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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1、 国家高端智库,围绕中国经济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当前面临的主要优势和制约因素有哪些?未来的主攻方向和主要着力点在哪里?提出政策性的解读。
2、专家推荐阵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院长顾学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黄群慧,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刘尚希,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党委书记穆荣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燕生,一致推荐。
3、国内国际更好的联通: 国民经济活动的大循环、实体经济和金融协调发展的大循环。国内地域空间范围的大循环。资源和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国际大循环格局。
4、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借鉴:对消费、制造、科技、投资、服务、金融等多方面进行 改革,下沉市场、第三产业、零售和服务,创业将会怎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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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需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畅通内需循环;以推动形成高质量收入分配体系,畅通国民经济分配环节;建设现代交通和物流体系,畅通流通环节;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市场循环;深入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畅通城乡区域间循环;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这本书以辩证思维剖析了国内国际发展的关系,强调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通过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为我国经济发展增添动力,以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有力拉动世界经济复苏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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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作者: |
王昌林,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党委书记、院长,兼任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促进会副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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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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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构建新发展格局关键在深化改革王一鸣
第一章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理论逻辑、发展条件与主要着力点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要优势与制约因素
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主要着力点
第二章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出的时代背景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动调整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全局性谋划和战略性布局
第三章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逻辑和主攻方向
深刻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要义
当前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有利条件
存在的主要问题
把握双循环的基本逻辑
第四章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供需循环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构建国内大循环的战略方向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供需循环的主要路径
第五章 建设高质量收入分配体系,畅通国民经济分配环节
建设高质量收入分配体系,助力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畅通初次分配环节
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畅通再分配环节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畅通第三次分配环节
第六章 建设现代交通和物流体系,畅通流通环节
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夯实要素流动与循环基础
构建现代物流体系,支撑经济高效流转与内外循环
建设应急物流体系,提升突发事件循环保障能力
推动跨业跨界跨域深度融合发展,畅通交通物流与经济社会大循环
第七章 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市场循环
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意义和机制
加快完善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市场循环的核心内容
推动国内统一大市场加快融合发展的主攻方向
加快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畅通市场循环的改革举措
第八章 深入推进区域重大战略实施,畅通城乡 区域间循环
构建新发展格局与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逻辑关系
以实施区域重大战略为引领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
构建区域战略安全体系,增强新发展格局稳定性
强化举措促进畅通城乡区域循环
第九章 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为构建新发展格局 提供强大动力
着力推动一带一路大市场循环畅通
以外贸高质量发展为抓手推动国内国际供需良性循环
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推动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畅通
将自贸试验区(港)建设成为双循环开放发展新高地
推动改善有利于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全球经济治理环境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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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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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治理体系加速重构,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争取更加有利国际地位的主动调整
