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弗里瓦夫罗（Geoffrey Wawro），毕业于耶鲁大学。目前担任北德州大学军事史中心主任，主攻战略研究。著有《普奥战争》（The Austro-Prussian War）、《欧洲的战争与社会，1792-1914》（War and Society in Europe, 1792-1914）、《哈布斯堡的灭亡》（A Mad Catastrophe）等。他所获奖项众多，其中就包括了奥地利文化研究院的大奖以及军事历史学会的蒙卡多大奖。他还是历史频道精装历史节目的主持人，这档每周访谈节目的受访者均是一流史学家、政治家和新闻人士。
1870年时有两个普鲁士。一个是蒂奥多冯塔纳（Theodor Fontane）的《勃兰登堡漫游记》（Rambles through the Brandenburg March）中的普鲁士，这是一部洋洋洒洒的四卷本游记，里面呈现的是一个刚刚从沼泽和森林当中显露的普鲁士，一个野蛮的普鲁士。且不要指望像旅游（grand tour）那般舒服惬意，冯塔纳在第一卷就揶揄说，那里只有贫困、肮脏没有现代文化的迹象。在这个正在经历工业化的煤炭和钢铁的国度，火车仍然是奢侈品；只有大城市和大的城镇才会通火车。若要在普鲁士乡间穿行，必须租用马车（trap），但赶车人都是令人憎恶的乡民，他们会带着你兜圈子，在树林和溪流间穿来穿去，也许只是相邻的两个村庄之间的短短路途，也会收上一大笔钱，这些钱够你坐五个小时的火车从柏林到德累斯顿了。1870年的普鲁士仍然是未开垦的蛮荒之地，满是泥塘和松树，一直铺展到柏林的城门前。这的确是鼓荡着乡野之风的乡野之地。此时的维也纳人在谈到普鲁士人的时候，总是免不了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免不了嘲笑他们的北方表兄弟，说这些表兄弟两条腿扎在《圣经》里，另两条腿扎在泥土里。此时的普鲁士人仍然是愚笨之人，是福音派的庸俗之人，这样的结论，即便是蒂奥多冯塔纳这样的伟大爱国者也是难以回避的。
另一个则是卡尔马克思于1860年代呈现的那个普鲁士。此时的柏林，有着一座座富丽堂皇的巴洛克宫殿和勒诺特尔式的园林（Le Notre gardens），这是一个优雅的城市，一座不断成长壮大的城市。这座城市的边缘奥拉丁堡和莫阿比特（Oranienburg and Moabic）的熔炉和锻造车间则是亮光四射的淬火之地。这样的经济增长势头令马克思瞠目结舌，遂宣称普鲁士是德意志工业的强劲心脏，此时在他的出生地莱茵兰（Rhineland）西部地区和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涌动的变迁大潮，更是令他惊叹不已。在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仍然是一派慵懒倦怠和田园风光的普鲁士莱茵兰地区，此时已经是烟囱林立。这不免令马克思将这一地区同英国工业革命中的兰开夏（Lancashire）和约克郡（Yorkshire）做了一番颇有成就感的比较，后者可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心脏地带，富有且烟雾弥漫。此时的普鲁士已经涌现出诸如柏林、哥尼斯堡、布雷斯劳、多特蒙德、杜塞尔多夫以及科隆这样的大城市，而且煤炭和钢铁的年产量更是超越了法国、俄国和奥地利的总和。此外，普鲁士的铁路里程已经达到5000英里，较之与自己毗邻的三个大国，普鲁士的铁路网毫无疑问是覆盖了更大的范围，此等优势在接下来的十年间还会继续扩大。普鲁士人口的增长势头也是相当显著，无论绝对量还是相对量。1866年，普鲁士的人口规模为1900万，当时法国的人口规模为3500万，奥地利的人口规模为3300万，稍多于这两国人口规模的一半。普鲁士的这个人口规模以富于生产力的年轻人口为主体，加之工业和铁路的大踏步扩张，柏林很自然地成为德意志关税同盟的领头羊，这个关税同盟于1834年诞生，削减并最终取消了德意志邦联39个成员之间的关税壁垒，极大地刺激了贸易和消费，令普鲁士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和提升。柏林同德意志众邦国的这种勾连和融合，可绝对不是什么小事情。除了奥地利境内的德意志人之外，德意志邦联大大小小的成员国，诸如巴伐利亚、萨克森、汉诺威以及汉堡等，拥有2000万德语人口。倘若普鲁士能够将这些邦国统一起来，由此催生的新国家将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
