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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布鲁克林》《大师》作者托宾*作品
★用现代人的眼光重新书写阿伽门农的家族悲剧
★古希腊版的《纸牌屋》
★托宾是目前世界文坛影响*的英语作家之一,近年多次进入诺贝尔文学奖赔率名单。
內容簡介:
我已经熟悉死亡的气息。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率希腊联军出征特洛伊几年以后,他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开始讲述她的故事。此时,克吕泰涅斯特拉与她的情夫埃癸斯托斯统治着迈锡尼,两人计划在阿伽门农凯旋之际暗杀他。
遭诸神嫌恶、诅咒的克吕泰涅斯特拉揭示了导致这场血腥暗杀的家庭悲剧:三年前,阿伽门农为讨诸神欢心,保佑其出征特洛伊胜利,以为长女伊菲革涅亚操办婚礼为由,将其骗来军营,杀死献祭;克吕泰涅斯特拉则将地牢中的人质埃癸斯托斯变成枕边人和同谋;当阿伽门农归来时,俘虏中的特洛伊公主卡珊德拉也已成为他的情人;最终,克吕泰涅斯特拉杀死了阿伽门农,为女儿复仇。
在*小说《名门》中,科尔姆托宾用现代语言重述阿伽门农之死这一古希腊经典故事,赋予希腊神话中著名恶妇克吕泰涅斯特拉以新的生命,使我们不仅理解她对复仇的渴望,甚至同情她。托宾出色地揭示了她的爱、欲望和痛苦。这是克吕泰涅斯特拉的故事,是后来杀死她的儿子俄瑞斯忒斯的故事,也是她目睹这一切的次女厄勒克特拉的故事。
關於作者:
科尔姆托宾,爱尔兰当代著名作家。他1955年生于爱尔兰韦克斯福德郡恩尼斯科西镇。毕业于都柏林大学。自1990年发表第一部小说《南方》以来,托宾已出版九部长篇小说,两部短篇小说集,多部戏剧、游记、散文集。《黑水灯塔船》(1999)、《大师》(2004)、《玛利亚的自白》(2012)都入围布克奖决选名单,《大师》荣获2006年度都柏林国际文学奖等文学奖。《布鲁克林》获2009年度英国科斯塔最佳小说奖。《名门》(2017)是他最新一部长篇小说。2011年,英国《观察家报》将其选入英国最重要的三百位知识分子,同年,他获得爱尔兰笔会文学奖,以表彰他对爱尔兰文学做出的贡献。2014年,他当选美国艺术与文学院外籍荣誉院士。
目前,托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Irene and Sidney B. Silverman 人文讲席教授,自2017年起也担任曼彻斯特大学校监。他在纽约和都柏林两地居住。
目錄 :
人物 001
克吕泰涅斯特拉 001
俄瑞斯忒斯 073
厄勒克特拉 151
俄瑞斯忒斯 191
克吕泰涅斯特拉 249
俄瑞斯忒斯 257
跋:我如何重写古希腊悲剧 292
致谢 300
前言
跋:我如何重写古希腊悲剧
科尔姆托宾
一九八六年九月,我坐在北爱尔兰阿马郡贝斯布鲁克村的公园长椅上,正在积攒勇气去敲阿兰布拉克的家门。他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发生的那起金斯米尔屠杀中唯一幸存的新教徒。当时我在写一本关于边境的书。我从德里一路东行徒步而来,为最后一章搜集素材。
来开门的女子告诉我,她丈夫出门去了,可能稍晚回来,这让我松了口气。我还有另一家地址,于是去村子那头敲另一扇门。
金斯米尔屠杀事发时,那十二人(包括十一个新教徒和一个天主教徒)正搭乘小巴车下班回家,一群持枪者将他们拦下,让其中那位天主教徒出来。他和同事都以为单独出来的人会被杀,所以没人想说出他是谁。但最终他站出来,持枪者却让他赶紧跑,他一跑,他们就向另外十一人开枪,杀死了十人。
跋:我如何重写古希腊悲剧
科尔姆托宾
