了十六篇关于中国文学的评论文章与研究论文，都是我在哥大任教时发表出版的，也都是我希望传下来的。第一部分的三篇文章从批评的角度研究中国文学，探讨中国文学的实质与意义，同时检视西方学者欣赏、评价中国文学的角度和方法。第二部分的两篇文章以传统戏曲为题，一篇研究《西厢记》各版本的年代先后，另一篇则讨论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五部戏曲作品。第三部分内容比较广泛，包括一篇讨论《红楼梦》研究专著的书评，四篇新论分别研究演义小说和清代至民国初年的三部小说，外加一篇关于两位新小说倡导者的论文。第四部分收录五篇文章，但只有写端木蕻良《科尔沁旗草原》那篇可与第三部分的几篇好文章相提并论；《残存的女性主义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还不错，主要探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女性的生活状况，论点虽无差误，但字里行间透出了一点欲说还休的顾虑。这一部分余下的三篇都是小说选集的导论或前言。不过，我显然擅长进行简洁而具有说服力的总结。总体来说，我对作品、作家的评断标准一向都是好作家应当是语言的艺术家，能捕捉特殊的人类困境。除了《隋史遗文》的前言用中文外，我撰写的关于传统小说、戏曲的论文都是用英文，为的是与我的美国同僚交流切磋，而我为上述几部小说集所作的前言或导论都是为学生而写的，受众不同自然文章也就各有深浅。若有兴趣看看我对陈若曦、白先勇、於梨华等当代作家的评价，可参看我写的一些中文评论。《黑色的泪》（Black Tears）本身不长，我的导论也就相对简短，不过我对彭歌所有现存的小说曾经作过一篇中文评论文，最初收录于1987年出版的《夏志清文学评论集》，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拿来翻一翻。
正因为我读英文博士时曾读过大量英译的欧洲文学，所以当我有机会以终身教授的身份讲授、研究中国文学时，我也希望能够同样精通中国文学。执教之初我讲了一门元杂剧的阅读课，最后到退休的时候，我与高克毅合编的一部元杂剧选集也终于将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付梓出版了。这部选集收录的作品，一部分由我的学生翻译，另一部分则是即将发表于杂志《译丛》（Renditions）的译稿，此外，同样任教于哥大的商伟教授亦将为选集撰写导论并校订译文。1966年，我受邀参加伊利诺大学的明代思想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发言，此前我已在哥大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年的明朝研讨会，于是放弃了研究明代小说的想法，决定撰写一篇关于明代戏曲家汤显祖的文章。我花了一年时间读完了汤显祖的五部戏曲作品，以及大量有关汤显祖的文献资料，终于写成了Time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in the Plays of Tang Hsien-tsu（《汤显祖笔下的时间与人生》）一文。后来，百慕大中国文学会议发出征稿通知，我有意再作一篇明传奇的论文，趁我还算年轻，少说还能再研究十部明代戏曲（明代戏曲的标准本中包含六十部作品【应指《六十种曲》编注】），这样一来便也能算在这个领域小有成就了。然而事与愿违，我的一位同事兼好友也打算作明传奇，便劝我继续研究小说，于是我便放弃了钻研明代戏曲的计划，写了一篇分析演义小说的文章，也算是首创吧。后来我给研究生开中国文学的课，在70年代中期设计了一套三年制的课程，第一年读唐宋诗词，第二年元杂剧与明清戏曲，第三年是小说的阅读研讨课。这样不仅能拓宽学生的知识面，而我自己在研究现代白话文学时若没甚进展，至少也能与前朝的作品不断邂逅。
一个学者若对自己专攻领域无论是元杂剧还是现代小说之外的中国文学所知甚少，那他便无法将中国文学之优美作为一个整体考虑从而提出问题。这也未必是件坏事，毕竟这样便无须为一些宏大的难题所烦扰。但我早年一直攻读英文博士，对西方文学传统也算精通，脑海里便始终盘桓着两个挥之不去的疑问：中国传统文学到底有多好？中国传统文学又如何与丰富的西方文学传统相抗衡？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出版后，引起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汉学家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教授极大的不满，他自称是共产主义中国的朋友，与延安、北京的许多著名作家私交甚笃。他读到我书中一些反共的言论，气急之下便在欧洲知名学报《通报》上发文，把我这本书批得体无完肤。我迫得奋起作辩，不然我在批评界、学术界的声誉恐怕就要毁于一旦了。1968年，我的《中国古典小说》（The Classic Chinese Novel）面世，极获好评，越来越多年轻学者也由此开始认真地研究书中讨论的六大小说了。但他们在阅读这六本小说的同时，往往不相信自己的初步感受，因而埋头传统批本，希望借此摸索出书中的微言大义。此外他们还同时向新兴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找寻灵感与启发。我对这种阅读研究方式无法苟同，理由与根据都写在我对浦安迪（Andrew H. Plaks）《〈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言》（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的书评中，初刊于1979年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本书亦有收录。
后来，应李鹤株（Peter H. Lee）之邀，我为于1983年举办的东亚文学国际会议撰写了《中国小说与美国批评关于结构、传统、讽刺的反思》（Chinese Novels and American Critics： Reflections on Structure, Tradition, and Satire），并在文中细述了我跟芮效卫（David T. Roy）和浦安迪两位教授意见相左之处。文章发表后，芮效卫、浦安迪并没有回应，前面提到的普实克也没有再作辩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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