然而，在普鲁士，财富和权力的关系格局总是无法协调、融洽。1860年代的普鲁士已经处在鼎盛边缘，却又一次在这条道路上横生枝节，这次横亘在前的是普鲁士一个古老的精英集团。当年的条顿骑士团将斯拉夫人逐出神圣罗马帝国的东部边界之地，这一边界之地最终演变为普鲁士。此后，这个王国便由条顿骑士团的后裔主宰，这是一个半封建的贵族领主集团，人们称之为容克。在17世纪和18世纪的进程中，霍亨索伦王朝已然剥夺了容克集团的大部分政治影响力。尽管如此，霍亨索伦王朝还是用一系列很是回环曲折的办法对这个古老的精英集团实施补偿。容克集团以非常便宜的价格获得了巨量地产，保留了地方行政权威，同时也在普鲁士宫廷、军队以及民政部门中占有主导地位，大多数的关键部门和职位都操控在这个集团手中。作为对王朝的回报，容克集团宣誓效忠霍亨索伦王族，历任国王也未曾真的考验过容克集团的忠诚，正如1808年一个容克所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倘若陛下剥夺了我和我的孩子们的权利，天知道陛下您的权利又将何以安身？工业时代在普鲁士催生了一批新人，这个主要由实业家、商人和职业阶层组成的新人集团想方设法地同王族和贵族结成姻亲关系，但从来都会遭到拒斥。由此便确立了这样的政治权力格局：国王拥有自己的御前议事会，可以随自己心意去否决议会的动议和提案，可以依据财富和社会等级分配投票权。这样的政治机制保障了反动容克集团的优势地位，这样的格局一直延续到1918年。此时的普鲁士王国尚且不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无论领土上还是精神上都是如此。从地理上看，此时的普鲁士王国分化为两个部分，其一是东部的心脏地带勃兰登堡-普鲁士，其二是威斯特伐利亚和莱茵兰的西部诸省。汉诺威、黑森、巴登以及几个小邦则是嵌在这个分裂带中间，由此造成了巨大的文化错位和文化隔阂。1863年，一名来自东部地区的普鲁士步兵团军官负责指挥西部亚琛（Aachen）的一个步兵团，这在普鲁士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出现。尽管亚琛和周边的莱茵高（Rheingau）自1815年开始便已经融入了普鲁士，但这个年轻军官还是对此地区那深深的反普鲁士情绪感到震惊。当地居民都将普鲁士视为外邦，将普鲁士称为Stinkpreusse，意思就是臭烘烘的普鲁士。老父亲们也总是因为自己的儿子在军中服役而不住地叹息说，他们的孩子在给普鲁士人效力，那语气如同自己的孩子遭到外邦人拐骗或者绑架了一样。普鲁士的官员则被称为Polakien［Polacks，波兰人（贬义）］或者Hinterpommern（Pomeranian hicks，波美拉尼亚乡巴佬）。很显然，在西部人眼中，东边的那些人就是野蛮人，没有在波恩、哥廷根、柏林或者罗斯托克这些地方的学校或者大学接受过教育。莱茵兰地区的城市居民和乡村人群对普鲁士的此番恨意，本身就足以折射出普鲁士的软弱。1860年时，伦敦《泰晤士报》给出这样的评论：［普鲁士］何以成为强国，历史会给出说法，但普鲁士为何仍然是今天这个样子，没人能说清楚。毫无疑问，此时的普鲁士并不具备优势，无论地理、文化、阶层状况，还是历史，都是如此。
1860年代的法国则同普鲁士形成了鲜明对比。巴黎，公认的欧洲之都，自然也是一个统一且鼓荡着炽烈民族情感的国家的都城，更在非洲、加勒比地区以及印度支那拥有多处殖民地。巴黎的人口规模两倍于柏林，已经达到1800万，城中到处闪耀着建筑瑰宝的光芒，更有宏富悠远的可以回溯千年之久的历史。此时的普鲁士恰是草创态势，可以说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伏尔泰曾嘲笑这样一个草创之地乃是一个边区王国，法兰西的一切则似乎都在向世人昭示文雅和稳定。这样一个法兰西拥有自身的自然疆界，这自然疆界涵括了大海、孚日山、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并且作为一个统一国家，也已经八百年了。此时的法兰西已然培育出极度丰富的文化，其中涵括了食物、酒类、温和的气候、时尚、音乐以及语言等元素。然而，到了这个时候，法兰西的文化霸权已然散落并寄居在巴黎的两万家咖啡馆以及那些引领并确立时尚潮流的大商场里面，由此也就激发了所有德意志访客（其中也有德意志士兵）的野心，那就是要像神一样生活在法兰西。赋予1860年代的法兰西战略主导者的观感，使其成为欧洲的仲裁者的正是路易-拿破仑波拿巴，也就是法兰西皇帝拿破仑三世那野心勃勃的帝国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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