一九八六年九月,我坐在北爱尔兰阿马郡贝斯布鲁克村的公园长椅上,正在积攒勇气去敲阿兰布拉克的家门。他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发生的那起金斯米尔屠杀中唯一幸存的新教徒。当时我在写一本关于边境的书。我从德里一路东行徒步而来,为最后一章搜集素材。
来开门的女子告诉我,她丈夫出门去了,可能稍晚回来,这让我松了口气。我还有另一家地址,于是去村子那头敲另一扇门。
金斯米尔屠杀事发时,那十二人(包括十一个新教徒和一个天主教徒)正搭乘小巴车下班回家,一群持枪者将他们拦下,让其中那位天主教徒出来。他和同事都以为单独出来的人会被杀,所以没人想说出他是谁。但最终他站出来,持枪者却让他赶紧跑,他一跑,他们就向另外十一人开枪,杀死了十人。
一九九五年,谢默斯希尼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演讲中提起此事。他将其形容为北爱尔兰悲恸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时刻之一。他这样描写那起事件,那名天主教徒在电光石火的一转念间,在冬季昏暗夜色的掩盖下感觉到旁边的新教徒握住他的手捏了一把,示意他别动,我们不会背叛你,没人知道你是何信仰,是何党派。
屠杀事件十年之后,两名幸存者还住在贝斯布鲁克。那位新教徒逃过大难纯属侥幸,而天主教徒理查德休斯是被放跑的,很快我找到了他家门口。三十多年后,我仍清楚记得,当我告诉他关于那场屠杀我想采访他时,他震惊而苍白的脸上流露出悲 伤。
我从没说过这件事。他低声说。
我点点头,说我理解。
被杀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他又说。
我转身离开前,问他是否认为他们当时要杀的人是他而非其他人。
换你会怎么想?他一字一字地问。
然后他关上了门。
我返回阿兰布拉克家,找到了他,他说他也无法谈论此事。他刚要关门,又迟疑着说已经拍了部纪念屠杀十周年的纪录片,我或许应该看看。他自己没看过,也不想看,但他可以在自家客厅给我放纪录片,如此我便能了解我需要知道的一切。
然而放录像时,他还是留在客厅,和我一起默默地看着。放到那段他说我知道那些小伙子死了,我知道他们死了时,屋里的气氛令人几乎无法承受。
一个孤零零的身影活在一堆尸体中的画面,在我脑海中萦绕三十年后,终于成为《名门》尾声中的一幕,这是我二〇一六年完成的长篇小说。
对学习北爱尔兰动乱史的人来说,没有一件事是孤立的。任一起谋杀或连环谋杀似乎都受了之前谋杀的影响,每一次暴行似乎都为了报复不久前的事。金斯米尔屠杀前六个月,双方都有过教派谋杀事件。
虽然如今我们知道金斯米尔屠杀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人干的,我们并不知凶手的姓名。然而一定有人了解内情。当年的杀人者现今应该六七十岁,可能还住在当地。其中许多人一直默默无闻,远离公众目光。也许他们觉得当年犯下的事已经距离他们很遥远 了。
当我看到新芬党老一代的领导人时,我意识到他们就是当年那些坚持己见,准备走到聚光灯下的人。但让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些人。他们生活在暗处,乐于杀戮却不参与政治。他们看起来温和、顺从、可靠,但心里藏着事。
我写《名门》时又开始琢磨这些人。此书将暴力戏剧化为一个螺旋,寄宿于灵魂隐秘之处。小说也将阿伽门农、克吕泰涅斯特拉及其子女的故事用作部分题材。
