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牧茵亦师亦友，屈指算来，相识已近20年。当年她还是入职不久的女生，但眼下已是上海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的资深新闻主播、播音指导；《新闻夜线》等节目的主持人。牧茵从北京广播学院毕业后至上海电视台工作，2005年报考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国际政治系硕士研究生，从此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且行且远，一发而不可收。她先后在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获得法学硕士和博士学位，又转战华东师范大学完成了哲学专业的博士后研究，除本书外，还著有专著《移植与流变：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在中国（1921-1952）》（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和20余篇学术论文，独立发表两本译著即李普曼的名著《幻影公众》（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和杰瑞纽科姆（Jerry Newcombe）所著《圣经造就美国》（复旦大学出版社2017年），并在广播电视专业领域和学术研究领域多次获奖，入选中央宣传部与教育部联合开展的高等院校与新闻单位从业人员互聘千人计划。
作为牧茵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期间的指导老师，本人对上海广播电视界这位知性女主持和学者型新闻从业者所取得的各种成绩，虽嘴上不言，此前也没有为她作过序站过台背过书，但其实还是窃窃暗喜的，虽不敢居功，但至少说明尚未误人。略感遗憾的是，在我比较熟悉的美国宗教研究领域，以其能力牧茵似乎应该翻译一本比《圣经造就美国》更具专业学术价值的书。
牧茵这本新著《李普曼冷战思想研究》是在她2008年的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增补完成的。众所周知，一生获奖无数、包括两度获普利策奖的李普曼是美国名垂新闻史册的一代报人，甚至被誉为现代新闻学之父以及美国或许还是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新闻从业者。1974年美国福特总统在李普曼去世次日发表的悼词中这样写道：作为一个新闻人、政治分析家和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在推进公共对话以及制定全新的新闻标准方面扮演了主要角色。李普曼从初出茅庐的小记者成长为首屈一指的新闻哲人和国务活动家的经历，他以顾问或其他身份与从西奥多罗斯福到理查德尼克松等十二位美国总统以及其他政策制定者深浅不一的交往，上世纪20年代关于民主制度的李普曼杜威之辩、冷战时期关于遏制政策的李普曼--凯南之争以及关于公共舆论性质的所谓阿尔蒙德李普曼共识，他的《公共舆论》《幻影公众》等新闻学传世之作，他所撰写的多达上万篇时评和专栏文章以及20多部论著，等等，不仅给美国新闻业乃至整个社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痕，而且也成为研究李普曼所处时代难以绕开的故事。
然而，在1980年罗纳德斯蒂尔（Ronald Steel）所撰《沃尔特李普曼与美国世纪》（Walter Lippman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中文译本名为《李普曼》）这部有640页篇幅的大型传记问世的近30年来，美国关于李普曼的新著却为数寥寥，大概是因为崔颢题词在上头之故吧。李普曼令人眼花缭乱的丰富经历及其所留下的上千万文字遗产，可能会使后来的李普曼研究者望而生畏；而李普曼本人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如他从社会主义者到自由主义者再到保守主义者的转变，对自由民主在理论上的奔放以及在实践上的怯弱，在精英路线与反精英路线之间的捣腾，在现实主义与绥靖主义之间的摇摆，在杰斐逊式自由与汉密尔顿式威权之间的徘徊，以及在策论上的前后抵触、反复无常甚至一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如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所展示的那样，也会令一些潜在的研究者知难而退，尽管如评论者所言，他的诚实态度、犀利而清新的文风、对国内外时事的洞见和对内幕的知晓，以及他对几乎所有政治观点的包容等，仍使其时论专栏长盛不衰吸晴无数。对中国研究者来说，李普曼研究就更加困难。目前加上本书作者所选择介绍的包括研究生论文在内的关于李普曼的论著，知网检索所得约有200余篇，其中政治学类的约有40余篇，而关于其冷战思想的研究，作者的硕士学位论文目前应是唯一的一篇。因此本书作者与上海人民出版社合作，决定翻新旧作并加以出版，不失为推动对李普曼及其相关领域研究的有益之举。
李普曼是以发明冷战一词而闻名的新闻记者，他的冷战论著和思想当然也是冷战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影响力堪比冷战一词的大概还有同为新闻业巨擘的亨利卢斯（Henry Luce）首先使用的美国世纪（the American Century一词。关于媒体与各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研究，目前无论在国内外都已是相对热门的研究课题，有关论著不胜枚举。作为国际关系专业的研究生，牧茵自然对媒体与政治的相关理论相当熟悉，如本书所示的那样，但她并未沿用国际关系理论通常的研究套路，而是更多依赖传统史学或新闻史学的路径，来分析李普曼冷战思想的个案，这在某种程度上要比对国际关系理论模式的生搬硬套，要来得自然和平实。不过，与偏重理论建构的研究相比，传统路径对掌握文献资料尤其是第一手档案资料，以及对相关问题的考证和辨析，有更高的要求，这是目前国内李普曼研究一时还难以补齐的短板。在当前国际关系以及我国外部环境正面临百年未遇之变局，以及新冷战之说已非空穴来风的情势下，我们有必要透过李普曼的如椽之笔和如炬目光，来回看冷战形成和加剧时期各种权力、利益和思想的博弈交锋，并从中得到相应的启示。这也是出版本书的另一意义。
牧茵曾经告诉我，在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六年间，她的生活轨迹基本上就是家--电视台--图书馆三点一线，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因此她所取得的成绩，除了悟性外，主要来自她在学习上的刻苦努力和专业上的不懈追求。读者们从阅读本书中可以得知，李普曼不仅是作者的研究对象，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是作者从事新闻事业的楷模。学以致用，知行并进，目前作者与她的电视台同事们一起，正在为逐步改变国际舆论和话语权领域西强我弱的格局积累各方面的经验。
借本书出版之机，我衷心祝贺牧茵的新闻和学术道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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