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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體書』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修订版）（全新中译本）

書城自編碼： 3386648
分類：簡體書→大陸圖書→政治/軍事→政治
作者： [美]埃里克·沃格林[Eric，Voegelin]
國際書號(ISBN)： 9787567581036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19-08-01


書度/開本： 32开

售價：HK$ 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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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政治观念史稿》中译八卷本完整推出，全面修订，添加前言导读，并对沃格林所用术语的翻译作了规范和统一。
《政治观念史稿》打破学术藩篱，是沃格林大部头、易理解、令人印象深刻的历史考察。危机理论家沃格林着眼于卷入漩涡的人物，致力于从假相中寻找真理，从无序中寻找秩序，从虚无中逼近存在。
第四卷探讨了现代性的两大肇端及其代表人物，足可为我们理解现代性的种种特征提供基础。
內容簡介：
《政治观念史稿》全面揭示西方政治观念的历史脉络，是政治观念史与政治史结合的卓越尝试。
第四卷《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详细考察了帝国－基督教统一性的崩溃，以及自主理性与教派反叛的崛起，即现代政治意识的两大滥觞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马基雅维利和伊拉斯谟都希望凭靠一个强有力的贤良君主重塑秩序，莫尔则呼吁基督教的灵性，其乌托邦思想间接催生了深刻影响西方历史的多种观念。
本卷通过深入研究宗教改革之前的政治和宗教情况，对宗教改革做出了全新阐释，并剖析了路德和加尔文这两位关键人物的得失，对基督教宗派运动的研究，则构成了沃格林得出现代灵知主义及其影响之最终结论的历史背景。
關於作者：
作者简介：
埃里克沃格林（Eric Voegelin，1901－1985），美籍奥地利历史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20世纪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用尤金韦伯的话说，沃格林将复杂的哲学反思与具洞察力的历史探询融为一体，把认知、理解、存在的开放性以及洞见的深度结合起来，并由此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历史哲学家。
代表作有《政治观念史稿》八卷本，《秩序与历史》五卷本。

译者简介：
孔新峰，山东曲阜人，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錄：
中译本前言（孔新峰） 1
英文版编者导言 1

第四部分现代世界

第一章 权力之秩序：马基雅维利
一 传记式背景：马基雅维利与圭恰尔迪尼
二 时代诸问题：1494年的创伤
三 意大利传统
四 亚洲之背景
五 《卡斯特拉卡尼传》
六 《李维史论》
七 《君主论》
八 结论

第二章 理性之秩序：伊拉斯谟与莫尔
一 1516年
二 伊拉斯谟的基督教
三 禁欲主义君主与粗人
四 君主禁欲主义之范围
五 伊拉斯谟论战争
六 权力问题
七 《乌托邦》与美洲
八 某地与乌有乡
九 傲慢与财产
十 乌托邦的战争

第三章 上帝的子民
一 制度与运动
二 运动之分期
三 运动之范围
四 教会与宗派
五 改革与反文明效应
六 《锡安荣光一瞥》
七 运动之社会结构
八 东部对西部运动之影响：托名狄奥尼修斯
九 运动诸观念
十 自由精神
十一 阿波罗式世界帝国

第五部分 大混乱

第一章 大混乱一：路德与加尔文
一 印刷与公众
二 分裂：莱比锡辩论
三 符号之历史性：教会与圣餐变体论
四 《九十五条论纲》
五 《致德意志民族的基督教贵族书》
六 因信称义
七 再思考
八 加尔文与预定论

索引
內容試閱：
中译本前言
孔新峰

沃格林既是政治思想史家，亦是政治哲学家，或者应该说，他首先是政治哲学家，其次才是政治思想史家。这就使得其政治思想史撰述（哪怕是早期的《政治观念史稿》），本身即具有鲜明的政治哲学色彩。