此事令我们无法忘怀,因为暴力以某种形式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当我开始重读并想象这个故事克吕泰涅斯特拉遭到阿伽门农的欺骗,阿伽门农告诉她,他们的女儿伊菲革涅亚要出嫁了,但其实她是要被献祭并不难想见她的愤怒。我也能体会阿伽门农的需求,他的软弱,和他的决心。于是我就能构想克吕泰涅斯特拉如何决定在时机成熟时谋杀丈夫,也能构想他们的另一个女儿厄勒克特拉对母亲及其情人的一腔怒火,她如何决心也要杀了他俩。
毕竟我写作之时,正处于一个伊斯兰国在中东大肆破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暴力与仇恨的画面似乎已很平常,或至少司空见惯,对暴行的渴求成为每日新闻,而这正是北爱尔兰在动荡年代所经历的。
在我的书中,我觉得我应该为克吕泰涅斯特拉找到一种坚定不移的语调,一种格杀勿论、绝不姑息的语调,一种无情而残暴的语调。我要为承受了失去和耻辱的人找到一种声音,此人已准备大肆报复,并打算享受复仇的成果。
当我开始研读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晚期戏剧《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时,却发现这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形象更为复杂,她受伤的声音更为困顿且不坚定。
另一方面,我重读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笔下厄勒克特拉的故事,发现自己极为清晰地听到了她的声音。她比她母亲更容易被解读。她的形象似乎有种异乎寻常的确切感。她就是需求、欲望和愤怒。
克吕泰涅斯特拉是领导者,也是制定规则者。假如她活在现代世界,就会宣布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或者坐在转角办公室里签发粗暴的备忘录。她会开启战争,煽动仇恨,但也会有强烈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感。性格中这两部分的冲突将会成为她的弱点,也会使她凶猛无情。
在阴影中仿佛等待被关注的,是她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在剧中,他先去了别处,回来后就在姐姐的怂恿下杀了自己的母亲,后来被复仇女神追杀。然而我明白,如果我将他写成只是性格高调、英勇坚毅、挥舞着匕首的小恶魔,我就会失去他了。
我读了其他一些小说和剧本,也回顾了自身经历和记忆,想为俄瑞斯忒斯找到一种形态。我研究了亨利詹姆斯《卡萨玛西玛公主》中的海辛瑟斯罗宾孙,一个被动且模糊的形象,也想到了约瑟夫康拉德《间谍》中的阿道夫维洛克,甚至还有哈姆雷特、伊阿古,以及谋杀邓肯后的麦克白。
我要把俄瑞斯忒斯写成一个在世上活得惴惴不安的人,他容易听人摆布,在很多事上举棋不定,心中常怀失落,在压力下能做出任何事来。
在我写这部书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事愈演愈烈。当时波士顿有个案子正在庭审,我也关注了。那是乔卡沙尼耶夫的审判。二〇一三年四月,此人和他哥哥一起引爆炸弹,造成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的流血事件。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年轻人周围的人对他是如此不了解,他外表是如此平凡,他离开爆炸现场后还能若无其事地和朋友们玩在一起。
沙尼耶夫也是弟弟,他与俄瑞斯忒斯一样,都被兄姊所操控。庭审中,他无精打采,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而且因此显得更不稳定,更危险了。
