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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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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首部完整披露中国共产党诞生真相的巨著，解读秘密档案，披露九十年前中共建党的纷纭真相；还原历史细节，揭秘中共早期领袖人物的命运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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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全景再现开天辟地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因后果。
★中国共产党是如何酝酿、诞生的？是如何从*初的几十名党员发展成为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大执政党的？是如何带领中国人民实现新民民主义革命的胜利、成为中国执政党的？本书将从中国共产党从何而来、如何建党的角度，解开这些谜题。
★首部真实展现中国共产党建党始末的纪实长篇，大视角揭秘中共早期领袖人物的命运沉浮，客观真实地再现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诞生、如何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
★全书采用“T”字型结构，既写横剖面——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的断代史，也写及纵剖面——中共一大代表们后来的命运和结局，给人以历史的纵深感。
★资料翔实、考据充分，书中较多使用了作者独家采访资料，采访对象中有罗章龙、包惠僧的夫人谢缙云、刘仁静的儿子刘威力、陈独秀的机要秘书郑超麟、陈望道之子陈振新等。文中还配有上百幅具有参考价值的历史照片，图文并茂，形象生动。
中国共产党从最初只有50多名党员，发展到如今拥有8000多万党员的世界*大执政党，深度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中国共产党当初是怎样诞生的，成为一个众所关注的话题。本书作者叶永烈以“地利优势”，在上海作了长时间细致的采访，又专程赴北京及嘉兴南湖访问，历经十余年考证，以客观的文字，创新的“T”字型叙事结构，娓娓讲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艰辛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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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叶永烈，上海作家协会专业作家，上海文史馆馆员，教授。1940年生于浙江温州。196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1岁起发表诗作，19岁写出第一本书，20岁时成为《十万个为什么》主要作者，21岁写出《小灵通漫游未来》。
主要著作为150万字的“红色三部曲”（《红色的起点》《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与蒋介石》，展现了从中国共产党诞生到新中国诞生的红色历程），以及《“四人帮”兴亡》《邓小平改变中国》《他影响了中国：陈云》《中共中央一支笔——胡乔木》《钱学森》《陈伯达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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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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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章 追寻
红色“福尔摩斯”出了好点子
《往矣集》记述了如烟往事
“恒昌福面坊”原来是块宝地
毛泽东、董必武投来关注的目光
美国发现中共一大文献
在苏联找到了俄文稿
第一章 前奏
出现在奥地利的神秘人物
列宁委派他前往中国
“马客士”和“里林”名震华夏
《新青年》“一枝独秀”
蔡元培“三顾茅庐”
群贤毕至北京大学
初出茅庐的“二十八画生”
大总统的午宴被“五四”呐喊声淹没
“新世界”游艺场蹿出黑影