未来一段时间,国际政治、经济、贸易格局会加速演化,大国博弈加剧,各国争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高地将更趋于白热化,全球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科技政策内向化、本土化和保守化倾向明显的背景下,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应对东西方相对实力变化的主动调整,这可以进一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推动世界经济发展。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力量相对变化,全球治理格局加速演化
当今世界正经历新一轮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大国战略博弈全面加剧,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深度调整,人类文明发展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层出不穷。
从经济格局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力量向着更加平衡的方向发展。20世纪初,欧美发达国家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且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逐渐崛起,世界格局呈“东升西降”“南升北降”的趋势。按照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测算,1992年发达国家GDP占全球比重达到83.6%的峰值后出现稳定下行趋势,到2024年将降至56.2%;同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GDP占全球比重则从16.4%升至43.8%。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双速增长特征明显,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进一步提升(见图2-1)。
从全球治理格局看,当前国际组织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面临一定调整。联合国方面,美国宣布由于WHO(世界卫生组织)“拒绝执行美方所要求的改革”,将终止与WHO的合作关系。此外,美国不顾联合国反对,坚持对伊朗进行单边制裁,严重挑战了联合国权威。IMF方面,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美国先是阻止IMF向伊朗发放50亿美元的紧急贷款,而后又以不希望伊朗、中国等国得到救助资金为由,阻止IMF增发500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SDR)。未来,国际组织可能面临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更多责难,全球治理体系将受到严重冲击。
从全球经贸格局看,WTO(世界贸易组织)改革谈判博弈激烈,规则前景不明。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推动WTO改革。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推动技术转让、补贴政策、竞争政策、国有企业、发展中国家地位等成为重要议题,意在制定一套新的多边规则把我国“框住”,阻遏我国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防止中国特色市场经济模式影响力不断扩大。美欧日发达经济体在遏制我国创新成长和削弱我国道路影响力方面,共同利益居多,立场基本一致,我国在WTO改革诸多议题中将面临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普遍压力。由于各成员国难以达成令美国满意的协议,美国以WTO上诉机构“滥用权力”为由,不断阻挠大法官的任命,导致WTO上诉机制陷入瘫痪。WTO谈判需要全体协商一致,是一个细致艰难的过程,短期内难以达成,国际经贸环境的不确定性短期内难以平抑。在WTO总干事人员遴选过程中,美国与其他国家也存在严重分歧。即使WTO新规达成,新国际经贸规则也会对我国体制机制产生深远影响,我国需未雨绸缪,进一步提升经济韧性。
全球科技创新方兴未艾,科技竞争局面日趋白热化
18世纪中后期以来多次工业革命的经验表明,科技是改变国家竞争力位势的决定性力量。在三次工业革命过程中,世界各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此消彼长、不断发生变化,英国、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日本等国家先后崛起。在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前后,伴随两次世界大战的深刻影响,以工业革命发源国为中心、以扩散国为外围的世界格局基本形成,并实现了从英国向美国的国际权力转移。从世界近代史的角度看,前三次工业革命居于中心地位的都是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包括我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同程度地抓住了工业革命扩散机遇,并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完成了全球瞩目的经济成就,但始终属于跟随国,始终居于外围地位。
信息、生物、材料、能源等领域重大突破趋势日渐明朗,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脚步趋近,生产技术、商业形态乃至思想理念都将发生颠覆性变化。与前三次工业革命不同,新一轮工业革命将以智能化为核心,包含多领域创新并通过交叉融合进一步加速创新。世界经济论坛调查显示,2025年前最有可能出现的21个技术引爆点中,主要是与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有关的领域(见表2-1)。随着各国加速布局5G技术,万物互联的基础不断强化,社会数字化转型不断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新一轮工业革命的重大技术将开始向供给侧大规模推广,对产业模式和供给形态产生颠覆性影响。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重大科技革新的发源国将跃入全球权力中心,因此各国将加紧对技术高地的争夺。发达国家均出台了相应政策,强化自身创新能力建设。美国通过《无尽前沿法案》,四管齐下对科研体制进行增量改革,更务实、更有力地支持技术研发和成果转换。一是完善组织架构,改组国家科学基金会,更名为国家科学和技术基金会(NSTF),增设技术局,加强对技术研发和成果转化的组织和支持。二是大幅增加科研投入,2021—2025财年给予技术局1000亿美元的预算资助。三是明确重点投资的10个关键技术领域,包括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先进通信、生物技术等。四是建设区域技术枢纽,在美国最具创新潜力地区投资100亿美元,建设10~15个区域技术枢纽,打造全球技术研发和制造中心。同时,日本、德国等国家也分别出台机器人革命行动计划、工业4.0计划等重大战略,着眼未来竞争,重视国家安全,动用国家力量,加强政府投入。发达国家纷纷加大科研投入,改革科研体制将助推国际科技竞争进一步趋向白热化。
从现阶段看,我国创新能力大幅跃升,科技竞争力显著增强。2015年,美国《福布斯》曾总结中国领先世界的7项技术,但主要停留在移动支付、互联网金融、快递等应用领域。2020年,我国在5G、超级计算机、基因编辑、人工智能、射电望远镜、量子通信、航空航天等方面已经跃居世界前列,并在部分领域进入国际最先进水准行列,领先领域已经从应用层面向原创创新层面转变。例如,我国人工智能专利数量已经超越美国,发射了全球第一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第一次实现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着陆。
为保持长期以来的技术优势,发达国家科技主权意识显著上升,大幅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保护本土科技优势。一是阻碍正常人员交流。2018年6月以来,美国为限制我国学生赴美攻读机器人、航空航天和高科技制造等专业,将相关专业学生的签证有效期限制为一年。此外,美国还列出需要高级审查的企业清单,如果我国公民前往清单内企业从事研究或管理工作,需要获得美国多个部门的许可才能获得签证。二是通过国内法律阻碍中国企业正常经营。目
前,美国通过长臂管辖、实体清单等多种国内政策工具打压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我国优秀企业正常经营。三是不断扩大出口管制力度。美国不断修改《国防授权法案》《出口管制条例》《武器国际运输条例》,严控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信息、微处理器等方面的技术和产品出口。同时,为延缓我国科技企业崛起速度,阻挠ASML(阿斯麦尔)公司向我国出口光刻机设备,意图从产业链上下游对我国技术发展釜底抽薪。四是在规则领域争夺进一步激化。为争夺下一代通信技术的主导权,西方国家通过多种手段阻止我国企业的商业布局。目前,英国、瑞典、日本等国已经实际将华为设备排除在5G建设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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