为了使俄瑞斯忒斯呈现这种轮廓,我觉得我应该把他的童年戏剧化。我需要让他有许多沉默的事,并让有领导潜能的人能够信任他。于是我给了他一个有人格魅力的朋友利安德,他追随利安德,服从利安德,仿佛利安德是个有决断力的大哥,如同后来厄勒克特拉成为他有决断力的姐姐。
俄瑞斯忒斯在书中不能拥有母亲那样的第一人称的声音。他不能在书页上直接发言。他得退让,隐忍。他的事大多发生在纤敏的意识中。他是那个观察、留意、渴盼,并奉命行事的人。他长大成人后,性情中还有一部分像孩子。他将会使用第三人称,而不是他母亲的第一人称,相关行文也更为平缓、冷静。
他会像个小男孩那样随身携剑,因为他父亲就是这样,但他也像婴儿一样需要母亲的抚慰。他能为了震慑伙伴而杀人,他也会谋杀母亲,只要姐姐有足够的说服力,他会不假思索地去做。
但他会有深深的孤绝感,仿佛并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复仇女神加诸他身上的惩罚,更加深了这种孤独,使他意识到自己身处此间的困苦。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一部当代小说的读者信服这样一个世界母亲、母亲的情人、女儿、儿子,都是偏执狂,他们生活在一个类似家庭空间的地方,而不是在古希腊剧院的舞台上,也不是在翻译过来的古希腊文本中。这个故事必须能独立存在,即便我写作时发生了与之相呼应的真实事件,即便书中许多人物脱胎于古希腊戏剧。
我想起来,我在二〇一一年《时尚》杂志上读过一篇文章,关于巴沙尔阿萨德与他妻子阿斯玛在叙利亚内战前的家庭生活。此文值得注意,它不仅让我们了解这对夫妇希望世人如何看待他们,也让我们了解他们在白日梦里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此文文笔优美,内容丰富,还配有一张精彩照片,照片中阿萨德正与自己可爱的孩子一起玩耍。
关于阿萨德家庭生活的某些描写则令人捧腹。第一夫人被形容为有杀手的智商,不知该让读者怎么想,只能觉得她一定用得上,而且现在可能还是如此。
据此文所述,第一夫人的任务是鼓励六百万十八岁以下的叙利亚人成为积极公民。她告诉《时尚》:国家发展,人人有责,公民社会,享有权利。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国家会成为我们塑造而成的样子。
她丈夫巴沙尔也出场了。他衣着休闲,穿了条牛仔裤,平易近人。他说他对眼部手术很着迷。文章直接引用了他的话,因为眼部手术非常精准,一般不会有急诊,出血量也很少。
我对这篇文章颇感兴趣,因为它将谋杀描述为一种可控的、隐在幕后的东西,如同用餐时间一般,也许只需要在恰当时机出现。此文突出展示了人们每日一大早是如何制造幻象的,昨天做过什么,明天有何计划,与他们为自己设定的某些模糊形象相比,不值一提。
《名门》中的克吕泰涅斯特拉有一种对谋杀的饥渴,她参与到令人发指的罪行中去,同时又深爱她的儿子俄瑞斯忒斯,想与他共度美好时光,正如她也想与厄勒克特拉在花园中散步,尽管厄勒克特拉对她十分憎恶。俄瑞斯忒斯回来后,他的母亲为他打理舒适的房间,尽己所能让他开心。她总是欲念迭起,心血来潮,大部分时间并没有丝毫负罪感,而是总觉得日子不如意。她抱怨天热,她和情人、儿女坐在一起用餐,闲话家常。那些由她下令,或她亲手执行的谋杀,只是一些发生过的事而已。
这并非庸常的邪恶,它来来去去,自有规律,它忽而现形,忽而隐去,令人不适,它就像心跳,像血压一般存于体内。然而,当邪恶在小说中浓度渐增时,它就像食物,而餐桌上的人对之虎视眈眈。第二天他们还会回来要更多。
