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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国*近三百年的历史中,18世纪相对来说不太受重视,学者们更关注的是19世纪的变革和20世纪的革命。学者们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总体评价也不高,认为这是个腐败奢靡、文化停滞的时代。而这本由两位美国女学者撰写的著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们认为“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有活力的一个时期”。本书的核心观点强调,18世纪中国社会的活力体现在向边远地区大量移民,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因素,“商品化、城市化以及社会和物质流动的加强有助于松动原来固定的社会地位,并使社会分层更加多元化”。此外,这一时期学术上的成就为中国近代的各门学术奠定了基础,商人的往来活动以及他们扶植培育的城市文化也有助于清帝国的统一和整合。本书是部概览性的史学著作,作者以史学的分析论说为主要著述方法,同时吸纳了社会学重视结构变化和人类学关注文明片段的研究手段,使得本书读来既有得知历史事实的畅然,又有洞悉深层奥秘的明快。本书作者在研究方法上又深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接受了年鉴派学者“长时段”的概念,故而对18世纪中国社会的研究扩展到1680—1820年鉴,向前追溯至清朝的建立,往后延伸到18世纪对后一世纪的影响,以此展现出历史发展的渐进延续。
關於作者:
韩书瑞(Susan Naquin)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和东亚系荣休教授。1966年,从斯坦佛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并获得前往台湾学习中文的机会,1974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77—1992年,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1993年起,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主要研究帝制晚期和近代早期中国的社会史和文化史,著有《千年末世之乱:1813年八卦教起义》《山东叛乱:1774年王伦起义》《北京:寺庙与城市生活》等。 罗友枝(Evelyn Rawski): 美籍日裔学者,1968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系教授。精于明清史研究,曾任美国亚洲学会会长。著有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 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清代宫廷社会史》等,合编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Death Ritual in Late Imperial and Modern China等。
目錄 :
译者的话 1 插图说明 1 序 言 1 章 政府政策 1 政治结构 2 社会政策 12 经济复苏 19 对外关系 25 第二章 社会关系 30 亲属关系 31 住地与社区 36 经济组织 43 恩 眷 47 第三章 文化生活 52 城市生活 52 学者文化 63 物质文化 71 人生礼仪 78 年节礼仪 82 国家礼仪 87 价值观与信仰 89 第四章 社会变化 93 经济差异与发展 93 人口变化趋势 103 世袭地位 113 社会流动 122 少数民族的同化 126 边疆社会 129 新的组织 132 第五章 地区社会 137 华 北 139 长江下游 147 长江中游 157 东南沿海 165 岭 南 174 中国西北 183 长江上游 191 中国西南 197 满 洲 204 台 湾 207 地区与国家 211 第六章 18世纪的遗产 216 王朝的衰落? 218 增长与复杂性 220 鸦片战争 231 索 引 237
內容試閱 :