骡车载着奇特的账房先生去天津
第二章 酝酿
鲜为人知的“俄国共产党华员局”
来自海参崴的秘密代表团
乔装“新闻记者”访问李大钊
三益里的“四支笔”投奔陈独秀
渔阳里石库门房子中的密谈
张东荪和戴季陶抽身离去
陈望道“做了一件大好事”
添了一员虎将——李达
作家茅盾加入了“小组”
陈独秀出任“小组”的书记
第三章 初创
“S.Y.”和它的书记俞秀松
新渔阳里6 号挂起魏碑体招牌
刷新《新青年》，与胡适分道扬镳
跟张东荪展开大论战
《共产党》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
穿梭于京沪之间的“特殊学生”张国焘
“亢慕义斋”里成立了北京小组
罗章龙和刘仁静加入北京小组
第四章 响应
“毛奇”和新民学会
蔡和森从法国给毛泽东写来长信
“何胡子是一条牛”
湖北出了个董必武
陈潭秋、包惠僧加入武汉小组
山东的“王大耳”
水族青年邓恩铭
斯托诺维奇在广州找错了对象
北大三员“大将”南下羊城
陈独秀在广州建立小组
周佛海其人
周恩来赴法寻求真理
赵世炎加入旅法小组
第五章 聚首
维经斯基圆满完成来华使命
伊尔库茨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张太雷出现在伊尔库茨克
共产国际三大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密探监视着来到上海的马林
尼克尔斯基之谜终于揭开
“二李”发出了召开一大的通知
15 位代表聚首上海
“北大暑假旅行团”住进博文女校
查清中共一大开幕之日
第六章 成立
法租界贝勒路上的李公馆
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
一番又一番的激烈争论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大东旅社发生凶杀案
匆匆转移嘉兴南湖
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
陈独秀返沪出任中共中央局书记
中共二大在上海辅德里召开
国共携手建立统一战线
中共三大的主题是国共合作
第七章 锤炼
有人前进，也有人落荒
王尽美积劳成疾，心力交瘁
李大钊从容就义绞刑架
张太雷血染羊城
李汉俊遭捕后当天即被处决
邓恩铭“不惜唯我身先死”
何叔衡沙场捐躯
杨明斋死因终于大白
马林死于法西斯屠刀
陈独秀凄风冷雨病殁江津
陈潭秋被秘密杀害于新疆
沦为巨奸，陈公博千夫所指
卖国求荣，周佛海呜呼狱中
维经斯基花甲之年病逝莫斯科
李达在“文革”中蒙难
董必武“九十初度”而逝
毛泽东离世震撼世界
陈望道脱党又重新入党
“栖梧老人”原来是包惠僧
张国焘冻死于加拿大养老院
车祸使刘仁静丧生
终于找到尼克尔斯基的照片
尾 声 中国共产党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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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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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每当我徜徉在上海兴业路上，望着那幢用青砖与红砖相间砌成的“李公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肃然起敬之余，我又感到困惑：这样“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在漫长的岁月之中，还没有一部长篇细细描述？
作为上海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占着“地利”优势，我在1988 年冬开始着手这一题材的创作准备工作。
我进入“角色”之后，很快就发现，这一题材错综复杂，在当时有许多“禁区”，特别是对中共一大一些重要代表评价不一，所以造成多年来无人涉足这一重大题材进行创作。
当我来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时，他们的第一句话，使我十分吃惊：“你们上海作家协会又来了？！”
我一问，这才得知：在我之前，两位上海老作家早已注意这一重大的“上海题材”，先后到中共一大会址进行采访。
先是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老作家于伶在20 世纪50 年代进入这一创作领域。他当时遇到的最大难题是如何正确评价陈独秀。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写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法“绕”过陈独秀。在20 世纪50 年代，陈独秀还戴着“中国托派领袖”“右倾机会主义头子”之类的大帽子。不言而喻，于伶无法写作这一重大“上海题材”。