诗人的任务,罗伯特邓肯曾说,不是反对邪恶,而是想象邪恶。也许应该记住,邪恶有多种伪装。它制造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也时常彬彬有礼地等候一旁。它会面带微笑。阿伽门农和他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女儿厄勒克特拉制造了《名门》中所有的声响,但最危险的那位俄瑞斯忒斯一直隐在暗处,无法说清自己的感觉,无法确定自己的愤怒有何意味。他安静沉稳,举止有度,或至少表面如此,直到你给他一把匕首。我写作的任务,就是进入他破碎的灵魂,从他犹如鬼魅的双眼观察世界。
(柏栎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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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我如何重写古希腊悲剧
科尔姆托宾
一九八六年九月,我坐在北爱尔兰阿马郡贝斯布鲁克村的公园长椅上,正在积攒勇气去敲阿兰布拉克的家门。他是一九七六年一月发生的那起金斯米尔屠杀中唯一幸存的新教徒。当时我在写一本关于边境的书。我从德里一路东行徒步而来,为最后一章搜集素材。
来开门的女子告诉我,她丈夫出门去了,可能稍晚回来,这让我松了口气。我还有另一家地址,于是去村子那头敲另一扇门。
金斯米尔屠杀事发时,那十二人(包括十一个新教徒和一个天主教徒)正搭乘小巴车下班回家,一群持枪者将他们拦下,让其中那位天主教徒出来。他和同事都以为单独出来的人会被杀,所以没人想说出他是谁。但最终他站出来,持枪者却让他赶紧跑,他一跑,他们就向另外十一人开枪,杀死了十人。
一九九五年,谢默斯希尼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演讲中提起此事。他将其形容为北爱尔兰悲恸史上最令人痛心的时刻之一。他这样描写那起事件,那名天主教徒在电光石火的一转念间,在冬季昏暗夜色的掩盖下感觉到旁边的新教徒握住他的手捏了一把,示意他别动,我们不会背叛你,没人知道你是何信仰,是何党派。
屠杀事件十年之后,两名幸存者还住在贝斯布鲁克。那位新教徒逃过大难纯属侥幸,而天主教徒理查德休斯是被放跑的,很快我找到了他家门口。三十多年后,我仍清楚记得,当我告诉他关于那场屠杀我想采访他时,他震惊而苍白的脸上流露出悲 伤。
我从没说过这件事。他低声说。
我点点头,说我理解。
被杀的那些人都是我的朋友。他又说。
我转身离开前,问他是否认为他们当时要杀的人是他而非其他人。
换你会怎么想?他一字一字地问。
然后他关上了门。
我返回阿兰布拉克家,找到了他,他说他也无法谈论此事。他刚要关门,又迟疑着说已经拍了部纪念屠杀十周年的纪录片,我或许应该看看。他自己没看过,也不想看,但他可以在自家客厅给我放纪录片,如此我便能了解我需要知道的一切。
然而放录像时,他还是留在客厅,和我一起默默地看着。放到那段他说我知道那些小伙子死了,我知道他们死了时,屋里的气氛令人几乎无法承受。
一个孤零零的身影活在一堆尸体中的画面,在我脑海中萦绕三十年后,终于成为《名门》尾声中的一幕,这是我二〇一六年完成的长篇小说。
对学习北爱尔兰动乱史的人来说,没有一件事是孤立的。任一起谋杀或连环谋杀似乎都受了之前谋杀的影响,每一次暴行似乎都为了报复不久前的事。金斯米尔屠杀前六个月,双方都有过教派谋杀事件。
虽然如今我们知道金斯米尔屠杀是爱尔兰共和军的人干的,我们并不知凶手的姓名。然而一定有人了解内情。当年的杀人者现今应该六七十岁,可能还住在当地。其中许多人一直默默无闻,远离公众目光。也许他们觉得当年犯下的事已经距离他们很遥远 了。
当我看到新芬党老一代的领导人时,我意识到他们就是当年那些坚持己见,准备走到聚光灯下的人。但让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些人。他们生活在暗处,乐于杀戮却不参与政治。他们看起来温和、顺从、可靠,但心里藏着事。