沃格林是做判断的，在此（撰述《政治观念史稿》）过程中，一种政治哲学由以产生。《政治观念史稿》提供了一套在某种哲学观点与信息指导之下的叙事。

就此而言，沃格林的政治观念史撰述，体现出一种强烈的现代性批判特质。
带着沃格林这种现代政治批判的眼光审视《政治观念史稿（卷四）：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我们就不能将视野仅仅限制在该卷，而应该至少通观《政治观念史稿》第3、4、5三卷。换言之，我们应当将该卷与其前后两卷统而观之，庶几可以得出现代政治何以产生的精准认知。例如，举凡沃格林所认知的现代政治的主要特质对超越及历史实存的封闭隔绝（the closure to transcendence and historical existence）、渗透此世的理性（intramundane reason）的高扬、智识上的倨傲（intellectual
hubris）、灵知主义与将世界转化为完美者共同体（a community of the perfected）的企图、属世与属灵权威之间统一性（the temporal and spiritual unity）的断裂，等等，均在本卷和第5卷对基督教教派运动特别是诸种千禧年主义运动的讨论和批判之中，以及在对于马基雅维利、伊拉斯谟及博丹等人政治观念的批判之中得到了一以贯之的阐发。
《政治观念史稿》3、4、5这三卷所涵盖的时段，大致为1416世纪的三百年。除了被广泛认为现代政治思想最重要奠基者的霍布斯在《政治观念史稿（卷六）：革命与新科学》得到（权重不大的）讨论外，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这三卷堪称沃格林对于古今政治观念之转型（transition）叙事的集中阐发。同时，沃格林的古今政治观念之转型三百年叙事，较之略为非历史的施特劳斯学派以及过分倚重历史的剑桥学派而言，可以说兼具其所长，而叙事的复杂程度却有过之无不及。
本卷凡四章，分别讨论马基雅维利、伊拉斯谟及莫尔、引致宗教改革主体的诸种精神教派运动，以及路德与加尔文。本卷紧承《政治观念史稿》第3卷《中世纪晚期》后半部分所探讨的神圣帝国或曰帝国基督教的崩解，阐发在其丧失吸纳力（absorptiveness）之后，中世纪政治社会结构迸发出的强大势能，呈现为诸种教派反叛和乞灵于权力或所谓自主理性（autonomous reason）秩序的恢弘壮阔的智识图景，规定和奠定了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之于中古的万劫不复的优胜地位。
关于本卷的主要文本脉络和思想价值，莫尔斯和汤普逊撰写的英文版编者导言所言备矣至矣，译者在此不做赘言。译者在此处仅就这一时段特别是副标题所谓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政治思想史形象，
从历史时段而言，本卷大致涵盖了15世纪末期至16世纪初期。英国政治理论家和政治史家芬纳（Samuel Finer）的观察，可谓与本卷主旨殊途同归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是西方基督教世界作为单一实体存在的最后的日子。

16世纪是欧洲政治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并且经由欧洲，也成为世界政治发展史上的分水岭，因为欧洲是现代国家的诞生地。在很小的范围之内，这里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新发展，而这些发展之间互相促进。

芬纳列举的新发展，首先是两个支配性的机构开始失去人们的信任，一个是神圣罗马帝国，另外一个是教廷，前者成为一个贵族联盟，后者的普世性被打破，两者联合起来，为各国的国王创造了条件，他们因此声称不受皇帝和教廷制约，拥有我们现在所说的主权独立。此外，还有两个新发展让16世纪成为历史的转折点，那就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前者将世俗化精神引入国家事务，非宗教人士取代教士，中世纪自然法概念被抛弃，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官僚机构初露端倪；后者把此前主要是教会特权的神圣光环转移到了世俗统治者身上；把人们的敬意从圣徒的道德转移到公民的道德；把他们的理想从修道院生活转移到家庭生活，使君权神授的思想获得了新的动力和意义。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两者结合，形成一种爆炸性的力量：

打破了在过去1300年里，传统的拉丁基督教对欧洲人的精神垄断，以一种反文化、反传统的姿态，对其发起挑战，以宗教上的特殊主义取代教会的普世主义，抛弃了天主教的超俗和神圣，转而追求此时今生、人文主义和希腊罗马时代充满肉欲的异教世界。

这种发生在欧洲的反传统的骚动推翻了人们所熟知的所有旧观念，为世俗思想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尤其是为科学思想和新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正是后者使欧洲人成为世界的主宰者。与上述政治和文化上的断裂相伴生的，还有几个相关联的新发展，亦即军事封建制度的崩溃、商业交换、货币经济、借贷公司和国际银行家的兴起、技术尤其是军事技术飞速向前发展以及古登堡活版印刷术的发明，这些新变化无不改变了欧洲大陆的政治面貌。
西罗马帝国衰亡后近千年，古典西方文明大厦的整个建构被动摇而最后崩塌，西欧的知性生活已陷入漫长的黑夜之中。20世纪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曾撰有《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以咏叹调般的语言感慨中世纪相对于古典时代之斯文扫地，更以细腻的笔触暗示西方文明的浴火重生：

