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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本书获得曼哈顿哈耶克图书奖。本书获得哈耶克图书奖,哈耶克图书奖是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图书奖,由曼哈顿研究所董事汤姆·史密斯设立。
(2)详细且有说服力地解读了被遗忘的重要历史真相。目前,大多数人只知道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并不知道美国1921年的经济危机。本书以1921年美国为期十八个月的经济衰退为例,说明当时在任的威尔逊总统与继任的哈定总统皆未试图以预算赤字或美元贬值的手段提振经济。
(3)以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和详实的历史史实颠覆了传统认知。作者认为,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延长而不是减缓了经济衰退,人们应重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修复作用。
(4)语言幽默风趣而不失文雅与优美,内容通俗且易理解。作者的主持人、记者和历史学家身份让艰涩的经济学概念变得通俗易懂,而且还蒙太奇式地将重大的风云事件与有趣的小插曲巧妙结合在了一起。
(5)被遗忘的能快速解决经济危机的方法在今天尤其需要重视和借鉴。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暴发,美股两周内四次熔断,众多实体倒闭,经济受到严重影响,经济衰退在所难免。
內容簡介:
重温1918年大流感后的经济崩溃,探寻后疫情时代的经济复苏之路。
2020年年初,美股两周内四度触动熔断机制。第二次熔断发生后,美联储紧急降息;但隔日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接近13%,超越1929年华尔街股灾期间突破单日跌幅纪录,这表示政府介入并没有消除市场焦虑。
本书专注于我们应如何应对经济危机。詹姆斯?格兰特在2007—2008 年就很有先见之明,他告诫债务泡沫*后会以经济危机而告终。他在本书中以1920—1921年美国为期十八个月的经济衰退为例,说明当时在任的威尔逊总统与继任的哈定总统,皆未试图以预算赤字或美元贬值的手段来提振经济。格兰特主张在经济衰退时,应重视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修复作用。格兰特的历史解说与观点可以为当下提供借鉴。
關於作者:
詹姆斯·格兰特(James Grant),美国金融记者,历史学家,纽约历史学会理事,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硕士,《格兰特利率观察》(Grant''s Interest Rate Observer)创始人。1972年,他在《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开启了自己的新闻职业生涯。1975年,他加入《巴伦周刊》(Barron''s)。他曾在《60分钟》(60 Minutes)、《查理·罗斯秀》(The Charlie Rose Show)、《CBS晚间新闻》(CBS Evening News)和《华尔街周刊》(Wall Street Week)等电视节目中亮相10年。他的新闻报道经常出现在各种报刊上,包括《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和《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等。
目錄 :
推荐语_ III
序?言_ VII
前?言_ VII
01 大通胀_ 001
02 美国的法定货币_ 016
03 战时的货币_ 032
04 事出偶然的自由放任_ 056
05 既成事实的萧条_ 071
06 挨了训斥的花旗银行_ 088
07 受到鼓励的通货紧缩_ 103
08 “史无前例”的经济崩溃_ 112
09 审计长咄咄逼人_ 126
10 祸兮福所倚_ 136
11 不关政府的事_ 147
12 和克利夫兰所见略同_ 156
13 经济复苏计划_ 164
14?工资逐物价而跌_ 171
15 精明的“法官”加里_ 181
16 “更崇高的服务意识”_ 191
17 黄金涌入美国_ 206
18 “要回到野蛮时代吗”_ 217
19 便宜货柜上的美国_ 226
20 一切为了稳定_ 238
后?记?一场胜利,以其之道_ 250
致?谢_ 259
注?释_ 261
精选书目_ 295
內容試閱 :
前 言