我写《名门》时又开始琢磨这些人。此书将暴力戏剧化为一个螺旋,寄宿于灵魂隐秘之处。小说也将阿伽门农、克吕泰涅斯特拉及其子女的故事用作部分题材。
此事令我们无法忘怀,因为暴力以某种形式孕育了更多的暴力。当我开始重读并想象这个故事克吕泰涅斯特拉遭到阿伽门农的欺骗,阿伽门农告诉她,他们的女儿伊菲革涅亚要出嫁了,但其实她是要被献祭并不难想见她的愤怒。我也能体会阿伽门农的需求,他的软弱,和他的决心。于是我就能构想克吕泰涅斯特拉如何决定在时机成熟时谋杀丈夫,也能构想他们的另一个女儿厄勒克特拉对母亲及其情人的一腔怒火,她如何决心也要杀了他俩。
毕竟我写作之时,正处于一个伊斯兰国在中东大肆破坏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暴力与仇恨的画面似乎已很平常,或至少司空见惯,对暴行的渴求成为每日新闻,而这正是北爱尔兰在动荡年代所经历的。
在我的书中,我觉得我应该为克吕泰涅斯特拉找到一种坚定不移的语调,一种格杀勿论、绝不姑息的语调,一种无情而残暴的语调。我要为承受了失去和耻辱的人找到一种声音,此人已准备大肆报复,并打算享受复仇的成果。
当我开始研读欧里庇得斯的一部晚期戏剧《伊菲革涅亚在奥利斯》时,却发现这里克吕泰涅斯特拉的形象更为复杂,她受伤的声音更为困顿且不坚定。
另一方面,我重读了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笔下厄勒克特拉的故事,发现自己极为清晰地听到了她的声音。她比她母亲更容易被解读。她的形象似乎有种异乎寻常的确切感。她就是需求、欲望和愤怒。
克吕泰涅斯特拉是领导者,也是制定规则者。假如她活在现代世界,就会宣布没有社会这种东西,或者坐在转角办公室里签发粗暴的备忘录。她会开启战争,煽动仇恨,但也会有强烈的孤独感和不确定感。性格中这两部分的冲突将会成为她的弱点,也会使她凶猛无情。
在阴影中仿佛等待被关注的,是她的儿子俄瑞斯忒斯。在剧中,他先去了别处,回来后就在姐姐的怂恿下杀了自己的母亲,后来被复仇女神追杀。然而我明白,如果我将他写成只是性格高调、英勇坚毅、挥舞着匕首的小恶魔,我就会失去他了。
我读了其他一些小说和剧本,也回顾了自身经历和记忆,想为俄瑞斯忒斯找到一种形态。我研究了亨利詹姆斯《卡萨玛西玛公主》中的海辛瑟斯罗宾孙,一个被动且模糊的形象,也想到了约瑟夫康拉德《间谍》中的阿道夫维洛克,甚至还有哈姆雷特、伊阿古,以及谋杀邓肯后的麦克白。
我要把俄瑞斯忒斯写成一个在世上活得惴惴不安的人,他容易听人摆布,在很多事上举棋不定,心中常怀失落,在压力下能做出任何事来。
在我写这部书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事愈演愈烈。当时波士顿有个案子正在庭审,我也关注了。那是乔卡沙尼耶夫的审判。二〇一三年四月,此人和他哥哥一起引爆炸弹,造成波士顿马拉松赛终点的流血事件。我感兴趣的是,这个年轻人周围的人对他是如此不了解,他外表是如此平凡,他离开爆炸现场后还能若无其事地和朋友们玩在一起。
沙尼耶夫也是弟弟,他与俄瑞斯忒斯一样,都被兄姊所操控。庭审中,他无精打采,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而且因此显得更不稳定,更危险了。
为了使俄瑞斯忒斯呈现这种轮廓,我觉得我应该把他的童年戏剧化。我需要让他有许多沉默的事,并让有领导潜能的人能够信任他。于是我给了他一个有人格魅力的朋友利安德,他追随利安德,服从利安德,仿佛利安德是个有决断力的大哥,如同后来厄勒克特拉成为他有决断力的姐姐。
俄瑞斯忒斯在书中不能拥有母亲那样的第一人称的声音。他不能在书页上直接发言。他得退让,隐忍。他的事大多发生在纤敏的意识中。他是那个观察、留意、渴盼,并奉命行事的人。他长大成人后,性情中还有一部分像孩子。他将会使用第三人称,而不是他母亲的第一人称,相关行文也更为平缓、冷静。