但这种沉沦或可比为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俄斯（Antaeus），每次他只要被击倒在地就能从大地母亲那里获取新的能量。毫无疑问，如果某位古希腊罗马作家从中世纪修道院收藏的羊皮手稿中突然醒来而环顾加洛林时代的世界，他一定会大惑不解，乡间修道院特有的粪土气息更会把他熏得昏过去。但不消说没有一个古希腊罗马作家会出现在加洛林时代。像整个古典文明一样，他们已进入长期的冬眠状态，被埋在一个已再度农村化的经济之下。即使当封建社会开始出现抒情民谣和骑士比武之时，古典仍未苏醒。只有当中世纪城市发展出了自由劳动分工和商业交换时，只有当向自然经济的漫长过渡终于使市民自由的发展成为可能时，只有当封建时代加诸人的内外枷锁都被打破时，只有这时，古典巨人才能像安泰俄斯一样重获力量，古典西方的文化传统才以近世市民文明的形式再获新生。

韦伯所言的新生时刻，大致可对应于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就政治学而言，这是一个大变迁的年代，所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及罗马法的再发现可谓奠定近代政治基础的三大运动，其相应英文名称开头字母都是R，一般合称为3R运动。尤其是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分别将人本身从种种外在禁锢神权的、教会的、封建领主的解放出来，赋予其至高无上的地位，而现代国家也从罗马帝国、中世纪神权政体及形形色色的封建小邦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用德国社会与政治理论家基尔克（Otto von Gierke）的经典判断言之，则是：

国家主权与个人主权行将稳步成为两条核心公理，所有社会结构理论由以生发，而两者之间的关系亦将成为所有理论聚讼的焦点所系。

英国现代政治学者米洛格（Kenneth Minogue）则以相似的语言表述了基尔克的思想：

现代国家的政治发源于两种对立的运动：国家一方面以某种方式走向分裂，另一方面又以别的方式走向统一。中央集权的君主获得了集中的王权，但与此同时个人和既有的阶级也会设法巩固自己的特权和利益，有的权益就被纳入称作权利（rights）的一系列新词汇中。

芬纳同样指出：

从领土上讲，中世纪的国家是被分化的，相对而言，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功能却统一在同一个职位或个人身上。现代国家与此恰恰相反，原本被分化的领土被连接在一起，其人口也被统一在一个共同的统治机构之下。与此同时，公共权责和私人权责之间的界限早已被明确下来，同样，公职人员和私人个体之间的界限也得以确定。
从统一的服务到分化的服务，从分化的领土到统一的领土，这两个过程同时发生，构成了现代欧洲国家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于1450年左右从大西洋沿岸国家开始。它和领土面积的扩大、世俗官僚机构和军队的专业化都密切相关。

个人与国家、权利与权力，构成了我们理解现代政治的锁钥。而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的伟大之处，莫过于奠定了一整套现代政治的基本性格。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的剑桥学派著名学者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的成名之作《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厚厚两大卷、洋洋百万言，便分别以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为题名和考察对象。
在政治领域，人的主体地位被空前高扬，文艺复兴以降，自然科学的探究精神也开始深入政治思索。瑞士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khardt）认为，此时已出现作为艺术工作（Work of Art）的国家或者说作为人造物的国家。本卷所论的马基雅维利，正是从神圣帝国（sacrum imperium）走向统治者地位国家（lo stato）这一关键转变的始作俑者。美国当代政治理论家沃林（Sheldon
Wolin）曾经指出：（西方）古典世界向有所谓灵修之道（soul-craft）与治国之道（statecraft）的联结，而马基雅维利便是这一联结传统的终结者。

新型政治首先出现在意大利的城邦，那里的市民共和制已经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僭主的政治这些精于谋略的投机家运用不受制约的权力维持了和平。中世纪的君王是上帝认可的神授帝王，其权威和宗教地位都是比较稳固的。与中世纪君主相比，意大利的领主（signore）就不得不处处提防，谨小慎微了。他的同志不稳固，本国有权势的家族若与邻国公开或暗中勾结，随时都可能将他推翻。此时出现了治国术（statecraft，有人这样称呼新型的政治），它把传统的对正义的关注变成了一种表面文章，而将心思全部转向了如何掌握权力而不问是非。如何掌权一直是传统的治国方略的一个组成部分，但通常只是一个从属的部分。这样的君王现在已经完全沉湎于谋略之中，而谋略中最重要的部分也许就是如何运用管理手段使得臣民效忠于君王的利益。现在政治变成了一个全新的概念，至少新在它被彻底地理论化了。