看似薄薄的一本书,描述的却是一件惊人的大事件。1920年,美国经济进入了今天会被诊断成萧条的阶段。然而,从伍德罗·威尔逊到沃伦·G. 哈定的连续两届政府,对这场经济衰退似乎都不理不睬、泰然处之。也就是说,它们采取了21世纪一般经济学家眼中的灾难性政策。面对下跌不止的物价、收入和就业率,政府平衡了预算,并通过新成立的美联储提高了利率。按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学说的观点,我们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不开化或更适得其反的政策了。然而,到了1921年年底,一场充满就业机会的强劲复苏开始了。这里要讲的故事,就是关于美国后一次政府不插手治理就自我痊愈的萧条。
当然,20世纪20年代初,美国并非没有政府。政府征税,也实施管制。政府开设法庭,维持法治。政府发行了法律上定义为黄金重量的美元。政府还设有陆海军。联邦政府官员审查国家特许银行。其他公职人员向流动性差但资产大于负债的银行注入资金。当时的人们把功劳算给这样一类官员,即美联储的新雇员,认为他们阻止了一场本来肯定会发生的货币恐慌。但美国政府没有让社会来承担金融失败的风险,也没有试图通过操纵联邦支出的比率或美元的价值来控制和指导国民经济。相对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联邦政府机构(或不久之后发动对德战争的联邦政府机构),此时的政府不仅规模较小,也不爱多管闲事、到处干预。
在本书的叙事中扮演主角的是价格机制,也就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在市场经济中,价格协调着人们的努力。价格引导投资、储蓄和劳动。高价鼓励生产,抑制消费,而低价的作用恰好相反。1920—1921年的经济萧条以物价暴跌为标志,我们称这种致命状态为通货紧缩。但物价和工资下落的幅度是十分有限的,一旦两者跌到足以吸引消费者购物、投资者投入资金以及雇主招聘员工的程度时,跌势便停止了。在物价和工资双双走低的作用下,美国经济恢复了正常。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撰写本书时,正值美国从所谓2007—2009年大衰退中乏力复苏的第5年。为了应对银行倒闭和信贷崩溃的危机,乔治·W. 布什政府和巴拉克·奥巴马政府借入数千亿美元,然后拿去统统花掉了。它们向数十家本会遭遇灭顶之灾的金融机构抛出了政府援助的“救生索”。美联储将货币市场利率压低至零,并造出数万亿美元新钱(从而进一步补贴银行和“政府赞助企业”,而正是这些机构的过失甚至蓄意犯错促成了这场危机)。然而,尽管美国政府采取了这些措施,仍有约980万美国人失业,数百万美国人连找到工作的渺茫希望也放弃了。
如今,几乎没人敢公开提议一个世纪前政府的政策作为(更准确地说是拒绝或顾不上作为)。但事实就是,在政府做出这样的决策之后,经济反而恢复了增长,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尽人皆知的繁荣期(“咆哮的20年代”)。如果威尔逊和哈定像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总统那样插手干预,我们就不可能知道发生了什么。哈定的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似乎急不可耐,非要有所行动;可当他想要发力时,经济衰退已经结束了。在美国第31任总统任上,胡佛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干预,尤其是他企图阻止工资下降,但结果令人大失所望。
经济衰退和萧条从不宣告自己的到来。确切来说,经济学家都是在事后才把相关事件按时间顺序拼凑成年表的。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是经济周期年表公认的裁定者,它认定的1920—1921年经济衰退周期始于1920年1月,终于1921年7月;也就是说,经济从1920年1月开始每况愈下,到了1921年7月止跌回升,前后经历了18个月。
一方面,对于任何一位陷入失业、破产或贫困的人来说,一年半都是颇长的一段时间;另一方面,跟1929—1933年大萧条时期的43个月比起来,一年半又短暂得多。我认为,联邦政府建设性的不作为,促成了相对令人满意的结果。对于那些耳濡目染于自由放任思想的金融家和资本家来说,联邦政府的消极态度非但没有摧毁其信心,反而使之增强。
“信心”这个概念既至关紧要,又捉摸不定。给予一代人信任感的事物,可能会让另一代人惊恐。面对1920—1921年的经济衰退,使这一代美国人振作精神的似乎是一种相信美国金融基础牢固的共同信念。在一个许多方面都有如不系之舟的世界里,美元仍然和黄金一样坚实可靠。美国两党在偿还联邦债务并保护美元购买力方面的决心是一致的,这很可能促使人们相信:坏时光终难持久。