本书是由我们为《剑桥中国史》清初卷合写的一章《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发展而来的。起初我们担心,由于对这一世纪广泛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是否会有足够的二手材料来写这一章,但我们很快就意识到,我们已有了非常充分的材料来写一本书。 我们还意识到,以现在通行的学术观点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对中等和较高程度的美国学生、研究其他学科和时段的中国学者以及欧洲、印度和日本的历史学者都可能有用。有关这一课题的相关文献一直没有被梳理过,因而也就不能被无法阅读中文和日文的人所用。此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概述通常不会有很多篇幅涉及被确定为近代开端以前的时段,而这一开端一般是以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战败为起点的。专家们或许会发现本书的一些解释与定论不同,而本书的读者也不限于专攻清史的专家。 18世纪在中国近代早期是有活力的一个时期,在这一时期新建立的清朝(1644—1911年)统治者试图控制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的势头,而这一势头曾因改朝换代被打断。满族军队巩固了对亚洲腹地边疆地区的控制,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帝国。与征服扩张同步进行的是国内向边疆地区的移民,这造成了主要民族与少数民族间长久的冲突,并要求采取新的措施以实现统一。 当中国已成为新兴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时,对外贸易在经济发展的历程中成为一种新的因素。商业化、城市化以及社会和物质流动的加强有助于松动原有固定的社会地位,并使社会分层更加多元化,这是为了获得财富、功名和其他精英阶层标志而激烈竞争的结果。受过良好教育的文人官员吸收了明王朝(1368—1644年)所创造的知识成就,他们为中国近代的各门学术奠定了基础。商人们则以地区间的商业网络以及他们自己的城市文化,把整个帝国连接在一起。 西方对中国18世纪的看法首先出现在一些欧洲人的报告中,这些欧洲人是住在北京宫廷中的传教士以及生活在帝国各地的商人。他们此时对已开始在英国出现的工业革命仍茫然无知,而对中国文化的精美和辉煌感到震惊。对这些外来者来说,18世纪清代中叶是这一王朝,也可能是这一文明的鼎盛时期。 不过,若从19世纪的角度来看,18世纪似乎并不值得夸耀。道光年间(1821—1850年)因鸦片贸易造成了经济不景气,同时又因被欧洲列强打败而蒙受耻辱,这时的中国文人深受刺激,他们将前一世纪看作是一个腐败、奢靡、不负责任的时期。像梁启超(1873—1929 年)这样晚清的思想家则把18世纪当作是一个文化停滞的时期,这时的文人对明后期的激烈党争仍心有余悸,又畏惧官方的文字狱,因而就退而从事史学和哲学研究。 与欧洲和日本的情况不同,中国未能迅速实现现代化,今天中国的学者对此难以忘却。许多人用马克思主义的模式说明,清代之所以不能发展成熟到一个自发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不仅是因为国家和上层统治者的压制,还因为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阻挠。因而,晚清的失败在18世纪90年代就已有预兆,这时腐败成风、中央控制不力、人口激增以及鸦片贸易增长,已成为持续不断的严重问题。 正是由于不同意这些解释,且在前几年广泛从事基础研究的前提下,我们开始重新关注18世纪。我们要重新审视前400年发展的大势,并对18世纪与前后时期相互之间的联系重新做出解释。 就“18世纪”而言,我们实际指的是清前期和中期。我们关注的重点是重大的社会变化,即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所称的“长时段”,这一“长”世纪约在1680—1820 年之间,这是用于分析的为自然的分段。我们开始时将先谈17世纪清代的征服,到后考虑18世纪发展对19世纪历史产生的重大影响时结束。我们会很谨慎地去逐步地分解以前史家对整个清代所做的结论。我们的目的不仅是要描述这一“长时段”,而且还要将长期的渐进变化过程纳入中时段和短时段事件的复杂联系之中,而历史正是通过这些事件表现出来的。 为了避免通常将中国看作是无差别的一个整体的误解,我们要将这一庞大帝国分成若干大区(每个区的面积动辄就可与欧洲的一个国家相比),并说明帝国的政策和具体的当地条件是如何形成极不相同的社会模式的。我们也要从总体上关注这一社会的特征,尤其是将其联系在一起的机构和机制。 18世纪不只是近代时期的一个虚绘背景。我们也不能将之当作传统中国社会的一幅静止画面,而是要说明在这一时期社会变革的方式。我们只有理解了已经在演进中的发展趋势,才能了解它们对后来事件的影响。但正因为清中叶的社会是一个统一体的组成部分,所以其具体的发展趋势也就不总是它特有的,所有重要的发展也不总是新出现的。虽然材料不足以让我们从事计量的比较,但我们仍要试图描绘出变化的方向,确定出有意义的内容,并能领悟有新意的东西。我们还要邀请研究前几个世纪的史家来帮助我们,比如帮助我们区别宋、明两代的城市化与清代的城市化有什么不同。