接着是上海作家协会的另一位副主席、老作家吴强在20 世纪60 年代着手于这一重大“上海题材”。吴强除了遇上于伶同样的难题之外，还多了一道难题：当时，中苏两党正在展开“大论战”，而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苏俄共产党的帮助下创建的。尽管赫鲁晓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并不等同于列宁领导的苏俄，但是在当时中苏“大论战”的形势下，这一题材仍是“麻烦”甚多。不言而喻，吴强和于伶一样，在做了许多采访之后，也没有写出作品。
就创作才华和创作资历，作为后辈的我，远不如于伶和吴强。我十分幸运的是，恰逢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对历史问题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使我有可能闯入这一久久难以涉足的创作领域。
我一次次访问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得到了热情的帮助。从最初找到这一会址的沈之瑜，到馆长倪兴祥、支部书记许玉林，研究人员陈绍康、陈沛存、俞乐滨、任武雄，还有档案保管人员，都给我以鼓励、支持。
我专程前往北京，访问了九旬长者罗章龙、王会悟，也得到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及其子女，还有包惠僧夫人谢缙云的许多帮助。中国国家革命博物馆李俊臣研究中共一大多年，与我长谈，给予指点。中国人民大学杨云若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专家，因病住院，她的丈夫林茂生教授陪我前去看望。她答复了我的许多疑难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李玉贞教授是研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专家，也给我以指教。
在所有的中共一大代表之中，唯刘仁静的资料最少。我求助于他的儿子刘威力，他逐一答复了我的有关问题。
我来到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与馆长于金良长谈，他非常详尽地介绍了中共一大在南湖举行闭幕式的情况。
上海的九旬老人、陈独秀的机要秘书郑超麟，亲历中共早期活动，尤其熟悉陈独秀的情况。我多次访问他，每一次他都不厌其烦地给予答复。
陈望道之子陈振新，陈望道的高足、复旦大学中文系陈光磊教授，上海市地名办公室，原大东旅社老职工孙少雄等，也给我以帮助。
我查阅了大量有关中共一大的回忆录、访问记、论文、人物传记、档案等中共党史专家们做出的众多的研究成果。本书是在中共党史专家们的研究基础上进行创作的。没有他们的细致的研究，就不会有这本书。例如，邵维正的几篇关于中共一大的论文，给了我很多启示。
中共一大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当时的档案所存甚少。中共一大的代表们虽然有很多人留下了回忆文章，但大都是事隔多年的回忆，而人的记忆力终究有限，因此对许多事说法不一。陈公博的《寒风集》中甚至把马林和“斯里佛烈”( 马林的原名) 当成两个人，而《包惠僧回忆录》中自相矛盾的地方也有多处。
尤为重要的是，由于这些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政见不一，回忆的观点也有明显分歧。大致上可分三类：一类是后来留在中国大陆的，如董必武、李达、包惠僧的回忆；一类是在海外的，如张国焘的回忆；另一类是成为汉奸的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仔细、慎重地比较各种回忆录，去除错记之处，剔除虚假，删去某些人的自我吹嘘，弄清某些难言之隐，这番“去伪存真”的功夫颇费时间，但这是必不可少的。我力避“误区”，尽量做到本书史实准确，因为所描述的是重大历史事件；然而，错误的窜入有时往往还是难以避免的。
本书采用“T”字形结构：第一章至第六章，写的是历史的横剖面，即1921 年前后，而第七章则是纵线，写了中共一大代表及与一大有关的重要人物自1921 年至谢世的人生轨迹，其下限一直写到1987 年刘仁静之死。另外，《尾声》一章以粗线条勾勒中共的历程。
这样的“T”字形结构，为的是使这本书有纵深感。
当本书正在写作之中，1990 年2 月12 日，我在上海作家协会出席专业作家会议，有关领导传达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意见：“希望上海的专业作家能完成一部关于中共一大的长篇，以庆祝中共诞生70 周年。”这一意见与我的创作计划不谋而合。《新民晚报》很快就报道了我的创作情况。这样，也就更加紧了本书的创作。