端赖于自然科学精神的萌发，

政治、立法和公共经济，还都不是科学；人们还根本没有从事探索、钻研和发挥它们的原则，但是人们已经在开始用经验来阐释它们，积累了由经验可能导致的种种观察；人们已经认识到利益使得他们感到有此需要。

当然，文艺复兴乃是一场遍布全欧的文化运动。其影响不仅限于意大利，尚有相对于意大利的北方欧洲的文艺复兴进程，包括英、法、尼德兰（荷兰）等国在内。也涌现出众多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对新型政治观念产生居功至伟。
本卷所论的伊拉斯谟（Erasmus，约1466-1536）原名格哈德格哈德斯，是尼德兰人文主义者。他出生在鹿特丹穷人家庭，后成为教士，游历各地。他拥有出色的写作才能，在嬉笑怒骂间痛斥时弊，说基督教教廷是在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是用血来巩固的。他开始公开写小册子，于是世人被一组匿名书信逗得忍俊不禁了。这组书信刚刚面世，题目是《蒙昧者书简》。在这些书信中，中世纪晚期僧侣阶层中普遍存在的愚昧、傲慢，被用一种奇怪的德语-拉丁语打油诗的形式，揭露了出来，读起来就像我们当代的打油诗。他首先还是一位极渊博、严肃的学者，通晓拉丁语、希腊语，给后世提供了第一个可靠的《新约》版本，将《新约》翻译成拉丁文，并对原来的希腊文本进行了校对。其深远影响，则会在宗教改革运动中清晰地体现出来。若是16世纪也有畅销书排行榜，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稳居榜首的bestseller，肯定是伊拉斯谟的《愚人颂》（Encomium Moriae）！他以第一人称，运用幽默这种最危险的武器攻击教会弊政，吁求人们促成基督教文明的伟大再生。愚人颂其实是愚神颂！更厉害的是，这本小书是伊氏远赴英格兰造访托马斯莫尔爵士（1478-1535）时，用几星期时间匆匆写就的，题名愚人的希腊文读音与莫尔十分相像，序言则是他写给莫尔的一封信，信中说：对不起，我用你的名字作了我这本书的书名。
引得名贯士林的伊拉斯谟飘洋过海来看你，还写书唱和、幽其一默，这位莫尔是位了得的人物。他留给后世的传奇，除了为英王亨利八世所杀之外，就是大名鼎鼎的《乌托邦》了。1478年2月7日，莫尔生于伦敦，家境宽裕，名声虽然不大，却是一个正直的家庭。作为法官，他在法律界以出色的品格和廉洁奉公、刚正不阿的人格而闻名。无论谁也没有像莫尔那样审理过这么多的案件，无论谁也没有比他更为光明磊落地审理这些案件。赢得了同胞们的最大爱戴。1504年，26岁的莫尔当选下院议员，1509年亨利八世继位后历任要职，1523年当选下院议长，1529年被国王任命为大法官。但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及离婚事件引起了莫尔的异议，遂于1532年去职，1534年入狱，1535年7月6日以叛国罪被处以极刑！虽然天妒英才，毕竟山高水长，在其死后400年的1935年，被世人追谥为圣徒。由于《乌托邦》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其英名还曾被镌入前苏联莫斯科红场石碑上的革命英雄名单。
乌托邦标题最早出现在1516年11月12日莫尔写给伊拉斯谟的信中，由希腊文的否和地方两个词义构成，意即子虚乌有之乡。该词开创了现代政治学说中的一种文学风格乃至理论方式，已成为现代英语通用词。这本书明显受到柏拉图《理想国》影响，他酷爱柏拉图关于公有制的学说，并千方百计地维护了它。它反映出一种以理性为最高准则、以高度计划集权的国家为权力机关、以经济的完全平等为社会原则同时又允许理性宗教信仰存在的政治理想。以至于有的学者认为莫尔所描绘的整个制度就是一座扩大了的修道院。
《乌托邦》开空想社会主义之先河，反映了资本主义起步时期即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人吃人的社会现实，表达了对业已产生的资产阶级制度的深刻控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奠定了基础和条件。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中说：

当农奴制被推翻，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一下子就暴露出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和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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