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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推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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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民安：生命政治是福柯*珍贵的思想遗产之一，但关于这个关键概念却众说纷纭。福柯本人也曾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意义使用这个概念，这让这份遗产变得更加复杂。张凯的这本书全面梳理、仔细辨析了福柯1970年代中后期的相关论述，从而对这个关键概念和这份珍贵遗产进行了完整、准确、清晰的探讨。这是国内福柯研究的一项重要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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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簡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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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政治是一套复杂而精密的治理艺术，或者说，它是现代社会特有的权力装置。它让现代人接受某种有关自身的真理，接受种种权力技术的干预，接受现实政治的合理性，也接受危险。而且，生命政治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统治策略，也不是某种主权权力的压迫，而是那些日常的、社会化的机制。它是学校中的教育，也是监狱中的改造；它是医院中的治疗，也是对传染病人的隔离；它是社会中的福利保障，也是种族的大屠杀；它保证人们自由，也剥夺人们选择另一种生活的权利。生命政治要求人们活着，并且它也会努力赋予人们一种更好的生活。但在现代社会对人们幸福生活的许诺中，福柯所看到的，却是另外一幅图景：规训的个体、想象的匮乏、快感的遗忘、自由的控制。也正是因为如此，福柯才对僭越、危险生活、死亡充满了迷恋：毋宁让我们为抹去一切的死亡赋予一种意义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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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作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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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凯，1985年生，现工作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研究方向为法国哲学、文化研究、空间研究等，译有《文字即垃圾：危机之后的文学》（合译）、《疯狂的谱系：从荷尔德林、尼采、梵高到阿尔托》（合译）和《非政治的范畴》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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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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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牧师权力
牧羊人与羊群
牧师权力的机构化
牧师权力的危机：引导与反引导
第二章 国家治理艺术
治理与主权
理性的治理
国家力量
军事外交机制
治 安
人 口
第三章 对人口的治理
规训技术
规训社会
医学与健康政治
精神病学与危险的个体
性的规范
生命权力
第四章 自由主义治理术
国家中的市场
自由的调配
竞争与秩序
经济人
市民社会
第五章 死亡政治
战 争
赤裸生命
例外状态
结 语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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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試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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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在《主体与权力》一文中，福柯对自己的研究生涯进行了总结：我研究的总的主题，不是权力，而是主体。在此，福柯关注的主体并非一个抽象的绝对的主体，而是具体实践中的主体，我们现代人所认同的主体，主要包括以下三种主体构型：第一种是知识主体，即人如何通过知识（学科）建构自己的真相（真理），这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知识考古学》《临床医学的诞生：医学视角考古学》等早期作品的工作；第二种是政治主体，即人是如何被各种权力技术打造成符合政治需要的主体，《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性史（第一卷）：认知的意志》和1970年代中后期的一系列法兰西学院讲座论述了此种主体类型；第三种是道德主体，即福柯所谓的自我伦理学、自我技术，通过自己的力量对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等方面进行训练和操控，从而获得某种幸福、纯洁、完美等状态，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性史（第二卷）：快感的享用》《性史（第三卷）：关注自我》和1980年代早期的法兰西学院讲座。
福柯研究权力，主要是因为不满当时的政治批判始终将权力视为一种统治和压迫的力量，在他看来，这种权力早已不是现代政治中权力的主要形态。尽管如此，福柯自己却一直拒绝赋予权力一个准确的定义，而只是一再重申权力绝非单纯的统治权力或某一个体、机构的所有物。权力就是一种个体间的关系，一种伙伴关系（这并没有让我想到遵守固定规则的游戏，我只是暂时用它的最普遍的意义简单地想到了一整套行为，这套行为导引出其他行为，并相互追随）。所以，权力的表现形式不是控制、暴力、强力，而是一种引导个体参与某种游戏的行为。权力的最终目的不是让个体屈服，而是要让个体承认权力的合理性，认同权力制定的规则，自愿参与权力的游戏。那么，权力如何让个体承认权力的合理性呢？那就是生产知识。权力借助知识发挥效应，知识也会因为权力所赋予的合理性而进一步推动权力对个体干预的有效性。对福柯而言，知识是权力的产物，现代社会中的主体同样也是权力的产物。权力作用于个体，让其认同于某一知识，并按照权力和知识的要求认识自己，划分自己和他人，组织实践，正是权力形式，使得个体成为主体。权力永远是在个体之间发挥效应，让个体获得身份，成为主体；它从来不喜欢借助暴力或强制发挥作用，而只是专注于诱导个体的行为，让其认同权力既定的规则，并由此组织自身的行动。所以，福柯认为，引导（conduct）和治理（government）最能体现权力的表现形式。换言之，权力就是对个体的引导和治理。
因而，传统的统治权力仅是一种借助于法律模式建构的权力类型，或者说，权力的运行是通过设置、执行法律来实现的。即便是权力的最高代表君主，其一切权力也只有在法律框架内才具有意义。与其说人们受制于王权的专横跋扈，不如说人们接受了法律权力所设定的合理性。法律权力长久以来都是古典社会中主导性的权力类型。现代社会显然也接受了这一传统，单纯将权力视为法律、王权的所有物，并将其视为社会中唯一的权力形态。因此，福柯认为自己的工作应该有两点：一是扩大权力的领域，破除人们长久以来所形成的法律权力模式，描述权力的形态、作用方式和运作机制；二是分析现代社会各种权力的谱系，它们的来源、经历的变化、转换的形态。福柯整个1970年代的工作几乎都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总之，福柯的目标是撰写一部现代权力的历史，试图再现权力和知识在每一时代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权力如何产生真理效应，或者相反，真理游戏如何把某种实践或某种话语变成权力的一种关键因素，进而，他可以描绘这些权力如何在现代社会里编织成一个复杂的网络，如何构造和驯服现代人。而且，与法律权力不同，这些新的权力手段［］不靠权利，而靠技术；不靠法律，而靠正常化；不靠惩罚，而靠控制，而且其涉及的范围及采用的形式都超出了国家及其机构。数百年来，我们已经进入了一种新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法律越来越难以表达权力或充当权力的表现形式。因而，权力的历史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统治或压迫的历史，也不是法律的制定或改革的历史，而是权力手段或技术更迭的历史，一部福柯所谓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的历史。
治理造就了现代的政治主体。古希腊时期、基督教时期的欧洲政治思想中从未出现过治理的需求，那它如何在以宗教改革和欧洲现代民族国家开始形成为标志的16世纪进入了国家政治的范畴？这种治理的需要如何改变了后来的政治实践？更具体来看，治理在16世纪时仅仅指的是一种君主自我培养的行为，它又如何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一步步渗透进普通个体的领域？这就是福柯意图梳理的治理的谱系（genealogy），同时也是一个现代政治主体各种要素来源的图谱。这里没有什么治理的本质，或者一以贯之的治理形式。在他的分析中，无论是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技术，还是治理的目标、治理的客体，都随着时间的进程而不断变化和转换，一个由众多不同元素构成的、不受任何综合权力主宰的复杂系统。福柯在时间进程中所拣选的就是这些不同元素出现、消失、转移、突变的瞬间，以及最终，它们又如何汇集在一起，构成了现代社会中的治理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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