《红色的起点》初版本在1991 年1 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当时，正值中国共产党诞生70 周年前夕，而这本书在当时又是关于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唯一一部纪实长篇，正因为这样，书一出版，引起强烈反响，进入“热门书排行榜”前五名。数十家报刊选载、摘载、连载了这部长篇，内中有《文汇报》《羊城晚报》《报刊文摘》《文摘报》《海上文坛》《民主与法制》，等等。《社会科学报》则连载了作者关于《红色的起点》的采访手记。
1991 年6 月28 日，上海作家协会和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召开了《红色的起点》作品讨论会。作家、党史专家、评论家热情地肯定了这部纪实长篇。
中共党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杨云若教授指出：
“《红色的起点》一书收集了有关中共一大的大量资料，集中解决了若干含糊不清的问题，把党成立之前的有关事件和人物交代得一清二楚。全书才思横溢，文笔流畅，可读性很强，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的。它既是一本优秀的报告文学著作，又有极高的科研价值。”
多年致力于中共一大研究的中共党史专家邵维正教授指出：
“看了《红色的起点》，大有清新之感，这样生动地再现建党的历史，的确是一个突破。”
《红色的起点》在港台的反响，颇为出乎意料。
在香港、台湾，我曾发表过许多文章，出版过很多著作，但是《红色的起点》能够打入港台书市，出乎意料——因为这本书在海峡此岸，列为中国共产党建党70 周年献礼书。这样的献礼书，居然出人意料由香港和台湾出版社分别印行港版、台版。
最初，在1991 年7 月1 日，中国共产党70 周年大庆之际，香港《明报》月刊7 月号和台湾《传记文学》第7 期（及第8 期），分别发表了《红色的起点》的《序章》。
接着，香港印出了香港版本，书名用中性的书名《中共之初》。
接着，台湾版则用了《大机密》这样耸人听闻却又不具政治色彩的书名。
从《红色的起点》《中共之初》到《大机密》，反映了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三地出版界的不同视角和心态。
台湾版封面上印着红色的“大机密”三个大字之外，在书名旁边，还印着“国共真相?军政秘档”。封面上方，有一行醒目的字：“一举揭露70 年来国共政争的始源！”
这样一部充满神秘感的长篇，其实，就是《红色的起点》！
考虑到《红色的起点》是政治性很强的书，我与港、台出版社签约时，都说明如作修改，必须事先征得作者同意。对方遵守诺言，除了改换书名之外，内文一字不改，只是删去了原卷首语“谨以本书献给中国共产党70 华诞”，由我另写了适合港、台读者的卷首语。
台湾版的内容提要，是台湾出版商写的，印在封面勒口上。那措辞虽然是从台湾商业性视角写的，大体上还是可以的：
“15 个赤手空拳的年轻人竟然彻底改变了现代中国人的命运！”
“对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而言，1921 年7 月23 日至31 日，确实是不平常的一周。这一周是中国现代史上‘红色的起点’。”
“虽说那15 位出席中共一大的代表，在离开李公馆那张大餐桌之后，人生的轨迹各不相同，有人成钢，有人成渣，然而，中国共产党却在70 年间，从最初的50 多个党员发展到今日拥有4800 多万党员。中共不仅是中国第一大党，也是世界第一大党。中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占世界共产党党员总数的一半以上！”
“70 年前在上海法租界李公馆所召开的中共一大，虽只15 个人出席，却影响深远……”
这样的内容提要，一字不易，移作大陆版用，也未尝不可！
韩国一家出版社要出《红色的起点》的韩文版。他们说，韩国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执政党，所以对于韩国人民来说，要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先要了解中国共产党，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是怎么诞生的，需要读《红色的起点》。
在《红色的起点》初版本出版之后，我又对《红色的起点》作了许多修改和补充，使这本书不断以新的面目与广大读者见面。
2013 年1 月，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社出版了《红色的起点》英文版RED ORIGIN。
接着，在2013 年，美国全球按需出版公司Demand Global 出版了《红色的起点》法文版DE POINT DE DEPDRT ROUGE。
叶永烈
1990年5月23日 完成初稿
1998年6月7日 二稿
2014年6月24日 改定
密探突然闯入会场