穆雷·罗斯巴德(Murry Rothbard)在他写的关于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美国大萧条》(Amercia’ s Great Depression)中写道:“如果政府希望缓解而不是加剧萧条,那么有效的途径就是自由放任——不插手干预经济。只有在价格、工资水平和企业清算不受直接干预或者没有这种顾虑的情况下,必要的调整才会顺利进行。”无论从总体上如何评论这一命题,美国1920—1921年和1929—1933年的经历都不能将其证伪。
对于那些倡导联邦政府应采取强有力措施以应对我们这个时代“经济大衰退”的人来说,大萧条是历史的试金石。为了避免重蹈20世纪30年代初的覆辙,美联储在主席本·S. 伯南克(Ben S. Bernanke)的领导下开始了激进的印钞、利率抑制和金融市场操纵计划,而在经济治疗正式启动5年多之后,这些政策仍在延续。2012年8月,在怀俄明州杰克逊霍尔镇的一次演讲中,伯南克坦率地将这些实验描述为“干中学”。
1920—1921年美国的货币和财政委员会没有采取这类即兴创作,除非你认为新成立的美联储采用了实验性做法:即使在价格暴跌时,也拒绝从高利率政策立场退让。无论如何,据我所知,在2008年危机期间,没有一位美国决策者援引1920—1921年这一不寻常事件作为可能相关的先例,1929—1933年的经济崩溃想必垄断了历史类比的市场。为决策者这一选择的辩护理由也在预料之中,比如他们会说:1920—1921年的经济规模比现在要小得多;当时的政治环境与我们这个时代完全不同,为测量经济活动的扩张和收缩而产生的数据充其量也只是粗略统计的;此外,当时还没有联邦政府社会保障和安全网络,也没有轻易就能取得的信贷,无论是个人信贷还是抵押贷款。这一切都是事实,但每一种反对理由都会以几乎同等的力度适用于大萧条本身。
大通胀
1914—1918年这场残酷世界大战的尾声,与一场比战争本身还要致命的流感大流行交织在一起。但是,1919年饱受创伤的世界无论有什么不足,至少有一个可以弥补之处。人们经常预言的战后萧条并未成为现实,情况恰恰相反,商业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这是一个令人愉悦的反常现象。历史告诉我们,和平之后即萧条。这是美国1812年战争和南北战争之后的经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波及全球的战争。许多人推论说,毫无疑问,一场全球性经济调整将会出现,它比以往局部冲突后的衰退更具有破坏性。
当时,政府抵制萧条的行动还没有范本可循。长期确立的经济学说倒是十分倾向于自由放任。随着自然季节的移转,经济季节也在变化:从暑至寒,由盛而衰。个人可能会为一朝陷入不利的环境做准备:工人可能会储蓄,农民可能会因预测价格下跌而出售农产品,银行家可能会收回贷款以应对存款人的挤兑。但对于政府来说,除了平衡预算,维持稳健货币,以及让商业顺其自然、逐步改善之外,外界对它并没有太高的奢望。1887年,美国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否决了向饱受旱灾之苦的得克萨斯州农民发放谷物种子的1万美元拨款案。他表示:“尽管民众供养着政府,但政府不该供养民众。”
克利夫兰的教义仅存其文字躯壳,不再是盛行于某些政策制定圈子的精神实质。这个时代,要求政府介入的呼声此起彼伏。演讲者称自己是“进步主义的”,尽管他们志在追求的进步与商业周期的管理无关,而与纠正收入分配中所谓的“不公平”有关。到了1892年,平民党要求超发货币,征收累进所得税,严格限制公司土地所有权,并将铁路、电话电报公司国有化。到了1908年,尤金·德布兹不懈要求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掌权而富豪阶层俯就(而非倒过来)的共和国。到了1910年,虽然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没有公开承认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但他要求将“人类福利”凌驾于“财产权”之上。
平民党人宣称:“在政府不公正的同一个多产子宫里,我们孕育了两个主要阶级,即流浪汉和百万富翁。”当然,电气照明、内燃机及相关的奇迹减轻了劳动负担,把许多人从脏活、累活和极度贫困中解救了出来。但根据进步主义综合起来的控诉,富人的富裕前所未有,贫富差距之大也前所未有。
在1912年的总统选举中,德布兹以社会党人身份参选,赢得了6%的普选票,这是左翼候选人在之前或之后所有总统选举中的表现。当时,德布兹的得票数排在第四位。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是一位体重达300磅的共和党总统,在竞选中遵循“(一家)国民政府不能创造好时光”(但可以通过不明智的政策来创造坏时光)的教义,仅赢得犹他州和佛蒙特州两个州的支持。当时,塔夫脱的得票数排在第三位。
西奥多·罗斯福之前脱离了共和党,鼓吹政府实际上可以有效实现塔夫脱所抗拒的那种改良,他承诺要“动用政府的全部力量”来抵制“一种不受管制的、纯粹个人主义的工业主义”。当时,罗斯福的得票数排在第二位。
