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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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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通过流行于天津市民社会的重要摄影画报和通俗小说，来讨论现代天津的都市文化及其“通俗的现代性”。本书的特色在于：一是通过大量“直观性”的摄影图片，图文并茂地展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的都市风情；二是选取的主要考察对象——无论《北洋画报》，还是刘云若的通俗小说创作——都在天津都市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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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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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201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曾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当代作家评论》、《南方文坛》、《东岳论丛》、香港《九州学林》、韩国《中语中文学》等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都市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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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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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现代都市文化的三城记 ＿ 1
表演明星与视觉文化 ＿ 9
新女性的代表和普通女性的公众化 ＿ 63
《北洋画报》与北伐后的天津想象 ＿ 116
《北洋画报》上的梅兰芳游美 ＿ 141
《北洋画报》与津派通俗小说新类型 ＿ 155
摄影画报与现代通俗小说的生产 ＿ 181
报人生涯对刘云若小说创作的影响 ＿ 208
归哏：刘云若创作风格的形成 ＿ 237
余论 俗气的天津 ＿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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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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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气的天津
尽管不如京派海派历史悠久、声势浩大，但津派及津味经过新时期以来各种文学史的阐释，已经成为同样具有城市个性和文化象征的固定词汇。不过，不管是历史上的津派通俗文学，还是当代的津味小说，研究者看重的是民国时期天津传统的市井俗文化，三不管老城里，以及活动于其中的市井细民、江湖儿女构成了津味的主要来源。但这远远不能涵盖现代天津的复杂面相及世态人情。作为一个五方杂处的移民城市、北方最大的通商口岸，20世纪二三十年代天津飞速的都市化发展，给天津市民社会带来深刻的影响。因此对津味及津派应作更宽泛的理解，它不仅包括混混儿三不管等市井味浓厚的边缘性天津文化现象，也有天津租界的流行文化，以及从独特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心理出发，天津市民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震惊和自我调适。但后者在相关研究中并未得到足够重视。
事实上，租界在天津的城市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展现西方文明和示范城市建设的窗口，而且从1920年代起逐渐成为天津的商业和文化中心，城市中心从老城区向租界转移，成为民国时期天津发展的突出现象。租界不仅成为城市的商业中心，而且也成为城市的文化中心①。1920年爆发直皖战争，1922年和1924年发生两次直奉战争，老城区沦为战场，传统商业中心北门外和天后宫大街多次受到侵扰。1926年北伐开始，直隶都督褚玉璞多次宣布天津戒严，战争的阴影再次笼罩中国商民。在此情势下，拥有治外法权的租界成为相对安全的避风港，大批商民不断拥入，再加上电车等交通设施的兴建，在法租界梨栈和日租界旭街一带形成了新的商业中心。商业发达导致了娱乐文化的繁荣，跳舞、看电影等西式娱乐很快被租界的中国居民广为接受，由于对演出场所的现代化需求不断提高，京剧及地方戏曲、曲艺的中高档演出也逐渐从老城区的南市转移至日租界和法租界，使后者成为天津的戏剧中心。而政局的压力也使得出版业和知识界向租界集中，1922年《益世报》由老城区迁入意租界，而1920年代中后期创刊的《庸报》《天津商报》和《北洋画报》均设在法租界，再加上原位于租界的《大公报》，当时天津的著名报纸基本上都在租界出版，一大批靠报纸生存的现代文人、知识分子因此流入租界，造成了新的文化空气。二三十年代的天津租界文化是一种混合型文化。由于华人社会实力日益强大，成为各租界最主要的纳税人和建设者，原有的西洋文化也在不断与天津本土文化及国内移民文化融合，形成了具有天津特色的租界文化，发展为天津都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北洋寓公是天津租界的特殊阶层，由于他们拥有大量财富，且颇有社会影响，因而极大地影响了天津的商业和文化格局，使其区别于上海等其他通商口岸。民国初年的寓公主要是清朝的遗老遗少，到1920年代，北洋政府历次变动中的下野政要和各派军阀的头面人物成为租界寓公的最重要群体。据估算，到1930年代初，天津较有影响的寓公达百位之多，其中包括北洋时期的五位大总统和六位总理。①天津租界，之所以成为执政要人下野后之乐园②，首先在于国中之国的特殊地位，而且与落后的华界相比，租界具有优越的生活环境和商业、娱乐设施。但更为关键的是，天津是北洋军阀的发源地，紧邻首都北京，下野的政客、军阀和清朝遗老遗少利用天津租界的保护，借助外国势力，策划和发动政变和战争，遥控北京政局③。这体现了天津在北洋政府时期作为政治后台的独特功能，天津租界因而对北洋寓公而言具有比上海、汉口等南方租界更大的吸引力。这些在任时大捞特捞的官僚军阀们，下野后把天津当作享受的乐园，大肆挥霍，直接促进了天津市面的繁荣。不仅如此，许多坐拥巨资的租界寓公，被1920年代天津城市经济的蓬勃发展所吸引，纷纷向金融、房地产和工商业投资，成为天津近代工商业资本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中最有代表性的黎元洪，先后投资的厂矿、银行、企事业有五十多个，总金额达三百多万元。①这种官商结合乃至官对商的促进正是天津的特色所在。北洋寓公也是推动天津文化事业的重要力量。原广东水师提督李直绳、袁世凯之子袁寒云等人在文化界非常活跃，与报纸媒体也十分接近。传统戏曲在天津的繁荣也与这一群体密切相关，袁寒云是同咏昆曲社的组织者，经常号召天津的昆曲爱好者举行排演。重庆道的庆王（载振）府，英租界的张（勋）家戏楼、黎（元洪）家戏楼是京剧堂会的演出胜地，往往名伶云集，争奇斗艳，使得天津的堂会在二三十年代达至鼎盛时期。寓公阶层还造就了一批在天津引领时尚的名媛闺秀。民国时期天津最著名的摩登女郎，多数出自北洋寓公的亲眷，她们通过举办时装晚会、慈善演出大出风头，同时也是《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担当着天津女性时尚的风向标。
与北京和上海是新文化的中心不同，天津更多的是一种俗文化。但俗的另一面是亲切、体贴，没有架子，雅与俗的界线反而有可能模糊，许多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间曲艺都曾在天津获得极高的地位，像相声于北京只能在天桥撂地演出，到天津却能登堂入室，拥有广大的舞台和群众基础。开放的社会环境和市民心态也使得天津戏剧界不似北京的等级森严、壁垒分明，而是更具有包容性和平民意识，它在京剧方面兼容京派戏与海派戏，而天津的高级堂会，会有各种曲艺表演。天津以自己的方式打通了雅俗甚至新旧的分界，在这里，戏曲与话剧的界限并不像现代文学史上那样截然分明，二三十年代南开中学和津汇中学的游艺会上，新剧社和国剧社经常同台演出，面对的是同一拨观众。这实际上与近现代城市发展以及新兴市民阶层的壮大密不可分，天津的俗文化也因此具有了通俗的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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