7 月30 日，闷热的日子，即便坐在屋里一动不动，那汗还是不住地从毛孔中汩汩而出。
傍晚，彤云四涌，凉风骤袭，仿佛一场雷雨要从天而降。然而，俄顷风定云滞，一点雨也未落下来，显得益发热不可耐。
这些天，薛文淑上楼、下楼，常见到餐厅里坐满了人。餐厅的上半截为木条网格，所以上下楼梯时总能看到餐厅里的情形。只是李书城关照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她从不过问。
夜幕降临之后，餐厅里又聚集了许多人。
马林来了，尼克尔斯基也来了。
只是周佛海没有来，据说他突然大吐大泻，出不了门，只好独自躺在博文女校楼上的红漆地板上。
晚上8 时多，代表们刚在那张大餐桌四周坐定，马林正准备讲话。这时，从那扇虚掩的后门，忽地一个面孔陌生、穿灰布长衫的中年男子闯入餐厅，朝屋里环视了一周。
李汉俊发现这不速之客，问道：“你找谁？”
“我找社联的王主席。”那人随口答道。
“这儿哪有社联的？哪有什么王主席？”李汉俊颇为诧异。
“对不起，找错了地方。”那人一边哈了哈腰，一边匆匆朝后退出。
马林的双眼射出警惕的目光。他用英语询问李汉俊刚才是怎么回事，李汉俊当即用英语作了简要的答复。
砰的一声，马林用手掌猛击大餐桌，当机立断：“一定是包打听！我建议会议立即停止，大家迅速离开！”
代表们一听，马上站了起来，李汉俊领着大家分别从前门走出李公馆。平日，李公馆的前门是紧闭的，这时悄然打开……
那个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究竟是谁？这曾是一个历史之谜。
包惠僧回忆那个密探是“穿灰色竹布长褂”；
李达说是“不速之客”；
张国焘说是“陌生人”；
陈公博说是“面目可疑的人”；
刘仁静说是“突然有一个人”；
陈潭秋说是“一个獐头鼠目的穿长衫的人”。
这便是留存在当时目击者们脑海中的印象，此外再也没有更详尽的文字记录了。
笔者在写作本书时，偶然从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中叔皇那里得知，年已耄耋的薛耕莘先生曾在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工作多年，即于1990年8月9日前往薛寓拜访。
薛耕莘先生在介绍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时，谈及他的上司程子卿，回忆了这桩重要史实……
据薛耕莘先生告知，1921年7月30日晚，那个不速之客是时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政治探长、中国科科长程子卿。
程子卿，字则周，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生于1882年，曾在镇江南门越城内何益顺米店当学徒，读过三年私塾。在米店里他经常两臂挟两个袋包，练就了过人的臂力，这正是巡捕捕人时所需的“基本功”。程子卿虽不会讲法语，但因臂力过人，于1911年进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黄金荣任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后为督察长），程子卿被黄金荣看中，从巡捕升为探目以至探长，并曾经在上海钧培里黄金荣家长住。
从薛耕莘先生出示他当年穿警服时与上司程子卿的合影，可看出程子卿的身体确实相当壮实。
薛耕莘先生说，程子卿在20世纪30年代末曾与他谈及前往李公馆侦察中国共产党一大之事（当时只知一个外国“赤色分子”在那里召集会议，不知是中国共产党一大）。薛耕莘有个习惯，常把重要见闻记于自己的笔记本中。当时，他曾记录了程子卿的谈话内容。1949年后，薛耕莘被捕入狱，他的笔记本被收缴。倘从档案部门寻觅，当可查到那个笔记本，查到当年他笔录的原文。现在他虽已不能回忆原文，但是程子卿所说首先闯入李公馆这一事，他记得很清楚。
后来经许洪新先生查证，薛耕莘先生1949年后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前旗一所劳改农场服刑时，曾于1968年6月1日亲笔写过一份关于程子卿的交代材料，上面还盖有他的指纹和农场军管小组的印章。该材料的第四条如下：
1921 年中共在上海成立时，由他向法当局报告，后由他车法帝当局命令，禁止中共开成立大会（地址在上海萨坡赛路望志路口），不得已改在嘉兴开的。
这清楚表明，早在1968年，薛耕莘先生就对程子卿闯入中共一大会场作了交代。只是他把贝勒路误记为萨坡赛路。尽管薛耕莘这一交代内容重要，可是在“文革”岁月，在内蒙古的劳改农场，没有谁会注意他提供的重要信息。
程子卿在法租界巡捕房工作期间，与蒋介石有过交往，但也与宋庆龄有着联系，做过一些有益的事。这样，1949年后经宋庆龄说明有关情况，程子卿未曾入狱，在家赋闲，依靠房租收入维持生活。1961年，他病故于上海……
在不速之客程子卿走后，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们紧急疏散，唯有李汉俊和陈公博留在那里没有走。李汉俊带着陈公博上了楼，坐在他的书房里。