候选人伍德罗·威尔逊誓要驯服“托拉斯”,约束华尔街大银行,降低关税,并向富人征税,以弥补因进口关税减少而造成的收入损失。在击败意见分歧的共和党之后,威尔逊总统证明了自己会信守诺言。在任期年结束时,这位普林斯顿大学前校长给国民带来了所得税和(一家名义上去中心化的)中央银行。联邦政府再也不缺乏筹集资金的手段了。
1916年,在个任期结束时,威尔逊谋求连任。民主党政纲宣称,光从财政理由来讲,他就应该当选:“我们陈旧过时的银行和货币体系在共和党政府统治下充满了恐慌和灾难,这个体系长久以来一直是货币托拉斯h的庇护所,它已经被《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取代,后者是一种处于政府控制下的真正信贷民主制,已被证明是屹立于世界危机中的坚固堡垒;我们的资源得到了充分调动,充足的信贷可供合法行业使用,货币恐慌再也不可能发生。”接着,民主党人还自夸道:“我们伟大的总统取得了辉煌的外交胜利,他保护了我们的政府及其公民的重要利益,还让我们远离了战争。”
1917年4月6日,这位总统在把美国带入战争之际,也给联邦政府的积极行动主义开辟了新的前景。华盛顿一面征兵一面敛税。1913年,在众议院就所得税提案进行辩论时,一位看起来狂热的进步主义者呼吁制定税率表,对100万美元以上收入设定68%的税率。《纽约时报》报道:“这项修正案当然被否决了。”《纽约时报》似乎对“边际税率”这种充满没收色彩的观念不屑一顾。
可到了1918年,美国财政部对100万美元以上收入适用的税率达到了77%。威尔逊政府控制了商船、铁路、电话电报公司。它对原材料实行定量配给供应,并设定了价格和工资上限。它介入了劳资纠纷。它分配、征购和强制征收私有财产。它放宽了银行业规则,从而鼓励了信贷扩张:1917年6月以后,一家纽约银行每持有1美元准备金,就可以比变革施行前多发放38.8%的贷款。威尔逊催生了美国民粹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积极行动主义政府。
因此,1919年1月,美国劳工联合会秘书长弗兰克·莫里森(Frank Morrison)警告称,政府是战后拯救经济的工具,如果没有联邦政府干预,那么“5月1日之前每个工业中心都会排起领面包的长队”。这时,他所传递的信息就不像战前那么令人震惊了。
人们平常更熟悉的是巴布森经济预测机构的宿命式论调,它预测“将有一段困难和萧条的时期”。“没法绕开它的,”该机构创始人罗杰·W. 巴布森(Roger W. Babson)说,“我们可以做好应对(战争)后果的准备,防止其化为灾难,但要阻止它是不可能的。”
起初,空头来袭似乎是千真万确的。在1918年11月11日停战后4周内,美国陆军部取消了当时60亿美元制造业合同中的25亿美元;13比较起来,25亿美元占到1918年国民生产总值的3.3%。
1919年1月,美国商品价格暴跌。以前生产供应难以跟上战争需求的钢铁厂,现在的开工率仅剩60%至65%。从停战协定到1919年5月,美国钢铁公司的订单减少了42%。自1907年恐慌以来,这家钢铁巨头还从未见过类似的景象。
但无论是莫里森还是巴布森,都没有考虑长期受到压抑的美国消费者。在美国参战的一年半时间里,出于爱国主义而被延缓的购买活动,现在又活跃了起来。不管是否身处战争,美国人都一直开着他们的福特、雪佛兰和别克汽车(在这场表面上无趣的战争期间,汽油销量从未起伏过)。现在,和平降临,人们要求穿丝绸衬衫、开新汽车和找一点乐子。
欧洲消费者也在购买美国的产品,因为美国财政部由欧洲各国政府提供贷款,其消费能力得到了增强。在1914年欧洲爆发战争之前的5年里,美国平均每年的出口额达21亿美元。美国出口额在战争期间加速,在和平时期又再次飙升。到了1919年,这一数字接近80亿美元。
厄运预言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双眼。当然,他们推断,战后繁荣是种自相矛盾的说法。我们所需要的(正常来讲,也是不可避免的)是一场萧条。价格也和万事万物一样,有盛必有衰。消费价格在1916年上涨了11%,在1917年上涨了17%,在1918年上涨了18.6%,在1919年上涨了13.8%。
物价飞涨是战时金融混乱的症状。巨额的公共借款以及为其提供便利的“放松银根”政策,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必要的恶,但停战协定现在使之再也不必要了。当政府不再以摧残生命和破坏财产为目的印刷钞票时,当生产和传统银行业重新受人欢迎地出现时,快乐日子到来了,专家们承诺,物价肯定会掉头向下。
但当专家们重新考虑他们的预测时,物价恢复了上涨。1919年5月初,《商业和金融纪事报》向华尔街读者承认:“商人不再怯于购买。”不久,商人们开始放心大胆地购买。到1919年秋天,工厂已经满负荷运转,不出高价就难以获得原材料,交货日期也被延迟了一年之久。18到了圣诞节,《商业和金融纪事报》的专栏报道:“消费明显超过了生产;美国部分地区所谓‘农神节’购物的风气盛行;零售业的假期业务据说是有记载以来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