他会像个小男孩那样随身携剑,因为他父亲就是这样,但他也像婴儿一样需要母亲的抚慰。他能为了震慑伙伴而杀人,他也会谋杀母亲,只要姐姐有足够的说服力,他会不假思索地去做。
但他会有深深的孤绝感,仿佛并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复仇女神加诸他身上的惩罚,更加深了这种孤独,使他意识到自己身处此间的困苦。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让一部当代小说的读者信服这样一个世界母亲、母亲的情人、女儿、儿子,都是偏执狂,他们生活在一个类似家庭空间的地方,而不是在古希腊剧院的舞台上,也不是在翻译过来的古希腊文本中。这个故事必须能独立存在,即便我写作时发生了与之相呼应的真实事件,即便书中许多人物脱胎于古希腊戏剧。
我想起来,我在二〇一一年《时尚》杂志上读过一篇文章,关于巴沙尔阿萨德与他妻子阿斯玛在叙利亚内战前的家庭生活。此文值得注意,它不仅让我们了解这对夫妇希望世人如何看待他们,也让我们了解他们在白日梦里是如何看待自己的。
此文文笔优美,内容丰富,还配有一张精彩照片,照片中阿萨德正与自己可爱的孩子一起玩耍。
关于阿萨德家庭生活的某些描写则令人捧腹。第一夫人被形容为有杀手的智商,不知该让读者怎么想,只能觉得她一定用得上,而且现在可能还是如此。
据此文所述,第一夫人的任务是鼓励六百万十八岁以下的叙利亚人成为积极公民。她告诉《时尚》:国家发展,人人有责,公民社会,享有权利。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一分子,国家会成为我们塑造而成的样子。
她丈夫巴沙尔也出场了。他衣着休闲,穿了条牛仔裤,平易近人。他说他对眼部手术很着迷。文章直接引用了他的话,因为眼部手术非常精准,一般不会有急诊,出血量也很少。
我对这篇文章颇感兴趣,因为它将谋杀描述为一种可控的、隐在幕后的东西,如同用餐时间一般,也许只需要在恰当时机出现。此文突出展示了人们每日一大早是如何制造幻象的,昨天做过什么,明天有何计划,与他们为自己设定的某些模糊形象相比,不值一提。
《名门》中的克吕泰涅斯特拉有一种对谋杀的饥渴,她参与到令人发指的罪行中去,同时又深爱她的儿子俄瑞斯忒斯,想与他共度美好时光,正如她也想与厄勒克特拉在花园中散步,尽管厄勒克特拉对她十分憎恶。俄瑞斯忒斯回来后,他的母亲为他打理舒适的房间,尽己所能让他开心。她总是欲念迭起,心血来潮,大部分时间并没有丝毫负罪感,而是总觉得日子不如意。她抱怨天热,她和情人、儿女坐在一起用餐,闲话家常。那些由她下令,或她亲手执行的谋杀,只是一些发生过的事而已。
这并非庸常的邪恶,它来来去去,自有规律,它忽而现形,忽而隐去,令人不适,它就像心跳,像血压一般存于体内。然而,当邪恶在小说中浓度渐增时,它就像食物,而餐桌上的人对之虎视眈眈。第二天他们还会回来要更多。
诗人的任务,罗伯特邓肯曾说,不是反对邪恶,而是想象邪恶。也许应该记住,邪恶有多种伪装。它制造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也时常彬彬有礼地等候一旁。它会面带微笑。阿伽门农和他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女儿厄勒克特拉制造了《名门》中所有的声响,但最危险的那位俄瑞斯忒斯一直隐在暗处,无法说清自己的感觉,无法确定自己的愤怒有何意味。他安静沉稳,举止有度,或至少表面如此,直到你给他一把匕首。我写作的任务,就是进入他破碎的灵魂,从他犹如鬼魅的双眼观察世界。
(柏栎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