陈公博不走，据他在《寒风集》中自云：
我本来性格是硬绷绷的，平日心恶国焘不顾同志危险，专与汉俊为难，到了现在有些警报又张皇地逃避。心中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各人都走，我偏不走，正好陪着汉俊谈话，看到底汉俊的为人如何，为什么国焘和他有这样的恶感……
李汉俊是那里的主人，他自然不会走。他和陈公博在楼上书房里坐定，想看看究竟是马林神经过敏，还是真的有包打听在作祟。
此后的情景，唯有在场的李汉俊和陈公博亲历。李汉俊死得早，没有留下任何回忆，陈公博倒是写过两篇回忆文章。
陈公博写的第一篇回忆文章，便是李俊臣所发现的那篇《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此文是在发生这一事件后十来天内写的，除了因在《新青年》杂志上公开发表而不得不采取一些隐语之外，所忆事实当是准确的：
……不想马上便来了一个法国总巡，两个法国侦探，两个中国侦探，一个法兵，三个翻译，那个法兵更是全副武装，两个中国侦探也是睁眉怒目，要马上拿人的样子。那个总巡先问我们，为什么开会？我们答他不是开会，只是寻常的叙谈。他更问我们那两个教授是哪一国人？我答他说是英人。那个总巡很是狐疑，即下命令，严密搜检，于是翻箱搜箧，骚扰了足足两个钟头。他们更把我和我朋友隔开，施行他侦查的职务。那个法国侦探首先问我懂英语不懂。我说略懂。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是由广州来。他问我懂北京话不懂。我说了懂。那个侦探更问我在什么时候来中国。他的发问，我知道这位先生是神经过敏，有点误会，我于是老实告诉他：我是中国人，并且是广州人，这次携眷来游西湖，路经上海，少不了要遨游几日，并且问他为什么要来搜查，这样严重的搜查。那个侦探才告诉我，他实在误认我是日本人，误认那两个教授是俄国的共产党，所以才来搜检。是时他们也搜查完了，但最是凑巧的，刚刚我的朋友李先生是很好研究学问的专家，家里藏书很是不少，也有外国的文学科学，也有中国的经史子集；但这几位外国先生仅认得英文的马克斯经济各书，而不认得中国孔孟的经典。他搜查之后，微笑着对着我们说：“看你们的藏书可以确认你们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以为社会主义或者将来对于中国很有利益，但今日教育尚未普及，鼓吹社会主义，就未免发生危险。今日本来可以封房子、捕你们，然而看你们还是有知识身份的人，所以我也只好通融办理……”其余以下的话，都是用训诫和命令的形式……一直等他们走了，然后我才和我的朋友告别。自此之后便有一两个人在我背后跟踪……
大约这一事件给陈公博留下的印象太深了，所以三年之后，他在美国写《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时，也提及此事：
在大会的第一周周末，许多议案尚在考虑和讨论中，这时法国警察突然出现了。在大会召开之前，外国租界就已收到了许多报告，说东方的共产党人将在上海开会，其中包括中国人，日本人，印度人，朝鲜人，俄国人等。所有的租界都秘密警戒，特别是法租界。或许是因为有密探发出警告，侦探和警察就包围了召开会议的建筑物，所幸十个代表警告其他人有危险，而且逃走了。即使搜查了四个小时，但并未获得证据，警察这才退走……
后来，陈公博在他1944年所写的回忆文章《我与中国共产党》（收于《寒风集》）中，非常详尽地描述了这一事件。不过，内容基本上跟他在《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差不多，只是其中补充了一个重要的情节：
（密探）什么都看过，唯有摆在抽屉一张共产党组织大纲草案，却始终没有注意，或者他们注意在军械罢，或者他们注意在隐秘地方而不注意公开地方罢，或者因为那张大纲写在一张簿纸上而又改得一塌糊涂，故认为是一张无关紧要的碎纸罢，（他们）连看也不看……
密探们仔仔细细搜查李公馆，陈公博在一旁不停地抽烟。他，竟把整整一听长城牌48 支烟卷全部吸光了！
幸亏马林富有地下工作的经验，他的当机立断，避免了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的一场大劫。
据李书城夫人薛文淑回忆：
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李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这时汉俊已不在家。我上楼到他房间看了一下，除了书架上的书比较凌乱以外，没有别的迹象。其他房间据老廖说连进都没有进去。因为书城曾对我说过不要管汉俊的事，所以汉俊回来后我没有问，他也没有提这件事……
子夜作出紧急决定
法国警察和密探们离去之后，陈公博因吸了一听香烟而未喝过一口茶而口干难熬，李汉俊吩咐廖师傅烧水沏茶。
陈公博才呷了几口清茶，忽地又闻楼梯响，陡地一惊，以为警察和密探杀了“回马枪”。
抬头一看，只见从楼梯上来一个人，正在探头探脑。此人非别人，却是包惠僧！
原来，在马林下了紧急疏散令之后，包惠僧和代表们走出李公馆，不敢回博文女校，生怕那儿早已被密探们所监视。回头望望无人盯梢，也就穿小巷，走里弄，拐入老渔阳里，走进2 号——当年陈独秀的住处，如今住着陈独秀妻子高君曼以及李达夫妇。
在那里等了两个钟头，看看外面没有异样动静，牵挂着李公馆里究竟如何，包惠僧便自告奋勇，前去看看。
“法国巡捕刚走。此非善地，你我还是赶快走吧！”陈公博简单地向包惠僧介绍了刚才惊险的一幕之后，对他说道。
于是，包惠僧先走。
李汉俊叮嘱道：“你还是多绕几个圈子再回宿舍，防着还有包打听盯梢！”
包惠僧点了点头，消失在夜幕之中。
他走出李公馆不远，正巧遇上一辆黄包车，便跳了上去说：“到三马路！”
三马路，即今汉口路。那时，称南京路为大马路，九江路为二马路，福州路为四马路，广东路为五马路，北海路为六马路。
包惠僧在三马路买了点东西，回头看看没有“尾巴”，便叫车夫拉到爱多亚路，即今延安东路。然后，又东拐西弯，这才折入环龙路，付了车钱。待黄包车走远，包惠僧步入老渔阳里，来到了2 号，李达给他开了门。当时已是午夜时分，李达家中还亮着灯光。屋子里，好多人聚在他家中，正在焦急地等待着包惠僧——因为渔阳里离李公馆并不远，而包惠僧竟一去多时未返，大家为他捏了一把汗！
包惠僧诉说了李公馆的遭遇，果真是法国巡警出动，大家无不佩服马林的高度警觉。只是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离开了李公馆之后，怕甩不掉跟踪者，未敢到老渔阳里来，在上海城里兜了几个圈子，各回自己的住处去了。
“我们要换一个地方开会。最好是离开上海，躲开法国巡捕。”李达说道。
代表们都赞同李达的意见。可是，离开上海，上哪儿去开会呢？
周佛海提议去杭州西湖开会——因为他去年在西湖智果寺住了三个多星期，那里非常安静，是个开会的好地方。他很熟悉那里，愿做向导，明日一早带领代表们奔赴那里。
周佛海原本因肚子大痛大泻未去李公馆，迷迷糊糊躺在博文女校楼上。将近午夜，忽听有人上楼，睁眼一看是毛泽东。毛泽东是从老渔阳里2 号来的，想弄清博文女校的情况。
毛泽东轻声问他：“这里没有发生问题吗？”
周佛海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经毛泽东一说，他才知李公馆遇到了麻烦。看看博文女校楼上的铺位全都空着，便知事态严重。
“走，我们一起到李达家去商量。”周佛海这时腹泻已好了些，便与毛泽东一起朝老渔阳里2 号走去……
不约而同，大多数代表都聚集在了这里。
“我倒有一个主意。”坐在李达旁边的王会悟，听了周佛海的话，开口了。她不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但她是丈夫李达的得力助手，打从开始筹备会议，她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这时，看到代表们聚集在她家，一副焦急的神态，她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
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人）少得多……”
经王会悟这么一说，代表们都觉得是个好主意。
“我也去过，那里确实很安静。”李达曾在王会悟陪同下游过南湖，对那里的印象不错。
“到嘉兴的火车多吗？”代表们问。
“很多。从上海开往南方的火车，都要路过嘉兴。”王会悟说，“我每一次回桐乡老家，都要在嘉兴下火车，很熟悉火车时刻表。最好是坐早上7点35分从上海开出的快车，10点25分就可以到达嘉兴。另外，上午9时、10时，各有一趟慢车，不过到了嘉兴，就要中午以后了。另外，下午2点50分，还有一趟特快。坐这趟车的话，得在嘉兴过夜。”
经王会悟这“老土地”一说，代表们心中有数了。
“我看最好是坐上午7点35分这趟快车，当天来回。”李达说，“现在，我们的会议已经被法国巡捕注意，形势紧张，事不宜迟，以早开早散为好。”
李达的意见，得到了代表们一致赞同。
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一上火车很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不请他们去嘉兴。
李汉俊是李公馆的主人，正受到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也就不请他去嘉兴了。
陈公博呢？他带着新婚太太李励庄住在大东旅社，本来是可以去嘉兴开会的，但他却没有去嘉兴出席中国共产党一大的闭幕会。
陈公博未去嘉兴，有三种可能性：
或许因为他单独住在大东旅社，又带着女眷，夜已深，而翌晨出发又早，无法通知他。
或许因为考虑到他和李汉俊曾受过法国巡捕的审问，已经引起警方注意，不便去。
陈公博自己则说，大东旅社突然响起枪声，使他再度受惊，决定不去嘉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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